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残守缺:西汉儒家经典残缺不全,刘歆上书痛斥五经博士

绿茶纵横看历史 2024-04-27 08:21:15

抱残守缺,形容固守陈旧残缺的东西不放,形容思想保守,不肯接受新事物。成语出自东汉班固的《汉书·刘歆传》,“犹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

刘歆,字子骏,后改名刘秀,出身西汉宗室的他,乃楚元王刘交五世孙,西汉宗室大臣、经学家、文学家、我国目录学鼻祖刘向之子。在父亲的影响下,刘歆少年时便开始学习《诗经》《尚书》,后又研习《易经》和《谷梁春秋》等。

刘歆虽然出身宗室,又博学多才,但仕途并不顺利。他曾在大臣们的推荐下,得到汉成帝的召见,汉成帝对于他的才能十分欣赏,本想任命他为中常侍。然而,彼时王氏外戚崛起,大将军王凤掌权,王凤对于宗室大臣极为敏感,以破格提拔有违朝廷法度为由反对,汉成帝无奈,只好先将刘歆任命为了黄门郎。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刘歆随父亲进入天禄阁,负责整理校订皇家收藏的书籍,这让刘歆有机会接触到了各种罕见之书,为他日后的学习和创作打下了基础。

刘歆在校勘典籍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秘藏古籍,从其中发现了用篆文传抄的《春秋左氏传》(即《左传》),刘歆对于其中的内容十分喜欢。于是,他一边向研究《左传》有师承的丞相翟方进和尹成学习,请教书中的问题和义理;另一方面则与父亲一起讨论、辨析《左传》。

当时,由于《左传》大多是古字古言,学者们对它的研究,更多是解释字义,而很少对其内容进行深入研究。直到刘歆研究《左传》时,才开始针对其经义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引用经典相互引证,进而推陈出新。

刘歆将《左传》与当时已经被纳入官学的《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比较,他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故《左传》的价值,远在《公羊》和《谷梁》之上。

汉成帝驾崩后,汉哀帝即位,大司马王莽执掌朝政。当初,刘歆担任黄门郎时,便与同为黄门郎的王莽交好,王莽知道刘歆颇有才学,于是向朝廷予以推荐,刘歆因此被任命为侍中大夫,先后历任骑都尉、奉车都尉、光禄大夫。

受到重用之后,刘歆建议为《左传》等古籍设立学官,让博士们公开讲授。汉哀帝遂命刘歆与五经博士,一起讨论研究《左传》等古书的内容和寓意。然而,那些博士们既不同意为《左传》设立学官,也不肯与其深入讨论,这让刘歆十分气愤,便给主管博士的太常写了一封《移书让太常博士》,对博士们的行事作风提出了尖锐批评。

在《移书让太常博士》中,刘歆回顾了从春秋到汉朝以来,儒家经典的发展历程。他认为,自孔子发扬儒家学说,撰写儒家经典,到战国时期人们重视兵法而轻儒学,儒家的真义开始逐渐丧失,到秦朝时又经历“焚书坑儒”和“挟书令”,导致大量经典被毁或遗失。

直到汉惠帝时期,朝廷才废除“挟书令”,后从孝文帝开始,一些被收藏的儒家经典才重新现世,但由于时隔太久,很多都已经腐朽、散乱、残缺,已经无法完整得知其内容。他认为,要真正研究儒家经典,就应该将各个版本的拿来相互引证、查漏补缺。

在刘歆看来,这些博士明知研究的经典残缺,“犹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意思是说,这些博士仍然抱残守缺,因害怕别人识破自己学问不足的私心,失去了探寻真理的公心,或是心怀妒嫉,不考虑实情,只顾追随雷同观点,不顾是非只顾随声附和,抑制《古文尚书》《逸礼》《左传》三门学问,固执的认为如今的《尚书》是完备的,无需《古文尚书》作为补充,认为不应当传播左氏《春秋》,这岂不悲哀!

由于刘歆言辞太过激烈,建议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遭到了博士和儒家官员的集体抵触,大司空师丹亦上奏弹劾刘歆诽谤先帝所立之学。刘歆因得罪了执政大臣,又被众儒排挤,只好请求到地方任职,并在数年后因病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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