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5月，李先念全权负责湖北的大小事务。刚到任李先念即面临当地旧势力的严重挑战，物价操控和市场动荡考验着他的治理能力。面对这些困难，李先念如何运用其军事和政治经验，成功稳定湖北的局势，又是如何被毛主席和陈云看重，进而步入更高的政治舞台？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在1949年春末，随着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李先念被委以重任，赴湖北省担任多个关键职务，在李先念的坚决领导下，湖北省的治安问题得到了迅速处理，当地的土匪和恶势力被彻底剿灭。

之后他迅速转移焦点，致力于重建和稳定地区经济。湖北自抗战以来，一直深受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之苦，李先念采取了果断措施，发布禁止银元流通的命令，严厉打击地下钱庄和非法金银交易，终于稳定了金融秩序。

此外李先念的经济治理才能也引起了远在上海的陈云的注意。陈云对李先念能够如此有效地管理财政和经济颇感欣赏。因此到了1954年，中央在寻找能够担任重要经济职务的高效干部时，陈云毫不犹豫地向毛主席和周恩来推荐了李先念担任财政部长。

很快李先念接到了前往北京的中央调令，当他抵达北京时，一种强烈的预感告诉他，新的挑战即将来临。当天下午陈云亲自将李先念召至中南海，直接明确他的新职务。听到将要担任财政部长的消息，李先念感到极度不安，他坚信自己的军事背景和有限的学识难以担此重任。

陈云的劝说并未改变李先念的立场。不久后邓小平也试图用自己的经历来劝解李先念，说明即便是军事出身也能成功转型。然而李先念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这一职位应由更加合适的人担任。

在经历了连番劝说未果后，李先念受到毛主席的召见。李先念带着担忧与不安，向毛主席坦诚自己的顾虑：“主席，您也知道我过去是个木匠，对财政工作一窍不通，恐怕难以担此重任。

毛主席闻言半开玩笑地回应：“你若觉得难以担任，我就只好把国民党的宋子文请回来处理财政工作了。”这番话让李先念感到紧迫，他立刻回答：“主席，那绝不行，我会努力学习，不辜负中央的期望。

毛主席鼓励他说：“我们许多干部都是边干边学的。你在湖北的表现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这次也一定可以的。

受到鼓舞的李先念坚定地答应：“我将全力以赴，确保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最终李先念在陈云的指导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逐步适应了财政部长的职责。他以勤奋和开放的学习态度，迅速掌握了必要的经济知识和技能。

李先念在没有经济学背景的情况下担任财政部部长，但他以自学和实践的方式迅速填补了自己的知识空白。他对于知识的渴望体现在他制定的学习计划上，不过李先念的自学能力出乎意料地强，半年时间就已经对这些理论有了深刻的理解。

他通过阅读书籍来学习，还通过组织专家座谈会，主动向经济专家们学习并请教自己不懂的问题。这种开放和虚心的学习态度，使他很快就在中央建立起了经济专家的声誉。他的提议往往从全局出发，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的认可与赞赏。那肯定有人好奇为什么这个职位非李先念不可呢？他有什么丰功伟绩呢？

众所周知李先念在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展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但鲜为人知的是，他的军事才能是通过不懈的学习和勤奋积累起来的。

李先念的早年并非出身于军事世家，而是一个普通农家子弟，曾短暂地在私塾接受过基础教育，仅足以识识字。青年时期他为了维持生计，曾跟随村中的木匠学习手艺。

1931年10月，李先念在国民党的严厉打压下，意识到单凭地方力量难以对抗压迫，决定加入红军。当时他带领的三百余名青年充满了革命理想，这一决定也标志着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的部队并入了红四方面军，而他本人则被任命为第十一师三十三团的政治委员，这是他第一次获得实质性的军事指挥权。

在此之前李先念主要负责的是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这让他在政治工作方面颇具天赋，面对成百上千的军人，初次承担军事指挥责任的他感到既迷茫又不安。此时他遇到了将成为他军事生涯中重要导师的徐向前。

徐向前以其严格的军事管理和高效的战术部署闻名，他所率领的部队以铁的纪律和顽强的战斗力著称。徐向前不仅强调物理训练的重要性，还注重提高士兵的政治意识，确保他们的忠诚和战斗意志。

对于李先念而言徐向前不只是一位军事指挥官，更是一位理想的教育者。他从徐向前那里学到了如何在战场上应用战术知识，理解战争的本质并将这些知识与他的政工技能结合起来。两人的关系迅速超越了单纯的师徒关系，成为了亲密的战友和相互学习的伙伴。

