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以后，大田里基本上没有什么事了，整个干校开始大搞基建，同时开展整党学习和革命大批判。我们机关连除了少数几个年老体弱者外，全部到离鲤鱼洲不远的瑞洪镇去采石头。瑞洪镇附近有一座石山，不很高，山上都是浅红色的石头，这种石头不像花岗岩那样坚硬，比较松软，容易采掘，是当地老百姓很喜欢的一种基建材料。我们到达采石场以后，已经有很多老乡在那里采石头。这种与民争利的事，很容易引起当地老乡的不满，与他们发生矛盾和冲突，但我们是北京的，来头大，又有当地的革委会支持，因此，也就与采石头的老乡相安无事。
采石头不光是力气活，也是一种技术活，我们以前都没有干过。开始几天，我们虚心向当地的老乡学习，如何画线，如何加楔子，如何掌握钢钎，如何抡大锤。老乡们并没有因为与我们有利益上的冲突而把我们拒之门外，而是细心地教我们。因为采掘来的石头是用来砌墙，所以必须是砖形，四十公分长，二十公分宽，十公分厚。首先必须在石头上按要求画线，然后在画好的线上加楔子，最后才是抡大锤打石头。抡大锤的人都是挑选出来的壮小伙子，稍微体弱一点的人则负责画线、加楔子或握钢钎，我被分配握钢钎。米石头时，握钢钎的人必须按照画好的线移动钢钎，抡大锤的人下锤砸钢钎时必须猛而准，不猛则砸不开石头，不准则砸不着钢钎反而伤了握钢钎人的手。在采石场上砸伤手的事常常发生。我则很幸运，与抡大锤的小伙子配合默契，手没有被砸伤。我们采掘的石料都堆放在离采石不远的一条小路边，场部派运输队用船一批一批地运到瑞洪，然后再用卡车运到鲤鱼洲。
在完成了采石任务回到鲤鱼洲后，已经接近年底了。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参加刚刚组建的教改小分队，到附近的城镇和农村进行调研，了解这些地区的贫下中农是如何按毛泽东思想进行教育革命的经验，作为鲤鱼洲将来建立北京大学分校时招生办学的参考。抽调上来参加小分队的，都是各连的教师，而且都是在"文革"中没有问题且与两派斗争毫无瓜葛的人。我在"文革"中既不是走资派，又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也没有历史问题，而且在两派斗得最凶的时候当了"逍遥派"，因此就被选上了。小分队总共有七八个人，还配备了一名医生。小分队的队长是原校长办公室的老周，此人能说会道，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没有谁说得过他，因此，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周铁嘴"。场部特别授予了小分队一面红旗，上面有"北京大学教改小分队"几个字。出发前，场部领导专门接见了我们，向我们布置了任务、交代了政策。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周铁嘴"就领着我们打着红旗出发了。
按照场部的规定，我们基本上是步行，只有在特别必要时才能乘车和坐船。"周铁嘴"这个人很随和，作风也很民主，遇事都跟大家商量，他又经常给大家讲故事、说笑话，因此，小分队成了一个快乐的小集体。我们先后到了进贤、东乡、余干等县。每到一县，就先到县革委会去与负责教育的同志座谈，听取他们对教改的意见，并与他们商定下一步的调研计划，由他们推荐可供调研的学校。在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走访了三十多个中学和小学，这些学校有的在城镇，有的在农村。
我们每到一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例如在进贤县，我们住进了县招待所，县革委会的领导还在原县政府大礼堂举行了欢迎大会。我们到余干县一个公社的学校去访问时，离学校很远的地方，就看见有很多人打着横幅，敲锣打鼓地夹道欢迎我们，横幅上醒目地写着："欢迎中央检查团来检查工作"。"周铁嘴"赶紧上前解释："我们不是中央检查团，我们是北京大学的教改小分队。我们也不是来检查工作的，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可是他们根本不听，高高兴兴地把我们迎进了学校。在他们看来，凡是北京来的，就是代表中央，因为中央就在北京，何况我们还是北京大学的呢。
