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参谋处工作
离开宋埠后，从信阳乘火车到了武汉，然后坐船经九江，又转乘火车直抵南昌。从南昌穿山越岭，直奔宜黄。
我在宜黄县城一家小旅店住下后，第二天给赵博生发了封信，信中叙述了分别后的情况，谈到从报纸上得知的消息，念过去相处日久，彼此深知，又曾患难与共，所以特来投奔。
第三天，赵博生就派警卫员把我接到他那里。我们俩人促膝畅叙，十分高兴。后来，他谈起了部队的情况。由于这次进驻江西，是要"围剿"红军，部队士气普遍低落。宜黄原来是中央苏区，部队刚到这里时，街上有很多红军留下来的大标语，像"打倒帝国主义！""打土豪，分田地！""欢迎白军弟兄们拖枪来当红军！""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等等。这对穷苦农民出身的广大官兵来说，影响很深。因此，当时大多数人愿回北方去，不愿打红军。加上部队初来乍到，不适应南方气候，部队中疫病流行，减员很多，只好暂时在此进行整训。赵参谋长的意思是让我先休息一下，不要着急，慢慢再想办法。
大约过了十多天，赵博生又把我找去，对我说："看来现在马上要找个正式工作不太容易，我给二十五师兵站站长写封信，你先在那里帮帮忙吧！"
二十五师兵站站长叫隋兆善，是山东人，长得很魁梧，年龄大约30岁左右。听别人说，他25岁就当了县长，年轻有为，工作上很有魄力。他看完赵参谋长的信说："欢迎孙先生来我们这里帮忙。"接着，向我介绍了兵站的情况。
我在这里，主要任务是帮助书记拟稿，每月除吃饭外，还发给我25块零花钱。日子一久，渐渐就和站长、书记、军需等人都混熟了，闲暇时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相处得很融洽。
我在二十五师兵站住了三个多月。
有一天，我应邀去找赵博生，正好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也在。赵参谋长向孙连仲介绍说："总指挥，这是孙毅，过去也是跟着你的。"因为1928年我在二十三军时，曾有一段时间调到西北军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工作，那时方面军的总指挥正是孙连仲。我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后来，李炎参谋长去开会，遇见了我，又把我要回二十三军。孙连仲和我简单地交谈几句，问了问现在的情况，就走了。
赵博生这次邀我来，主要是想了解在兵站过得怎么样，并认识一下孙连仲。后来他又找孙连仲，要求把我调到参谋处工作，孙同意了。这样，我由兵站调到二十六军参谋处，担任了少校参谋。
决不打红军
1931年7月，我刚调到参谋处不久，蒋介石又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
这次"围剿"，是在第二次"围剿"被红军粉碎后，紧接着进行的，共调集30万兵力，蒋介石亲自出任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分左右中三路，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方针，妄图乘红军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未得休整之际，突然大举进攻，压迫红军于赣江江边，以达到摧毁苏区和消灭红军的目的。
进攻以左路为主，二十六路军划归右路指挥。当时，部队接到蒋介石"火速前进"的命令后，便由宜黄出发，向南挺进，徒步行走七八天，途中却一直未遇到红军的主力。
这时，正是江西最热的季节。一路上吃不好，睡不好，加上蚊子咬，又累又乏，我突然打起了摆子（即疟疾），浑身酸软无力，一步也不想走了。当时，还有一个少校参谋，叫袁良慧，他也打摆子。我们俩就在中途留下了。
我们住了四五天，病情稍微减轻了些，但身体还很虚弱。这时，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共产党和红军代表劳苦大众"这句话，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现在却要掉转枪口，去打为穷苦人谋利益的红军，为蒋介石卖命，这样做与己、与国、与民又有何益？十余年来在军阀混战中的惨痛经历，使我已经明白了一些事理。我把自己的想法向老袁一讲，我们便决定先不去前线，到后方休养一段再说。于是，我们二人又往回走，来到临川。
临川，是宋代著名改革家王安石的故乡。因为这里有一条抚河，故也叫抚州。县城比较繁华，我们在县城南关一个富裕农民家里找间房子住下了。
在抚州期间，每天除了看病，还看些书，同袁参谋一起沿河边走一走，海阔天空地漫谈。老袁这人学识、经历比较丰富，谈得很投机。
后来，天气逐渐凉快了，我和老袁的病已基本治愈，便回到前方。当时，二十六路军已进驻宁都，我们见到赵参谋长后，消了假，各自回到工作岗位上。
