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年，中国经济将面临两大外部挑战，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首要挑战源自特朗普（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
其次，则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动向。
这两项政策犹如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虽其影响程度因人而异，但无疑会对普通民众的家庭财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当前，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日益显著，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可能超乎我们以往的理解。全球金融格局以美元为主导，欧元紧随其后，其他货币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这一点在SWIFT的排名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美元之所以能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不仅在于金融层面，更在于实体经济层面。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而资本、人才和技术则是推动实体产业进步的关键因素。
缺乏资本，任何实体产业都将难以维系。美元作为资本的载体，实质上扮演着全球资产重定价“锚”的角色。例如，英伟达等公司的价值直接与美元挂钩，而美元的利率水平则决定了全球实体的借贷成本。因此，美联储的任何政策调整，如降息或加息，都可能引发全球融资成本的变动，进而影响实体产业的发展速度。
以人工智能为例，这一领域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被视为未来最具潜力的产业之一。与之相比，半导体产业虽然重要，但更多是解决有无问题，对经济的影响相对有限。然而，产业创新才是财富增长的源泉。像人工智能这样的大产业，必将带来巨大的增量财富，使更多人受益。回顾过去，美国人的财富在过去三年大幅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其在新兴产业领域的领先地位和创新能力。 我们已构建起一个以人工智能为基石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并未充分享受到这一技术革新带来的经济红利。
以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例，在早年间，美国并未像当前这样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在此期间，中国成功复制并优化了美国的C2C模式（即“copy to china”），孕育出了包括BAT在内的众多移动互联网巨头。这些企业在复制美国模式的基础上，还进行了进一步的本土化优化与创新。这种优化不仅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也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腾讯的员工群体对深圳南山区房价的上涨产生了显著影响，而阿里巴巴的员工则推动了杭州未来科技城房价的攀升。这些现象都表明，财富的积累并非无因之果，而是有其深厚的产业基础作为支撑。
产业的兴衰与房价的波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产业的蓬勃发展能够带动经济的增长和人口的聚集，从而推动房价的上涨；反之，产业的衰退则会导致经济活力的下降和人口的流失，进而引发房价的下跌。近年来，中国房价普遍下跌超过30%，这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产业缺乏重大突破，难以创造足够的增量财富来支撑房价的持续上涨。
这是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与移动互联网不同，人工智能技术并未像当年的工业革命那样顺利地从美国传播到中国。产业创新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而美元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产业的全球扩张。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受到外部市场的影响日益加深。这一现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便是普通民众，也会对美联储的降息政策等国际经济动态表现出高度的关注。他们或许并不清楚这些政策背后的具体逻辑和影响机制，但他们都意识到这些政策与中国的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外部形势，是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出口导向和外需牵引。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需求的增长，中国正在逐步转向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也是2025年中国全面转向内需战略的深层次原因。
回顾过去，中国人民以其朴实、勤劳的品质，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生产出了大量优质且价格合理的商品，并成功出口到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然而，这些努力所换取的美元并未能充分转化为国内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需要更加注重产业创新和技术进步，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福祉的不断提升。
随后，深入探究这一现象的背后，我们发现这一群体的付出是极为艰巨的，他们以无数次的“996”工作模式，即每周工作6天，每天从早9点至晚9点，展现出了全球范围内无与伦比的勤勉与奉献。
相反，美国消费者则享受着由中国制造的高性价比商品，而他们回馈的方式则是近乎无成本地印刷美元钞票，特别是100面额的美元，通过不断增发来换取中国的商品，再将这些商品摆放在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的货架上，从而支撑起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
