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经理人迭遭废黜，“家族企业”关门大吉！
亲兄弟也要明算账，更何况是宰相与皇帝
摘要：大明帝国崩溃的教训
撰文|王心&编辑|王心
引文：权力边界不清，还必然导致利益分配不明，这就是为什么一到衰世，很多宰相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和皇帝与王朝共度时艰，而是离心离德、另做打算的原因。
本号前面写过一篇文章《要么专权要么平庸，帝国何以屡陷“经理人困局》，其中指出，大明帝国很像是一个家长及其直系血亲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家族企业，而皇帝则是他们的老板，名义上的宰相则近似于现代的经理人。
大明帝国这个家族企业的最后一任老板是崇祯皇帝。
早在崇祯之前，企业就已经呈现出了摇摇欲坠的衰败景象。崇祯心有不甘，锐意求治，可惜不但于事无补，反倒在他手里让祖宗的基业彻底玩完了。
原因何在？其中可以引出什么样的教训？
一
老板很刻苦很勤勉，有用吗？
与前面几任老板的昏庸、疏懒相比，在登基初期便不动声色地一举剪除了大太监魏忠贤看似根深蒂固的势力，充分显示了崇祯的精明，而论其勤奋，宵衣旰食于这位末代老板更是家常便饭。
史籍记载，由于“夜分不寐”的工作习惯，崇祯经常处于非常疲乏的状态之中。明神宗的昭妃刘氏，崇祯时住在慈宁宫，崇祯事之如祖母，逢年过节都要去拜望。
一次拜望施礼毕，崇祯坐下居然很快就睡着了，片刻后醒来，惊觉自己失礼，立即整理衣冠向刘氏赔罪，说：“神宗时海内少事。今苦多难，两夜省文书，未尝交睫，在太妃前困不自持如此！”刘氏听后“为之泣下”。……
但正是在这位勤奋、精明的老板手里，经理人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崇祯十七个年头中，所委任的阁臣高达50人，其中先后担任首辅的则有十几人之多，几乎等于一年换一个总经理。
一个正常的企业，总经理人选的一次变动都会带来极大的震荡，给企业的前途蒙上一层阴影，何况是像崇祯朝这样，撤换如走马灯般频繁？
因有宰相之名，明朝阁臣位尊，因罪被杀者极少，而崇祯居然连杀两人，阁臣薛国观被赐自尽，“准取殓”的圣旨迟迟不予发出，尸体被吊两昼夜，史书称为“从来未有之惨”。
为什么到了崇祯朝，老板和经理人之间如此不易合作？
在老板看来，那当然缘于经理人不肯竭诚为企业办事。究其实，崇祯的这个判断也不算太离谱，终崇祯朝，可以说没有出现一个具备优异品质的经理人。但崇祯这个老板却不愿意再深问下去：为什么他委任的经理人都不肯竭诚为企业办事？
根源仍然在老板身上。
据《三垣笔记》所记，精明的崇祯生性多疑，每阅章疏，必召皇太子同观，并为其点拨曰：臣下奏疏先要掌握其立意，这样才能明白娓娓纸上者往往只是他们的借用，毋为所欺也。
崇祯骨子里对经理人不信任，自然只会从最早的诛除阉党渐渐滑到任用宦官一途，并自我辩解曰：文武各臣，我何尝不用？但因其“蒙”，只有勉强用内臣耳。老板既已不信任自己，经理人们又何所施其技？
二
经理人得不到基本信任是一种制度缺陷
崇祯这种对经理人的猜忌是否应该归咎于崇祯个人的性格？纵观大明帝国这个家族企业里的老板与经理人之关系，就会发现，老板对经理人的猜忌实缘于制度缺陷。
从朱元璋开始，老板对经理人们最为担心的就是两个问题：一是唯恐其蒙蔽自己，二是唯恐其与其他雇员勾结以谋私利。朱元璋天天惴惴不安，干脆将经理人职位废除了事，后代虽又恢复，有的老板和经理人关系也似乎不错，但疑忌之心却终未彻底摒弃。
于是，大明王朝的经理人遂陷入了一种无法克服的困境：既受老板重托，负经理人之责，就不能不管事，但这个分寸极难把握，稍不注意，管事的经理人就会给老板留下一个“独断专行”的印象。如果与世无争、超然物外呢？那老板又会认定你辜负了他的托付，是一个庸才。
管事即专权，超然是平庸，在这样的困境中生存，崇祯朝的经理人只能一味弄巧了。
因为不堪与农民军和关外清人两线作战的压力，崇祯私下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人秘密议和，不料事机泄露，惹得舆论大哗。新任首辅周延儒明知这是皇帝之意，却不愿挺身担责，从此圣眷渐衰。
崇祯后来与人谈及周延儒时说：“朕恨其太使乖！”有人透露此语给周延儒，延儒一声苦笑：事如此英主，不使乖哪行！
崇祯本人励精图治，一心要挽狂澜于既倒，经理人迭遭废黜正反映了其内心的焦虑。效果却适得其反，就在经理人走马灯似的轮换中，大明王朝这个老字号的超大型企业走到了尽头。
当时朝野并非无人看出其中症结。著名学者刘宗周曾经直言不讳地对崇祯说：“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诸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故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晨，崇祯和司礼监太监王承恩同缢死于煤山。衣带有御笔血诏云：“诸臣误朕，朕无颜见先帝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我百姓一人。”
这个时候崇祯还在念叨“诸臣误朕”，可见其至死未悟大明王朝崩溃的根源。
三
权力边界不清，哪能整出一个好企业
把中国历代王朝当作一个家族企业，把皇帝和宰相分别视为这个企业里的老板和经理人，这毕竟只是一个比喻。
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在上述比喻中，喻体与实体存在着非常关键的区别。这就是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老板和经理人相比，因为没有一纸契约，更缺乏经法律等制度环境呵护的契约精神，历代王朝的皇帝和宰相的权力边界很不清晰。
可以认为，和公司里的老板和经理人一样，皇帝和宰相之间也存在一种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当皇帝从百官之中简拔出一位宰相时，这种委托和被委托的关系就发生了。然而经由这种委托，宰相能够获得多大的权力却实在是一笔糊涂账。
这种权力边界不清的格局首先当然有利于皇帝，因为这种巨大的伸缩性可以保证他随时根据需要予取予求，但万事都有两面，由于权力边界不清，就存在僭越的危险，因此皇帝又不得不把很多心思用在防范宰相对权力的攫夺上。
权力边界不清，还必然导致利益分配不明，这就是为什么一到衰世，很多宰相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和皇帝与王朝共度时艰，而是离心离德、另做打算的原因。
没有契约精神，权力边界不清，利益分配不明，很难生长出现代意义上的老板和经理人。
过去的皇帝和宰相不够格，当下一些有企业家之名的人们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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