我们在城镇调研时，就住招待所或住在学校空闲的教室里，在机关食堂吃饭。在农村调研时，就分散住在老乡家，在老乡家里吃派饭。老乡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对我们非常热情，都把最好的房间腾出来给我们住，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吃。在余干县时，我住的那家老乡是个贫农，因家里缺劳力，挣的工分不多，日子过得很清苦。我住进去以后，他们就让我睡在准备给儿子结婚用的新房里，把留着过年的腌肉拿出来招待我，还把家里养着下蛋的鸡宰了一只。临走时，我多给了他几块钱，他说什么也不要，只按规定收了钱。但是，我也不能多吃多占，只好偷偷把钱扔进他们家的米缸里。这次调研，别的方面感受不多，倒是基层干部和老乡的朴实、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感动不已。
回到了鲤鱼洲以后，小分队集体向场部领导作了汇报。场部领导在听了我们的汇报以后，立刻着手建立了北京大学鲤鱼洲分校，并在江西招收了一百多名工农兵学员。后来我们又都回到了各自的连队参加生产劳动。不久，一九七一年的春节就要到了，我们都收到了由总校寄来的贺年卡，并附有一封北京大学革委会给全体"五七战士"的慰问信。在春节到来之前，我们就陆续住进了新盖的砖瓦房。这些房子的墙，有一部分就是用我们在瑞洪打来的石料砌的。房子虽然简陋一些，但比原来的茅草屋强多了。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在门框上贴上了春联，还在屋里贴上了从附近的集镇上买来的年画。场部从南昌采办了一批年货发给大家，每人一包瓜子、一包花生、一包点心。各连队的伙房都杀了猪，还分到了打鱼队从鄱阳湖里捕捞的大鲤鱼，伙夫们都在为春节期间改善伙食而忙碌着。这一切都让整个鲤鱼洲充满了节日气氛。春节放假三天，在这三天里，大家都足吃足喝足玩，过得自由自在。"周扒皮"没有让我们吃忆苦饭干重活，"狗腿子"也没有让我们加班。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宣传队对我们这些"臭老九"的态度似乎有了一些变化，这到底预示着什么呢？不得而知。春节过完了以后，我突然接到了调令，让我到场部菜班报到。我依依不舍地向机关连的战友告别，有人偷偷地对我说："你小子走运，调到了场部菜班，那里的活儿比大田的活儿轻省多了，你等着享福吧！"
场部菜班的班长姓吴，原是物理系的讲师，留苏博士，大概四十来岁，比我大五六岁。我来之前，菜班只有两个人，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后勤部门的老工人，大约有五十来岁，也姓赵。两人种着三分菜地，场部伙房就靠菜班提供蔬菜。但菜班生产的菜根本就不能满足需要，场部伙房经常要靠各连队的菜班支援。我报到的当天，吴博士就高兴地对我说："你能来实在太好了，我们现在压力很大，种的菜不能满足伙房的需要，经常挨批评。现在好了，我们有三个人了，俗话说，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只要我们努力，一定能改变局面的。"
我干了几天以后才发现，那个赵老头仗着自己是工人，瞧不起我们这些"臭老九"，他根本就不听吴博士指挥，嫌吴博士是个外行，不会种菜，但他自己也没有种过菜，也是个外行。我来了以后，他也从未拿正眼瞧过我，总是跟我格格不人。所以，虽然是三个人，但实际上只有吴博士和我才真正算菜班的人，赵老头住在别处，自己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时候还不来上班，吴博士也不敢管他。好在在场部工作的人经常到菜地来劳动，因此，菜地根本就不缺劳力。我跟吴博士住一间房，有什么事，我们俩就商量着办。我见吴博士床旁的桌子上放着一本小册子，书名是《怎样种菜》，大概他就是靠从这本书上获得的知识来当这个菜班班长的。
