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礼”（2）（“礼”的发展）

“礼”“乐”文化起源于夏朝以前的五帝时代。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唐尧命虞舜摄政，“修五礼”；夏舜命伯夷为秩宗，伯夷上任伊始，便制定了一套“礼典”，用刑罚来强迫人们遵守，这就形成了最早的“礼法”。 《论语·八佾篇》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是它的后代杞国不能印证；殷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它的后代宋国不能作印证。这是由于杞国、宋国的相关典籍与贤者不足的缘故；否则，我就可以用来作印证了。” 《礼记·表记》有“夏道尊命”和“殷人尊神”的记载，说明夏、商两代的礼乐制度，还具有一定的巫术性质。 周朝伊始，周公旦将上古的礼仪和夏礼、殷礼进行整理、改造，结合周文王、周武王的执政理念，制定出了一套可操作的系统化的礼乐制度，内容包括饮食起居、舆服宫室、宗教祭祀、国家制度等，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领域，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并在其统辖范围内全面推广实行，这就是“周公制礼”。 《礼记·礼器》记载：“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经礼”通常指的是《周礼》，包含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规范和仪式；而“曲礼”则是指《仪礼》，它关注的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和社交礼仪，包括婚礼、丧礼、祭礼等各种场合的详细仪式和规则。 各种不同的交际场合，有着不同的礼仪。如西周时期，冬至日祭祀天，夏至日祭地；古代天子有七庙，诸侯有五庙，卿大夫是三庙，士有一庙，庶人没有庙；祭祀祖先活动在宗庙举行，这些都有具体的规定。 “礼”可以说是人与“神祇”相沟通联系的媒介，从这可以看出，“礼”带有宗教意味。随着社会的发展，“礼”从当初单纯的祭祀这一内涵，逐渐扩展到天子的祭天、祭祖，诸侯国之间的会盟、外交、打仗等和普通民众的婚丧嫁娶、相互之间的称谓等，“礼”可以说融入了人们的道德规范和统治者需要的政治制度等内涵。再后来，经过儒家的发展，“礼”成为一套别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的社会秩序的制度，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都要按照规矩行事，其含义与最初的祭祀已不相同。 到了东周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弱，周王朝用来维护国家地位和统治等级的礼仪制度已彻底被毁坏，诸侯之间为了自己称霸的欲望，已完全不把“礼”看在眼里，出现了很多对于“礼”的僭越和蔑视。 如春秋的后期，晋国的士大夫都可以用七鼎作为自己的礼器，要知道，在周礼的要求中，晋国的诸侯所用的不过是五鼎，这样的行为无异于是对社会制度的破坏，而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已被一些人默认。引领这样风尚的也正是各国的诸侯国君，诸侯国的国君先僭越礼制，那么随着诸侯地位的自我提高，手下的士大夫地位自然也会效仿提高。《论语·八佾篇》记载，鲁国的上卿季孙氏，僭用天子的礼乐仪式。孔子极为不满，认为季氏居然以八佾之舞，在他的家庙庭中舞之。这种事，季氏犹可忍心为之，还有何事不可忍心为之。言下之意，竟敢非分，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鲁国大夫臧文仲，他藏乌龟的房子装饰逾越礼制，孔子认为这是不应当的。《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梲，何如其知也？” 对于“礼”，很多人更多的是注重“礼”的形式。 公元前537年，鲁昭公去晋国朝拜晋平公。从祭祀到赠礼，言谈举止无不恰当得体。晋平公夸奖鲁昭公知礼，遭到了女叔齐的反驳。 女叔齐说，鲁昭公擅长的只是仪式，而不是“礼”，“是仪也，不可谓礼。”女叔齐解释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所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 礼是国家政令畅通、百姓安稳的基础。春秋末期，鲁国是季氏三桓掌握着实权，他们对外不诚信，对内不体恤，鲁国的诸侯国国君鲁昭公不去想着如何治理国家，却整天琢磨这些花架子，言外之意，鲁昭公距离知“礼”还差得远呢！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子太叔进见赵简子，赵简子向他询问揖让、周旋的礼节。子太叔回答说：“这是仪，不是礼。”赵简子说：“谨敢请问什么叫礼？”子太叔回答说：“吉曾经听到先大夫子产说：‘礼，是上天的规范，大地的准则，百姓行动的依据。’”）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礼乐制度的崩坏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它始于西周后期的苗头，经过春秋时期的加速发展，到了春秋末期，更是礼崩乐坏，最终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全面混乱。这一过程反映了当时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重大变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