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贫困的家庭
清末光绪三十年（1904年），我出生在河北省大城县一个贫民家庭里。大城县地势低洼，土地贫瘠，城县一个贫民家庭里。大城县地势低洼，土地贫瘠，到处都是白茫茫的盐碱，庄稼收成不好。子牙河从县城东边蜿蜒流过，纵穿全县。这条河河道狭窄，经常泛滥。据大城县志记载，从清朝光绪九年到二十三年这14年间，子牙河就闹了十次大水灾。另外，旱灾和虫灾也时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迫使人们流离失所，奔走他乡。从而形成了大城县的一个历史特点：前清末年出老宫，民国时期出行伍。
听家乡的老人们说，慈禧太后的皇宫总管，外号叫"小李子"的李莲英，就是大城县李贾村人。自从他得势以后，县里不少人利用老乡关系投到他的门下，做了清宫太监，而民国以后，军阀各霸一方，到处招兵买马，我们家乡外出吃粮当兵的特别多。据说，当时全县在外当兵的排以上的官就有一千多。旧社会把当兵叫做"吃粮"，是因为生活所迫，走投无路，拿自己的生命换饭吃。我和父亲、哥哥三人后来都被迫走上了这条"吃粮"的道路。父亲在旧军队里当过司务长，哥哥当过连长。
在我的记忆中，家乡的县城三四里见方，有一千八百多户人家。四周有古老的城墙环绕，城内的街道不宽，房屋错落，显得有些零乱。城北有一座城隍庙，相传是明朝时期修建的，寺院比较宽阔。另外城里还有文庙、武庙、文昌阁等其他一些古迹。街道两旁有不少小客店、小货店和摆小摊卖小吃的。他们各自树招牌，沿街叫卖。那时流传着一句话："大城县，三件宝，烧酒、驴肉、大火烧。"很多人靠着做小买卖开小店维持家计，他们起早睡晚，苦心经营，但一遇灾年总有不少人破产倒闭。我们家的遭遇就是这些人家其中的一户。
我家原籍并不在河北，而是在浙江绍兴余姚县。因为闹灾荒，老辈人从浙江逃到山东，以后又从山东逃到河北沧县一个叫望海寺的地方，到了我的曾祖那一代，又从望海寺流落到现在的家乡大城县，爷爷和父亲都出生在这里。爷爷叫孙殿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病故了。父亲是过继的，叫孙绪臣，原是农民，读过几年书，后来帮爷爷开客店。母亲姓田，大家叫她"隐姑"，没有文化，却好信佛吃斋，心地善良，手很巧。父母一共生了六个孩子，我排行第五，上面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妹妹。那时爷爷身体还好，他们父子二人悉心尽力经营客店，再加上母亲操持家务，一家人的日子还勉强过得去，恐怕这要算我们家的"黄金时代"了。
但好景不长，爷爷病故后，家里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父亲是继子，惟恐别人说他不孝，卖掉了一些房子和土地，为爷爷出殡。丧事总算办好了，但客店只得停业。父亲东拼西凑开了一个卖油盐酱醋的小杂货铺，靠一点微薄收入艰难度日。俗话说"越穷越吃亏"。一家七口人靠着这一点收入维持生活本来就很不容易了，谁知又赶上荒时暴月的年景，没多久小店就倒闭了。贫困的生活迫使父亲和哥哥先后离家出走，以后就靠母亲给别人缝衣洗被，和父亲、哥哥当兵寄回来的一点钱过活。母亲白天在别人家做事，晚上回来料理家务，特别辛苦。她常对我说，穷人要有志气，以后好好读书，家贫出孝子，白屋出公卿。我曾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做个有出息的人，挣钱孝敬她老人家。我不满7岁，就开始下地拾柴火、拾粪，帮助维持家计了。
上学读书
12岁那年，父亲因身体不好退伍了，我才有机会上学。开始是在城东关的国民小学校，由于年岁大，理解能力较强，考试常常名列前茅。在初小学了两年，就和另外一个学生转到东街大城县高等小学旁听。半年之后考了个第4名，获得了在高小上学的机会。
高小共开设十来门课程。主要有修身、国文，史地和理科。辅科有外文、音乐、图画、体育和书法等。我最感兴趣的是国文和历史。
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中国封建的、传统的思想，如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之类，旧思想意识、封建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非常多。其次就是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同时也学习一些外国历史。
除了校长，教员都是从各处聘请来的。这些旧社会的小知识分子眼光有的比较势利，他们对家庭富有的学生总是面带笑容，而对出身穷苦的孩子却爱横挑鼻子竖挑眼，百般刁难。我从上学时穿的衣服到学习中用的文具，都受到过这些人的挑剔和讥讽。