9月中旬，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指挥下，红军连战皆捷，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接着，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 18日悍然侵略我国东北，消息传来，极大地震动了二十六路军的官兵，部队大部分人家都临近东北，强烈要求回北方，打日寇，保卫家园。总指挥孙连仲为了摆脱困境，即电呈蒋介石，请准回北方，抵御日本侵略者，并且不等蒋回电，擅自率部离开宁都。谁知，刚走到宁都以北60余里的胡岭嘴，便遭到蒋介石的阻止，被迫重新返回宁都。孙连仲为此十分沮丧，便借口"牙疼"，向蒋介石请了个假，到上海治病去了。孙走后，总指挥的工作则由赵博生参谋长协助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代行。
我回去后，正赶上二十五师参谋处重新组建，干部较缺，便从军部调了一个处长，三个参谋，以及书记、军佐等十几人补充到二十五师参谋处。调去的处长姓魏，河北保定人，50多岁，是个老好人，三个参谋包括我在内，一到师里，我就被提升为中校参谋，另外两个参谋由上尉提为少校，处长则由中校提到上校。
二十五师师部也在宁都城里。我们住在一座比较偏僻的小楼中，处长带着我和另外两人住在楼上，其余住楼下。几天后，我见到了师长李松昆。那时，看样子他还不到50岁，长得很壮实，为人也比较敦厚。
我在宜黄时，曾做过一篇短文，叫"用人之我见"。根据个人几年来的经验，同时参考一些书籍，提了几点关于用人方面的看法，如"用人之道多端，但首先要了解掌握每个人的性格和特长，对部属有了基本的认识，才能恰当使用，充分发挥其才力"；再如"用人莫疑，疑人莫用";"领导耳朵软，就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等等，大体有七八条。曾送给赵博生一份，作为参考。一次，我去送文件，谁知竟在师长的桌子上看到了这篇文章。据我揣测，可能赵博生向李松昆介绍过我的情况，并推荐了这篇文章。
赵参谋长曾两次来师里，同李松昆商谈工作。我趁此机会，把在这里的情况向他作了简单汇报。
从这时起，赵博生对我进行了多次耐心的帮助教育和启发诱导。
赵博生向我谈起了苏维埃
一次，赵博生把我叫到他那里叙谈。他讲到，当前进攻红军存在许多困难，特别是部队愿意打日本，不愿打红军。接着，谈起了苏维埃红色政权。他说，苏维埃政权与其他政权不同，他是工农兵的政府，是为劳苦大众撑腰的，深得根据地老百姓的拥护，要想摧毁中央苏区，打垮红军非常困难。但蒋介石却硬逼我们去打，这怎么能打赢呢？由此他谈到部队的处境，十分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要进进不得，欲退又退不走，真是进退维谷啊！"
听了这番话，使我更加看清了蒋介石与人民为敌的丑恶嘴脸。同时，在赵博生的启发下，我内心深处逐渐产生了对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向往。
一天晚上，赵博生把我叫到他的住处。我到那里一看，过去我们"三民主义救国军"的第一支队长李青云和第二支队长郭如岳也在。李青云这时在七十三旅学兵连当连长，郭如岳在七十三旅旅部担任参谋。另外，在场的还有赵参谋长的几个警卫员。
赵博生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我们在一起开个会，纪念登秦岭一周年，请大家发表意见。"大家都推我先说。"好，同志们既然让我说，我就先说。"一回忆过去的艰苦岁月，我也很激动，"在登秦岭一周年的纪念日里，我们应该继承那时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地把部队训练好。一定要亲自抓紧，严格训练，走富国强兵的道路。"
接着，李青云、郭如岳发了言。他们和我讲的不太一样。李青云说："抓好训练固然重要，但部队现在怎样训练呢？打红军也打不胜，日本帝国主义又侵占了东三省，国家一片混乱。"郭如岳说道："我们现在就要为广大劳苦群众服务，解放工农。为工人和农民的基本利益而努力奋斗，才是我们的革命目的。"其他几个警卫员也都说，只有依靠老百姓，才会有真正的出路。
我听着大家热烈的发言，才恍然醒悟过来。于是补充道："看来，我的思想落后了，想的还是富国强兵的道路，我要向大家学习。"
赵博生最后作了总结。他说："我赞成多数同志的意见，解放工农劳苦大众，这条道路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处在当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还得一步一步实现。我们通过纪念登秦岭一周年，要更加团结一致，共同努力。"
