想那崇祯后期，内有李闯，外有满人，朝中党争不息，各地天灾人祸，千疮百孔，实在是难以收拾。摆在他面前其实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迁都以避锋芒，二是同满人割地议和，“攘外必先安内”，先集中精力收拾了那“闯逆”再以图后计。当然，还有那被后世知道结果的第三条路，那就是既抗李闯又敌满清。

其实，自万历年的李成梁开始，这和谈之线一直贯穿于双方交际之中，双方各种形式和不同目的的议和活动，就没有停止过。其间战争的胜负是双方力量较量的结果，而议和活动也反映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无论是当时慷慨誓师要灭大明的努尔哈赤，还是袁崇焕和崇祯，都是将和议列为可选择的策略之一。

边谈边打，边打边谈。事实上，任何一个阶段中任何一方提出议和都有着不同的具体背景与目的，但是没有一次、也没有任何一方真心想和。对于双方来说，都把“议和”作为最后战胜对方的一种灵活策略，是一种必要的手段。但是，自一个叫陈新甲的被杀后，和议之门被大明朝彻底地关闭了，其结果便是后来的大明惨遭亡国之痛。

陈新甲，四川长寿人，万历举人，官定州知州。崇祯元年入为刑部员外郎，进郎中，迁宁前兵备佥事。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后受杨嗣昌推荐，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协御清兵。既而进兵部尚书。崇祯帝密使他与清兵图和议，旋因泄露消息，舆论大哗。被杀。

从《明史》中对其近两千言的介绍来看，这陈新甲也就是个文人，按说他科场并不得意，混了半天连个进士也木有混到，仅以一举人入仕。然其后的仕途倒也还算顺利，直做到了佥都御史，但怎么说也是个负责“纠劾百官，辩明冤枉”，类似于当今纪委的角色。随着兵部尚书杨嗣昌的推荐，陈新甲以文行武，当上了监军，继而又任兵部尚书一职。

观有明一朝，这不懂军事之人监军可谓传统，似乎各次重要战役都有这样的事发生。当然，主要还是以宦官监军为多，不过说是大明的传统也不准确，想那大宋，这样的事也有发生。应该说，皇帝在没有亲信之人时，只能任用身边的宦官，在不信任武将时，也只好启用文人监军来制约武将。于是，这陈新甲以一文人之身，当上了相当于国防部长的兵部尚书。

陈新甲实在是个不知兵之人，后人对其最大的诟病就是在松锦之战中的失误，说在开战之时，洪承畴和崇祯皇帝的意见都认为应该持重缓进，而陈新甲则坚持要求分四道夹攻，于是洪承畴按陈新甲的授意主动进兵，从而遭致惨败。

其实这种说法是很没有道理的，以崇祯刚愎自用，疑神疑鬼的性格，如何能听得进一区区兵部之见。如果硬要说是听从，那只能说是同其意见相一致，正中下怀罢了。而洪承畴身在第一线，最了解当时的敌我状况，最有条件做出正确的决策，如果他不同意的话，谁都不可能让大军贸然去决战。

只能说，是洪承畴在崇祯“速战速决”的重压下，作出了错误的选择；而陈新甲不知兵，以一介书生之识，起了推波助澜之作用。如果要将这松锦之败推诿于陈新甲，那也太抬举他了，他根本起不了那么大作用的。

打输了当然就要另寻他法，此战虽然以明军大败终结，但“杀敌一万，自损八千”，这皇太极的损伤也惨不忍睹。以其自身的造血功能，一时也奈何不得大明，而想入主中原，在当时的满人看来，还属异想天开之事。所以，他们对明朝的议和表现出很大诚意，也想值此胜机，同明人言和，休养生息以图后进。

和谈的过程曲折复杂，就不在此叙述了，反正最后的结果是双方签订了“意向和约”或者叫“停战协议”，和约规定，双方息兵，明朝每年送给满人黄金万两、白银百万两，满人每年送给明朝人参千斤，貂皮千张。