种菜的活儿其实并不轻省，干一天下来也累得够呛。像浇水、施肥、打药等都是重活儿。我们施的都是农家肥，我和吴博士必须到各处去挑粪，场部厕所的粪便不够用，还得到各连队去挑。我以前从来没有挑过粪，这种活又脏又累，而且弄得全身臭气烘烘的，人们碰到了我们都避之犹恐不及。因此，每次挑完了粪，我们都得把衣服换下来洗得干干净净，身子也得用热水擦洗多次。吴博士从不抱怨，总是笑嘻嘻地说："没有粪便臭，哪有饭菜香？"我们虽然种了不少小白菜、韭菜之类，但仍然不能满足伙房的需要，还得靠各连队支援，因此很着急。后来，吴博士对我说："我听说萝卜属高产蔬菜，也容易种，我们种点萝卜吧。"我们商量好了以后，就一起到集镇上买回来了萝卜籽，种了几畦萝卜，指望靠萝卜来扭转局面。种下去的萝卜籽很快就出芽了，而且长势良好，吴博士和我心中暗暗高兴。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觉得有点不对劲，发现萝卜地里长出来的不太像萝卜苗。有一次，前来给场部伙房送菜的七连菜班班长老梁参观了我们的菜地，此人种菜有经验，是个老手。他见萝卜地里的菜秧长得不错，就问："这是种的什么菜呀？"我们说："萝卜呀！"他仔细看了看说："我怎么觉得不像萝卜。"吴博士说："我们亲自到集镇上买的萝卜籽，又亲手种下的，那还有错？"
后来，萝卜苗越长越高，越长越茂密，整个萝卜地一片绿油油的，十分喜人，但又让我们心中直打鼓，这是萝卜吗？难道是萝卜的新品种？为了验证到底是不是萝卜，我们拔起了一株想看个究竟。这一看不要紧，却把我们惊呆了，菜秧下部只有细根，没有萝卜。到了这时，才知道种下去的不是萝卜，我们上当了。既然不是萝卜，那么究竟是什么菜呢？我们不认识，只得请老梁过来帮忙鉴定一下。老梁过来一看，立刻说："这是雪里蕻。"吴博士听了哈哈大笑了起来，说道："我们种的萝卜竟然变成了雪里蕻，老天爷真会捉弄人呀！"老梁说："可能萝卜籽比雪里蕻籽贵，种子店的老板骗了你们。"很快，场部菜班种的萝卜变成了雪里蕻的事传遍了鲤鱼洲。由于雪里蕻大丰收，场部的人几乎顿顿吃雪里蕻，都吃腻味了，见了我们就问："你们菜地除了雪里蕻，还种了别的菜吗？"吴博士用幽默的口吻说："种了，种了，我们种了很多品种的菜，它们正在积极生长当中，不过，要长到能让大家吃的程度，尚需时日，请诸位耐心等待。我相信，诸位是不会白等的。"大家听了，只得一笑了之。
为了挽回影响，我们决定除了大路菜以外，再种些细菜。我们先后种了扁豆、西红柿和黄瓜。过了不久，场部的人吃上了我们种的扁豆和西红柿，大家很高兴，场部的领导见了吴博士竖起了大拇指说："不错，不错，能吃上你们种的扁豆和西红柿很高兴，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夺取更大的胜利。"吴博士眉飞色舞地说："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用不了多久，你们就能吃上我们种的更多的细菜了。"吴博士说话为什么底气这样足？因为这时我们种的几畦黄瓜长势良好，枝繁叶茂，瓜蔓已经爬满了瓜架。渐渐的，每株黄瓜的叶腋处长出了花骨朵儿，含苞待放。为了取得好收成，我们不断地浇水、施肥，精心管理，小心侍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十几天以后，瓜架上一朵朵黄花迎风开放了，一走进黄瓜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黄色的世界。吴博士高兴地说："每朵花就是一根黄瓜，这么多花将要结出多少根黄瓜呀！"
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黄瓜的大丰收，想象大家吃到我们种出的黄瓜时的那种高兴的情景。然而，我们想错了。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黄花一朵一朵地谢了，竟然没有结出一根黄瓜。老天爷再次捉弄了我们！吴博士气得哇哇大叫："这到底怎么啦！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请来了老梁，想让他看看，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老梁在黄瓜地里转悠了半天，然后说："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浇水太勤，施肥太多，造成了黄瓜疯长，花开得很多，但就是不结瓜。这只是我个人不成熟的想法，仅供参考。"吴博士听了，半信半疑。后来，我们又去请教当地的菜农，这才找到了黄瓜绝收的真正原因。原来，黄瓜对农时有着严格的要求，我们种时晚了几天，所以造成了黄瓜只开花不结瓜的后果。幸好，我们种的几种大路菜都获得了丰收，基本上满足了场部伙房的需要。