这个纪念会开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我思想上颇有感触，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后来，赵博生派警卫员到二十五师，送给我19封信，每封信上都有他几句简单的批语，让我作复。
这些信，主要是他家乡的一些亲戚朋友和过去的老同学、老部下写的，大都求他帮助在二十六路军找个事做。也有个别的向他要钱，请求接济。赵博生批语总的精神是：目前形势动荡，出来做事比较困难，还是应该在本乡本土组成自卫队做些事情。
我一看，感到自己又落后了。从这些批语中，可以悟出已经有点要组织和发动群众闹革命的意思了。于是，我按照他批语中的精神一一答复。拟完后，立即派人给他送去了。
过了几天，我因事到赵博生那里。他对我拟的稿比较满意。趁此机会，又向我讲述了一些红军那边的事情。当时，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他低声说道："看来现在只有红军才是真正闹革命，听说在人家的部队里如果有一个指挥官想叛变，士兵就敢开枪把他打倒，你想不革命那是不行的。"接着，他给我讲了苏区游击队长杨汉烈企图反水，被游击队战士当场击毙的故事，然后站起身来说道："咱们这边行吗？部队干什么都是盲目的，搞愚兵、愚官政策，人家那边才是真正解放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苏区的方向。
听完他的话，我心情很激动。士兵敢打死为非作歹的官长，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过去，旧军队里官长任意打骂士兵，欺压百姓，人们敢怒不敢言，而红军部队里却完全是一种新型的官兵关系。听了这些，我对革命意义的认识更进了一步。同时，我揣测赵参谋长的话，意思好像是过不了多久，我们可能就要有所举动了。
这样，经过赵博生多次帮助教育，我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情绪逐渐高涨起来。
真的当上了红军
果然，赵博生同志暗示过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那是1931年12月14日晚上10点左右，外边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我当时还没有睡下，正在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一会儿，师长李松昆派警卫员来找魏处长，说是师长要走，司令部暂时由魏处长负责，所有的人都不要出去。魏处长也搞不清怎么回事，稀里糊涂地接受了任务。
后来才知道，当时枪声一响，师长李松昆就翻越后墙，逃出了县城，跑到城北40里外的石上村，那里还驻有二十五师的一个团，他把这个团带走了。
由于赵博生同志的多次暗示，我心里比较有底。当时，有的人慌慌张张，也要跑出去跟师长走。我便劝他们说，可能是部队内部因为误会发生了点冲突，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事。说完，我又继续看起书来。他们见我还在看书，也就渐渐放心了。
这时候，口令全都换了。我们司令部和警卫连前面的一排房子，门都关得死死的。枪声响了几排子之后，再也没听到什么动静。
第二天早晨，东方泛出鱼肚白。我们爬上城墙，只见宁都城上空飘着镰刀铁锤的红旗，部队正浩浩荡荡向南进发，已经过了梅江大桥。
当时，我和另外几个人七嘴八舌地对魏处长说："大部队都过桥了，我们也赶快过去吧！"这样，我们司令部和少数警卫人员也尾随着南进的队伍出发了。
行军中途休息时，我们见到了赵博生同志。我急忙跑上前去，对他说道：
"参谋长，我们也跟上来了！"
"好啊，这次我们真的要当红军了！"
他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色。
离开宁都四五十里，见到了前来迎接的红军代表。他们见到我们之后，如同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问长问短，十分热情。
沿途，苏区人民自动组织起来欢迎我们。到处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在村庄的墙上、树上到处是红红绿绿的欢迎第二十六路军起义的标语。苏区的孩子们唱着，跳着。大爷、大娘们一碗碗热茶水，一个个熟鸡蛋递到我们手上。看着这样动人的场面，想到在白军部队里整天提心吊胆，老百姓把我们当敌人，处处军部队里整天提心吊胆，老百姓把我们当敌人，处处躲着我们的情景，我的心醉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一边走，一边心里默默地想，这到了苏区，就如同到了家一样啊！