别人看不起，也就更促使我们这些穷学生奋发图强。我脑子虽然不太聪明，却抱着人一己十，人十己百之精神，夜以继日，奋勉苦读。那时，每逢假日，一些家庭富有的学生便上街吊膀子，吃喝玩乐，我却带着干粮，到学校自修室温习功课。在高小两年半考试5次，每次成绩都很好。有一次，我因病未上体育课，校长却给我记了大过，期末考试时还把我八九门课的平均分数减掉三分，即使这样，我仍然考了全班第5名。由于学习用功，在少年读书时代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特别是文言文，像在学校学过的韩愈、欧阳修、范仲淹、周敦颐等人的文章，现在稍加复习，还能背诵。
当然，人各有志。学校的教员中也有不少怀有正义感的人，他们爱护穷学生，帮助穷学生，对穷学生下功夫培养教育。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国文老师。他当时已经60多岁，是一位刚强、正直的老知识分子，名叫李希程。他每天晚饭后都到野外散步，经常遇见我背着筐子拣柴拔草，便产生了好感。遇见了总要停下来，亲切地拉拉家常，交谈几句，上课时还经常提问我，花力量指导。
记得有一次上作文课，李老师出了个题目，叫做"说竹"。由于北方竹子少，我从来没有见过，只是看过图画，怎么也写不好，最后勉强凑合写了一篇。在发作文卷子的时候，李老师把我单独叫去，语重心长地说："这篇作文我看过了，意思不深透，对你帮助不大。我另写了一篇，你仔细看看，希望你能像竹子那样做人！"
接过文章，我反复看了几遍，深为感动。到现在我仍能记起一些句子：
"竹者，君子也。立根厚土，风雨不摇；中空外直，更有劲节；寒暑不凋，清瘦怡然：生聚成林，竞相勃发。故苏子云：'不可一日无此君也'……"
这篇文章总共二三百字，但竹子那种坚定不屈、挺拔自直、虚心向上、顽强生存的精神品格早已跃然纸上，最后他还引用了清代大画家郑板桥在《竹石》画上的一首题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读了这篇短文，才豁然明白了李老先生的良苦用心，就是期望我不要因出身贫寒而自暴自弃，无论环境如何艰苦，都应像竹子那样立定脚跟，挺直腰杆，战胜困难。这篇文章对我鞭策很大，此后我对学习更加刻苦了。至今，每当我看到那亭亭玉立的翠竹，心中就特别怀念这位老先生对我的教诲。他不但教我学习了知识，更重要的还教我如何做人。
民国九年大城县闹旱灾，烈日似火，田间禾苗枯，庄稼人愁容满面。这年，我刚满16岁，还有半年就要高小毕业，但是家里面临着揭不开锅的境况，不得不中途辍学，背起行囊，外出谋生。那时，我们北街有个叫王鹤年的邻居在福建军阀队伍里担任团长。他弟弟要去找他，我和几个同乡准备利用这个机会，一起去福建。
临走之前，我曾到李希程老先生那里辞行。当他听到我要退学外出的消息时，霍地一下站起身来，拍着桌子说道："这是什么世道？学习还有半年，怎么没学成就要走，太可惜了！"当时自己的心情是难以言状的。但我又不甘心听任命运的摆布，一气之下便改了名字。
过去我的名字比较文一些，叫孙俊明，就是克明俊德的意思，力争做一个能够明白大义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但这次外出，道路不会平坦，困难重重。于是，我行前改名为孙毅，号志明。这个毅怎么讲？字典上说："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意思就是果敢坚强，必致其杀敌之心方止，所以志决而不可动摇者，谓之毅那时还谈不上什么政治觉悟和革命信念，只想靠着个人的本事到社会上去拼，去闯，寻一条生路。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行不通的。"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离开家乡的。
1920年10月的一天，我和八九个同乡从县城出发，沿子牙河经过南照府姚马渡镇直达天津。
总算谋到一职
我们从天津坐上火轮，经过四昼夜航行到达上海。在上海转换火轮，又航行了三昼夜才到达福建厦门。到厦门之后，一打听才知道王团长所在的部队已由福建进到广东汕头、潮州一带。我们又从厦门来到了潮州。
在潮州，我们见到了王团长。他把我们安顿妥当后，便叫到他那里叙话。王团长询问了我们每个人家中的情况，并安慰了几句，然后说道："你们现在出来找事做，有很多难处，不一定如意，我尽量想办法安排吧。"接着要我们都作篇文章，或写心得，或眷一篇古文。王团长想试一试我们的才能，看看写的字、造的句怎么样。
