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明文/文
王以哲原名王海山，吉林省宾县人(现属黑龙江省)，生于1895年。1912年(17岁)考入吉林省陆军小学①改名王以哲，别名王鼎芳。1918年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毕业后，派到直军王承斌部由见习官而当了少尉排长，因为是东北人，不愿在直军工作，遂请假返回奉天投效于张作霖。当时，张学良正在锐意整军经武的时候，改革奉军腐败制度，编练新军、多方延揽正式军校出身的人物，王系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当时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人在军队中都负有盛名，再加上同学王瑞华的引荐，张学良遂派王以哲在奉天陆军军士教导队工作(后改称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开始任排、连长职务。当时教导队队长张学良兼任，魏益三为上校队附负专责。王以哲在教导队第一、二、三期的教学中颇著成绩，博得上级的信任和学兵的信仰。在课余之暇，著有《步兵操典评解》一书，颇为当时各部队初级军官所喜读，几乎人手一册，王以哲之名从此初露头角。至1925年教导队第四期时队附魏益三调职，由王瑞华继任，王以哲升充第三营少校营长(当时教导队编制是：步兵三个营，炮兵一个营，工、辎、骑兵各一连)。 在教导队第四期毕业后，正值郭松龄“倒戈反奉”，这时奉天省城极为空虚，没有军队，张作霖在万分危急中令王瑞华以教导队官兵为基干，克日编组混成旅。王瑞华升为少将旅长、王以哲超升为第三团上校团长(第一团韩光第、第二团范先炜、邵文凯为参谋长)即以兵工厂的武器装备成军，开赴兴隆店、巨流河一带构筑阵地，拒止郭军东进。王以哲同时建议将铁路沿线的水塔破坏。这个建议正与某外籍人伊亚格的建议相同。因此，郭军的专列指挥车，在未到达白旗堡(现在大红旗)以前受到机车无水之苦，迟滞了前进。最后，郭氏不得不弃车徒步由柳河沟车站进入新民县，郭氏夫妇终于遭到失败。郭事平定后，王瑞华部改编为东北陆军第二十七补充旅。王以哲的第三团改为第三十九团，仍任团长。1926年开入关内，参加打冯玉祥(讨赤为名)的南口战役。 南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冯军据此险要以抗击奉军，王以哲团担任攻击二道关的任务，终于摧毁冯军阵地而扩大战果，最后取得胜利，以王以哲为首功，从此受知于张学良将军。
1926年9月间，张学良在北京任第三方面军团长时(第四方面军团长韩麟春，两军团合署办公，故称为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因所部穆春骑兵师在张北作战时，军纪太坏，民愤很大，纷纷上告。张学良决心整顿该师，先行缴械，然后处理不法军官。但该师官兵多数是由土匪招降的，如处理不当易生意外，因此，张学良亲赴张家口，在车站上召集该师连长以上军官集合，并将该师长穆春拘押于专车上，张派卫队队长姜化南代表下车与该师军官讲话，正在讲话期间，由于事先部署不当，消息泄露，姜化南为该师团长于某所杀，遗卫队队长人选，张学良经过多方面的慎重考虑，最后决定调王以哲充任。王奉命后即由防地带亲信中尉副官史耀东来京接充队长(史为山东昌邑县人，时任中尉文牍副官，后任山东省保安处长)。这时王以哲向张学良将军建议，招考青年学生培养军事后继人才，张立即采纳，并责成王以哲兼办此事。王经过研究计划后着手筹备招生，延聘人员等一切事宜，决定在北京、沈阳两地，招考初中以上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青年i000人，成立军官候补入伍生队，附设在旃坛寺②卫队院内，定名为：“陆军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军官候补入伍生队。”入伍期为六个月，王兼任队长。1927年4月结业后，即转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是为第七期。