下午，赵博生同志把大家集合在一个山坡上，向大家郑重宣布，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宁都举行了起义，现在正式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他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用洪亮的声音对大家说道："我们参加红军，根本目的就是要为劳苦大众的解放，奋斗终身。我们将来还要打回北方去，驱逐日本侵略者！"这时，全军上下，一片欢腾，大家的情绪非常高涨。
晚上宿营后，上级又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由季振同任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中岳任第15军军长。
我被分配在赵博生同志领导的红14军，担任侦察科长，从此加入了红军的行列，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
多年的梦想实现了。我心里暗暗下定决心：参加红军仅仅是我走上革命的起点，以后的路更长、更艰巨。我决不辜负赵博生同志的期望，坚决革命到底，任何艰难险阻不动摇，为祖国、为人民的事业奋斗一辈子。
暴动以后我才知道，在12月14日那天下午，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同志派人控制了电台、指挥机关等要害部门。晚上，又以参谋长赵博生的名义宴请全军团以上主官（只有李松昆未到），乘机逮捕了少数不赞成暴动的反动军官，保证了起义顺利进行。除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带领宁都城外1个团逃走外，全军1个军直、两个师直，6个旅直、11个整团，1.7万人，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参加了起义。这次起义，是我党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的诸次起义中，除南昌起义外，代价最小、兵力最大的一次起义（整个起义仅有几人伤亡）。
也是在暴动之后我才得知，赵博生同志在起义之前两个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向我宣传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好处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了。
政治建军
接着，部队开往闽西石城附近的龙冈、秋溪等地整训。
我们14军住两个大庄子，一个是秋溪，一个是横江，同13、15两个军相距不远。为了教育和改造好这支起义部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大批干部来到红5军团做政治工作。肖劲光任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任军团政治部主任，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别担任13军、14军、15军政委。在部队中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连队建立了党支部，每个连都派了指导员，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此外，在连队普遍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和管理伙食的经济委员会，开展了军事民主，规定了官兵平等，废除了旧军队中打骂士兵的制度，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原则，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但是，随着政治工作的加强，思想教育的深入，一些思想落后甚至反动的人，也有向另一方面转化的。有一个连队，在少数反动分子的策划下，武装哗变，妄图重投白军，但没有跑出革命根据地就被追回，为首的被处决，这个连队也被解散了。
