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参考自加拿大历史学家和牛津大学教授，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所著写《和平夏然而止》。
这是欧洲历史上气氛最紧张、局势最错综复杂的一个时期。野心、恐惧、慌乱、敏感且怪异的情绪充斥在深陷纷争中的欧洲诸国当中，也助推着一场令人忧心的博弈游戏，最终化成了一场彻底失控的巨大灾难。
一战前欧洲复杂的同盟关系19世纪末的普法战争，德国对法国的胜利，让这个新兴的帝国，成为了欧洲大陆最强的国家。可无论是战败后签订的屈辱性条约，还是德皇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对法国人的羞辱。
作为战败国，也是一个有着历史荣耀的法国，也就此埋下了对德国的仇恨情绪。为了有朝一日能对德国进行复仇，法国需要一个盟友，最好是能在法德西线战争发生之时，能在德国的东面给予其巨大威胁的盟友。
而能给到这个威胁的国家无出其右，只有俄国能够胜任。虽然此时的俄国相比其他欧洲强国，无论是在工业化还是综合国力上都稍逊一筹，但法国人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基于政治现实的需要，为了促成法俄同盟，法国向俄国示好，给予了其在开展工业化中急需的大量资金。
据悉，截止一战前，法国给俄国的贷款超100亿法郎。1894年，法俄秘密结成同盟。当然，在此过程中，德国对德奥关系的重视，对俄国的逐渐疏远，也是法国可以趁虚而入的一个重要因素。
德奥同盟早于1879年就建立了，这个同盟建立之初是针对俄国的一个防御性同盟，这个同盟之后迎来了第三个伙伴，那就是希望能够与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纷争中，获得支持的意大利。
不过由于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在特伦蒂诺和伊斯特拉的领土问题上，有着巨大的矛盾和冲突，这使得意大利自始至终，都对三国同盟有些心不在焉。
在一战爆发前，有很多军事分析家，也都预测了意大利会做出改变立场的可能。而后的历史证明，当初的预测十分准确。
作为普法战争的胜利者，德国对旧秩序发起的冲击，引发了一个老牌强国的极大顾虑。它便是奉行欧洲大陆军事政策的大英帝国。
德国的崛起让英国回想起了拿破仑战争时期，一个制霸欧洲大陆的强国给英国造成的巨大损害，它唤起了英国旧有的恐惧。
且更让英国人担忧的是，实力和野心愈发膨胀，奉行世界政策的德国，如今还想要获得与自身实力能够相匹配的海外利益。
为了争取这份利益，德国扩建了海军，企图建立一支规模能够超越英国海军的强大军事力量。面对这种威胁，英国为了保持自己的海外优势，也开始扩建海军，双方由此展开了军备竞赛。
此外，借由两次布尔战争的爆发，心力交瘁的英国人愈发意识到，守卫大不列颠和维持庞大海外殖民地，都需要巨大的成本。
而如今又要面对强势崛起的德国以及其组建的同盟，仅凭一己之力显然很难与其抗争了。为此，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转而在欧洲大陆寻求可靠的盟友。
1904年，英国与法国在殖民地等众多问题上达成了和解，构建了旨在对抗德国威胁的协约关系。而对于同样是法国盟友的俄国，英国其实在最初仍抱有戒心，毕竟在中亚，双方也存在利益冲突。
不过随着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惨败，俄国的虚弱状态打消了英国的顾虑。1907年，英法俄三国签订协约，三国协约正式建立。
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如果说欧洲两大阵营的确立，已经让人嗅到了一丝丝不安的气息，那么当时的欧洲，尤其是在军政界大行其道的进攻理论、荣耀观等好战主义理论和思想，显然也使这股不祥的气息，变得更加浓郁。
所谓的进攻理论主张开展防御性战争，即对本国利益具有威胁的国家，要趁其成长起来之前先行击溃他们，消除他们的潜在威胁。
进攻理论的价值，在日俄战争中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诠释。很多人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赢得这场战争，获得战后在远东的诸多利益，就是因为其趁着俄国的重心还在欧洲之际，抓住了时机。
而对主动进攻的鼓吹，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国极度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如此氛围之下，为了更好地应对未来战争，一个个战前计划便被催生了出来、
譬如德国的施里芬计划、法国的第十七号计划等等。战前计划打造出了一台战争机器，他们复杂和周密的设定，对战争时机的苛刻要求，无疑也缩短了决策时间，给决策者带来了更多的压力。
