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二十四史，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跃然纸上：五代之前的史籍多称“书”——《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等，而后代史书则普遍称“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这种命名差异绝非偶然，它背后隐藏着中国史学传统中深刻的“正名”意识与复杂的正统焦虑。从“书”到“史”的转变，实则是中国史学从私人著述到官方垄断、从多元叙事到一元正统的演变轨迹。
一、先秦至两汉：“书”与“史”的早期分野在先秦时期，“书”与“史”的用法尚未严格区分。
“书”最初指书写行为及其成果，如《尚书》即"上古之书"；而“史”本指史官，后引申为历史记载。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即《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均以“书”命名，反映了早期史学的私人著述性质。
司马迁虽为太史令，但其修史更多出于个人志向，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汉书》虽为奉诏修撰，但仍保留了私家著述的特点。
这一时期，“书”强调的是一种书写成果，带有较强的个人色彩与学术独立性。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著作在汉代也被称为《太史公记》或《太史记》，说明"记"与“史”在当时亦可通用。但最终，“书”成为早期正史的主流命名方式，而“史”则多用于泛指历史记载。
如《国语·楚语》云：“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这里的《故志》即指历史记载，但尚未形成固定的"某史"命名模式。
二、魏晋至隋唐：官修史书与“书”的延续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史馆制度逐渐建立，史学走向官方化，但“书”的命名传统仍然延续。《晋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虽为官修，却仍称“书”。
这一现象既是对汉代传统的继承，也反映了史家对“书法不隐”理想的坚持。
唐代史馆集众修史，但各朝史书仍保持独立命名，如《隋书》分纪传与志两部分，而"五代史志"虽涵盖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制度，但仍归于《隋书》名下。
这种命名方式体现了唐人对历史连续性与断裂性的辩证认识——各朝有其独特性，又共同构成历史整体。
然而，此时已出现例外。李延寿私修的《南史》和《北史》首次以“史”命名，且涵盖多个朝代（《南史》记宋、齐、梁、陈四朝，《北史》记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六朝）。
这表明，“史”更适用于综合性历史叙述，而“书”则倾向于单一王朝的断代史。这一区分在五代时期得到延续，《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亦被称为《梁唐晋汉周书》，说明“书”仍被视为正统命名方式。
三、宋元变革：从“书”到“史”的转折宋代修《新唐书》《新五代史》时，仍沿用“书”的命名传统，但这一惯例在元代被彻底打破。元朝修《宋史》《辽史》《金史》，均以“史”命名，而非沿用前代的“书”。
这一转变与蒙古统治者面临的正统困境密切相关。
元朝建立后，如何为宋、辽、金三朝修史成为难题。若沿用“书”的命名，如《宋书》《辽书》《金书》，则可能隐含正统归属问题。
最终，丞相脱脱采取"三国各与正统"的折中方案，以“史”命名，既显示客观性，又避免政治争议。这一做法被后世继承，明修《元史》、清修《明史》，均以“史”命名，“书”的传统遂成历史。
四、命名背后的史学精神嬗变从深层看，“书”到“史”的演变折射出中国史学精神的蜕变：
1. 私人著述到官方垄断：“书”暗示作者在场，允许个性表达；“史”则标榜客观，隐藏主观判断。
2. 多元叙事到一元正统：唐代以前，史家可"成一家之言"；宋元以后，历史编纂完全由国家掌控，“书”所蕴含的个人声音消退。
3. 政治干预的加深：元代以后，“史”成为官方叙事的标签，历史书写更受政治影响。
五、结语：历史的命名与话语权名称不仅是标签，更是一种态度与立场的宣示。从“书”到“史”的嬗变，不仅是命名习惯的改变，更是史学话语权的转移。
在当代，我们或许应当反思：当历史书写被单一权力主导时，我们是否失去了理解历史复杂性的能力？
在数字时代，多元化的历史叙述或许能让我们重新找回“书”的精神——那种既尊重事实又包容多元解释的史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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