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任教员
1932年7月水口圩战役后，红5军团进驻广昌一带休整。一天，军团参谋长赵博生突然把我叫去，对我说："孙毅同志，现在情况许可了，批准你到红军学校学习。"我听了之后，心里很高兴。因为水口圩战役前，我曾向赵博生要求过，我说："暴动过来后，我思想跟不上趟，想到红军学校学习学习。"当时部队有战斗任务，赵没有同意。
离开部队那天中午，赵博生为我送行，还请我吃了一顿便饭。晚上我到军团部拿介绍信，一个老参谋热情地让我坐下，随即给我开了介绍信。信是写给军委的。我记得信中这样写道："朱总司令，现介绍孙毅同志到你处转红军学校学习。孙毅同志在旧军队很久，他对训练和管理有不少经验，可在院校工作。"看了这封信，我心里琢磨了起来，会不会把我留在红校工作？从这时开始，我对从事院校工作有了点思想准备。晚上10点，我正要出发，军团长董振堂叮嘱了几句，肖劲光是军团政委，他当时正躺在床上休息，听说我要走，忽然从床上坐起来，亲切地说："孙毅同志，你先不要走，我给你写封信。"他拿起笔很快写好了一封信。信是写给红军学校刘伯承校长的，没有封口，除"伯承"两个字是中文外，其余的字全是俄文。
在去军委的路上见到了朱总司令。朱总司令骑在前面一匹马上。后面一匹马上坐着一位首长，40岁上下，面带笑容地望着我。我同行的一位同志告诉我，他就是刘伯承。这时红军学校校长刚刚换成了叶剑英，刘伯承已担任军委参谋长。我首先向总司令敬了一个礼，然后自我介绍说："总司令，我叫孙毅，是5军团14军38师参谋长，我要到红军学校学习。"总司令哈哈一笑，用手指着我说："孙毅同志，咱们见过面。我是从你的胡子上认出你的。"他接过我的介绍信匆匆看了一遍，然后从上衣口袋中掏出钢笔在信上批了"转红军学校"几个字。他把介绍信还给我，操着四川口音和蔼地对我说："孙毅同志，到了红军学校要好好学习，把你的长处都发挥出来。"我点点头坚定地说："请总司令放心。"刘伯承没有说话，只是微笑地看着我们。我收好了介绍信。告别了总司令，踏上了去红军学校的路程。
我们步行3天到了红军学校。红军学校坐落在瑞金县城附近的一个祠堂里，这里原是一个土豪的住处，院子里有几棵大树，十几间砖房成了红军战士上课的教室。我把两封介绍信亲手交给了叶剑英校长。叶校长看上去三十五六岁，年轻英俊。他首先看了军团部那封介绍信，接着又看肖劲光那封，边看边将俄文翻译成了中文。他小声读道："孙毅同志在前方工作积极，学习努力，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到校后望你多加指导。"当时学校有一个政治干部训练班。叶校长用商量的口气说："孙毅同志，你是否到政治干部训练班当教员。"我一听，心里直打鼓。我连个党员也不是，怎能当好政治教员？心里这么想，但嘴上又不好说出来。我只好微笑着说："叶校长，我回去考虑考虑再说。"一个礼拜后，我给叶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承你的指示，经过考虑，我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我一定努力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入党后再担任政治于部训练班教员。我现在可以先担任军事教员。"信发出后，等了几天，未收到叶校长的回信，我就在训练部担任了军事教员。
红军学校设三大部：训练部、政治部和校务部。学员分为军事团、政治团和特科营，每期半年。叶剑英校长善于通过骨干会议领导学校。他把三大部的部长、副部长和军事团、政治团、特科营的主要干部组织起来，组成骨干会议，每半月召开一至两次会。学校的大事，一律经骨干会议讨论决定。我们训练部部长林野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他30多岁，工作很有魄力。他参加骨干会议回来之后，总是及时向我们传达会议精神。
为了使教员在政治上互相帮助，训练部把军事教员和政治教员混合编组，并新老搭配。林野部长说："你们军事教员要想进步，就要靠政治教员帮助。"在住房上，一般是两个教员住一间。我曾同罗贵波住在一个房间，他是个军政委，政治理论上有些基础，为人忠厚。我们在一个房间住了半年时间，政治上有不明白的地方及时向他请教。他对我帮助很大，我们两个人感情融洽。记得有一次，我们训练部司务长上街买油，由于没有经验，受了小贩的骗，把掺入生桐油的豆油买了回来，做饭时伙房也没有察觉。开饭时，大家一吃，训练部200多人绝大多数都呕吐起来。我吐了两次，浑身无力，躺在了床上。老罗没有吐，他像亲兄弟一样照顾我，给我端水端饭。林野部长忙得团团转，他带着卫生员到每个人床头看望，安慰大家好好休息。
