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荒马乱
1922年5月，正当我在福州做善后工作的时候，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北伐战争开始了。北伐军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等部向赣闽边界开进，会同王永泉部占领了福建西北部地区的建宁、泰宁、建阳、建瓯等县。并准备沿闽江两岸一鼓作气占领南平，攻克福州，讨伐福建督军李厚基（已属直系）。
军情火急，李厚基为了保住福州，立即组成增援军，任命史廷阳为司令，带领部队沿闽江北岸向南平一带疾速增援，以阻住北伐军的攻势。我们这些做善后工作的人奉史廷阳的命令，组成了司令部的书记处，和军需处一起弄了七八条船，跟在江岸增援部队后面乘舟溯江而上。
三四天后，增援军尚未到达南平就与北伐军的先头部队遭遇了。我军仓促占领了山头阵地，凭险抵抗。双方从拂晓打到黄昏，战斗非常激烈，整整一天，枪声、炮声从未间断。后来，由于北伐军的后续部队越来越多，我军逐渐力不能支，边打边向后撤。我们在船上的人对部队后撤的情况一无所知，结果这几条小船孤零零地落在了撤退部队的后面。船上的人又都是非战斗人员，没有武器保护，处境十分危险。
第二天清晨，我们正要开船，北伐军的3个士兵突然跳上来，把枪口对准我们，在这一瞬间，大家都愣住了，意外的情况使船上的人不知所措。但很快就发现其中有一个士兵左臂负了伤，我们赶忙掏出洗脸手巾去给这个士兵裹伤。紧接着，军需又拿出100块光洋分给他们。这才没有开枪，只是用眼光四处搜寻了一下，看到我们没有携带武器，就转身跳下船去。等这几个士兵离船之后，我们也偷偷上岸，沿着山沟迅速撤退，才脱离危险。
黄昏以后，我们退到一个小庄子里。这个小庄子只有几十户人家，因为打仗，村里的人全跑光了，也没有找到饭吃，空着肚子住了一宿。从第二天早上一直到第三天中午，还是继续撤退，一直撤到了离福州仅有四五十里的地方。
这时，史廷阳决定把部队撤入福州，死守省城，但不曾想，北伐军的另一路已绕道先占领了城北部。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刻，史廷阳把增援军剩下的两三个团全部集中起来，向福州城北发动了反攻。
激战中，部队伤亡很大。我在战场后方见到一同出来的几个老乡，他们有的腿上挂了彩，有的肚子负了伤。老乡相见，感到特别难过。
部队打到天黑以后还未攻下城北据点。这时，北伐军的追兵已到，对我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几天来由于接连败退，部队已经疲劳到极点，所以北伐军两下一夹击，我们这两三个团很快就被打垮了。增援军司令史廷阳一看大势已去，便化装成老百姓弃兵而逃。高一级的军官也都纷纷各自逃命，整个部队如鸟兽散，乱作一团。
当时我和在福州陆军公寓认识的好友张懋功一起，随着一部分残余部队向福州西南方向溃退。入夜，我们到了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大庄子。这个庄子叫南屿乡，离福州几十里路。当时我又渴又饿，实在不想走了，于是对张懋功说道："大哥，去泉州还要好几天的行程，到了那里找谁呢？我们还不如暂住一下，等福州安定了，再进城托熟人找个事做。"
这时候，村里家家关门闭户，只有一家灯还亮着。我们把门叫开，出来一个40多岁的男子汉。我们提出暂时住一下。老乡见张大哥腰里别着一支枪，有点害怕，只好答应了。
这个房东是做小生意的，一家五六口人，里面有一个小阁楼放东西。他把我们安排在楼上，招待我们饱餐一顿，我们就睡下了。
在南屿乡这个地方，我们住了十来天。后来房东找人去了一趟福州，探听到省城的秩序比较安定了，我们才决定回福州去。临走之前，我和张大哥给了房东20块光洋。他特别高兴，找来了两套农民衣服，让我们化装后，便亲自送我们到福州，找到一家旅馆住下。
旅馆里，先已住下的四五个人，原来都是我们部队的，有的是连长，有的是副营长。我们一打听部队的情况，才得知一般人员大部分被收容了，现在都已各执其事，开始办公。因此我和张大哥商定，各自分头找熟人，争取尽快定下个落脚之处。
不久，张大哥先找到了熟人，临走之前他对我说："如果你要找不到熟人，就去找我，咱们再想办法。"
没过几天，我也碰到了一个朋友。这人姓李，也在部队当过书记，在陆军公寓留居时经常见面。李大哥听到我还没有着落，就说："福州现在经常检查，久住旅馆不太方便，还是搬到我家吧。如果碰到检查，就说你是我兄弟。"
来到李大哥的家里，他们全家对我照顾得很好，特别是李大哥的父亲非常热情。
