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3日，我跟随张作霖的专车回到奉天，第二天车行至皇姑屯被炸，我总算万幸，只是头部和手部被车厢中震碎的玻璃划伤，养了十几天就好了。可由于被意料不到的突然一声巨响所惊吓，精神一直不好，总是心有余悸，夜里经常被恶梦惊醒。我亲眼目睹了张作霖和吴俊升的惨死，当时的惨相，总在脑子里禁回，久久不能抹去。
另一件事是杨宇霆和常荫槐事件，他们二人过去和张氏父子朝夕相聚，吃喝不分、言听计从、亲如手足，可为了争权夺利，竟能置对方于死地，使我胆战心寒。我涉世不久却深深体会到官场中的罪恶及权势争夺的危险性，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由于这些事件的影响，我一直闲居家中，意志消沉，我很怀念以前那安定的教书生活。有一天原秘书处同事罗秘书来看我，他是杨宇霆的人，过去虽接触不多，也挺熟。言谈之间他透露出张作霖死后，东北局面非杨总长掌权不可，一旦杨总长掌权，他可能会飞黄腾达，他也希望我能跟他走。于是，他每去杨总长家，总到我这来坐会儿，我知道他在招兵买马、网罗羽翼。
我和杨总长虽然不熟，但也认识，见过几次，罗先生好意约我，也跟他去过两次。一来我当时闲居没事干，二来多一条门路也没坏处，可我做梦也没想到，张学良当机立断把杨宇霆和常荫槐处死了。他二人自恃有日本人的靠山，想在东三省掌权，他们过于狂妄、目中无人，方遭此杀身之祸。如果张学良不处决杨宇霆和常荫魂，他们二人能不能先下手处决张学良呢?我认为不可能。杨和常在东北势力大、羽翼多，他们可伺机夺权。另一方面张学良吸毒，留恋女人，每天和纨绔子弟一块吃、喝、玩、乐,不务正业，杨字霆以长辈自居，从未把张学良放在眼里，只把他看成孩子，瞧不起他。这就是杨和常粗心大意、缺乏防人之心造成的结果。
杨、常死后，很多人都劝我不要固执，还是去找张学良，何况当时三口之家也无法生活。妻子也经常催促我，现在大局已定，张学良子承父业在东北掌权，你是他父亲请的老师，无论如何也能关照你。我这人怕求人，可现在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只好鼓起勇气，硬着头皮去见张学良。我先找副官谭海，探问少帅什么时候有功夫。有一天，我得到机会，谒见了张学良。见面之后我对他谈了谈老帅遇难的情况，向他表示哀悼和感问，又对处决杨宇霆和常荫槐，铲除异己，主宰东北表示庆幸。最后一句话是，我一直在家养病，还请少帅“赏饭吃”。然后又客气了一番。“啊!老师从回来之后一直闲着，为什么早不来。”我听了张学良这句话，心里感到热乎乎的，恨自己过于迁腐，缺乏社交精神。
“怕少帅事情忙，没敢打搅。”我站起回答。“老师不必客气，我们都是自己人。”他说完后沉默了片刻，“明天还到秘书处上班吧!我回头通知秘书长。”话说得那么诚恳、热情、自然、关心，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反而恨自己为什么不早来。
我上班之后，同事们都问寒问暖应酬一番，好像少帅和我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好像我在少帅面前能说一不二，好像我手眼通天有多大本事一样。很多人开始恭维我、奉承我，在官场中人就是这样虚假。
秘书处有个秘书叫王韬，是山东人，为人耿介、直率，我俩人相处甚好。也不知他走的是什么门路，居然就任北平市市长，他让我跟他去，我这人是小农经济的思想，故土难离，无创业精神。我虽然没跟他去，他却给了我一个挂名的北平市政府秘书职位，每月给寄二百元大洋。后来他下台了，我这个挂名也没有了。
后同学卞宗孟任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校长，找我担任师范部主任，小学部主任石光洲也是我的同学。东三省管银号，又给了我一个行员的职务，看来地位不高，也算官运亨通。有时候每天要跑三个地方，这样交通工具就成了问题。于是买辆人力车，找了个车夫叫侯德山，是山东人，二十多岁人很忠实，每月十元钱工资。又雇了个老妈子王姐，四十多岁，人也很老实，每月五元钱。每天从东关到南关军署街，再到南站，马路弯。虽然每天工作没什么，跑路挺辛苦，但每月拿七百多大洋工资。当时是两元钱一袋面粉、三口之家每月一百元生活费都用不了。晚上没事就打麻将牌，妻子抽大烟。交了好运，精神自然爽快，手里有钱腰里也硬。俗话说，“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阶前无人问。”世人锦上添花的多，雪里送炭的少。家乡的人认为我混得不错，能认识东北最高统帅、东北王张氏父子，是不得了的人物，于是许多人来奉天找我，有来闲逛的，有来找工作的，有来上学的。