进一步授以军官教育，并决定在北京安定门外黄寺为校址。笔者也在这一期考入讲武堂。 1927年6月军团卫队扩编为卫队旅。王以哲升充少将旅长，司令部仍设在旃坛寺内。当时旅内主要人员有：上校参谋长董舜臣、第一团上校团长刘多荃(原卫队中校队附)、第二团上校团长于兆麟(万福麟干儿子)、第三团上校团长韩麟徵(第四军团长韩麟春弟弟)，这时王以哲已经有了一部“福特”牌小汽车，每日出入营门时，必须由卫兵排长(那时叫卫兵司令，由一个排长率领本排士兵，驻在卫兵所内担负这个任务，每星期换一次)。事先在卫兵所前列队，等待王的汽车到卫兵所前十几步时，由排长发“立正、举枪”的口令，士兵目迎目送，排长抛刀，由号兵二至四人奏“从戎乐”一番(陆军礼节规定少将一番、中将二番、上将三番)，等待汽车过后十几步时，排长再发“枪放下，稍息”的口令，士兵架枪回屋休息。外出回来时车子离远喇叭响了，门口的哨兵吹哨，卫兵排长立即集合站队等候车子到来，再来一套“行礼如仪”。我在讲武堂放暑假时，史耀东、李树馨和笔者都住在旅司令部内，每天随王乘车出入时，这个礼节必须举行的。我们说每天出入总这样不太麻烦吗?王说，这是军队的礼节，必须养成的。不久，卫队旅开赴涿州，参加攻打涿州战役③。由于是攻城战，城池未打破，各部队都无功而返，卫队旅也不例外，回到北京。 1928年王以哲随张学良赴保定督战、鉴于当时形势的发展需要，卫队旅在满城又扩编为师，番号是：陆军第十九师。王晋升中将师长。辖两个步兵旅。第一旅少将旅长黄显声(别名警钟，1948年为国民党特务惨杀于重庆渣滓洞)，辖三个团即卫队旅的三个团。第二旅少将旅长荆德文，辖三个团，团长有唐聚伍、马龙骧、常经武。师直属队有：机关枪队(于景岩)，迫击炮队(胡丹忱)，战车队(李振元有轻型坦克12辆)，汽车队(纪纲)，教导队(王治澜)，除教导队在南苑驻扎外，其余各部队均开往昌黎、卢龙一带驻防，当张作霖被炸时，该师正在上述各地驻扎，是年秋全师开回奉天整编。 由1926年秋至1928年春，不到二年时间，王以哲由上校而少将而中将连升三级，真是官运亨通，扶摇直上。这不但在东北军中无前例，即在当时南北新旧军阀统治的军队中也无出其右者。可见张学良将军对王以哲的重视，锐意栽植，较之对郭松龄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1928年秋，东北军整顿编制，完全以旅为单位。第十九师缩编为一个旅，番号是：东北陆军独立步兵第一旅。王任中将旅长。当时旅内主要人员有：少将旅附何立中、上校参谋长赵镇藩、第十七团团长常经武、第三十七团团长于兆麟、第七十九团团长何立中兼。旅直属连有：特务、重迫击炮、骑兵、通信兵等四个连。全师编余五百多名中、下级军官由编遣委员会根据当时编余军官处理办法：凡年龄较轻、身体强健而无嗜好愿入学深造者一律送入讲武堂；愿到警界工作的，按其官阶大小分配到各县当警察官佐；年老体弱不愿再从事军警工作的资遣回籍。十九师的五百多名军官(团长除外)，有近半数入讲武堂第九期深造。 不久，十七团全部移防昌图县红顶山，由奉天徒步行军。为了考察该团官兵是否有扰民的情形，该团出发后，王以哲派笔者(当时任旅司令部上尉参谋)化装带两名便衣士兵尾随该团之后，相距两天的行程，沿途秘密调查，凡该团每天所住的村庄各百姓家，均进行了解，是否有不法行为，哪怕有借一针一线而未归还的或是吃一块咸菜一口酱的细微事，也都由住在的百姓写清楚画上押作为“甘结”。这种作风，在东北军来说还是破天荒第一遭。该团到达红顶山营房的第三天，笔者换成军衣与常团长见面，说了这个经过情形，遂乘火车返回奉天，据实报告了王以哲。但受到“不应该把情况告诉常团长”的批评。并说，当参谋的无论什么事情在未公开发表之前，不应该随便说出去，应该做到“守口如瓶”。