住下之后，我经常上街，看看报栏，听听消息，想办法找个事做。那时，北伐军根据孙中山的电令，所有到闽部队一律改为"东路讨贼军"，许崇智任总司令。他为了扩充实力，正加紧训练收编的一些机关和部队。我常站在大操场边上看他们训练。有一次，偶然遇见一位姓王的朋友，原先在福州的部队里当营长，现在他们营归顺了"讨贼军"。向他说明情况后，王营长便把我留在营部里临时干些抄抄写写的工作。
谁知干了一个多月，孙中山电令许崇智，率"东路讨贼军"迅速回粤。王营长要随部队去广东，我由于没有正式职务，只好告辞，又回到李大哥家。
这时，从家信中得知我的哥哥正在河南省开封一个警察训练所当教练员。当时我想，在福州一时半会找不到事做，干脆到河南找兄长去。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李大哥和他的父亲，他们同意我去河南的打算。
我乘火轮抵达上海后，准备换乘火车去开封，但路费不够了，恰好上海有我们老家北关一个姓翟的，是我的远房舅舅，在江湾区驻军里担任书记，于是找他借了10块钱做路费。
寻职，又遇难题
1922年农历11月间，我冒着严寒来到开封。我哥哥当时在一个警察训练所当教员，每个月挣30多块钱，住着一间小屋。由于住处不大，我在外面找了一家小旅店暂时住了下来。住了半个多月，一直没找到事情做。哥哥的脸上渐渐露出了难色，我心里也暗自焦急起来。
正在这时，和我同住旅店的另一个人先找到了差事，准备去河南的涉县当武装警察大队的大队长。他过去也是个军人，年龄30岁上下，是在旅店认识的。他主动提出，要我同去涉县，给他当书记。我一听十分高兴，立即找兄长要了五六块钱路费，与这位老大哥一同前往。
在涉县我们相处了一个月。日子一久，我发现这个人毛病很多，特别贪财，刚混上个小职位，就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子。他本来大字识不了几个，却偏要故意装弄，对我拟的稿子横挑鼻子竖挑眼，渐渐我对他开始有点厌恶了。后来因一事我们意见不合，争吵了几句，我便借机辞掉职务，返回开封。
回到开封后，住在另一家小旅店里。这家店主人姓钱，年纪30多岁，有两个孩子，老婆协助他苦心经营，勤俭度日。
因为我扔掉差事返回，情绪不好，除了有时到兄长那里去一下，整天都在屋里看书练字。老钱看到这番情景，对我深感同情。
住了没多久，正赶上过旧历年。除夕夜我睡得很早，躺在床上，听着外面接连不断的爆竹声响，心中默默地想，过去听大人说放爆竹是驱邪，在下一年中图个吉利。但是，放过爆竹，福星却从来也没降到穷人的头上。天下这么大，竟容不得我这样一个穷苦的青年。我被伤感、孤单和寻觅不定的情绪笼罩着，加上那阵阵爆竹声，吵得我翻来覆去，久不能眠。
五更时分，店主人老钱忽然把我叫起来，亲热地说："今天是大年初一，咱们一起过个年，吃顿饺子吧。"说着，便把我拉到他的房里。吃饭的时候，老钱大哥对我说："眼下你虽然没有事干，但我看你很用功，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出门谋事不易，不要泄气，天无绝人之路。"他说得很感慨，我听了十分激动，尽管不会喝酒，硬是同他喝了一杯。店主人的一片热心使我难以忘怀。
过了旧历年，我兄有一个姓杨的朋友在河南唐河县得到了差事。经兄长介绍，老杨在那里给我安排了个职位。我再次离开开封，来到唐河县。
我投奔的这位杨大哥，也是当县武装警察大队长，我给他当书记。在这里工作了几个月，后来杨大哥要调走，我心想，如果杨大哥调走，我再留着就不方便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嘛！所以打算再回开封去。
1923年夏末，我再次返回开封。这次回到开封，哥哥的态度起了变化，他一见我回来，就很不痛快地问："为什么人家还没调走，你就先跑回来了？"我说："他已经准备调走了，如果跟着他走，不是累赘吗？"听了这话，他虽然没有再说什么，却一脸的不高兴。我也没多作解释，就匆匆回到老钱大哥那家旅店中去了。
由于没事做，身上的钱渐渐花光了，哥哥又不愿替我付店钱，只好当被子，卖衣服，还时常饿肚子。后来，只好搬到哥哥那里去住。住了十几天，我感到很不方便，就提出要回旅店去。哥哥很生气，嫌我累赘，我顶了他几句，他顿时火冒三丈，纂起拳头要打我，并跺着脚嚷道："你拉个洋车去，也比在我这儿闲呆着强！"
哥哥这句尖刻话，对我真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当时，我二话没说就跑了出来，一直跑到开封南关。那里正好设有招兵处，我一看见招兵处的大牌子，不由心机一动，下了决心：干脆当兵去！