1929年秋天，东北易旗已经半年多了，东北归顺中央，一切都听南京政府指示。蒋介石是一贯反共的，反共必然要反苏，他认为中东铁路是苏联向中国宣传“赤化”的机关，如果发展下去，不但东北受赤化影响，全国也会影响。于是派吴铁城到东北去煽动张学良反苏，说苏联对东北危害大，应当反苏。事实上日本势力在南满，苏联势力在北满，他们都想并吞东北，掠夺东北资源。实际上危害最大的是日本，但蒋介石是亲日派，当然不反日，何况东北地方特殊，张氏父子统治东北多年，虽然易旗，但鞭长莫及，借此可以试探一下张学良对南京政府的态度如何。只要打起来自然两败俱伤，更可以知道张学良是否忠于南京政府。他让张学良撕毁1924年东北地区与苏联缔结的“奉俄协定”。这就破坏了多年来事实存在的“中东铁路”合营关系。中东铁路由中俄两国共同修建，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改称中东铁路，所管辖的路线分三段，东线由哈尔滨到绥芬河，西线由哈尔滨到满洲里，南线由哈尔滨到长春，横贯东北，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苏联十月革命之后仍未取消，一直到1929年，中东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权益中苏各半，处理事宜双方平等。
虽然张学良一切听从南京政府指示，但在研究如何防俄问题上，意见很不一致。以张学良为首的少壮派，俄、日都反对;以张作相、万福麟为首的老派，俄、日都不反对，维持现状亲日派张景惠、熙冶、赵欣伯、袁金凯、胡坤、荣臻等都赞成反苏，这些老亲日派后来在日本侵略东三省、成立伪满洲国时，都当了汉奸。最后还是按南京政府指示，张学良下命令进行反苏，这就是张学良不明智的地方，倘若俄、日联合，东北沦陷，你自身也难保，岂不中了蒋介石的诡计。
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以苏联共产党在驻哈尔滨领事馆召开第三国际共产党宜传大会为借口，派兵包围领馆，捕走苏方四十多人，其中大多是中东路职员。苏联为此提出抗议，不释放被捕的苏联共产党，就要采取报复手段。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与副理事长苏联人契尔金交涉规定局长权限问题，并令苏方局长实行中苏局长会签制，遭到苏方反对。吕荣寰又将苏方正副局长撤职监管起来，接着大批裁减苏方职工，这就是当时所谓“收回中东铁路权”事件。
事件发生后，苏联虽然提出抗议，但也有顾虑，也希望进行谈判来解决。他们唯恐日本插手，乘机夺取他在北满的权利，张学良派蔡运升与苏方代表梅里尼克夫进行谈判。中方指控苏方侵夺中国主权。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革命后的苏联应当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苏方认为中国不应以武力来摧毁已经订好的协议。会议谈判自然不欢而散。
以后多次谈判无结果，双方都在加紧备战，这时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向蒋介石报告中苏交涉情况，火上浇油，表示一定要收回中东铁路管理权，这很明显是利用张学良来反苏防共，让东北军去做无谓的牺牲，接着派参谋部军事厅长刘光来到东北前线视察防务，中央资助东北军二百万元的军费。
1929年8月18日，张学良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名义下达动员令。防俄第一军军长王树常、参谋长李端浩、旅长刘翼飞、张廷枢、孙德荃，防俄第二军军长胡毓坤、参谋长刘忠幹、旅长董英斌、徐永和、黄师岳，还有骑兵、炮兵。8月初苏联军队进攻，开始空袭绥芬、北安镇等地。当时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感到力量不足，必须加强防务，电请边防军副司令张作相，这位副帅对苏联空袭非常害怕，又不好说不增援，他要了个花招，先要一笔开拔费，才能调动军队。吕荣寰没办法，只好满足他的要求，派丁超率部前往。当苏联海陆空三军攻打三江口时，遭到了吉林依兰镇守使李杜部队的抵抗。
空军我们不能说没有，但无法参战，没有战斗力。海军力量也弱，吉林江防公署有八艘战船，炮的口径小，达不到射程。从三江口撤下来的陆海军，整休之后又在富锦继续参加抵抗。
当时的海军司令沈鸿烈，与我是相识，他是湖北天门人，也是东北海军的创始人。他是清朝两湖总督张之洞选送的留日生，回国后曾在袁世凯政府当过海军科长。因为他和杨宇霆是留日同学，被推荐去吉黑江防舰队当参谋。此公是个人才，很会当差，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做过山东省主席，抗战时在重庆，当过重庆政府的农林部长，胜利后当过浙江省主席。当时在东北和他地位相等的人，对他都望尘莫及。