教员每周四或周五有一次讨论会，在内容上军事和政治间隔进行。在政治讨论会上作解答的是吴亮平；在军事讨论会上作解答的是林野和左权。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觉悟，在1933年全年的学习讨论中，我每次都坚持参加，从不缺席。每当政治讨论时，气氛很热烈，我总是赶在前几名发言，而每当我发言之后，吴亮平总毫不客气地说："你说的不完全对！"尔后指出我发言中错误的地方。他这样做，就使我收获大，进步快。时隔40多年，一次我在政协开会时，见到了吴亮平，我说："老吴，在红军学校你对我帮助不小。我每次发言中的错误，你都及时给予纠正，很感谢你。"他哈哈一笑说："你是从旧军队过来的嘛！"
我是个新教员，到校后讲军事理论课问题不大，因为有课本，可以照着课本讲。可野外科目就不行了。我对教务处长说："野外科目我没有教过，需要老教员带一带。人家礼拜三上课，我就礼拜四上课，先看看人家怎么讲。"教务处长很热情，同意我的想法，给我安排了配对的教员。从此我和教务处长、参谋挂上了钩。由于我刻苦钻研，不懂就问，所以在我到校半年的时间里，野外训练科目进步很快，学员们反映愿意上我的课。
一天，训练部通知我，叶剑英校长抽空要来看我的野外科目。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又高兴又有点担心。高兴的是，叶校长亲自看我讲课，这是对我的极大鼓励和鞭策；担心的是，万一讲不好，"砸了锅"怎么办。我连续几天，中午不睡午觉，认真进行了准备。后来，因叶校长有事，训练部派三人小组看了我的排攻防演习。他们回去之后向林野部长作了汇报，林野部长又亲自向叶校长进行了汇报。一天，林野部长对我说："我已将你进行的排攻防演习向叶校长汇报过了，叶校长很满意。"他还告诉我说，一次他到总政治部向王稼祥主任汇报工作，说到军事教员中有个孙毅，是暴动过来的，工作努力，表现不错时，王稼祥主任说，告诉孙毅，要继续努力。听了这话，我认为是对我的最大勉励，工作劲头更足了。
入党
1933年1月，我到红军学校担任军事教员已近半年时间，思想觉悟有了一定的提高，对共产党员由敬佩发展到羡慕，直至发展到想加入党的组织。
一天，政治部公开号召，军事教员、政治教员凡是愿意参加共产党的，希望积极写入党申请书。得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高兴，觉得这下子可以如愿了。因为在入党这个事情上，我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呢。那是在宁都暴动的当天，我才知道赵博生是共产党员，是在两个月前加入的。我是赵的老部下，又是要好的朋友，彼此之间可以说无话不说。可这时我却对他有些不满意，我想既然我们是好朋友，为什么你悄悄加入了共产党，而不给我通个气，叫我也加入，我在党外多不好。以后我到41师担任参谋长，同师长赵志奇闲谈，赵这时是候补党员，我问他："赵博生军长对我有什么看法？"他说："赵军长同我谈过你，对你有评价。他说孙毅同志富有革命精神，但好冲动。"听了这话，我才知道自己有好冲动的毛病，但还是不以为然。我心中暗想："你师长是候补党员，难道我参谋长就不如你"，心中不服气。一天，军长赵博生来到41师找我，见面后，他说："孙毅同志咱俩出去转一转。"我说："行。"我们边走边聊，赵博生问我："你现在有没有什么话需要对我说？"我没有弄明白他问的是什么意思，便说："有什么可说的呢？为了革命，我把家庭一切关系都断了嘛！"他看我说话有点冲，也没有再说什么，这次谈话就结束了。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次赵博生是代表党组织同我谈话，可能是要我提出入党要求。过了几天，不知怎的此事传了出去，说是叫孙毅参加党，孙毅不想参加。听到这话，我好不恼火。这时，我心里产生一个错误的想法：好，我这个非党员就是要同你们党员竞赛，看谁干得好。