通过徐向前的悉心指导，李先念逐渐适应了军队的严苛环境，尽管一开始他对军事战术一无所知，但他通过观察、学习，并在实战中不断试错，逐步成长为一位能够独立作战的指挥官。

到了1932年的“四次反围剿”战役，李先念已经能够独立制定战术和指挥部队。他的指挥风格注重实际效果，能够根据战场情况灵活调整战术，这些都是他从徐向前那里学到的宝贵经验。

在1946年的初夏，尽管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刚签署了停战协议，国民党军队却未停止其对中原地区的军事压力。到6月底，中原解放区的共产党部队已被国民党军压缩在不足百公里的狭小地带，面临着超过30万敌军的严密包围，形势岌岌可危。

此时中共中央紧急指示李先念和他的部队，要求“突围求生，争取胜利”，这一军事指导思想明确了突破重围的必要性。遵循这一战略指令，李先念精心策划了一场大胆的突围行动。他决定采取分散行动，主力部队通过南北两线向西突围，而其他部队则在东西北线进行佯攻和配合，以分散敌军的注意力和力量。

6月26日夜晚，李先念指挥的北路主力，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从宣化店悄然向西北方向发起秘密行动。绕开敌军的主要防线，该部队于6月29日晚突破了位于信阳南部至柳林车站之间的封锁，成功越过平汉铁路，并迅速向西北方向推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防线。

中原突围是解放战争序幕的一个关键战役，也是中原军区部队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的一次战略转移。这次行动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还有效牵制了国民党军，为华北、华东解放区的部队提供了宝贵的战略协同，从而在战略层面上形成了对国民党军的有效策应。

在1955年的全军将领授衔仪式之前，李先念原本被推荐为大将候选人。然而在毛主席主席的单独会谈中，当被询问关于军衔的想法时，李先念坦率地表示他对军衔无所谓，他更重视的是能够有实质性的工作。

毛主席对他的态度颇感兴趣，随即问道：“我们红四方面军需要一位大将，你认为谁最合适？”李先念在深思熟虑后推荐了王树声同志，因其资历深厚符合条件。1956年，李先念虽曾试图辞去政治局候选委员的提名，理由是其他同志比他更具资历和能力，但中央很快做出了回复。

他们认为李先念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杰出代表，其在革命中的杰出贡献不容忽视，因此选举结果不予更改。这样李先念以47岁之龄成为了中央最年轻的委员。

1960年当阿根廷革命者切·格瓦拉访问中国时，李先念作为陪同人员出现在毛主席的接见会上。毛主席在与格瓦拉的交流中分享了中国革命胜利初期面临的困境——缺乏经济管理人才。

毛主席表示，随着革命的深入，培养合格干部成为一项迫切任务，然而人才的紧缺一直是个问题。因此领导层不得不从军队中调配人手来管理国家经济。毛主席特别提到李先念，称赞他成功地管理了国家的财政和货币，证明了这一非常规人选的有效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期，陈云与李先念被赋予重任，着手推动中国经济的振兴。李先念在详尽地审视1979年的国民经济状况后，注意到了一个显著问题：年度经济计划过于宏伟，导致资金和资源短缺，以及财政赤字的膨胀。

基于此他迅速与陈云商议，随后两人联合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必须审慎控制发展步调，避免经济的过度波动，并对钢铁产业的发展计划进行长远规划，同时在借用外债时需严格评估偿债能力及国内投资情况，以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对此在1979年3月成立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任命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专责经济调整与规划。尽管这一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实施中仍然存在过度计划的问题，财政赤字达到了170亿元，继而1980年又增加至127亿元。邓小平对此高度关注，立刻召集陈云和李先念进行深入讨论，以期全面优化经济结构。

经过一系列深入调整后，1981年的国家财政赤字显著下降至25亿元。这一连串的经济调整措施，为1980年代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先念还在特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1979年年初，他接收了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的一份重要报告，建议在深圳蛇口半岛建立工业区。对此极为重视的李先念，迅速与袁庚会晤，详细了解了建议的可行性。在会议中李先念在地图上划定了特定区域，表示将全力支持特区的建设。

虽然陈云未亲自到访深圳特区，他却通过派遣秘书深入实地了解深圳和珠海等地的发展情况，从而确保了中央对特区政策的支持与关注。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彰显了陈云和李先念在经济政策方面的高度一致和深厚合作，也进一步加强了两人之间的职业联盟与个人友谊。

在李先念逝世后不久，陈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悼念文章，缅怀他的旧日战友，并称赞李先念能够迅速而精确地掌握复杂的经济任务，是对国家宝贵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