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年，鉴于傅恒在平定金川之役中建有卓越功勋，为彰显其功绩并致以崇高敬意，乾隆皇帝特颁旨意，赐予傅恒“宝石顶”。需知，“宝石顶”在清代冠服制度中具有特定意义。对于那些对清代冠服制度缺乏深入认知的读者而言，“宝石顶”这一概念或易引发疑惑。
依据清代官制，一品官员的顶戴皆镶嵌红宝石。傅恒在当时已官至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其顶戴自然镶嵌红宝石。在此背景下，“赐宝石顶”这一表述的确切内涵究竟是什么？
御史经整理，汇总出一系列清代冠服领域的小众知识。其范畴并非仅囿于宝石顶，还涵盖诸如黄带、四团龙补服以及四开禊袍等方面内容。
【赐宝石顶】
在清代，顶戴作为帽饰，是区分官员品级的重要标识。针对不同品级官员所使用的顶戴材质，朝廷有着详尽且明确的规制。鉴于此规制内容繁杂，在此不予赘述。仅以一品官员为例，对顶戴材质规制展开阐释。
在冠服制度体系中，其等级划分以“品”为单位，并不细分至“级”，即意味着正一品与从一品官员所着冠服处于同一层级。清朝初期，针对各品官员的帽饰规制执行严格，所用宝石皆依定制如实配备，精准对应相应品级。
自雍正八年始，官员帽饰体系发生变革，出现了替代材质。以一品官员为例，原本帽饰所采用的红宝石，被红色透明玻璃所取代。尽管彼时玻璃制品造价不菲，然而相较真正的红宝石，其价值仍逊一筹。不仅如此，六品及以上官员的帽饰皆采用玻璃材质，这些帽饰主要凭借颜色、尺寸及形制加以区分。
宝石顶乃以宝石取代先前的珊瑚材质制成，然其顶端的红宝石依然遵循旧制。此看似细微的差异，实则蕴含深意。依据朝廷典章制度，仅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及入八分公等特定贵族阶层，方有资格享用这一规制待遇。至于其余文武大臣，即便获特赏，亦不得佩戴。
在清朝统治时期，能够承蒙皇恩获赏佩戴红宝石顶的大臣极为稀少。顺、康、雍三朝，朝廷通常不会对大臣进行此项赏赐。直至乾隆朝起，此类事例才开始出现。经御史统计，自乾隆朝至清朝末年，获此殊荣的大臣包括：傅恒、萨赖尔、班第、明瑞、阿桂、福康安、海兰察、和珅、孙士毅、长龄、策旺顿柱以及工噶仁青（达赖之父）。
【赏用黄带子】
依据清代典章制度，宗室子弟与觉罗在身份标识上存在明确区分，以彰显其尊贵地位。具体而言，亲王以下至宗室成员，均束金黄带；而觉罗则系红带。《大清会典》对此有明确记载：“凡束带规制，亲王以下宗室以上，皆用金黄带，觉罗用红带。若非圣上恩赐，此金黄带与红带，严禁赐予异姓。”
在清朝关外时期及初入中原之际，曾出现皇帝赐予额驸黄带子的情形，然获赐者极为稀少，总数未逾三人。自康熙朝起，除宗室成员外，获此殊荣的异姓文武大臣亦仅有十余人，详情如下：
在清朝历史进程中，御赐殊荣有着特定的时间脉络与对象分布。康熙十五年，图海获赐相关恩赏；至康熙六十年，施世骠得此殊荣。步入雍正时期，御赐格局有所变化，雍正二年，隆科多、年羹尧以及岳钟琪获赐；雍正七年，傅尔丹受赐；雍正九年，车布登蒙赐；雍正十年，策凌与丹津多尔济亦得赏赐。而乾隆一朝，罗卜藏衮布、色布腾巴尔珠尔、车布登扎布、明瑞、阿桂、和珅以及和琳等，皆在获赐之列。
【四开禊袍、四团龙补服】
在非正式的政务处理场景中，皇帝常身着常服，此类服饰以其在前后及左右皆设有开衩的独特形制，被称作“四开禊袍”或“四开裾袍”，其设计旨在为皇帝提供更为舒适的穿着体验。值得注意的是，除皇帝之外，宗室成员同样有权穿着此形制的袍服。然而，宗室与皇帝所着之袍，在颜色与装饰等级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亦体现了封建等级制度在服饰文化中的具体呈现。
在古代，除皇室成员外，异姓文武官员的常服形制有着严格规定，仅可采用“两开”样式，严禁穿着“四开”形制者。彼时，社会阶层分明，等级制度极为严苛，服饰细节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稍有差错，便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由此可见，“四开”与“两开”常服形制虽看似差异细微，实则承载着鲜明的等级区分意义。
自乾隆时期起，原本仅供皇室专属的四开禊袍，其赏赐范围有所拓展。首位获此特殊恩赐的官员为大学士阿桂，随后，福康安、海兰察、和珅等朝臣亦陆续获赐该袍。然而，乾隆之后，赏赐大臣四开禊袍的事例渐趋稀少。据确切记载，直至道光年间，仅有大学士长龄一人获此赏赐。
在传统服饰规制体系中，四团龙补服堪称正式场合着装的高阶典范，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依据既定典制，唯有皇子、亲王以及郡王，方有资格身着四团龙补服。
在封建服饰制度体系中，四团龙补服有着明确的等级划分。亲王所着补服，其上绣饰五爪金龙四团，布局为前后各一正龙，两肩处各一行龙；郡王的补服虽同样绣有五爪龙四团，但龙形布局与亲王存在差异。至于贝勒与贝子，其补服装饰则不采用龙纹，而以蟒纹替代，且仅绣二团。
在乾隆朝之前，亲王与郡王所着补服在外观辨识度上存在一定模糊性，远距离观察时，二者差异并不显著。彼时，大学士傅恒洞察这一情况，遂建言调整亲王补服形制为二行龙与二正龙样式，郡王补服则设定为四龙样式。此建议被采纳后，该补服规制便确立为定制，沿用开来。
于封建王朝的宫廷礼制中，若文武大臣建有卓著功勋，皇帝常以团龙补服予以赏赐。需明确，团龙补服与四团龙补服存在本质差异，二者在封建等级制度下，有着严苛的等级划分。
在清朝历史进程中，服饰赏赐制度蕴含着特定的政治意义。据载，康熙十五年，抚远大将军兼大学士图海获赐御用衣帽与团龙补服。至雍正二年，隆科多与年羹尧则被赐予四团龙补服。从服饰规格的角度分析，相较于图海所获的团龙补服，隆科多与年羹尧所得的四团龙补服，其等级更为尊崇。
在晚清历史中，光绪十五年，皇帝举行大婚盛典，特赏赐庆郡王奕劻以四团龙补服。至光绪二十年，克勤郡王晋祺亦获赏此四团龙补服。光绪二十六年时，大学士李鸿章获赏方龙补服。通常而言，四团龙补服乃亲王级别之服饰象征。然李鸿章所获方龙补服，其具体规制出处，尚未经详细史料稽考。就现有资料推测，该方龙补服或与郡王级别之服制相关。若有熟知此历史细节之方家，诚望于评论区不吝赐教，分享专业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