两天后，我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了一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这是一篇优美的古代散文，上学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将它背得很熟，所以也没有看书，就一气默写下来。写完之后，又在后面写了几句外出的志愿，表示自己不怕吃苦，愿为国家出力的心情。
文章送上后，没过几天，王团长就把我介绍到福建混成旅旅部去当录事。当时部队里的录事，是一种雇佣关系，不穿军装。主要是干一些抄抄写写的事，即文书工作。
一到旅部我就很忙碌。任务是填写干部的履历表，字写得很小，又要工整，耗时费事。同我一起工作的有两位书记官。一个是天津人，另一个是安徽省太和县人，叫王之鹤，待人十分厚道。王书记官对我像对小学生一样，每当拟稿时，总让我站在一旁观看，遇到不懂的地方，就手把手地教。由于他的耐心指教，我的文字功夫进步很快。
广东天气很热，蚊虫多。我刚去时没钱买蚊帐，每天早晨，一觉醒来满身被咬得都是疙瘩，又痒又痛，钻心难耐。为了防止蚊虫的叮咬，睡觉时只好用两条毛巾把头包上，用被子把身体盖得严严实实。刚开始闷热得受不了，时间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由于社会制度的腐朽没落，旧中国当时存在着三种最坏的习惯，一个是嫖妓，一个是赌博，另一个是纳妾。这些现象在封建军阀的部队中尤为严重。有些军官一到假日不是上赌场，就是逛妓院，吃喝嫖赌无所不能。由于家境贫穷，我上学时就厌恶那些膏粱子弟吊膀子、猜拳行乐的不端行为，主张效法"竹子"的清高。所以，到部队后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严。
我一月的工资是16块光洋，除交伙食费外，还要给家里寄钱，腰包里只有一两块钱零花。虽然有人要拉我一块去玩乐，但始终没有去过。为此曾有人开玩笑说："你这个人太顽固了。"
大约在广东住了半年，部队从潮州开回福建，在漳州进行整编。我们混成旅被改编为福建的一个支队，受福建督军李厚基之命，开往泉州西部和西北地区进行"剿匪"。那时军阀割据，在他们占领的地盘内，只要稍有武力反抗就会被视为"土匪"，遭到镇压。这次我们支队"剿匪"的对象，就是当地组织起来的一些民军。我那时因在留守司令部办理后方勤务，没有随部队去泉州。
1921年11月，支队又被编到其他部队，留守司令部也解散了。这样，我就没了职务。正在这时，接到了王团长的一封信，他又把我介绍到福建"安（溪）德（化）永（春）大（田）剿匪司令部"去工作。司令部设在永春县，部队的司令叫史廷阳，是福建督军李厚基的亲戚。接到王团长的信后，我立即从漳州起程，经厦门、泉州到永春，在司令部里担任司书。
1922年春末，"剿匪"任务结束后，部队又由永春转到福州。到达这里后，主要是做善后工作。我当时住在福建陆军公寓，离督军府不远。当时陆军公寓中有不少住闲的人。他们大都因部队整编而失掉了职务，有的当过营长，有的当过团长，都是旧军队中饱经世故的过来人。相处时间一长，慢慢就熟识了。大家经常坐在一起谈天，从中学到了不少待人处世的社会经验。
【孙毅（1904-2003），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人，曾用名孙俊明，毕业于河南陆军军官学校。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四军谍报科科长，第四十一师参谋长，红军学校教员，粤赣军区第二十二师参谋长，军委教导师参谋长，红军学校作战科科长，国家政治保卫团参谋长，红三军团教导大队大队长、教育科科长、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红一军团教育科科长、军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大队长，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冀中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校长兼晋察冀军区训练部部长和教育训练委员会副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代司令员、司令员兼晋察冀军区第七纵队司令员，河北省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军校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外训部副部长，军委出版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3年7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