当连队士兵委员会提出反对军阀作风的口号后，有些干部情绪波动，怕革命烈火烧到自己头上，提出请假离队的要求。针对这个情况，各连指导员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多做开导、说服的工作。那时，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战士提出了一些理论上的问题，如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马列主义？等等，有些连队指导员讲不清楚，我们就向上反映，建议请肖劲光政委给大家讲讲这些问题，他当时就答应了。几天后，肖政委给我们住在秋溪、横江的全体连以上干部上课，讲了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大家听了感到非常解渴、过瘾。由于从上到下注意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干部、战士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专门对红5军团的政治教育工作写了个小册子，宣传红军是为穷人闹革命的、不打穷人，要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我看到赵博生很忙，他经常深入到团里和营里，每次团营政工干部讲完话之后，他还要讲一讲。在组织上也进行了整顿，如师与师对调，团与团对调，甚至有的营与营也进行了对调。将一批思想进步、技术熟练的士兵提拔为基层干部。在整顿过程中，营以上干部走得不少，特别是一些军、师直属单位干部，他们平时条件优厚，参加红军后吃不了苦，再一个是不愿意断绝家庭和亲友关系。那时的口号是：愿留下的欢迎，要求走的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一天，叫我陪一些营团干部吃饭，我看到营团干部一次就走了60多人。我们参谋处一个姓魏的处长也走了，我家里很穷，没有什么牵挂，为了不连累家庭，暴动之后，整整10年同家里和亲属断绝了联系。
整训一个月之后，大约在1932年2月，军、师干部有的表现好，工作积极，也有的表现犹豫摇摆。为了使一些同志进步得快一些，就需要开阔一下眼界，到外面取取经。一天，赵博生对我说："孙科长，准备派你带一部分人到老红军连队参观一下。""好啊！"我高兴地说。随后选了200多人，让我带队。当时我们驻在石城，3军团在会昌。早饭后，我集合队伍就出发了，傍晚我们赶到3军团住了下来。
第二天午饭后，军团长彭德怀和军团政委滕代远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彭军团长给我们讲了话。他讲了为什么我们的军队叫红军，红军与白军的根本不同。他穿一身灰色的洗得发白的军装，站在一个台阶上，大声地说："我们红军是为贫苦农民打天下，而白军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我们要把他们打倒。"他的话通俗易懂，句句在理，深深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原来安排我们还要到团、营、连参观学习，第三天早晨，3军团接到了战斗任务，告诉我们暂回，下次再来。我们只好中止了参观。我们站在路旁，欢送3军团的队伍，威武雄壮地走上战场。
参观学习
告别红3军团之后，我们往北前进，来到了党中央所在地﹣﹣瑞金。这是我们早已向往的地方。党中央领导同志听说我们来了，专门给我们安排了午饭。午饭后，把我们集合在大门前的操场上，我们坐下之后，说毛泽东、周恩来要给我们讲话。我们非常高兴。毛泽东身材魁梧，上身穿一件灰色棉衣。他首先讲话。他主要讲的是为什么要发展土地革命。接着周恩来讲话，主要讲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区别。他三十四五岁，军装适体，精明刚毅，讲话富有感染力。听了两位领导人循循善诱、深入浅出的讲话，我们的心更亮堂了。
第四天到了军委，正准备吃早饭，忽然接到通知，说早饭后朱总司令要给我们讲话。我很高兴，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大家，我说："同志们，抓紧吃饭，饭后朱总司令给我们讲话。"这时一位40多岁，身穿皮大衣，态度非常和蔼的人来到我的面前说："我就是总司令。"我心里一惊，愣住了。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朱总司令吗？我紧紧握住朱总司令的手，说："原打算我们吃过饭就去的，没想到你到我们这里来了。"我高声喊道："朱总司令就在我们这里。我们不吃早饭了，请总司令给我们讲话！"大家热烈鼓掌。朱总司令随后站在一张桌子上，给我们讲了半个多小时。他讲了红军与白军的不同，讲了当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他虽然是四川口音，但讲的道理通俗易懂，我们听得很明白。
早饭后，我们到了军委，当时叶剑英是军委参谋长。午饭前，叶剑英给我们讲了几句话。接着，军委总部另外两位领导先后讲了话，大意是：你们暴动过来参加红军，我们表示热烈欢迎。你们来到这里参观学习，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就毫不保留地提出来，咱们是一家人了嘛！接着，我们200多人中有两三位主动发了言，讲的中心意思是：我们刚从旧军队过来，什么也不懂，欢迎红军老大哥对我们批评指导。他们讲得很好，完全代表了我们的心意。我这个带队人听了非常高兴。
