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送进南监
宪兵走了，那个胖胖的（宁可说是臃肿的）监狱官就拿起本子登记了几个字，然后高叫："来人！"两个看守应声来到他的面前，他就把纸条交给他们，口里含糊地说，"送他上南监"。
我跟着这两个看守，东拐拐，西转转，来到一座牢房面前。有三个看守坐在那里，他们接了条子，仔细望了我一眼，问了我几岁，然后就由一个看守把我带进号子里去了。
一打开门，一股臭气冲鼻而来。他把我推进里面去，号子门一关就走了。后来又回头过来对准号子门上的小窟窿说："你的编号是'689'，要紧记着，以后叫'689'，你就要立即答应'有！'"
他走了以后，我才回头扫视一下号子里的情景。号子比较大，大概有15平方米左右，原来规定关9个人，现在连我在内一共关了12个人了。
门的对面是一堵墙，墙上有个长方形的窗子，宽约一米多，上下约一米，铁条粗大，不愧是一个牢房。窗下有一个炕，据说炕上睡6个人，下面地板上睡6个人。
我周围的人都瞪着眼睛望着我，我弯腰向四面的人作了一个揖，说："各位难友们好！"他们都笑了。其中一个人说："你是来赴宴会的吧？这里是牢房啊！"
我问："这里有大哥吗？"
他们说："这里没有大哥，这里政治犯几乎占一半，你放心呆下去吧！"
这时突然有人从床上坐起来，拍着那位坐在床沿上的老头（约四十开外）对我说："要说坐牢的资格，最老的就是这位'老和尚'，他在这里已经呆了快10年了。"
我抬头一看，那"老和尚"脸孔黝黑，还带有光泽，不像是个老犯人，而像是搬运工人的样子。他忽然开口说："唉，我在这里吃了快十年官司，迎来了多少新人，送走了多少旧人，谁也说不清我是犯了什么罪呀，做了国民党反而被国民党判了一个无期徒刑。"
后来他们就把我的位置排在地板上最右边的一个角落里。
"老和尚"的叙述
这个监狱，据说关了三千多犯人。要把这样大的一个监狱，用几段话就写完，这显然是有困难的，而且写起来一定会使读者觉得乏味而且笨重，所以我现在就从这个"老和尚"谈起吧！
"老和尚"是监狱里面的人替他起的代号，他的真姓名大家没有谈起，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原来是京沪铁路常州车站的搬运工人。1927年由广东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北伐，一路从广东、湖南打到湖北的武汉；另一路从广东、福建、浙江打到南京附近。
这时"老和尚"积极参加国民党，而且地下暗中活动，欢迎国民党军的北伐。当时国民党口头上也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老和尚"在工人当中也积极宣扬这个政策，看着国民党军队仗仗胜利，"老和尚"听到这个消息更是高兴，活动面更广，当时在京沪铁路的工人当中，没有一个不知道他这个人的。
当国民党军队打到京沪铁路附近的时候，"老和尚"左臂缠着红布，高举着欢迎革命军的旗帜，去迎接这支革命军。当欢呼完毕的时候，那个军队的团长就对他说，"回头你到我们司令部来谈谈"。
"老和尚"高兴极了，"这真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下午他到那里去了。那是一个比团长更高级的长官，他很冷淡地举起手向"老和尚"表示一下，请他就坐。
这个军官开头第一句就问："你是不是国民党员？"
老和尚说："是的"。
"什么时候进党的？"
他说："前年。"
"什么地方进党的？"
"是在南京入党的。""是谁介绍你进党的？"" xxx 。"这时"老和尚"就觉得有点奇怪，这好像是在审问他似的。
"啊！-﹣你真是国民党吗？"
"当然是真的，我可以给你党证看。那时在孙传芳统治下给人搜出这个党证是要处死的。你知道！"
"你为什么拥护国民党呀？"
"我拥护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