那时入党需要3个介绍人，我很快就找到了训练部副部长杜石公，军事教员唐浚和营长刘俊明。3个人都愿意做我的介绍人，他们找我谈了好几次话，我记得杜石公开诚布公地对我说："你入党后，有什么问题我们要负责的，你对我们讲的一切应该是真心话呀。"我说："放心吧，我讲的一是一，二是二，没有半点假话。"我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书中语言诚恳，意志坚定，表示了自己为解放全人类，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决心。写好后，我第一个将申请书交给了党组织。那时全校共有军事教员70多个，其中红5军团来的占一少半，共有30多人写了入党申请书。经过研究，到2月份，就将我们要求入党的人报上去了。因我在旧军队当过团副，加入共产党需要经党中央批准。
1933年5月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5月中旬，学校政治部才公开了消息，报上去的30多个人只批准我一个。顿时教员议论纷纷，有的说："孙胡子吃开了。"组织部派一名干事找我谈话，态度非常和蔼，他说："孙毅同志，有人反映你入党前曾想回家，不想干了，有没有这件事？"我一听，又冲动起来，手一拍桌子，非常生气地说："胡说八道，为了革命，我什么都不要了嘛，算了，我不当这个党员了。"那位干事狠狠将我批评了一顿，他说："中央已批准你为共产党员，你不干怎么能行呢？"在他耐心地开导下，我心中的火气才慢慢消下来。这以后，我在营里担任了主任教员。
入党后，我同几个炊事员、驭手共七八个人在一起接受新党员教育，两个礼拜上一次课，由组织干事讲，共进行了半年时间。我是从旧军队过来的，头脑中装的旧思想比较多，经过学习，对党的性质、任务和奋斗目标更明确了。在工作上，自己更加积极主动，学习更加努力。当时领导上叫我担任俱乐部主任，我愉快地承担了下来。我带头当演员，上台演出。同志们看我留着胡子，就叫我装扮被俘的敌52师师长陈世济。我把台词背得熟熟的，演出十分认真，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称赞，说我演得真像。到1934年10月长征前夕，党组织经过对我一年半的考验，批准我为正式党员。
亲切的教诲
1933年上半年，叶剑英离任，由刘伯承担任红军学校校长。他在苏联军事院校学习过，又打过不少仗，对院校教育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强调治军先治校，治校方针就是将来的治军方针，学校所学知识，毕业后要用到治军中去。他对于营以下部队的战术包括单兵战术很熟悉。他经常深入连队，特别注意检查哨兵，只要发现哨兵动作不对，服装不整，立即纠正。一次，一个哨兵正在哨位执勤，草丛中爬出一条蛇，哨兵看见后，啊的一声吓跑了。刘校长抓住这个典型事例教育大家说："平时见到一条蛇就吓跑了，打起仗来怎么办？不能'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哨兵要胆大心细，按条令办事。"
教育意志直达连队是刘校长的一个重要思想。那时学校设一个军事营、一个政治营和一个特科营，每营六七个连队，加起来共20个连队。在教务处的墙上挂着一个教学实施表，每周更换一次，上下午讲什么课，教员是谁，每一天上课学生理解情况，表上都一目了解。每日教学情况，第二天就知道了。刘校长非常重视这张表，他通过这张表，随时掌握教学情况和进度，随时提出自己的建议。
刘校长很少集中全校讲话，他习惯到三个营分别讲，每个营大体半个月讲一次。我在政治营至少听他讲过两次。政治营共有五六个连队，营长钟伟剑。一天，逢我这个连长值班，营长请假外出，连部接到上面通知，刘校长要来讲话。我把全营队伍刚刚集合起来，刘校长就来了。我下达口令："立正。"然后我跑向前去向刘校长报告："报告校长同志，全营集合完毕，实到 xx 人，请校长讲话。"刘校长听完我的报告词，看着我不吭气，队伍还在立正。过了大约一分钟，校长说："你是给营长报告还是给校长报告？"我回答："我给校长报告。""你报告得太简单了，正确的应怎么报告？"我说："正确的应报告校长同志，全营应到多少，病假事假多少，实到多少。""那你为什么不这样报告？"我说："校长，今日我值班，接到通知后时间太紧，来不及向各连了解，只将实到多少人统计出来向你报告。"请校长原谅，下次一定改正。""好吧，下命令吧，让队伍坐下。"事后我琢磨，是呀，我这个报告词给营长可以，给校长报告应同营长有所区别。部队坐下后，校长打开话匣子，给我们讲了一个半小时，针对我们政治营训练指导员的任务，主要讲了怎样当好一个指导员，指导员怎样同连长协调。
