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政权自和帝以后长期为宦官外戚轮番把持。到桓帝、灵帝时期政治十分黑暗，宦官专权也达到了顶峰。宦官集团窃持国柄，陷害忠良，排斥异己，凶残暴虐，激起了朝野士人的强烈愤慨。一批正直有为的官员和太学生联合起来，抨击朝政，指斥阉竖，结果被诬为结党诽谤朝廷。
桓、灵二帝在宦官的挑唆之下，先后制造了两次大狱，把这些挺身抗争的“党人”，或逮捕，或流放，或禁锢终身，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党锢之祸”。汉桓帝时，宦官插手朝政，已成专权之势。他们左右桓帝，在朝中打击排斥一般的官僚士大夫，到处安插自己的子弟、亲属和党羽。
桓帝时期各级官吏的任免权几乎全部为宦官集团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士人的正常入仕途径被阻隔，本来是官吏后备军的太学生感到前途渺茫，报国无门，而朝中的一些正直官员屡受排挤，心怀激愤，于是官吏和太学生联合起来，声气相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反对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
他们一方面大兴清议之风，借助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抨击宦官；另一方面他们又利用手中有限的权力，采用各种政治手段打击邪恶势力。
在同宦官势力作坚决斗争的官僚士大夫群中，被推为领袖的是李膺和陈蕃。他们的人品和风貌都深受众人的敬仰，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两句话：“天下模楷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今河南襄城）人，出生于世宦之家。李膺性情孤傲，不愿随便与人交往。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能文能武，最初被推举为孝廉，为司徒胡广看中，荐举他做了官，先后担任青州刺史、渔阳太守等职。当时北方的游牧部族鲜卑经常侵犯东汉边塞。
李膺颇有武略，又被起用为护乌桓校尉，他身先士卒，不避矢石，几次大破鲜卑军，所以鲜卑人都很惧怕他。后来李膺因公事受连累，削职回乡，设馆教书，跟着他学习的门徒常在千人以上，名声远播，受到社会的推崇，人们都争着与他交往，而他又不肯轻易与人结交，所以能够受到他接见，众人都称之为“登龙门”。
有个叫荀爽的人去谒见李膺，因为为他驾了一次车，回家后高兴地说：“今天为李君驾车了！”李膺成了当时最受人敬慕的名士。
永寿二年（公元156年）鲜卑人再次大举侵犯云中郡，桓帝听说李膺有才能，再次起用他并授予度辽将军的称号。他一到边境，鲜卑人慑于他的威望，都望风归服，自动放还所抢掠的人口财物。从此李膺的名声更是大震边关。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李膺任河南尹，成为掌管京城的最高行政长官。这年，宛陵（今河南长葛）的世家大族羊元群由渤海郡罢官回家。这个人贪赃枉法，声名狼藉，卸任时把官衙厕内的精巧的物品都带走了。
李膺上奏皇帝，要求依法惩治羊元群。羊元群赶紧用钱买通宦官，结果，桓帝听信宦官诬陷李膺有罪的谗言，反而将他罚做苦工。后来，司隶校尉应奉上奏章为他求情，向皇帝讲清了事情的真相，李膺才得以免罪，归家为民。
过了一段日子，李膺又被起用为司隶校尉。他上任后，依然保持着执法不避豪强的耿直性格。当时为桓帝所宠信的宦官张让有个弟弟叫张朔，他倚仗兄长的威势当上了野王县（今河南沁阳）的县令，该县离京城不远，属于司隶校尉的稽查范围。张朔贪暴残忍，无恶不作，甚至残杀孕妇取乐。
他听到李膺出任司隶校尉的消息，知道自己罪恶累累，李膺不会放过，吓得丢掉官帽，逃到哥哥张让家，藏进支撑房梁的空心大柱子里。李膺亲率吏卒到张让家搜捕，最后，劈开大柱子抓获张朔，审查核实了他的罪行后，立即依法处死。
张让心中怨恨，便向桓帝诉冤。桓帝把李膺召来责问他为什么不先奏后斩，李膺回答：“过去孔子做鲁国司寇，上任七天就杀了少正卯。今天我已到任十天了，才杀了张朔这个坏蛋。我正担心因为办事拖沓而犯错误，没想到因为办事快而获罪，我知道自己惹祸了，请陛下再给我五天时间，等我把罪犯的后台揪出来惩办，那时死也情愿了。”
李膺的话有理有据，有智有勇，软中带硬，说得桓帝无以为答，只好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的过错，司隶校尉有什么不对呢？”从此以后，宦官们都有所收敛，平时也规矩多了，有的甚至在节假日也不敢出宫门。
桓帝见这群张牙舞爪的家伙忽然间变得这么老实，很是奇怪，就问是怎么回事，宦官都哭着叩头说：“怕李校尉。”
李膺一贯坚持除暴抑恶，毫不留情地打击宦官势力，这一方面招致了宦官集团的仇恨，另一方面也赢得了朝廷官员、在野名士和太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大家都以他为榜样，奉他为“天下模楷”。李膺实际上成了“党人”和太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