招兵的是个河北人，他一听说我老家也是河北的，让我写了一个单子，就把我收下了，编到河南陆军开封补充营的第一连。当时河南陆军属于直系部队，归军阀吴佩孚指挥。
军队生活很紧张，天天出操，拔慢步。入伍没多久，正赶上冬季，我们整天在操场上迎着寒风进行训练。偏在这时候，我害了眼病，两个眼睛肿得像铃铛似的，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那时，新兵营没有卫生机关，班长到药店里抓了些中药，糊在我的眼睛上，晚上糊一夜，白天半天出操，半天休息，持续了半个多月才见好转。
在开封新兵补充营当新兵，虽然生活艰苦，训练紧张，但打下了一个比较牢固的军人基础。到第二年春天，我当了副班长，后来由于班长有病，又代理了班长的职务。
1924年春末，河南省督理张福来在吴佩孚的直接授意下，为培养干部补充部队，从河南所管辖的部队中抽调了若干名班长，组建河南陆军军士学校（也叫军事教导团）。我们营选我入校学习，学期一年。
全校共编3个营，学员约3500人，加上工作人员，共计5000人。我被编在第2营第8连。入校后，生活比在部队更紧张。每天吃两顿饭，上午9点和下午4点，训练课程安排得很紧。
我在陆军军士学校学习期间刚满20岁，正是年富力强、好学上进的时候，对所学的东西理解和掌握得比较快，逐渐对军事教育工作产生了兴趣。
在学校经过半年多紧张的学习和训练，思想上有了新的变化。过去，我曾认为外出做事，最重要的就是要交朋友，有了朋友才能在社会上站住脚。但通过在河南三进开封这段曲折的经历，我感到离家出走以来，虽然到处投亲靠友，而亲朋的接济却只能解决暂时的困难，生活并没有获得真正的保障，仍然难以为生。这究竟是为什么？像我这般遭遇的人又何止我一人呢？这时，我过去的那些想法和认识开始发生了动摇。
入学不久，我学会了唱"苏武牧羊"歌。这原是我们排长喜爱的一首歌，后来他教会了我们全排，凡是游戏、点名和站队总要唱一唱它。这首歌苍凉悲壮，曲词感人，描述了爱国英雄苏武在北海牧羊的情形，唱到动心处，常常催人泪下。一声声，一句句，苏武那种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逐渐使我产生了救国救民的志向。
首次参战
我们这期陆军军士学校的学员原定1925年春天毕业，但在1924年秋季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由此中断了我们的学业。
1924年9月15日，张作霖率领20多万东北军沿秦皇岛、山海关、赤峰西北山地一带向直军发动了猛烈进攻。直军也不示弱，连忙调集十几万部队，由吴佩孚亲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彭寿莘、王怀庆、冯玉祥分别担任一、二、三路军总指挥，分三路迎击奉军。这时，河南督理张福来被吴佩孚任命为援军总司令。我们陆军军士学校编为增援军中的一个战斗团，奉命乘火车由开封向秦皇岛方向开进。
部队开到秦皇岛后，离前线已经不远了，隐隐约约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这时，战事日趋激烈，双方伤亡都比较大，前线形势紧急。于是，在一个晚上，我们趁着夜间补充到前线，把伤亡较大的部队替换下来。记得那天白天，我们走了一个下午，夜色降临之后进到了第一线阵地。当时，我们冒着敌人迎面飞来的子弹，向阵地接近。
我们班所在的部队中老班长比较多，大都打过仗，有战斗经验。他们像往常一样前进，如同没有这回事似的。看着他们沉着、老练的样子，我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
进入阵地后，大概在夜间12点左右，敌人发动了进攻。双方距离很近，激战到天蒙蒙亮，才打退了敌人。这是我第一次经受战火的考验。
增援部队上去了，直军终于守住了阵地。我们在阵地上固守了10多天，敌人虽多次进攻，但都没有攻上来。当时正值秋季，天气逐渐转冷，阵地面积比较小，我们用洋镐铁锹挖了猫儿洞，藏在洞里，有时天一下雨，战壕里积水很多，排不出去，结果泥水交加，又湿又冷，只有白天太阳出来后，大家才轮流在阵地上睡几个小时。
正当两军相持不下的时候，我的腿在一次交战中负伤了。
那是一个黄昏，奉军有一小股兵力从阵地的侧翼摸上来，突然向我们发起了攻击。顿时，枪声、呐喊声响成一片，敌人一个劲冲，只差十几步距离了，我们跃出阵地，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