我在政治营担任连长一期6个月，其间刘校长在政治营试行"行教合一"，要求连长兼教员，指导员也要兼教员。他抓得很紧。我这个连长兼教员积极性也来了。那6个月可真是紧张，到现在已60多年时间，我感到最紧张还是那个时候。作为连长，要抓全面工作；作为战术教员，夜间训练、刺杀、打靶要负责组织，往往早晨起床号吹过了，自己醒不了，要别人叫。每天要备课，晚上时间不够，就利用中午两个小时休息时间，精神来了，一点也不觉得困，心情反而感到很愉快。6个月的连长兼教员结束了，刘校长指示，要总结一下经验。我在总结报告中说：遵照校长同志的指示，我们进行了"行教合一"试点，通过半年的实践，感到这个办法好，它便于使领导同志及时掌握教学情况，并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不足的是这个办法不能长期坚持，搞一期可以，搞第二期，精力不足。办了第一期之后，刘校长到前方担任军委参谋长去了，叶剑英同志又来到学校担任校长，他没有坚持搞"行教合一"。
政治连有个学员叫罗秀云，比较调皮。一天，因一件小事他同值班排长吵了起来，正好叫我碰上。我严肃地对他进行了批评，他不服气。我也火了，把脚一跺，厉声喝道："你无论如何不应该同排长吵架。我关你一天紧闭！"此事我没有同指导员卢仁灿和政治教员洪水打招呼。洪水是政治部派来的，听到这个事后对我有意见。他对我发火说："政治连是青一色的共产党员，就是有不对的地方也应耐心教育，不应该关紧闭。"指导员没有说什么。三天之后，洪水调回了政治部。我对卢仁灿说："洪水说，政治连是青一色的共产党员，关紧闭，应同他商量，在那样的情况下，来得及吗？我是想先执行纪律，之后再给你们讲。当然，以后处理事情我也要注意方式方法。"经过这个事情以后，每逢召开连务会议，我同指导员总是坐在一起，讲话时互相谦让，有的事情该通知我的他未通知我，我及时告诉他注意。事过30多年，一次开会我见到了卢仁灿，他握住我的手说："全军的连长、指导员，都像咱们两人当年那样的亲密无间就好办了。"
1934年春，正当我对学校工作比较熟悉，并产生了浓厚兴趣的时候，接到命令，调我到粤赣军区红22师担任参谋长。临走时，我的入党介绍人唐浚为我送行，他说："你去当参谋长了，真舍不得你走啊！"我说："以后咱们还会见面的。"说话间，我鼻子一酸，眼泪便簌簌流了下来。我擦干眼泪，背起背包上路了。
【孙毅（1904-2003），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人，曾用名孙俊明，毕业于河南陆军军官学校。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四军谍报科科长，第四十一师参谋长，红军学校教员，粤赣军区第二十二师参谋长，军委教导师参谋长，红军学校作战科科长，国家政治保卫团参谋长，红三军团教导大队大队长、教育科科长、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红一军团教育科科长、军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大队长，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冀中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校长兼晋察冀军区训练部部长和教育训练委员会副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代司令员、司令员兼晋察冀军区第七纵队司令员，河北省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军校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外训部副部长，军委出版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3年7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