1929年元月1日全东北都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奉天市各机关、学校、商号都悬挂起新国旗，气象一新。是日全旅官兵都集合于北大营大操场，举行“团拜”典礼。“团拜”后，王以哲讲话，讲为什么要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国旗的由来。大意说：孙中山国民党革命成功，全国统一。我们东北完全拥护这一壮举。国旗上角的青白色代表青天，十二光芒象征着暗无天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十二光芒普照大地，鲜艳的红色表示革命是用鲜血换来的，人民再不受战争的灾难了。我们全旅官兵从今年起，要加强训练，成为劲旅，保国家，御外侮，雪耻辱以尽军人保国卫民的天职……当时没有扩音器，几千人集合在一起，在后边的人一点也听不见，以后由参谋处将讲话全文油印发到各连、排，向士兵传达，并作为“精神讲话”的材料。 东北易帜后不久，南京颁布了新的东北军番号。例如原东北陆军独立步兵第一旅，改为陆军独立步兵第七旅，将“东北”二字取销(蒋介石由这时就不要东北了，所以到九一八时就不准抵抗)，“一”改为“七”。团的番号也改变了，原第十七团改为六一九团；原第三十七团改为六二〇团；原七十九团改称六二一团。其他一切编制、人事、兵员数目等都原封不动。不久，又令东北军凡上尉以上的军官有愿入国民党的登记，报请南京中央党部备案，并就地集体宣誓入党。以后又发来大批《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书籍。开始也都认真地读了一下，但在个人思想上收获不大。从此，王以哲对部队的训练更加全神贯注，励精图治，真是整军经武不遗余力，同时张学良将军在商埠地(二经路)为王以哲修建了一栋精巧别致的小楼房(一楼一底)圈以围墙、院内还有几间平房，供随行人员及佣人的住房，锅炉房、汽车房等应有尽有，这时已换了部“别克”牌的轿车。可见张学良将军对王的关怀照顾无微不至。王每天8时由家乘汽车到旅部上班，到旅部10分钟后，各处处长手持卷宗纷纷到办公厅汇合，先作口头汇报，然后把卷宗由秘书收集送到他的办公桌上亲自批阅，遇有不清楚的地方，用电话找主管人员当面谈。午饭后稍事休息，即乘车进城里进行社交联系，交际一些名流学者。当时每天随他坐汽车的有上尉参谋关荣印、少尉随从副官张长友、司机王国瑞(领上尉饷不佩军阶)。上尉参谋挟着皮包，内中除了待办的公文外，就是《曾文正公家书》、《曾胡治兵语录》、《戚继光兵法》和《资治通鉴》等书，准备在车上随时阅读。同时规定全旅军官都必须以《曾文正公家书》、《曾胡治兵语录》为必读的书，自易帜后对全旅军官的自修方面又增加了阅读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并列在考核成绩之内。 每星期天全旅官兵全副武装齐集于大操场举行“总理纪念周”。首先开始阅兵，继之进行分列式。官兵服装整齐，精神饱满，看样子真是雄赳赳气昴昂地一支勇敢善战的劲旅。阅兵分列完了后，队伍集结成讲话队形由请来的名流学者进行讲话④，讲述国内外形势，东北地理环境概况，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史，特别着重对东北的侵略史。因此，官兵对仇日的思想都深深地印入脑海，所以在九一八事变的当时，士气激昂万分，纷纷请求一战，以雪耻辱。有时不请外来者，由本旅各团长、参谋长、各处长轮流作一些宣布、规定式的讲话。当时虽然换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但对三民主义没有深刻认识和研究，也无从讲起，所以都不讲这一套。 1929年“双十节”在北大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阅兵典礼。参加的部队除第七旅全部官兵外，有骑兵、炮兵、工程兵、辎重兵、汽车队、战车队(坦克)和空军的表演。王以哲亲任阅兵总指挥官。张学良将军和于凤至夫人亲临检阅，陪检的有吉督张作相、黑督万福麟，以及边防公署的主要高级幕僚等。张学良身穿上将礼服，精神饱满，神采奕奕，颇为高兴。这次阅兵为东北有史以来第一次壮举。沈阳市民围观者在北大营的围墙内挤得满满的，真是人山人海，颇极一时之盛。 为了培养初级军官的作战指挥能力，在旅内自行筹办步兵研究班，由各团抽调上尉以下的军官为期六个月轮流受训。特请新由日本步兵学校毕业回国的杜长龄(别名杜鹤年)负责主持，并请王维藩、马镇夷、王肇治、何宏远等人担任教官。