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毓芝/文

我于1928年从太原北方军官学校第一期炮兵科卒业，在阎锡山直接领导下，历充阎行营军事组上尉组员及参谋等职。1930年阎锡山失败逃往大连，山西省府改成结束办事处，我又调到第三十四军军部任少校参谋。

1931年春，阎锡山旧部张万顺到大连去看阎锡山，回太原后转达阎锡山意思，命我秘密到大连服务。我于1931年5月20日由太原出发，先经石家庄到北平，为了避免天津至大连间日本特务们纠缠刁难，乃绕道沈阳转南满，直达大连驻黑石樵公馆。

阎锡山由太原逃大连经过

1930年，蒋阎冯混战，阎冯在陇海、津浦两线失败。张学良进关。冯玉祥主力西撤入陕。阎锡山所部及一些杂牌部队，如孙殿英、张人杰等部队，逐渐撤入山西。阎锡山本人回到五台县河边原籍，以观时局推移转变。最初阎锡山还派人向张学良说情，由张出面转向蒋介石疏通缓颊，而蒋介石主张要立逼阎锡山离开山西，当然蒋介石主张，也正合张学良意愿。继而阎锡山又放出空气，派他的航空学校校长锺墨园到兰州虚张声势，准备由兰州经苏联转赴欧洲考察。结果也不能减轻蒋介石、张学良对阎锡山的压力。到了最后，阎锡山无可奈何，乃于11月28日亲电蒋介石，表明他决于1930年12月1日离山西并赴津，转道出国。

张学良得到阎锡山离晋消息，即派万福麟届时带上专车一列，到石家庄前来迎迓。为了防备阎锡山另谋他途，并对各部发出通令：

1.各陆军如发现阎锡山伪装潜逃，查获后，当地处决，格杀勿论。

2. 宪兵部队如在各地查获阎锡山后，押解来部，听候法办。

3. 铁路警宪对阎锡山则妥加保护。

阎锡山放出1930年12月1日离晋消息后，为了避免将来受人拘禁暗算，乃和张培梅等预先筹备好，伪装一商人模样，穿一件青布袍子和一件黑缎子马褂，外穿青色毛呢便衣大氅，头带土耳其式套帽，系毛线围巾，在张培梅和两个秘书伴随下，提前于1930年11月29日早6时，由五台县原籍乘汽车出发，经忻县、代县、朔县，至下午6时左右到大同。由于火车距开往北平时间尚早，所以暂找一小饭馆休息。适遇该饭馆女主人因为白天受了军队的气，满腹牢骚，大骂军队真是土匪不如，阎锡山就是会向老百姓要粮要钱，就是不管他的军队，更是猪狗不如。阎锡山听到饭馆女主人破口大骂，只是微笑而已。

到了夜晚11时，阎才乘平绥路三等车出发。幸而沿路没被发觉，到北平西直门车站换车，于1930年11月30日夜11时抵天津。先住熙来饭店，12月1日，又移居法租界50号薄以众（薄系阎锡山妹夫）公馆。接着又租赁张家花园，

虚张声势地大肆宣传筹备出洋事宜，任梁巨川为出洋筹备处处长，让所有随阎到津人员均住其内，以惑视听。

蒋介石张学良感到阎锡山如久驻天津距太原形同咫尺，仍可暗中操纵太原一切，则太原善后仍然不易进行。所以从政治方面对阎锡山施加压力，促其早日离津；并派特务不时在阎的驻所附近耍流氓手段，施行捣乱，使阎锡山感觉天津不能久居，久居则有生命危险。

阎锡山无可奈何，乃又于1931年1月初由津雇日轮转赴大连。当日阎锡山由津登上日轮后，而轮船因为风浪和潮汐关系，到了开船时间未有开行，阎锡山又恐蒋张特务上船捣乱，因而颇表不安。当时日籍船长亲到阎锡山面前说：“请大帅不必恐慌。”阎锡山则竭力表白，他是商人赴大连。日籍船长说：“你不必否认，当你昨天使人买船票时，我们就知道是你了。不过请你放心，你的安全我们是绝对负责到底的，绝对不会使你发生意外。船迟开原因是因风浪太大，再迟二小时船一定要开。”最后又说一句：“请你完全放心。”

阎锡山于当日即到大连，驻黑石樵预先赁妥的原张宗昌的公馆。

随阎锡山在大连的人员及日常情况

除临时到大连的阎锡山旧部和各方代表外，经常随阎锡山在大连的是赵戴文（当过南京中央内政部长，与阎私人关系最笃）、梁巨川（阎行营办公厅主任）、李冠洋（北大学生，是替阎搞政治理论的）、张凯（留日学生，太原化学厂厂长）、刘杰（是阎锡山物劳学说传播者），以及一些留日学生如靳祥垣、宋澈等，