"你是工人吗？"
"是的，我是火车站的搬运工。"
"啊！你是工人﹣﹣哼！你不是来拥护我们的，你是想来夺取政权的……"他抬头朝着站在旁边的几名卫兵说，"把他逮起来！他是共产党，没有问题。现在是军事行动时期，还没有工夫来仔细审问他，先把他关起来再说。"
"老和尚"愤慨地说："就这样，四个卫兵就走上前来把我捆起来了。"
"我大声呼叫：'长官，你搞错了。我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我只知道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不是三民主义也要搞工人运动吗？我的介绍人就曾这样说过，我是照他说的话做的。'"
"那个当官的厉声地说：'不要让他胡说八道，冒充国民党，他的介绍人就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员。'"
"那四个卫兵不由分说，就把我送进铁牢里了。被北洋军阀关起来的国民党员还没有放出，而我这个衷心拥护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员可被抓起来了。后来局势比较安定了，国民政府决定定都南京，我一直不断写申诉，列举出许多理由，提出了许多证明人，但都一律无效，所有申诉都是石沉大海。后来还送我一个无期徒刑的判决书。这个冤案我向谁去申诉呢？监狱里的墙壁是不会说话的，铁窗子是不会说话的，铁镣手铐只会对我冷冷地发出无情的嘲笑。"
"我这个悲惨的故事，每一次有人进来，我都诉说一遍，这里的老难友也许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我听了他这些话，也为这位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感到难过和慨，但我能够说什么呢？我只能安慰他："你坐牢坐了八年多了，身体还这样壮，说话的声音还这样洪亮，他们说你是共产党，也没有什么人证、物证，你就这样一年两次向他们申诉吧！不要老向一个机关，要向好几个机关去申诉。无期徒刑你坐上十年以后，也许可以减刑保释吧！……"
这就是我第一次进中央军人监狱的号子里同第一个人的谈话。所以最初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从两个小偷的嘴里知道狱中的劳动情况
我们号子里有两个小偷，他们在这里面许多人当中是最不显眼的。一个是比较老了的，脸上长着一个酒糟红鼻子，嘴唇旁边还有一些红色或黑色的痣，他不大喜欢说话。另一个看上去约三十岁左右，动作比较灵敏，眼睛也时常左右闪动。他们两个人常常缩在一起，只倾听着别人讲话。年轻的那一个在听的时候脸上也有些表情，而那个洒糟鼻子则只是发呆，有时还打瞌睡。
有一天，我也走上前去同他们闲聊，起初他们都有点瑟缩，不大愿意说话。
我说："你们两位又犯了什么案子呢？"
那老的就说："做了对不起人的事情呗。"
我说："判了多少年的刑呀？"
"刑期倒不长，只三年。"
我说："家里怎么样？"
"光靠我的收入已经是够苦了，现在他们没有了我，那还用说吗？反正饿一顿饱一顿罢了。"
"你平时也有什么职业么？"
"我什么都干，做泥水木匠，担沙，挑石，挑青菜，春天来了，青菜旺季也拿到街上去零卖。"他回答。
"你在监里呆了多少年了？"我问。
"整整两年了。"
"你究竟做了什么坏事？"
他摇了摇头说："丑事就甭去提了，提了也不光彩，也救不了我们家过的穷苦日子。"
我说："这里呆的都是犯人，咱们都是难友嘛，说了也没有关系，将来出了这个大门，大家还有机会见面嘛，说说吧！"