为了步兵研究班学员实兵指挥便利，同时兼以培训各营连的班长起见，又特成立一个军士队，也由各团连挑选稍有文化的士兵120名。军士队队长最初由六二一团少校团附高福源兼任(高别名少卿，辽宁省盖县人，1936年任一〇七师上校团长时在陕北，为东北军与红军接头人之一)，以后换成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李宝莲接充。 1929年王以哲向张学良建议而蒙批准成立东北学生队。队址最初在西下洼子，以后又迁到讲武堂遗址(讲武堂迁到东山嘴子)。王派汲绍纲(汲金纯大儿子，日本士官毕业)为上校队长。招考高小以上毕业的学生500人入队受训。内容是以普通科学和军事科学并举，三年毕业后再入讲武堂深造，以后考入黄埔军校而一直在国民党部队任职的，大有人在。如在台湾任上将的王多年、马安澜等就是由东北学生队毕业后转入黄埔军校的。 对于士兵教育，除了按参谋处制定的教育计划进行外，并亲自编写了“旅训”和“士兵问答”12条，印发到连、排，张贴在兵舍内，作为早晚点名时必须进行的教育课目。旅训的全文是： 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夫，务本“总理遗嘱”及司令长官意旨，牺牲一切， 努力工作，以互相之精神，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士兵问答12条 问：我们的父母是什么人? 答：是老百姓。 问：我们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是什么人? 答：是老百姓。 问：我们穿的衣服是从哪里来的? 答：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 问：我们吃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 答：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 问：我们原来是什么人? 答：我们原来也是老百姓。 问：我们和老百姓有这样的关系，应当怎样对待老百姓? 答：应当爱护他们、帮助他们、保护他们。
在那个时候，东北虽然换了旗，但对军队教育，还谈不到什么主义政治思想教育，就是这样一个“旅训”和“士兵问答”也是别开生面的。所以有人说：“王老鼎”竟出洋相，也有的说“王三角”(王的绰号)出风头来讽刺之。 1930年春，王以哲召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提出实行“军工制”一案。内容是以营为单位，根据各营具体情况和自愿，分别成立各种工厂。如做皮鞋(靴)、缝纫、织布、牙粉、毛巾、织袜、织手套、布鞋等工厂，由各连挑选会这种手艺的土兵调集到一个厂，同时外请一两名技术人员当师傅之类的领导责任。我们那营是成立织毛巾的工厂(我当时任六二〇团第九连连长)，所有当时需用的原材料都由我向城内同义合丝房购买。 此外，北大营营房的周围及围墙外的空地，虽属于营产管理处，经旅内洽商拨为各营连种菜养猪。那时各步兵连都有马骡三匹，大车一辆，每月除拉运给养柴草而外即利用这项畜力，进行耕种各种蔬菜，挑选精于种菜的年龄大的士兵数人专负其责。由此，士兵的伙食得到很大的改善，不但有充足的菜吃而且有油有肉可吃，士兵皆大欢喜，由于伙食的提高，士兵逃跑的也少了，可惜好景不常，到九一八事变时就完蛋了。
九一八事变前第七旅官兵每天的例行工作是：士兵进行刻板式的军事训练，官长除带士兵训练外，午间加一遍“干部教练”，一般的科目是“劈刺术”，此外很少有别的事可做。大家都认为是驻太平防，真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时候。各级军官毫无警惕性。在生活方面真正成了“龙”一样⑤。讲究吃、喝、穿、用、摆阔气。嫖赌二事由于王以哲军令森严，无敢稍违者。对于在沈阳的日本守备队还经常有往来⑥，对于“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守备队的调动情况毫无所知，即偶有所闻，也认为军队换防是常事，不足为怪。