多来回替阎和日方接洽问题。另外有锺班侯（阎行营总务组组长）及随阎办理事务一些人员。留在天津的，尚有贾景德（阎锡山多年秘书长）及所带一部分人，

阎锡山逃往大连经过

直接和大连阎锡山作秘密联系。曾记贾景德所率领人员中，有四至八名，是专由太原宪兵司令部选拔出来的秘密传递人员。由天津往大连去一趟，则送旅费50元。从来没有发生泄露过机密及被日本水上警察识破扣捕等情况。阎锡山在大连名义上系在野身份，所以随他在大连人员也不分阶级，一律月送生活费150元（日钞和国币各半），另外食宿均由阎供给，相当丰盈。

随阎在大连人员，普通是上下午两次开会。上午由赵戴文讲四书，下午由阎锡山讲他的物劳主张。至于阎锡山处理机要或秘密会议，则另召有关少数人员参加，地点多在二楼阎锡山寝室内。我在大连时间正是暑天，黑石樵是风景区也是避暑的地方，所有人员无事时，多作海水浴。阎锡山本人不敢下海游泳，但间或也将海水运到家里洗个海水浴；早晚阎锡山多到海边散步，人们无事时，亦多随着闲话桑麻，消磨时光。

阎锡山在大连，是在日本卵翼下的政治避难。随阎在大连的人，都是吃闲饭，没正当工作可做，将来又不知如何结局，所以心颇不安。到大连一个星期多，我就婉辞向阎请示说：“我来大连，系向第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请的短假，在此如没必要，可否先仍回太原?”当蒙阎锡山拒绝说：“在哪里也是一样。”我就长期住下去了。阎锡山跟前比较惯熟的人就问我，怎么你才来就又想回太原呢?我说在此吃闲饭，于心不安。于是引起对方以下谈话，藉知关于阎锡山的一些经济内幕。

1.听说阎长官离太原到大连前行营梁主任（巨川）一次就交出结存现款3000万元。

2.阎长官到大连不久就买了一次外汇，赚了数十万元。

3.阎长官虽暂离开太原，而太原各机关还是按期向大连呈缴结存。

“现在大连用费虽相当浩繁，但在长官看来，实是微不足道，你又何必多心呢?”以后听说阎锡山在大连期间共花了五十多万元，大部是由天津市长崔廷献担负的。

孙传芳到东北给张作相拜寿的内幕

蛰居在大连的孙传芳，从日本方面得到一个比较可靠消息，说日本正准备对东北发动一次空前规模大进攻，乘着张作相作寿的机会，孙跑到东北，劝东北当局，急应早筹对策。然而孙传芳此行，并未引起东北当局重视，并对孙非常冷遇。孙传芳回大连后，曾将这段秘密向阎锡山谈及。事后果有九一八事变发生，所以阎锡山对日本在东北将发动九一八事变，是预有所闻，后来所以敢于由大连飞返山西，也正有所恃而不恐。

赵欣伯到大连秘密勾当

1931年6月间，张学良的法律顾问赵欣伯秘密来到大连，转达日方意见。大意是：“张学良父子在东北越弄越糟，民不聊生，已竟不堪收拾。希望阎先生以治理山西经验，来治理东北。”阎锡山听到这个消息，大为吃惊，乃派人虚与委蛇。详细经过内容不得而知，赵欣伯本人在大连住了几天就回去了。阎锡山对人表示：“像赵欣伯这种人，近不得，远不得，赶快打发走了，才免许多麻烦。”有人推断，赵欣伯之到大连秘密勾当，实促成阎锡山早日离大连返太原主要原因之一。

石友三对张学良部攻击和晋军的分崩离析

日本人为筹划中的“九·一八”创造条件，就唆使石友三部由顺德沿平汉路北上，进攻张学良；再由阎锡山指挥晋军出兵娘子关，策应石友三。使张学良部首尾不能兼顾，以便九一八事变易于成功，减少阻力。阎锡山当密令晋军负责将领徐永昌、杨爱源等遵办。而徐永昌考虑晋军当时处境，和石友三部作战行动的判断，认为行动起来，利少害多，因而未有履行阎锡山指示，徐永昌陈明利害后，阎锡山也就不再强求出兵了。

石友三部的行动，形成单独作战，众寡悬殊，已伏下失败祸根。石友三部于1931年7月上旬从顺德北上时（日本大特务土肥原即驻在他的司令部内），为了各方面联系方便，在行动的头天晚上就用电报拍发出去。而阎锡山在大连，每天也收到石友三部军队详细情况。曾记石友三部攻击张学良开始不久，阎锡山一天下午在海边散步时，就对着大家（我也在内）说：“石汉章太粗心大意，必当失败。他每天军事部署，好在事前发通电，即大连警察方面，都能得到他的电报，译出来送我看，则其机密性已完全失掉了。我就有时给石汉章打电报说：你的某密某电，我也接到了。这明明是提醒他以后注意保密，可是到第二天，他依然如故。像这样粗心大意，他的军队行动早被张汉卿和他前线指挥官们窃去了，而预为之防，其必失败无疑。”