他沉吟了一会儿，就低声说："我是专门做假钥匙的，开人家的门，撬人家的箱子。有一天，我到我的一个亲戚家里去作案，我明知道他上午出门办公以后就不会回来的了，他的妻子也出门去探亲了，所以我就开了他家的大门，然后走到他的卧室翻箱倒箧，拿了他不少东西。谁知天晓得！他在上午十点多钟就跑回家来了。他是年轻小伙子，身强力壮，而且又向窗口大呼'有贼！'并随手抓起一根铁棍子，准备对付我。我怀里虽然有一把匕首，也不敢向他动手。结果又来了两三个邻居，我那亲戚用铁棍指着我的右手说：'你先把武器交出来！'并骂着：'你这狗东西，没有良心，我看在亲戚关系上，还常常周济你，你却倒过来对我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低头没说话。后来我就被带到警察局，又审问，又判刑，最后就被送到这里来了。"他说的时候心里面有点不安的表情。
这时我翻过脸问那个坐在旁边的年轻人，"你又是什么事呢？"
"我干的同他差不多。"说时，神态很自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态度。
我说："你具体干了什么事被人抓起来？"
他说："我是一个小偷，从18岁就干这一行，吃官司也吃了三次了，这是第四次。"
我说："你可以具体讲讲你怎么偷东西的？"
"好！我就说一下最后这次的行动吧！我是在长江轮上动手的。我同那里的一些茶房、水手都有些关系。那一天轮船是上水的，从上海到南京。我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坐在船舱的上面的卧舱前面，左边放着一个小提包，她手里拿着画报津津有味地看。我一看，她没有把提包抱在怀里而是放在旁边，就认为有机可乘，约了两个小伙伴在她左右争吵起来，还两人都互相诉说，自己是有理的并互相扭打。这个妇人最先是坐着看他们扭打，后来她就站起来离开坐的椅子，走上前去问'你们是为了什么事情？'而我就乘机下手从左边把她的提包拿来递给另一个小帮手，拿到厕所里把提包里的东西全都掏出来，用小布包起来，然后把小提包从船尾扔到河里去了。
"舱面上争吵的人看见我们的目的已达，就假装抗拳攘臂说：'我们到船主那里去评评理吧！'就推搡着走了。而那个妇人回头一看，提包不见了，就大哭大嚷起来，说，她提包里还有许多首饰，还有宝贵的文件，还有许多其他她现在也想不起来的东西，急得双脚乱蹦。
"这时我却站在她旁边看她焦急的神气觉得好笑。我还走上前去劝她说：'你着急有什么用，你还不如向船长或大副那里去告诉他们追查一下吧！'我心里明明知道所谓追查是肯定追查不出来的，所以心里更觉得有点得意。并想问问她的地址，说我如找得到，还可以给她送回去，她非常感激我。可是事后不久，那个帮忙我作案的小伙子，因为别的案子不慎被逮住了。于是连我也给他供出来了。其实他不供出我来，也同样判这样的罪，供出我来也不见得能将功赎罪，事情就是这样。……这混蛋，我以后再也不想同他合作了。"
我说："你被捕以后家里着急吗？"
他说："我父母早就不管我了，他们也管不了我。家里还有个弟弟，就照顾那个小弟弟也够他们受罪了。"
我说："将来出去，你要怎么样呀？"
"到那时再说吧，我还有两年才能满期呢！我这次的刑期算是最长的，判了四年。我已经坐满了两年了，两年以后的事情，谁去想啊！你们政治犯，我知道是想得比较远的。是管国家大事的嘛！"
我说："你在这监狱里也可以申请去外面劳动嘛！"
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在监狱里做了三个多月，但是又出事了。我被打了板子，还挂着一副铁镣回来，挂了两个多月，才放下来呢！"
我说："你这个人真是不好，有工做不是可以不要整天呆在号子里吗？"
他掉头说："不去做工了，反正不做工也有饭吃，也能睡大觉，做工的话，他们管得可严呢！"
我觉得这个人已经变成为惯窃了，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改变了。
可是从监狱里面劳动的事情来说，他可给我提供了不少的情况。
他说："这监狱里有三千多犯人，政治犯大概占一半，逃兵大概占三分之一少一点。政治犯是不能够劳动的，特别是刑期长的人，像你这样的一等有期徒刑，要劳动那就休息了。"