经过这次防俄战争的考验，我们失败了。东北军武器陈旧，不如苏军，官兵素质又差，缺乏战斗训练，团结也不紧密，不能互相配合作战，这样的军队如何能打仗。虽然如此，但在防俄战斗中，我们的陆海军也给了敌人很大打击，但苏联有强大的空军进行轰炸，这使我们束手无策。苏联军队军纪最坏，过去“日俄战争”时，东北人民受尽残害，这次在同江战役时，苏军烧、杀、抢、掠、奸妇女，无恶不作。东北老百姓有经验，帝俄时代有江东六十四屯遭劫的教训，老百姓对“大鼻子”一直恐惧万分，所以当敌人进入富锦，老百姓早已跑掉了，只是一座空城。
在满洲里方面，哈满护路司令梁忠甲率第十五旅旅长韩光第，扼守满洲里。满洲里环境奇特，三面在苏联境内，自然三面受敌。苏军从侧面使用骑兵和坦克包抄扎兰诺尔，遮断满洲里后方。总指挥胡毓坤命令增援未成，东北军企图突围又未获成功，只好投降。梁忠甲等八九千人被俘，旅长韩光第身先士卒，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光荣牺牲。满洲里一战，东北军损失惨重，大大影响了士气。由于11月中松花江结冰封江，苏联军舰返航，战事暂时平息。我军虽然失败，但能坚持到封江，也算不易。
中苏武装冲突基本结束，东北军损失惨重，自然同意被迫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和谈局面。11月26日张学良电苏联外交委员长里维诺夫，要求就中东路事件进行谈判，苏方复电同意谈判。我方派蔡运昇、李绍庚前往绥芬即赴伯力与苏方进行谈判，签订了《辽俄和平草约》，后又在苏联伯力外交公署签订协定。《伯力协定》，主要内容是两国息战，中东铁路恢复过去共管状态，释放被俘军民，重开两国领事馆，并定于1930年1月25日在苏联莫斯科举行中苏正式会议。
东北军第十五旅旅长梁忠甲及八九千被俘官兵获释回到满洲里，2月，梁忠甲担任呼伦贝尔警备司令，2月底又担任满洲里警备司令。可惜到任几天后，于3月8日，心脏病突发在海拉尔市暴卒。中苏边境军队开回原地驻防，中东铁路各线客车畅通无阻，半年多的中苏纷争暂告结束。白白死伤不少军民，一切又恢复旧观。张学良盲目听信蒋介石，上当受骗劳民伤财不算，最大的危害是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东北军不堪一击，这才使日本帝国主义有了可乘之机。
4月5日，沈阳各界在东关小河沿，举行“追悼边防军阵亡将士大会”。会场布置隆重肃稳，高搭察坛，席棚中间悬挂韩光第将军、梁忠甲将军、魏长林、李秀英等牺牲将士的照片，席棚两旁挂满各界送的挽联，下面摆满了花圈。褒奖韩光第、梁忠甲等将士殒身不恤、不怕牺牲的精神。虽然没有追谥什么头衔，但各界人士共同哀悼，人人惋惜。通过这次大会，不但加强了反苏情绪，也振奋了军民的抗敌士民。
南京政府对张学良不信任，怀疑他与苏联签订密约，在协定中还有其他情况。于是对协定公然否定，百般刁难。南京政府方面态度的突然变化，引起苏联政府的强烈不满，在苏方强烈坚持下，南京政府也不得不软下来让步。他们只好惩办参加对苏交涉人员，另派中东铁路督办莫德惠为正式代表进行谈判，由于种种原因，会议一再拖延，一直到“九一八”事变仍无进展。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中苏关于中东铁路问题已无法进行谈判。日本占领东北之后，给苏联方面也造成很大困难，中东铁路不能正常运行。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苏联害怕和日本发生冲突，建议日本和满洲国赎买中东铁路，这一招是苏联政府明智之举，1934年3月23日，苏联和满洲国代表在日本东京签订了《关于中东路转让基本协定》，日本以1亿2千万日元买回中东铁路权益。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根据中苏协定，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改为中长铁路。全国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政府于1952年12月31日，把中长铁路管理权和一切设施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内容来自《我所认识的张学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