场部是整个干校的指挥中心，设置了办公室、党支部、政宣组、广播室、人事组、行政组、财务组、通信组、招待所等机构，外加伙房和菜班。在每个机构中工作的人都很少，如政宣组只有三个人，财务组只有两个人，人事组、招待所只有一个人。所有机构加起来大约有十二三人左右，有些人原来与我很熟，例如，党支部书记就是原来留办的主任老麻；财务组组长原来是中文系语言教研室的老叶；伙房掌勺的就是原来留办的工人老张。那些原来不认识的人因为朝夕相见，很快就混熟了。我除了在菜班劳动外，有一段时间还兼政宣组成员，经常写一点小文章、小诗歌之类在广播室广播。有时正在劳动时，忽然听见广播里播送我写的诗歌或短文，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当时，鲤鱼洲的治安情况不是太好，干校的水泵及别的农具经常被偷，有时连放在伙房里的粮食也被偷走了。因此，各连队及场部夜间都派人值班。吴博士和我经常值夜班，值了夜班以后，第二天就不用下地干活了。吴博士喜欢下围棋，他来干校时还带来了一副围棋。每次值夜班时，我们就下围棋。吴博士虽然喜欢下围棋，但水平并不高，和我差不多，我们两人可以说是棋逢对手，有时候他赢，有时候我赢。我们不在乎输赢，主要是为了消磨时间。每隔一小时，我们就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拿着棍子到场部周围去巡逻。巡逻完了，再回到屋里下围棋。一个晚上巡逻五六次，天就亮了。
一九七一年的夏天格外炎热，每天晚上大家热得睡不着觉，都到外边来乘凉。场部办公区和宿舍区的前面是一条四车道的大马路，直通大堤。这条马路是去年修的，几乎干校所有的人都参加过修路劳动。马路的底层是铺的碎石，碎石上铺了一层沙土，沙土夯实后再浇灌水泥，等级是相当高的。现在，这条马路成了夏夜乘凉的最好去处。大家三三两两地坐在马路边，一边乘凉一边聊天，互相交换着各自听来的信息。大家敏锐地感觉到，今年的夏天似乎与去年不大相同。去年这时正是农忙季节，白天投入了紧张的劳动，晚上还要开批判会，哪有时间乘凉？今年为何不那么紧张了？财务组的老叶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与场部领导联系，因此知道的内部消息最多。老叶说："最近发生了一些异常的情况，大家注意到没有？"大家问："什么情况？"老叶说："场部的几位军宣队领导你们最近见着了吗？"大家说："没有。"老叶说："他们回北京开会去了。肯定有重要的事，不然为什么几位领导全走了？"大家说："对呀！"老叶又说："最近得到通知，鲤鱼洲所有的基建工程一律停止。场部的办公用房和宿舍全是茅草屋，原本计划今年建砖瓦房，材料都运来了一部分，突然决定不建了。这是为什么？"大家说："难道干校要搬家？"老叶说："很有可能。"种种迹象表明，鲤鱼洲将有重大的变化。
过了不久，去北京开会的几位军宣队领导回来了，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迟群。大家一见迟群来了，就知道将会有关乎自己命运的重大事情发生。果然，第二天，场部召开全体大会，迟群在会上宣布："领导决定，撤销鲤鱼洲五七干校，所有人员都回北京。"他的话刚一出口，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大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听错了，都互相询问："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当在别人那里得到证实，迟群的确说的是要撤销鲤鱼洲五七干校回北京时，高兴得几乎要跳了起来。在鲤鱼洲的苦日子终于熬出头了，大家想欢呼，想雀跃，但是都忍住了，谁也不敢，只能在心里暗自高兴。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会场上一片混乱。大会主持人大声喊叫："请安静！请安静！"会场这才慢慢静了下来。迟群扫了大家一眼，很不高兴地说："我的话刚一出口，你们就在下面瞎起哄，这让我非常失望。不要以为你们在鲤鱼洲受了多大的苦，立了多大的功。你们刚到鲤鱼洲时，每天就是捡捡柴火，搬搬东西，没有干什么正经事。可是，你们每人天捡的那点柴火，还不够烧开一壶水；后来，你们种粮食，可是你们种的那点粮食，亩产还不到四百斤，远远不够偿还国家投进去的钱。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改造好了，可以回北京去享福了？