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东京银座的写字楼里，西装革履的银行家们喝着3万日元一杯的蓝山咖啡，讨论该买纽约帝国大厦还是夏威夷高尔夫球场。当时没人能想到，这群挥金如土的精英中，有三分之一会在五年后因泡沫破裂跳楼，三分之一会沦为出租车司机，剩下的三分之一则要花三十年时间，在通缩、老龄化与产业转移的夹缝中，教会世界什么叫做“极限生存”。
关于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来龙去脉我在《从王石《财富》论坛讲话，想到日本失落的三十年（上）》里曾经写过。今天我们聊一聊当年这个号称能买下美国的超级大国，面对房地产泡沫引发的经济衰退危机，都使用了哪些自救的招数。
日本政府的三板斧分别是货币宽松、财政刺激和产业补贴。
货币宽松是日本最先学会的生存法则。1999年日本央行搞出全球首个零利率政策时，官员们激动得连夜召开记者会，宣称“免费资金能让经济起死回生”。结果企业拿到钱转头就还贷款——反正利息为零，不如先把欠债清零。普通市民更实在，利率越降越存钱，活期账户趴着800万亿日元（约合40万亿人民币）愣是不消费。
到了2023年，这场“撒钱游戏”玩成了行为艺术：日本央行持有的国债超过GDP的1.3倍，政府债务率飙到260%，相当于每个新生儿出生就背着700万日元（35万人民币）国债。有日本网友自嘲：“我们这代人最伟大的发明，是把国家变成了全球最大传销组织。”
既然撒钱不管用，日本就搞起了大规模的财政支出，支出到哪儿了呢？主要是搞基建了。这招日本玩得更狠，1992年到2002年的十年间，政府砸了3.4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年往太平洋倒两艘辽宁号航母的黄金。咱们过去二十年搞的“铁公机”，那都是日本玩剩下的套路。
可日本就那么一点地方，狂砸基建的结果就是使用率严重不足，成为“幽灵基建”。北海道新千岁机场扩建时，官员们信誓旦旦要打造“亚洲航空枢纽”，结果日均客流量不到200人，空旷的候机厅里保洁员擦地的回响比飞机引擎声还大。山形县某村用补贴建了座能容纳5000人的体育馆，可全村人口才800人，村长愁得逢人就发免费入场券。有学者统计，日本80%的公共设施利用率不足30%，但没人敢拆——拆了GDP立马现原形。
基建是搞不动了，日本只好把财政补贴的目标转移到企业身上。当年日立、东芝这些巨头一度亏得底裤都不剩，官员们一拍大腿：“这些可是民族工业的象征，必须救！”于是财政补贴源源不断，硬是把夏普养成了“僵尸企业”——连续十年亏损，靠政府输血吊着一口气，最后被富士康60亿抄底买走，日本人还嘴硬，称之为“技术换市场”。
数据显示，2000年时，全日本40%企业都靠补贴续命，这些“僵尸”挤占了创新资源，年轻人挤不进大公司，只能去711便利店打零工，时薪900日元（45元人民币），还要养活一家三代。东京大学教授中野孝次说得犀利：“我们花三十年证明了一件事：用吗啡治癌症，只会死得更痛苦。”
在政府的三板斧失效后，企业和普通人是如何自救的呢？
企业也有三板斧，断臂求生，借势突围，文化输出。
总有些狠人能在绝境中杀出血路。丰田章男接手家族企业时，公司正被终身雇佣制拖垮——55岁老员工领着新人三倍工资却只喝茶看报。他一刀砍掉“年功序列”，改成绩效考核，老员工集体举牌抗议，他直接放话：“要么接受降薪，要么去中国工厂教新人”。五年后丰田人力成本降了30%，利润率重回5%，代价是东京地铁多了群穿西装的流浪汉，他们曾是高级工程师，如今睡在24小时营业的胶囊旅馆，早上用公共洗手间刮胡子，继续假装去上班。
优衣库老板柳井正最懂什么叫“顺势而为”。2012年安倍搞量化宽松导致日元暴跌，他连夜飞往越南，把代工厂成本砍到日本本土的1/3，转身就在上海南京路连开三家旗舰店。中国大妈们举着印有“UNIQLO”的购物袋，硬是把他在海外的营收占比从10%拉到60%。日本人骂他“背叛民族产业”，柳井正回应：“当鲸鱼搁浅时，沙丁鱼要赶紧游向深海”。
文化输出成了最后的遮羞布。当索尼电视机被海信收购，松下空调卖不过格力时，《鬼灭之刃》的动漫周边一年狂卖100亿美元，任天堂靠Switch游戏机让全球玩家边骂“任亏券”边掏钱。大阪环球影城更绝，把马里奥乐园做成摇钱树，游客花5000日元（250元人民币）买根魔法杖，只为在虚拟屏幕上戳几个像素点。今天规模千亿的潮玩产业、文创产业，包括所谓的“可爱经济”，都是日本玩剩下的东西。
普通人在大时代面前，只能随波逐流。在东京新宿站，你能看到70岁的出租车司机用放大镜看导航，副驾上贴着“听力障碍者专用”标识；横滨中华街的拉面店里，80岁老奶奶颤巍巍端来碗筷，她需要这份工作支付孙子的补习费。电影《非诚勿扰》里，四个退休老大娘还在经营着居酒屋，并挂出四十年前的照片吸引顾客光临。
政府的数据很冰冷：日本65岁以上老人就业率25%，超过20%的家庭存款不足100万日元（5万人民币）。但当你走进大阪的共享墓地，看到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着“骨灰盒位租赁套餐：10年8万日元，续租可享8折”，才会明白什么叫“把降级活成常态”。
站在2024年，我们回看日本这场持续三十年的自救，会发现所有教科书式的解决方案都失效了。货币宽松养出了债务怪兽，财政刺激造出了基建鬼城，产业补贴惯出了僵尸企业，但日本人愣是用一种“龟派气功”式的生存哲学熬了过来：接受GDP零增长，习惯每年消失500个村庄，把1亿人口国家活成9000万规模的经济体。神户制钢数据造假被曝光时，社长山中孝竹跪地道歉的场景传遍全球，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家“造假惯犯”依然是特斯拉最大的铝合金供应商——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才是日本制造的终极形态。
最后，日本终于在老龄化社会、能源危机与产业转移的绞杀中，摸索出了一套“低欲望版本”的资本主义生存指南，那就是以时间换取空间，以存量代替增量。
上面的一系列自救过程，我们是否看到了某些熟悉的影子呢？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已经是2月的第一天，展望2025年，我们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或者说，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未来？
就说这么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