在8月的某一天，王以哲召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他说：现在从各方面得到了一些关于日本关东军的情报，他们的守备队调动频繁；兵力有所增加；宪兵也换了防；南满站的商人也换了军衣，并发了武器等，各连对士兵要严加管束，不得随便外出，并在各个驻地构筑一些必要的工事，由参谋处妥为拟定，要有战斗的准备，不能麻痹大意等指示。以后各团连都有所准备。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官兵都准备按预定的部署实施，旋接王旅长由城里来的电话命令说：奉上峰命令不准抵抗。军人讲服从嘛，只好忍气吞声挨了一夜打，最后不得不弃甲丢盔逃离北大营，而置三千万骨肉同胞于不顾，狼狈进关。 部队到达北平后，王以哲看到部队褴褛如乞丐，为了给士兵补充被服装具，特请准张学良将军，将运送第七旅官兵入关的火车皮保留一列，到绥远做些运输生意。经过陆续补充，从此军容又稍有恢复。 1932年夏王以哲辞去旅长职，调北平军分会第一处(参谋处)中将处长。遗缺由张学良调卫队第二总队少将总队长戴联玺(回族)接充。适戴部驻防密云县，王派他的坐车司机王国瑞开一辆“三轮卡”去密云接戴来平就职，当车行到中途时，正值路旁的电线杆子倒了，电线杆子上端的“磁碍子”的铁钩尖正好打在戴的太阳穴内而死。遂又改派张政枋接充(张别名立衡，文化大革命时死于沈阳)。 必须要补充说明关于王以哲将军思想进步一面的几个事例。 1926年秋，王被调充卫队队长后，其侄王育才正在北京读书之时，王已知其侄加入了共产党。为了侄儿的安全和深造乃送育才到日本早稻田帝国大学读书。当时知其事者只有随他来的中尉副官史耀东。 1947年国民党中央银行沈阳分行(经理韩立如)，育才在国库科当科长，笔者曾与其会晤多次，在沈阳解放前夕育才即离开沈阳。 其次当时卫队中校队附刘多荃的堂弟刘澜波。1926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每星期天都到卫队与乃兄多荃会晤，也与王以哲谈话，后来王得知澜波的皮包内有马克思资本论书(毛订本)，为了澜波的安全，避免被警宪检查，乃赠以三、四方面军团卫队证章一枚，令澜波佩于胸前。当时北京的警察宪兵经常拦人检查，但见有佩戴卫队证章的人就不检查了。澜波毕业后，即到东北军骑兵第二师黄显声部当秘书去了。他们都是凤城县的同乡，黄显声的进步可以说是由澜波帮助的。 第三，九一八事变前在北大营第七旅主持步兵研究班的杜长龄，当王以哲调北平军分会第一处处长后即派杜长龄为上校科长。不久，杜请辞科长职，组织抗日义勇军，王始知杜为共产党员，遂准其所请。杜组织一支“抗日义勇军总队”率部参加长城抗日，殆王以哲调任六十七军军长后，将杜部改为六十七军特务总队，委杜为少将总队长，辖10个大队。笔者当时为杜调充第一大队少校大队长。曾夜袭建昌营子，歼灭日本一个联队。战事告一段落后(由于《何梅协定》的限制)调到廊坊东白果树村整训。杜由北京聘请进步人士来防地讲述马列主义革命道理，消息被特务获悉后，何应钦迫令王以哲立即将特务总队缴械，并指名逮捕杜长龄及大队长十人，王不得已派六二一团团长刘汉玉、工兵团团长杜维纲两个团缴械，杜闻讯后，即率所部向房山、易水方向前进，企图与骑兵第二师黄显声部汇合。结果该总队受阻于滹沱河东岸，为刘、杜二团围剿而缴械。官长四处逃亡，军分会下令通缉杜长龄和大队长。杜在王的掩护资助下，化装去新疆(杜与盛在日本同学)。后为盛世才杀害。 从上述三件事例，说明王以哲将军很早就有一定的进步思想。 1936年张学良的西北“剿总”参谋长人选尚在空悬，蒋介石派他的侍从室组长晏道刚接充。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的一部分将领，在西安市西京招待所举行公宴。席间王以哲借三杯酒下肚之机，表示佯醉，即席发表一通言论。他说：“我们东北军诚心诚意地一点折扣都没有的来拥护蒋委员长。我们老家被日本鬼子占了，我们认为只有蒋委员长才能领导我们打回老家去。所以我们从东北到华北、华中，这一次又到西北，辗转数千里，无非是想实现打回老家去这一愿望。谁想到在西北打仗，损失得不到补充，牺牲的官兵和家属得不到抚恤。一〇九师、一一〇师两师的阵亡遗族，流落在西安，一点救济的办法都没有。尤其是张副司令的处境，更使人伤心。他每月的特支费中央仅给八万元，已经丢了老家的东北军政人员和同乡们，跑到西北来求他，他是毫无办法；甚至送点路费都相当困难。他是负军事全责的副司令，还赶不上胡宗南的一个师长，每月特支费都有12万元，真令人伤心……这一段话，使得蒋介石的亲信前来监军的晏道刚局促不安。