中午，军委招待我们吃午饭，10人一桌，大约有20多桌。每个桌上放有两大盘菜，一荤一素。主食是大米，我们大部分是北方人，平时很少吃大米，这顿饭吃得很香甜。
下午，我们参观了军委各部办公位置。晚上，瑞金红军学校召开欢迎大会。校领导致欢迎词后，我作金红军学校召开欢迎大会。校领导致欢迎词后，我作为带队的讲了几句，我说："非常感谢红军学校老大哥对我们的热情接待。我们什么也不懂，一定虚心学习，欢迎老大哥给我们帮助指导。"之后演出节目，有合唱，有独唱，有舞蹈，生动活泼，反映了红军战士的生活。我们看后耳目一新。第五天，参观学习结束，我们回到了自己的驻地。
通过近两个月的整训，官兵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可新的矛盾又出现了。部队产生了极端民主化倾向，什么事情都要先交下级讨论，然后上级才能决议，少数人自由散漫，好像什么都解放了，起床号、熄灯号不起什么作用了。一天，赵博生又把我叫去，说："你看看咱们的队伍，真正是解放了，极端民主化了，起床号吹过，都不想起床了，这不行。"他接着说："给你10天时间，你再到3军团去一趟，他们执行任务已经回来。这次你带十几个人就行了，三个师部各选2人，每个团选1人，总共不超过20人。到红军连队后，看看人家老红军战士是怎么生活的，要不要遵守纪律。"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这次，我们从秋溪直奔3军团驻地。到达之后，我首先找到了彭德怀军团长，我说："军团长，我又取经来了，这次我们主要到连队看看，你看我们到哪些连队比较好？"彭军团长给我们指定了一个师。这个师就是黄克诚所在的那个师，他任师政委。黄克诚把我们介绍到一个团里，团里又把我们介绍到一个营。晚上我们住在营里，白天在连里活动。
听说我们要去，连里做了些准备，找了几个被红军俘虏过来的如今当了班长、排长的人，现身说法，给我们讲他们是如何接受改造，转变思想，最后当上了红军班长、排长的。有一个班长讲得很好，他深有体会地说："红军有铁的纪律，严的有理，官兵平等，当官的不欺压士兵。我舍不得离开这个部队。"班、排长讲了之后，连长、指导员又先后发了言。从他们的讲话中看出，红军战士在思想上真正获得了解放，他们的纪律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我们听后深受教育。在连队活动了4天，以后又到师、团、营各活动1天，预期目的基本达到了，我们就结束了这次参观学习。
回到驻地，我根据记录，归纳整理了一个材料，面向赵博生进行汇报。我说："这次去3军团，收获很大，人家找的都是班长、排长、连长，结合亲身经历讲的。讲的有官兵平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红军战士真正是解放了，纪律严明，都是自觉遵守……"赵博生听后说："很好，你把这些给咱们军直属单位讲讲吧。"于是我把这次参观学习所见所闻向军直属单位讲了一次，足足讲了两个小时。通过这次教育，部队情况大有转变。有人说，从一个旧军人变成新军人需要经过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通过这次整训，我认识到确实如此。
整训结束后，我调41师担任参谋长。
严峻的考验
经过近两个月的整训，部队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到了193年2月下旬，5军团接到了配合3军团攻打赣州的任务。13军负责围攻赣州城，14军是预备队。赣州城在赣江西边，预备队布置在赣江东岸，往北一直延伸到储潭，相距三四十华里。我们预备队的任务是防止敌人往东逃窜。围城个把月，虽然数次攻城爆破，两次总攻，但由于赣州城易守难攻和国民党军增援，不仅攻城未克，反遭重大伤亡。后来才知道，这次行动是王明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的结果。
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赣州不再打了。它消耗了时间和自己的力量，给红军以后的作战带来困难。部队主动撤了下来。随后，军师一级干部召开会议，总结了这次作战经验，以后赵博生对我说："红军真好，讨论时无话不说。大家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错了就是错了，过去咱们老部队哪里见过。我参加会议增长了很多知识。"
赣州城未攻下来，接着我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消灭土围子。就是要把根据地内地主武装固守的据点消灭，当时我们叫做消灭"白"点。江西土围子特别多，当年曾国藩、胡林翼对付太平军，就搞了许多土围子。我14军41师的任务是攻打赖村土围子。土围子周围壕沟很深，人过不去，里面积存了大量粮食。我们攻了个把月，伤亡了不少人，也没有攻下来。