慌乱之下，谁又能保证自己能做出一个合理的决定呢？而除了制定战争计划以外，各国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也体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和恐惧。
一份数据显示，从1880年到1914年，六大列强的军费支出总额翻了三番。紧张的军备竞赛之下，各国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感，也在进一步加剧。
进攻理论，已愈发把一个充满顾虑和担忧的国家，塑造成了一个个战争的鼓吹者。更糟糕的是，在荣耀观的加持下，他们还将在扭曲和极端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荣耀观荣耀观流行于当时的欧洲上流社会，而这些精英又大多在各国的军政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决斗，是捍卫荣耀的一种方式，这种行为在19世纪的欧洲依旧流行。
比如在一战末期担任法国总理的克烈孟梭，他就曾与政治对手有过十几次决斗。在法国陆军里，拒绝决斗挑战的军官会被开除军职。
荣耀观深入人心，也被人们视为高于生命的存在。1914年之前，欧洲整整一代人大多都受荣耀观的强烈影响，而在荣耀观的加持下，人们把打一场防御战视为了一种耻辱。
在法国，约瑟夫·霞飞认为，“防御性思维会让军队失去清晰的目标感”。在俄国，军区的司令们认为，“发动进攻显然更加大胆且更光荣，待在防御完备的阵地是一种懦夫之举”。
在英国，军官们表示，“防守从来不是英国人可以接受的角色，我们很少或根本不研究这个”。荣耀观之下，捍卫国家荣耀成为了发动战争的一个合法理由。
战争亦被美化，尚武的风气弥漫在整个欧洲社会。童子军、身着戎装的君主和政要们，这等等的社会现象，无不展现着一种战争崇拜。
而当战争，甚至是主动发起战争，愈发成为了欧洲大国维护自身脆弱且敏感的荣耀和地位的一种手段之时，战争，真的还会远吗？
巴尔干战争恐惧，是一战前欧洲各国情绪的一个关键词。恐惧的力量除了促使各国展开了军备竞赛，也让同盟成员愈发重视同盟的存在。
它让一些同盟成员，陷入进了一个本无关其自身利益的纠纷当中，进而加剧了两大阵营的对立情绪。
比如在巴尔干，德国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关键利益，但为了维系与奥匈帝国的关系，德国很难不支持后者。
同样的，法国在巴尔干也没有多少利益可言，但为了维系与俄国的关系，法国也会加入到巴尔干的纷争当中。
总之，在1914年到来之前，两大同盟内的成员在处理危机的问题上，他们没有帮助其盟友踩住刹车，反而还多给了一脚油门。
欧洲大陆就是这样，一步步地滑向了战争的深渊。在两次发生的摩洛哥危机中，英国因为与法国的协约关系，选择站队了法国，三国协约因此被进一步强化，同时也使得法国与英法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波斯尼亚危机中，趁着俄国在日俄战争后的虚弱，奥匈帝国吞并了波黑，德国虽不太喜欢奥匈帝国的冒进行为，但鉴于在两次摩洛哥危机中吃了亏，惧怕孤立的德国选择坚定地站在了奥匈帝国这一边。
而这虽然稳固了德奥之间的同盟关系，但也不可避免地恶化了德国与塞尔维亚和俄国的关系。此外，波斯尼亚危机的爆发，也让巴尔干诸多势力进一步意识到了奥斯曼帝国的虚弱。
这鼓舞着巴尔干各国的领袖们自行其是，而这不仅导致了之后两次巴尔干战争的爆发，更为当时欧洲紧张的局势，进一步增添了一股不稳定的因素。
两次巴尔干战争，让巴尔干地区的局势彻底崩坏了，它催生出了一个强大的塞尔维亚。在民族主义的教唆下，信心大增的塞尔维亚，其胃口也是与日俱增。
部分激进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者，更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等古代塞尔维亚帝国的领土，也视为了塞族人国家的领土。
而不管大塞尔维亚主义的边界在哪里，奥匈帝国始终是阻挡大塞尔维亚主义实现的最大障碍。如此紧张的氛围之下，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爆发。
几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一场预料之中，但又是脱离控制的全面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场没有正义可言的战争。为了荣耀，为了利益，人们失去了对战争和生命的敬畏之情。满脑子的热血，把仇恨的火焰，燃向了一个个素未谋面之人。
且更令人遗憾的是，尸骨累累的一战却依旧没能阻止未来一场规模更大、更为可怕战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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