"劳动的人多半是刑期短的，像我这样的，还有像逃兵。这里劳动的种类也很多，有些是印刷工，专门排版印刷的，但是这种工人要有一定的文化，至少是初中毕业的程度，能多认几个字的人才能排版。还有是厨房的工人，打水送饭的工人。还有一片菜地，也可以去学种菜。再还有剃头工人，干这种活最轻松，而且整个监狱他都可以去，今天在这个监狱剃头，明天在那个监狱剃头。而这里一共有二十零一个监，每个监多的有一二百人，所以做剃头工是最好的工作了。我也曾想做剃头工人，但是他们不让我去，说我话多，容易走漏消息。讲工作的性质来说，还是做印刷工人好，因为在这里做上两三年，出去也就可以做一个正式的印刷工人了。"
我问他："那么你为什么不去做印刷工人呢？"
他笑了一笑说："我认识的字还不到半个箩筐呢，没有这个资格。"
我说："除了这些工种以外，还有什么工种呀？"
"还有，那就是文化高的能够抄东西的，他们不要整天呆在号子里，一吃完早饭，就有看守把他们带到开大会的礼堂里去了。那里光线好、空气好，外面的亲戚要送东西来给他们吃也很方便。但这又是一种优待性质的，要得到监狱里面的教育科长批准，才能够参加，所以他们都是在社会上比较有名的人物，或者同监狱里的长官有什么亲戚朋友的关系，才能被批准做这种工作。我只知道，有个潘老头就是在那里工作。"
我又问："那些人抄什么东西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他用下颌向着那些政治犯说，"你问他们就知道。"
我同他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监狱里的"教育处"
我转头问一个政治犯小潘："是有这回事吗？"
小潘点头说："是有这么回事。这里面有两个人最出名，一个叫做潘梓年，一个叫楼适夷。"
我问："这样的优待是要经过谁的批准呢？"
他说："这监狱里有个教育处，这是要由教育处长批准才能进去的。"
我问："教育处是干什么的呢？是不是专门做劝人转变立场或者是专门叫人读《唯生论》，并要人写读后的汇报的呢？"
小潘笑了，他说："不是，这里是监狱，同看守所不同。一般地说，一抓到共产党员，就首先放到看守所去，用酷刑逼供，要这些人交待出他们的同谋，对共产党则用精神上的逼供或疲劳战术，无日无夜地谈话、恐吓、劝说，使得你精神混乱和烦躁，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来破坏共产党的组织。他们有时候是由上而下，有时候是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就是：由原来的党的领导人亲自向下面的党员劝说，要他们投降、交出组织关系，揭发党的其他同志。另一种是由下而上，那就是召集一些已经叛变的人，结合起来，轮流向原来的领导同志围攻，表示我们以后决不跟共产党走了，我们不能够听你的错误的指导方针。这种办法，目的是使党的精神上的解体，不敢互相信任。这就是国民党目前所谓的'自首政策'。据我听说，这种方法，也是一个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叛徒，根据斯大林派同托洛茨基派的斗争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投降得越彻底，出卖同志越彻底，他们就可以受赏；坚持立场不投降的或者虽然表示投降，而实际上并没有做出对他们有利的事情，这种人，他们就判刑了。在监狱里面，他是不管你的政治思想的，既然把你判了刑，那你就算是他们的敌人，只要你遵守监狱的规矩，你坐满了刑期，他就释放你了。如果有要人担保，也可以在你坐了若干年以后，保释出去。在狱中的犯人如果被发现他们是在审判时没有被查出来的要犯，监狱长也可以根据上级的命令，临时提出去枪毙。"
"那么这个教育处又是干什么的呢？"我不免又发生疑问。