1932年7月8日，红5军团奉命向广东乌径开进，中途接到改变方向，赶到水口圩，堵击粤敌第4师向南雄逃窜的命令。这时41师番号改为38师，我仍担任参谋长，程子华任师长。当天下午，在水口圩以东的一个村庄，红5军团与敌人隔河打响。13军作正面进攻，14军在右翼，另一支兄弟部队由左翼渡江绕到敌后，击溃敌人两个团，敌人当晚退守水口圩及附近高地，构筑工事，固守待援。
第二天，余汉谋从南雄调来了增援部队，以优势兵力向我5军团猛扑。由于情报有误，开始估计我兵力超过敌人一二倍，打了一天之后，敌人越打越多，由原来三四个团，一下子多出了五六个团。战斗非常激烈，我军处境困难。幸好陈毅率领江西独立第3、第6师及时赶到，才稳住战局。
10日拂晓，我1军团和12军赶到水口圩战场，会同5军团和独立第3、第6师向敌人勇猛冲杀。许多官兵手持大刀砍向敌人，在气势上压倒了敌人。打到中午，敌人支持不住了。我拿起望远镜一看，敌后续部队开始撤退。我把这个情况及时告诉了程子华。他立即报告了赵博生。随后，我军一阵猛攻，敌一线部队开始逃窜。我再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发现敌一线部队在交替撤退。黄昏后，敌一线部队全部撤完。我们紧追不舍，一直追过水口圩。敌人溃逃南雄，战斗结束。
第二天，我们准备退出战场。因敌人在这里盘踞3天，加上他们的欺骗宣传，圩子里一个老百姓也没有。光我们14军的伤员就有1000多名，怎么办？我和程子华商量，安排三四个士兵抬一个伤员，用老乡的门板当担架，一直拾到苏区野战医院。我仔细察看了一下伤员情况，大部分是头、胸、腿部负伤。赵博生在战斗中左臂负伤，仍继续指挥战斗，不下火线，为部队作出了表率。
水口圩战役，双方伤亡都很。在红5军团阵地前，光砍死的敌人就有900多名。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罕见的一场恶仗。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水口圩战役作了评价，他说："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后者击溃陈诚十二个团），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
水口圩战役，对我军后来的北线作战很有利。红5军团在这次战斗中，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尽管条件十分艰苦，激战三天三夜，光我14军就牺牲了1000多人，但士气始终旺盛，没有一个临阵逃脱，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这充分说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领导制定的党对起义部队"团结、教育"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同时说明红5军团两个月的整训，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孙毅（1904-2003），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人，曾用名孙俊明，毕业于河南陆军军官学校。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四军谍报科科长，第四十一师参谋长，红军学校教员，粤赣军区第二十二师参谋长，军委教导师参谋长，红军学校作战科科长，国家政治保卫团参谋长，红三军团教导大队大队长、教育科科长、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红一军团教育科科长、军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大队长，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冀中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校长兼晋察冀军区训练部部长和教育训练委员会副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代司令员、司令员兼晋察冀军区第七纵队司令员，河北省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军校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外训部副部长，军委出版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3年7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