我上了刺刀，右腿刚跨出堑壕，离我一二十步远的一个敌兵突然向我开了一枪。这一枪正打在我右腿的膝盖一侧，当时我只觉得麻酥酥的，没有其他感觉，也没顾上看，一下就冲了出去。把敌人打退之后，我的腿说什么也不听使唤了，低头一看，血已经染红了军服，这时我才知道自己负伤了。
我负伤后，很快被送到了二三里外的后方裹伤所，又用担架抬到秦皇岛临时医院。后来转到天津的直军大本营临时野战医院，在那里治疗养伤。
1924年10月23日，由于一个突然事件，使战争局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这就是冯玉祥率部发动北京政变，拘禁了因贿选而当总统的曹锟。吴佩孚得知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急忙从前线抽调部队，亲自率领回救北京。
这样，冯军和奉军对吴佩孚就形成了两面夹攻之势，把吴佩孚打得大败，困在天津。吴看到大势已去，只好带着两千多残兵败将由塘沽登舰浮海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到此便结束了。
直军战败后，天津大本营临时野战医院也散了摊子。面对这一乱糟糟的场面，我的心情十分凄楚，不禁回想起在开封陆军军士学校练兵的火热情景，但我们毕竟是打败了，现在要向何处去呢？天津离我的老家已经不远了，只有一百几十里路。有人劝我说："你离家4年多了，还不回去看看，顺便把伤养好。"我也觉得离家这么长时间了，现在又到了天津，确实应该回去一趟。但又一转念，这样狼狈地回家，向父老乡亲说什么呢？外出奔走没找到生活出路，在一场不明不白的战争中负了伤，亲人见了肯定会伤心的，于是我决定还是回河南去。
我随着伤员们从天津上火车，经过丰台，到了石家庄以南一个叫鸭鸽营的地方。
这时，山西军阀阎锡山也落井下石，出兵娘子关，把鸭鸽营这一带的铁路给扒了，以阻止湖北、河南的直军部队北援吴佩孚。我们的火车到了鸭鸽营之后，就不能再往南走了。伤兵们只好全部下车，准备徒步走到顺德府（现在邢台市），因为过了顺德府就离河南不太远了。
当时，从火车上下来一千多伤兵，瘸着的、拐着的，三五成群地向东南方向移动。开始，我还有几个伙伴同行。他们的伤势都比我轻，到后来只剩下我一个人，拄着拐走在后面。由于伤口两天没换药，右腿像灌了铅似的，越走越沉。记得过隆尧县城时，人家关上城门不让我们进去，只好绕道走。实在走不动了，只得到村子里雇了一个小推车。我坐了20多里路，把身上仅有的70个铜板全花光了，最后不得不沿路乞讨。一位老大爷见我这副可怜的样子，愤愤地说："狼心狗肺的军阀们，不顾我们老百姓的死活，拿着钱去造枪造炮，让后生们自相残杀。"我听了这位老大爷的话，心里酸溜溜的。
经过3天的艰苦跋涉，到了顺德府。在那里又上了一趟专门拉伤兵的闷子车，经郑州转车回到开封，从而结束了这段艰难的行程。
【孙毅（1904-2003），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人，曾用名孙俊明，毕业于河南陆军军官学校。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四军谍报科科长，第四十一师参谋长，红军学校教员，粤赣军区第二十二师参谋长，军委教导师参谋长，红军学校作战科科长，国家政治保卫团参谋长，红三军团教导大队大队长、教育科科长、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红一军团教育科科长、军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大队长，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冀中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校长兼晋察冀军区训练部部长和教育训练委员会副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代司令员、司令员兼晋察冀军区第七纵队司令员，河北省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军校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外训部副部长，军委出版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3年7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