"教育处实际上是一个闲职，没有什么事情干的，是官僚们拿来安置自己的亲戚朋友的。但你说没有事，他也有点事，例如检查外面来的信件，扣留女人的相片，扣留一切杂志报纸，就是东方杂志，也要经过他们扣留一年以后才能发下来给我们看。目的在于使你与世隔绝了。
"总之，你来到这里以后，就可以安心吃饭、睡觉、看书（如圣经、四书或者西游记以及古典小说），你不要担心人家会来劝你'转变'了，你已经按他们的刑法判为罪人，也就是敌人了。"
听了他这一段话以后，我心里真觉得很高兴。那就是，我虽然身在囹圄，思想却还有有限度的自由。监狱的高墙、牢房、镣铐难道能束缚住思想的自由散步吗？
但是我又想，我的徒刑期是10年，如果10年当中，我不看报纸，不看杂志，不同人谈话，不同人交换意见，没有机会动脑筋，那么10年之后，我又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一定会变成傻子，人家讲什么我也听不懂，脑子里空空洞洞，好像什么也没有似的。那时候，我不是变成一个会动作的木头人了吗？想到这里，我又有点悲观起来。
一次企图越狱事件
我记得在南监时，狱中曾发生过一件大事。
半夜约十一二点钟，突然人声鼎沸，开号子门、关号子门，砰砰砰砰的声音，皮靴跟咯吱咯吱往来的声音，铁链铃铃铛铛的声音，全号子的人都给这个响声惊醒了。但是号子门外的看守，厉声高叫着："都睡下，不准起来！起来就枪毙你们！"号子里的人都只好赶快躺下，睁开眼睛，互相用眼睛探看着，大家眼睛里都提出一个问号："出了什么事了？"一直骚动到三四点钟，才停息下来。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也睁着眼睛在想。这时不禁又联想到这里监狱生活，从前的诗人曾写过欢乐颂、雷电颂，而监狱的生活，不正像是很深的海沟底下的生活吗？在海面上，浪潮不是互相驱逐、互相拼激、互相挣扎和扭打么？可是我在这里，却是看不见阳光的。生命在阴阴沉沉地、纹丝不动地过着没有声音的、没有色彩的日子。你说死了吧，他又还活着，有着生人的名字，有人动他，他也许还会像活人般一跃；你说他还活着吧，他们又大多是没有任何动作，这里好像是处在生活和死亡的界线里面，外面的社会生活、都市生活、农村生活也许正在那里酝酿着巨大的爆发性的斗争吧？但我在这里，为什么听不见一点声音呢？倒是在监狱里面一点小事，搞得紧张、惊惶，好像就要危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这样的小事，会在报纸上透露出来吗？会在人们来往之间频频发出耳语吗？环顾左右，我觉得我们这些人的生命是多么微贱呀，让它腐烂下去吧，一直到最后一天，它就同一切的人都不发生关系，而溢然长逝了。
到了早上，那些送水的人来了。我们偷偷地问："昨天晚上出了什么事呀？"他们首先向左右两旁瞥了瞥眼睛，看有无看守在旁边，然后每送一次水就说一句话，"……你们隔壁号子有人企图越狱……""他们每天在炕底下灌一缸小便……""让尿把水泥泡松……""先在地下挖……"看守来了，他就不敢再说了。
他这一段话，既告诉了我们一点消息，同时也引起了我们久不动用的脑筋，去思考，即使把墙根挖穿，能够逃得出这一个南监，那外面还有一层更高的高墙呢，墙上还有瞭望哨呢，所以没有外来的力量的协助，要逃出去是不可能的。
这件事的经过越来越详细、完整了。其中有两个人发起，用尿泡松地板和地基，然后向墙挖洞，大概已经挖到一个小面盆那么大的洞口了。但是墙还没有挖穿，他们已做出决定，把这个洞挖穿钻出去。他们已准备了一个简单的绳梯，准备爬上外层的围墙。这两个人有武功，能够爬墙走壁。现在这两个人已经被逮起来了。至于他们是否约有外援，那就不知道了。这两个人是不是会被判死刑，也还不知道。
后来，我们号子里睡在同那间号子相隔一层的墙边的人也被叫了出去，问他们听见声音没有，他们俩人坚决说"没有！"后来又派人到我们号子来调查，向全号子的人询问，我们全号子的人也都说"没有听见"。
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我们也经过了一场虚惊。据说，从此以后，围绕监狱周围的大围墙的了望哨安置了双人的岗位。