如今，中国正着眼于2025年的扩大内需战略，回望美国，不禁发出由衷的赞叹，期盼何时中国的内需市场能达到美国那样的规模。然而，自本年度起，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上台，美元兑换中国商品的交易模式，即中国以辛勤汗水换取美元的模式，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即便是这种基于互利共赢原则的朴实交易，也被美国方面所限制。从情感层面考量，这一举措无疑带有一定的不公平性。
言归正传，让我们聚焦于关税与降息的话题。根据最近两天的消息，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或将迎来重大调整，由原先针对特定国家或特定行业实施加税的策略，转变为对所有国家普遍征收关税，但仅限于关键进口商品。此举表明，特朗普政府有意延续其早期的关税大战策略，将局部贸易摩擦升级为全面的贸易对抗。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很可能面临最高60%的关税壁垒，而其他国家商品也将普遍被加征10%的关税。这一政策的潜在影响及后果，值得我们深思。
关税政策的调整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两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若特朗普政府真的将这一加征关税的计划付诸实施，无疑将对全球商品贸易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因为关税的增加将直接提升出口商品的成本。
反观国内，我们仍在经历消费降级的现象，如拼多多等平台的兴起便是明证。在此趋势下，商品质量虽在不断提升，但成本压缩却导致了品质的内卷与下降。我们认为，成本的降低往往伴随着品质的妥协，这一点毋庸置疑。虽然物美价廉的理想状态可能存在，但在价格低廉的前提下，难以保证商品的卓越品质。
以往，中国提供的低成本劳动力和商品是支撑美国低消费成本的关键因素。若美国对中国施加高达60%的关税，其直接后果将是输美商品价格的显著上涨。此外，鉴于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加税政策，越南、柬埔寨等国的出口商品至美国的成本亦将随之提升，进一步推高了美国的进口商品价格，从而可能迅速加剧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
当前，美国的通胀率为2.7%（基于11月份数据），这一水平既不显著偏高也不偏低，为货币政策调整提供了相对灵活的空间，如降息操作或可暂缓。然而，一旦通胀率突破3%的阈值，即被视为初步通胀阶段，其影响不容小觑。特别是在当前美联储处于降息周期的背景下，降息措施非但不能抑制通胀，反而可能加剧其趋势，导致通胀问题进一步恶化。此情形下，美联储或将被迫提前终止降息周期，并有可能在2026年甚至更早时间重启加息，以应对通胀压力。
因此，若关税争端持续升级，将加速美联储降息周期的终结。这一预期已在最近的联储议息会议中有所体现，会议释放出谨慎降息的信号。
由此逻辑推演，若美联储提前结束降息周期，将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的制约作用。尽管中国的货币政策相对独立，但仍会在一定程度上参考美联储的政策动向。例如，9月份中国央行在美联储降息后不久即采取相似动作，启动了新一轮降息政策，这一巧合反映出两国货币政策间的相互影响。
展望未来，中国计划在2025年重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时隔14年之后的重大调整。在此背景下，若美国提前结束降息周期，如美联储在2026年下半年重启加息，中国是否会相应调整其货币政策，特别是适时宽松政策的实施节奏，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此外，这一政策调整可能对房地产市场产生连锁反应，使得房价稳定的时间窗口面临进一步缩短的风险。 在2025年，国家明确提出了房价需“止跌回稳”的目标，这一决策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整与稳定的时间窗口将有所收窄。为实现房价的回升，预计2025年的相关政策力度或将超出先前的预期，展现出更为显著的效应。这一系列逻辑链条，从外部视角审视，紧密关联着国际经济形势。
具体而言，美国的关税政策无疑将对其国内通货膨胀产生影响，进而波及美联储的降息周期时长，而美国的货币政策宽松周期（即“放水”周期）又将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稳定产生间接作用，其中放水政策的预期规模与实施节奏，构成了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影响机制。
从外部环境的角度分析，中国必须在2025年内有效稳定房价。若未能在此时间节点内实现房价稳定，至2026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迫使政府采取更为强烈且多样的政策措施以维持楼市稳定。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态势愈发明显，长期来看，两国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其间的竞争与合作将成为常态。所谓博弈，即双方需精准预判对方的策略动向，并据此制定自身的应对策略。
欧美国家倾向于采用象棋思维，追求以最直接的方式击败对手，强调博弈中的速胜与策略对抗。而中国则自古以来秉承围棋思维，注重资产的逐步积累与局势的微妙调控，旨在通过打破原有平衡，最终实现局势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调控方面，中国展现出了极高的耐心与克制力。例如，在某大型房企陷入困境时，市场普遍预期会有救援措施出台，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直至2024年，政策层面才释放出强有力的支持信号。
这恰是中国围棋思维的体现，强调长期规划与战略布局。对于2025年中国楼市的展望，我倾向于用“筑底年”三字来概括。在这一年里，能够成功实现楼市的筑底企稳，便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因此，2025年无疑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走向稳定与复苏的关键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