结果石友三部突兵北上，不过十几天，就以失败而告终。

当石友三部队失败消息传到大连后，阎锡山和许多人正在会议室内闲谈。阎锡山还对石友三部失败深表惋惜。而张凯不明阎锡山用意所在，骤然破口而说：“你这是猫哭老鼠。”阎锡山接着问道：“是什么意思?”张凯答：“假慈悲。”冲得阎锡山无言可答，最后笑了笑才转而讨论其他问题上面去了，弄得不欢而散。

石友三北上攻击张学良战役，阎锡山未适时派兵出石家庄协助石友三作战，致使石友三很快就告失败，日方对阎锡山很表不满。阎锡山乃于1932年派当时山西民政厅长邱仰浚，假赴日调查民政及经济建设名义，向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陪罪道歉，始行了结。

在阎锡山远在大连，山西军队人心惶惶之际，蒋介石乘机分化利诱，企图瓦解阎锡山对山西的统制。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首先带上所属两个师，出兵石家庄，转道河南，脱离了山西阎锡山指挥系统。商震在离太原前，将房产向山西省银行押借银洋数万元，连同私蓄约二三十万元，由正太铁路运出山西，路过榆次，被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强行扣留。

商震率部到河南后，又利用蒋介石名义，命令六十六师周思诚旅、独二旅周原健部（该两部都和商震有过隶属关系）继续开出山西。此风一开，阎锡山反动统治资本，逐渐瓦解了。阎锡山大为恐慌起来，乃不顾一切风险，重金雇用日机，由大连飞返山西，才看住了他的旧摊子。这才是阎锡山急于离大连飞返山西的基本原因。

至于第六十六师周旅长思诚，最后本人是脱离山西了。而由师参谋长徐鸿林将该旅的团长姜玉贞说服，并许他将来充任旅长，仍率该旅，所以该旅没有拉走。独二旅周原健已集中大同，正准备向河南开拔之际，阎锡山忽然飞到大同，周旅长原健当下又向阎表示忠诚，不再开拔了。结果该两旅均未被商震拉出山西。

阎锡山由大连飞返大同经过

阎锡山决定回山西后，即派靳祥垣（留日学生）与日方接洽租赁飞机，初次接洽尚颇顺利，民用飞机公司还承诺在大连附近供阎锡山所带人员飞行游览。可是半途，日方忽然变卦了，推说什么诚恐引起国际交涉，未便从命。因而租赁飞机消息，就沉闷下来了。其实这是日方的花招，要价还价的一种手段，故意提出更加毒辣的圈套，使阎锡山上钩。究竟当时所提条件的具体内容，阎锡山则讳莫如深，无从知其详。飞机起飞的头一天，阎锡山的太太给大同去了一电，说她本人于翌日到大同省亲。因阎锡山太太娘家是大同的。

1931年8月上旬，阎锡山以美金五六万元，租妥小型飞机一架（可容五六人），由该民用飞机局局长（日人少校某）亲自驾驶。乘客中除阎锡山外，尚有张凯、靳祥垣二人担任翻译。飞机于当日晨由大连附近机场起飞，沿平奉平绥铁路线西飞，正午左右，即安抵大同。阎亲笔给赵戴文写了回信，仍由飞机驾驶员带大连交赵戴文，以作阎到大同凭据。

当阎锡山飞返大同的那天，赵戴文在大连宣布，办公会议停开一天。人们吃饭后，都到街上或海边游散去了。等到下午，赵戴文接到阎锡山安抵大同的回信后，才宣布阎回大同的消息。接着赵就给在大连人员发了津贴和旅费，让各返太原或原籍。阎锡山在大连的那个摊子就告结束了。

徐永昌、杨爱源到北平作质

阎锡山到大同的第二天即返五台县河边村原籍，以观国内各方面反应。蒋介石和张学良就一而再地立逼阎锡山从速再行离晋。阎锡山无奈，才派上徐永昌、杨爱源到北平作质，以事缓冲。

8 月上旬，徐永昌、杨爱源到北平后，因为知道东北快发生事变，张学良不久就自顾不暇了，所以有所恃而不恐。当时徐永昌对张学良答复，措辞不亢不卑，很为得体。徐永昌大意说：“阎先生终究还是山西人，今回山西居住，理直气壮。如果怕阎先生回到山西图谋不轨，我们二人愿以身家生命作担保，并且我二人愿久住北平，以释众疑。”张学良亦不便过于相强。

到了“九·一八”风声渐紧，阎锡山诚恐张学良对徐永昌、杨爱源为难，授意徐杨设法脱离北平，徐永昌不同意，如果那样作，恐弄巧成拙，事情更不好办，并推断张学良对徐杨本人不会太过意不去，因而未听阎锡山劝告。

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张学良虽然手忙脚乱起来了，但对阎锡山压迫仍不放松。而阎锡山本人，则以为有机可乘，自已腰膀就硬起来了。最后徐永昌还对张学良说：“阎先生若不想离晋，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张学良还特备专车，送徐杨回山西办理善后。对迫使阎锡山离晋，也就不了了之。后来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群众压力，不得不计划抗战，遂又与阎锡山言归于好，委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统辖晋绥部队，从事抗战。

内容来自《晋绥军集团军政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