这一和约正是陈新甲在崇祯秘密授意下进行的，他为此可以说是殚精竭虑，费尽了心思，然而当此事被外界所知后，陈新甲的厄运便到来了。

和约内容外泄一事，《明史》记载是因陈新甲的家僮误以为是塘报，“付之抄传，于是言路哗然”。然而我觉得不是太可能，一是作为最为机密之事，陈尚书何以能随手放置于几而不加任何防范；再者，一小小家僮怎么可能有能力抄之于塘报而误传，要抄也是如师爷这样的府内智囊所为之事，绝不可能是一洒扫庭院的家僮所为，此事万不可信。

但泄密是肯定的，常言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想这“和议”之事乃是大动静，涉及人员众多，不可能掩饰得天衣无缝，想必是哪个随从于无意间泄密，也未可知。

历代党争不断，而尤以明末为烈。时值明廷东林当道，其势能直接左右皇权，所以，当时的崇祯也不是想所为就能为的，特别是在这东林党人站在道德的高度，在他们眼中，议和就等于投降，是有辱国威的可耻行为，同叛国无异。所以，尽管崇祯是想早日签署停战协议，但也只能“悄悄地进庄，打枪地不要”。

在国人的印象中，这“议和”二字是万万说不出口的，想那南宋之时赵构为偏安一事，遭致千古骂名。尤其是作为皇帝是根本不敢有此意向的，即使心中有，那也绝对是口中无。但观当时明末朝廷之上的东林党，皆为夸夸其谈之辈，说到用兵打仗百无一能，但说到忠孝廉耻却口舌如簧，慷慨激昂，看似忠诚，实则误国。

当他们得知朝廷行将同满人议和时，便大骂陈新甲卖国，抨击他的无耻行径。而崇祯皇帝为了面子，也不敢出来解释，最终只好把陈新甲当了挡箭牌，并下令以卖国罪将陈新甲处斩于市。

就这样，明朝与满人议和之事情告吹了，辽东烽烟再起，明朝唯一能缓一口气的机会也烟消云散，在内忧外患之下，迅速走上了亡国之路。所以后来崇祯说“百官误国，文臣个个可杀！”，甚至还怀念起了魏忠贤。崇祯所痛恨的误国之人，指的就是这一群迂腐文人害了大明江山。

其实想想这崇祯也着实可怜，为了辽东战事，弄得是身心交瘁，为筹军饷，身上的龙袍补丁加补丁，连天仙似的陈圆圆都无暇享用。想要息边患，专心对付内地民变，却还要看这些“忠义”之臣的脸色，不敢越雷池一步，被逼急了，只好以陈新甲来抵挡，以消汹汹涌来之口实。当然，更可悲的便是这陈新甲了，他为崇祯顶雷，落了个不得不死的悲催下场。

我们现在不能说陈新甲能审时度势，世人皆浊我独清，勇于为皇上分忧解难。他只是忖度出了崇祯想和议之心思，努力为之，并取得了成果。但可以想象，如果能顺利实施，其功不在当年“澶渊之盟”的寇准之下。

可惜，这崇祯是个性格有严重分裂倾向之人，所作决断往往摇摆不定。当这被后世称为“壬午议和”破产后，直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祯皇帝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也许这时他才想起，真是不该杀这陈新甲啊。

也许，这不能怪崇祯无能无情，这是因为历代传承之“天朝大国”的观念，在一帮只尚清谈的士大夫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他们对同关外那野蛮外邦议和之事，根本就感觉是“损威辱国”，凡主张议和之人，皆视为“卖国贼”，必欲除之而后快。至于亡国不亡国，那不是他们所虑之事。

当年袁崇焕以“谋款通敌”之罪被磔，杨嗣昌主和亦一直被群臣非议，阁臣钱龙锡也以“密谋主款”之罪长戍不赦。在这种“议和即误国”的叫嚷声中，出现了“一日不战”便“流言四起”的局面，主和派一直处于被动、受误解、受谴责、遭围攻的地位。所以，这陈新甲与清盟约，当然难逃被杀之厄运，尽管这是秘奉皇帝命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