1934年，王以哲率六十七军全部开往湖北省孝感、麻城一带曾与红军二十五军徐海东部接触，所属一一五师(姚东藩)的一个团被红军消灭，王深感红军的士气和战斗力是了不起的，是高超的，发生了敬佩之感。1935年六十七军转调陕北，进出在洛川、肤施(延安)地区，所辖一一〇师何立中部在甘泉和大、小崂山战役中，被红军歼灭，师长何立中阵亡，六十七军主力陷于被包围状态。正在这个时候，以前在洛川、榆林桥战役被俘的一〇七师六一九团长高福源从陕北红军根据地瓦窑堡回来，传达毛主席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主张枪口一致对外，援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王军长在彷徨中认识到国家的出路，民族的前途，就在于团结抗战了。他毅然决然地向张学良将军建议与红军合作，说服他转变立场，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3月间，他随张学良将军去洛川六十七军军部与中共代表李克农会谈。4月9日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在延安乔儿沟天主教堂会见⑦，王以哲和中共方面的刘鼎、李克农均在座。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王以哲在东北军内部是最有影响最能维持东北军内部团结的核心人物。不幸一些激进分子，受到当时窜到西安的托派张慕陶、徐维烈、张子奇等人的挑拨影响，竟于1937年2月2日把王以哲杀害。事悄的经过是：2月1日深夜，号称主战派的孙铭九(张学良的卫队团团长)、应德田(张的私人秘书)、刘启文(师长)、何镜华、张政枋(总部粮秣处处长)、杜维纲(工兵团长)、刘佩苇(炮十一团团长)等多人，经孙铭九的提议，大家在陈旭东家开会(总部外二科管部队调查的)，应德田突然提出，要追查释放陈诚等国民党军政大员和放走被扣的50架战斗机的罪魁王以哲的责任，会上拟定了捕杀王以哲、何柱国诸人的计划。孙铭九、应德田指派卫队团团附贾国辅带队，派抗日先锋队一支队连长于文俊去执行刺杀王以哲的任务。2月2日午后1时许，于文俊以王以哲学生身份，到西安市南苑门粉巷王军长公馆，拜谒王以哲，王正在床上卧病，于不容分说，举枪便击，王以哲身中九弹而惨死。同时还捕杀了总部交通处长蒋斌、参谋处长徐方、六十七军军部副官处长宋学礼诸人。这批暴徒接着又往新城的西安绥靖公署去捕杀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幸经杨虎城及时拦阻和庇护，何柱国幸免于难。 杀了王以哲不仅东北军损失一位有领导资格的核心人物，也败坏了红军、十七路军、东北军已形成的“三位一体”的局势，东北军一内乱，更使张学良丧失回陕的可能了。当时苏区和红军对王以哲将军的惨遭牺牲，表示非常怜惜。1937年2月6日《新中华报》(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第三二七期刊登新华社载“关于王以哲将军在西安遇难消息传至苏区后，苏区人士无不对军长表示深切之悼惜，对施加暴行分子莫不深恶痛绝。据熟悉西安情况者说，此次暴行者中，除一部分是愤于国破家亡及张汉卿氏留京不回之青年将校外，尚实有托洛茨基分子在内。现在西安之张慕陶即是此中龌龊暴行之幕后人物，盖彼等亟欲挑拨内战帮助日寇，才不惜使用此种无耻的凶残手段，并欲借此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之事业，红军、共产党坚决反对此类汉奸阴谋家之毒计，而对被其煽 惑一时陷于迷途之分子，则希望他们早日觉悟云云。”该报又以《我们需要和平统一》为题发表评论，强调“苏区人士对王以哲将军被害，深致哀悼。