陈文淑的来信
我在中央监狱，呆了约一个月，就接到苏州反省院陈文淑的来信，当然在信里她不敢说什么。每封信都是在严格监视和检查之下才能发出的。第一，她告诉我，她家里已清楚知道她的事情了，答应每个月供给她一些津贴，她问是否要她拿出一部分来帮助我；第二，她在那里学习也很紧张，要写笔记，还要汇报；第三，说我的刑期长，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思想改造好了，三年两载以后就可以申请保释的。
我读了那封信以后，觉得她在患难时期还愿意帮助我，这是她的好意。她说希望我好好改造，这肯定不是她自己的意思，这是为了应付反省院的监督者。我心里想，她写这封信的时候，也是很难过的，既要讲真心话，又要讲违心话，她既不敢表露自己的心情，又要说出她所不愿意说的话。所以我马上给她回了一张明信片。我说，作为一个犯人，我对于生活还算满意；第二，我也快要同家里取得一些联系了，我的生活，你就不用担心了；第三，接读你的信，心里感到很痛苦，所以以后再不要给我写信了。你家的通讯处我知道，出狱以后，自然会写信通知你的。谢谢你寄给我的自制的棉鞋和毛衣。以后也请不要再寄了。
这是我在监狱里接到的第一封从外面寄来的信。
我接到了一包腊肠
过了三个月，我又接到我的异母兄黄枯桐的来信。他告诉我，父亲早就去世了；"一·二八"以后，他就回到中山大学教课。"你妈妈的生活，当然我会适当照顾，总不会使她饿饭。你既然判了刑，那就安心呆下去吧！也不必急躁。你要寄吃的东西，这要到天凉以后，或者过年的时候才能寄。法文书将托人代买代寄。随函寄上20元，可作为零用。"这是我五六年来接到的第一封家信。
坐牢也是要钱用的。你要买什么，专门有人来管这个事，在一个星期以前登记好，但在监狱里面能够买什么好吃的呢？一般人总是买瓶辣椒酱，用来刺激刺激舌头。我不吃辣椒，我总是买一罐黄酱、几块豆腐干、几块大头菜、豆腐乳，这就算是我的加菜了。
至于监狱里面，一年常吃的是三种菜，一个季度吃蚕豆，一个季度吃萝卜，一个季度是吃白菜。大概每一种菜要一连吃四个月，所以能够加点自己买的酱、咸菜等，总是味道好一点吧。
还有我另一个异母兄，叫做黄希庸，我也写了信给他。他答应每个月寄给我一元邮票，这是拿来寄信或者什么零花之用的。要想让黄枯桐一年寄两次20元，那恐怕是做不到的。到了阳历新年前十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邮包的通知单。看守带我到那个取东西的地方，当面把邮包拆开，检查过了才让我带回来，原来是一包广东腊肠。回到号子里，大家都很高兴，问我接到什么，我说："一包广东腊肠。广东腊肠比别的地方的腊肠好吃，这是为了庆祝阳历新年的。等到新年的时候再吃吧！"
小潘就微笑地对我说："何必等到新年，我主张现在就吃。外面有钱人过年过节吃好东西，我们这些人有什么新年不新年？有好吃的就是新年。"大家都哄然一声说："赞成！"
那个老挂着脚镣的国民党军官，突然冷冷地说：
"这是陈子林家里寄来的过年的东西，是寄给他一个人过年的，不是给我们大家过年的。我们怎么可以随便吃人家过年的东西呢？"
我说："我同意大家一起吃，在这监牢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都是难友嘛！"
这话一说，乐得"老和尚"呵呵大笑说，"对。"
当天晚上，我一算，恰好有十二条香肠，我就分给大家每个人一条，大家如狼似虎。有人一面吃一面说："好吃，好吃！好久没有尝到这样好的味道了？"这时有两个人同时说："这不是熟的，是生的。应该蒸熟了才好吃呀。"可是馋得慌的人一面说"生的、生的"，但同时又大口大口地嚼着，一条香肠连咬几口就已经吞进肚子里去了。吃完了以后，大家还咂着嘴说："这是丰盛的宴会，应该向主人道谢。"
这就是我们吃生香肠的故事。我曾写信告诉了我的嫂子。后来她看见我时，还常常拿这件事情来引大家发笑。