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要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合格的革命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些人可能认为，把你们下放到鲤鱼洲来是个错误，我迟某人这次来鲤鱼洲是为了纠错的。我可以郑重地告诉这些人，以前让你们离开北京到鲤鱼洲来是正确的，今天让你们离开鲤鱼洲回北京也是正确的。撤离鲤鱼洲是革命的需要，是战略的转移，不存在错不错的问题。"迟群把大家训了一顿后，才又接着刚才的话题说："这次撤离必须有序地分期分批进行，大家都要听从场部领导的指挥。今年春季鲤鱼洲分校招收的一百多名工农兵学员也将跟大家一起回到北京，他们将在总校继续学习。我们准备在北京大兴县的天堂河筹建新的五七干校（事实上，大兴县的五七干校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迟群等于说了一句空话），你们谁去新的干校，等回到北京以后再定。"有趣的是，一九六九年十月迟群动员我们来鲤鱼洲时，要我们克服临时观点，作好长期在鲤鱼洲扎根的思想准备。今天又动员我们离开鲤鱼洲，说是革命的需要，战略的转移，这不是自打嘴巴吗？撤销鲤鱼洲五七干校的具体原因，迟群没有说，大家不敢问，也不想问。据老叶分析，撤销鲤鱼洲五七干校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是鲤鱼洲离北京太远，不便于领导。第二是总校招收了大批工农兵学员，急需教师。第三是鲤鱼洲有血吸虫病，对大家的身体健康威胁很大。
很快，老弱病残作为第一批撤离人员启程回北京了。后来场部通知，准备组织大家分批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参观，不想去的，可以先回北京。老麻是负责撤离鲤鱼洲领导班子的成员，他有一天问我："场部组织大家去井冈山参观，机会难得呀，难道你不想去吗？"我说："我爱人生病，我想早点回到北京，井冈山以后还有机会去。"老麻见我归心似箭的样子，便说："好吧，我尽量争取让你早一天回北京。"过了几天，他告诉我："后天有一列运送物资的货车要启程回北京，需要几个押运员，我推荐了你。你准备一下吧，明天就要到南昌火车站去，晚上就住在火车上。不过，押运货物很辛苦，你受得了吗？"我说："我在鲤鱼洲什么苦没吃过？押运货物会有多苦？不在话下。"老麻说："既然这样，那就这么定了。"第二天清早，我背起行李正准备到鲤鱼洲汽车站与其他押运员会合时，老麻突然急匆匆赶来说："情况有了变化，押运员全部换成了熟悉物资情况的后勤人员了。你还是等跟大家一起坐专列走吧！"我失望地放下了行李，一屁股坐到了床上。看来，要回北京，还须耐心等待。到了九月下旬，我终于随着第二批撤离人员登上了回北京的专列。当列车缓缓驶离南昌往北京开行时，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车窗外的不同景物渐次退去，列车离南昌越来越远了。我闭上了眼睛，在鲤鱼洲战天斗地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昨晚，我向老叶告别，他因为工作的关系得最后一批撤离。我们聊了很久，直到深夜。他讲了一句话："只有离开了鲤鱼洲，你才知道它在你心中的分量。"我当时很不理解，后来我理解了。是的，鲤鱼洲的一切，成了我永恒的记忆，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丰富的经历，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以及所有在鲤鱼洲的遭遇，都成了我一生中的宝贵财富。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遇到了困难时，我立刻就会想，连鲤鱼洲我都挺过来了，这点困难算什么？于是，我立刻会勇气百倍地迎难而上，去夺取胜利。
回到北京以后，所有人都重新分配工作。我本来已经正式调到了留办，这次我又回到了中文系。中文系分配我去写作教研室。当时中苏关系非常紧张，两国之间的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加强战备，"深挖洞，广积粮"，以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我们一回到北京就立即投入了在校园挖防空洞的劳动，十分紧张，有时还要挑灯夜战。我感觉到了一些异乎寻常的迹象，好像中央发生了什么大事。群众纷纷猜测，小道消息满天飞。