王将军是东北军中有威信，得军心的将领，且是抗日救亡的领袖之一，亦为张学良将军十分信赖之大员。此次西安事变后所取态度极为正确，他与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董英斌、缪澂流、孙蔚如、刘多荃将军一道，坚决反对内战。乃一部分激烈分子，不顾大局，主张同中央军决战而危及王以哲将军，实在非常遗憾。”在《除灭汉奸托洛茨基派》的专论中提出：“我们对王以哲将军的殉难，表示最诚挚的哀悼，王将军的死，是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一个损失。托洛茨基派是袭杀王以哲将军真正凶手，我们诚恳希望受了托派利用的西安青年将校士官们能够幡然觉悟，迅速明白托派是日本强盗阴险的特务队之一，毅然站到和平统一救亡御侮这方面来，为坚定实现全国的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毛泽东、朱德同志于2月4日联名致电王以哲将军的家属悼唁。电文是：“杨主任虎城先生，于主席孝侯先生，转王鼎芳先生家属诸君大鉴：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之干城，亦爱国人士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特电致唁，敬候起居。毛泽东、朱德四日。” 又新华社消息：“周恩来同志并率领中共代表亲自到王以哲将军公馆内灵堂致祭，深切抚慰王氏眷属。” (1981年4月) * 作者1927年4月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即被分配张学良卫队旅任职，此后一直跟随王以哲将军多年。 ① 按陆军小学是清末推行“新政”之一，自八国联军之后，维新派人士，策动推行“新政”预备立宪，同时停办科举，兴办学堂，陆军小学即在此时兴办的。是仿照德国和日本的军制，由各省办陆军小学，训练三年，毕业后升入陆军预备中学，两年毕业后，再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分科受训二年，毕业后派充各部队下级干部。这三级学生内部的组织和设备，均极完善，而训练和管教的严格与认真，实为民国以后的中央或各省军官学校所望尘莫及的。(引自《李宗仁回忆录》第37页) ② 旃坛寺在北京西城，东边是中南海。系窃国大盗袁世凯时代的“模范团”和段棋瑞时代的“边防军教导团”的旧址。占地面积很广。当时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司令部驻节于西华门里光明殿内，距旃坛寺很近。 ③ 守涿州的山西军队傅作义的第二十四师，奉军当时集中大部分炮兵部队，打了几个月也未打破涿州城。傅作义善于守城之名，由此传之于全国。 ④ 当时来旅内讲话的知名人士有：东北大学代校长刘风竹、院长孙国封、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第一师范校长梅佛光(又名梅公，任台湾省立法委员)、第一中学校长曹仲珊以及贫民教育家车向忱等人。 ⑤ 旧时代把军人比作龙、虎、狗三个类型。所谓龙，就是驻太平防，仗着有权有势，养尊处优；对老百姓任意欺负、打骂，形象云凶如同老虎；一旦打了败仗，弃甲丢盔，急如丧家之犬一样。 ⑥ 驻沈阳的日本守备队举行部队演习时，都请北大营军官参观。如1929年笔者任上尉参谋时，第一次参观秋操演习；1930年任上尉连长时，参观日军在浑河架桥演习，参观后还招待一次饭。在他们联队内吃饭时每人只有像四喜丸那样一个菜团子，一碗“大酱汤”粗糙的大米饭。他们的曹长介绍说：他们士兵每天吃的是7成谷子3成米的米饭，今天招待我们吃的是有3成谷子7成米的米饭。这是欺人的鬼话，十足的侮辱我们的话。当我们工兵部队在浑河架桥演习时(当时工兵司令柏桂林)，同样也请日本人来参观，认为是“礼尚往来”。毫无警惕性 ，更忘了敌我的关系。 ⑦ 戴镜元《从洛川会谈到肤施(延安)谈判》说会见是在城内的教堂里，不是在桥儿沟的教堂。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