这个香肠宴会，是一件小事，但是大家从此对我都表示好感。认为陈子林风格高，当自己也饿得慌的时候，把家里寄来的东西全部拿出来给大家吃。这是有气派，我在号子里的地位有了显著提高。
一个老挂着脚镣的犯人
这次香肠宴会以后，我注意到那个脚上老挂着铁镣的人，大概是一个校级军官。有一天，我乘机问他："为什么你老挂脚镣呀？不是听说在监牢里犯了错误，只是罚挂一个月的脚镣吗？你的脚镣为什么老不下来呢？"
他微笑地说："脚镣怎么会自己下来呢，要有长官的命令嘛。"
我说："你挂了多少年了？"
他说："两年出头了。"
我问他："你原来在外面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是在军队上当团副的。"
"那么，你不会是共产党吧？"
他笑着说："我不是，不过我犯了罪。是的，就是所谓罪吧！别人的罪却加到我的身上来了。你记得前两年江北和江南地区都闹旱灾，南京城的食粮不够，南京市民都按人口配给粮食，这时我们团负责从芜湖押送5000吨粮食回来。这是团长亲自到芜湖去押送的，我到浦口去接收。一过秤，只有4400吨，还差600吨。我急忙打电报去问，团长说，他送的时候，的确是5000吨，这600吨哪里去了呢？是中途给人偷了呢？还是我检收的时候检收的数目不准确呢？正是在这个时候，南京某一个小报，突然发表消息，说：某团负责从芜湖押送5000吨粮食，送到南京只剩下4400吨，有人贪污。团长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把他当时接收的数目、发票，飞快寄来南京负责当局。南京市民一听到芜湖运来的粮食缺少很多，这就陡然发起风波了。于是，这个罪过就完全放在我的肩膀上，说我贪污了粮食，应该治罪，也不仔细调查，就把我关起来了。后来还说，从轻发落，由军法处判我5年徒刑。"
"那么脚镣的事情，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他说："唉，这也是无妄之灾，有一天出去放风，要跑步，我脚底下生了一个疮，跑不了也只好勉强跑，跑起来一拐一拐的。这时南监的监狱长就斥责我，'你怎么搞的？你是个军人，跑起步来还装作怪样子，你这不是破坏军风军纪吗？'我就停下来不跑了，他就走上前来，马上给我一个耳光，说：'你还以为你是团副吗？你现在是犯人，犯了这样大的罪，不枪毙你，还是因为有人替你暗中帮忙，才判了5年呢。'我当时忍不住了，我骂了他，'你不过做了一个准尉，就这样大的官架子，'这样一说，他更生气了，就交待看守说：'把他带下去，把他挂上脚镣！'从此我就挂上脚镣了，已经挂了两年多了。他一定要我写个书面报告，承认自己的错误才给我脱镣。我的判刑是5年，但有朋友写信来说，可以想办法呆了两年半就给我保释出去。我一想，这样我的刑期也不到半年了，我就索性顶下去，就是不写报告，不承认错误，看他释放我的时候，要不要给我脱镣。"
【黄药眠（1903—1987），广东梅州人。诗人、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教育家。1925年毕业于广东大学，后加盟“创造社”，1929年在苏联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任翻译，1933年回国，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国际新闻社总编辑、“文协”桂林分会秘书长、“文协”香港分会主席、《光明报》主编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著有诗集《黄花岗上》《桂林底撤退》，小说《淡紫色之夜》，散文集《美丽的黑海》，文艺论集《论诗》《论约瑟夫的外套》《初学集》《迎新集》等，口述自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