写作教研室的老陈，平时与我关系很好，我们两人也谈得来。老陈交游甚广，消息灵通，他好像已经知道了中央发生的大事。有一天，他神秘地对我说："我已经知道最近发生什么大事了，你想不想知道？"我赶紧问："发生什么大事了？"他又卖关子说："我不能告诉你。"我故意骗他："你不说就算了，我早就知道了。"其实我什么也不知道。他说："你也知道？我不信。"我说："信不信由你。"他说："这样吧，我们把知道的事写在手掌上，然后当面打开看，看我们写的是不是一样。"我说："行。"于是，我们就学着《三国演义》中周瑜和诸葛亮在"赤壁之战"前密谋用火烧曹操战船时的做法，各自在手掌内写上一个字，然后凑到一起，将手掌同时打开。我见老陈手掌上写的是一个"林"字，老陈见我手掌上写的却是一个"火"字，于是大呼上当，我却得意地大笑起来。当时小道消息盛传中央某个大人物出了问题，但就是不知道这个大人物是谁。老陈手内写的"林"字，让我知道了这个大人物就是林彪，这使我十分惊异。后来经过层层传达，我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林彪想谋害毛主席，抢班夺权，阴谋败露后，九月十三日企图乘飞机叛逃到苏联去，结果飞机坠落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如果林彪成功地逃到了苏联，中苏之间发生一场战争就不可避免了，真是好险呀！难怪我们刚从鲤鱼洲回来就立即投入了"深挖洞"的战备劳动。"林彪事件"以后，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的变化，对"刘邓走资派"的批判斗争逐渐转变成了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斗争，大批受林彪迫害的老干部得到了解放，有不少又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整个政治空气宽松多了。但是，因为"四人帮"继续掌权，阶级斗争的弦仍然绷得很紧，极"左"思潮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我所在的写作教研室负责教工农兵学员的写作课，上课很少。我被分配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负责三十多个工农兵学员的思想工作和业务学习，但不能叫班主任，而是叫"下班教师"，工农兵学员们也不叫我"赵老师"，而是叫我"老赵"。他们叫别的老师都这样叫，如叫王力为"老王"，叫魏建功为"老魏"。我负责的这个班的工农兵学员一大半是由军队来的，还有几个是从工厂来的，大部分连初中还没有上完，只有个别是高中生，其水平可想而知。
我每次到学员中去，都与他们聊天，问他们学习中有什么困难。他们也问我一些问题，都是非常低级的问题。但也有个别学员水平比较高，提出的问题都有一定的难度。例如有一个从解放军部队来的学员，具有高中文化水平，非常好学，而且很聪明，读了不少书。他不是我这个班的，但却跟我们班的学员住在一个房间。我每次去时，他总是向我提问题。有一次，他拿着一本《虞初新志》，问我"虞初"是什么意思，几乎将我问倒，不仅使我大为惊异，而且让我对他刮目相看。我便告诉他："'虞初'是西汉的一位作家，因他写了一本《虞初周说》的笔记小说，后来'虞初'就成了笔记小说的代称。"有一次，他拿出来的竟然是一本《资治通鉴》，指着一段文字中的"汤"字问我是什么意思。我拿过来一看，原来是唐玄宗给安禄山手诏里的话："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便告诉他，这里的"汤"不是菜汤或肉汤，而是温泉。很可惜，这个工农兵学员后来犯了女关系方面的错误，被学校开除，遣送回原部队，又被部队开除了军籍。
【赵克勤，毕业于武汉大学，是语言文字学者和著名编辑家，曾在北京大学从事17年的教学工作，后调到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先后参与了《辞源》第二版、第三版的修订工作，也参加了多部工具书的编写，编辑过多部词典、专著，出版过《古代汉语词汇学》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