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今河南汝南）人。陈蕃十五岁的时候，自己住在一处房子里，里里外外都荒芜零乱，他从不加以整理。有一天他父亲的朋友来访，问道：“你这小家伙为什么不洒扫庭院接待宾客呢？”
陈蕃回答说：“大丈夫生活在世，应当以扫除天下为要务，哪能只关心一间屋子呢？”薛勤听了很惊奇，认为他有澄清天下之志，不可小看。陈蕃曾任乐安（今山东广饶）太守。当时，李膺出任青州刺史，成为陈蕃的上司。郡县官吏都知新刺史执政威严，听到他到来的消息，害怕被查出劣迹，许多人纷纷自动引退，唯独陈蕃心地坦荡，留在任上。陈蕃治理乐安，注意招引贤才，惩治不法之徒，政绩颇著。
这时，正是外戚梁冀任大将军，权倾天下的时候。梁冀曾派人给陈蕃送信，想走他的门子办些私事。
陈蕃的属吏们知道他性情廉直，不阿权贵，不敢进去通报。
梁冀的使者耍了个花招，不再提请托徇私之事，而只诈称请求谒见太守。
陈蕃问明情由不由大怒，下令差役们狠打梁冀使者，不一会儿，这人竟然死在棒下。陈蕃被关进左校服苦役。
役刑满后，他又渐渐被起用提升，历任大鸿胪、光禄勋、尚书仆射、太中大夫等官。这期间，他因刚直不阿、性情严峻而屡屡开罪于当权官僚和宦官集团，遭到多次罢免。尽管宦海沉浮，充满坎坷，但陈蕃秉性不改，持正如故。宦官苏康、管霸在桓帝即位初期就受到信用，他们阿谀逢迎，陷害忠良。李膺等几位朝廷要员都因为他们遭到贬斥。陈蕃借着朝会的机会，几次为李膺等人辩白，请求桓帝宽赦他们，但桓帝始终不听。
陈蕃痛愤奸佞离间，忠臣蒙冤，气得涕泪俱下，不能自已。
赵津、张汎趋附宦官，触犯刑律，太原太守刘顼、南阳太守成瑨秉公执法，分别将他们处死。宦官们见爪牙被斩，怀恨在心，指使人上奏桓帝，诬陷刘顼、成瑨，致使二人被问成死罪，关押入牢。
陈蕃素知这两个太守品学兼优，颇有好名，又敢于直言，见他们受诬系狱，不忍袖手旁观，于是联合职高位重的大臣刘矩、刘茂共同为刘顼、成瑨的事向皇帝进谏，无奈这时的桓帝为阉竖所惑，拒不纳谏。
结果刘、成二人被逼死在狱中，朝廷内外都为此愤愤不平。宦官们因陈蕃每每与之作对，对他恨之入骨，但碍于他声望很高，一时还不敢轻易害他。陈蕃不畏强御，不屈不挠地同宦官势力作斗争，受到朝野正直之士的拥戴，无形之中他也成为“党人”的核心人物。
桓帝在位的后期，宦官与官僚士大夫两大政治势力之间，营垒更加分明，斗争也更趋尖锐激烈。
虽然以陈蕃、李膺为首的正义力量，一直都勇敢顽强地坚持斗争，但昏愦庸碌的汉桓帝却袒护近侍，成了宦官们的保护伞和挡箭牌。
宦官集团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一次次地避开“党人”的锋芒，并进行猖狂反扑，终于使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发生了两次党锢惨祸。第一次发生在桓帝末期。当时，河内郡（今河南武陟）有个巫师叫张成，此人以神仙方术迷惑众人，与宫内宦官关系密切，连皇帝都颇相信他的占卜之术。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张成通过宦官得知朝廷将颁布大赦令，宽免死囚。他为了沽名钓誉，使更多的人信服自己，便故意唆使儿子杀人。当时刚上任不久的河南尹李膺，立即命令属吏逮捕了张成的儿子，关押审问。
不久，果然桓帝下达了大赦诏书。李膺十分气愤，不顾大赦令已下，依旧斩杀了罪犯。
这一下，激起了宦官的空前仇恨。他们叫张成的徒弟牢修向皇帝上书，诬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诽谤朝廷。此书一上，加上宦官们从旁添油加醋，大肆攻击，激起了桓帝的怒火，他下令布告天下，逮捕党人。
李膺、杜密、范滂、王畅等二百多人被收押，他们在狱中，脖子、手臂和脚踝都被加上“三木”刑具，蒙盖头脸，遭受严刑拷打，但没有一人屈服。李膺骨头很硬，也很有智谋，他的供词都尽量牵扯进大批宦官子弟和党羽，宦官们怕惹火烧身，不敢深究下去。
在京城搜捕党人的同时，宦官们还派爪牙到各地，用重金悬赏捉拿逃亡的党人，弄得全国上下骚动不安。
这样一起牵连甚广、震动朝野的大案，按常规应当由太尉、司空、司徒共同审核，才能最终定案。当时的太尉是陈蕃，他对这场官司的内幕和起因都十分明了，知道这是阉宦们故意迫害忠直之士，所以他坚决拒绝受理此案。
陈蕃还进谏桓帝说：“今天所逮捕人狱受刑的人，都是有声望有才能的人，他们忠心耿耿为国家前途担忧，给他们十代人的优容还不够，怎么能够无缘无故地逮捕拷打他们呢？”陈蕃自始至终不在判决李膺等人的公文上签字，使这件案子不能了结。与此同时，外戚窦武也上书，强烈要求赦免党人。窦武是桓帝窦皇后的父亲，为人正派，节俭廉朴，饱读经史，结交士人，女儿被立为皇后，他官拜城门校尉，负责掌管京师洛阳十二城门的屯兵，有权有势。
但窦武并不仗势求荣，而是严于律己，约束窦家子弟。他还常常把宫中赏赐的钱物分送给太学生，在灾荒之年，也常常接济贫寒百姓。
窦武见桓帝听信谗言，严捕党人，十分痛心，便以国丈的身份上疏，为李膺他们求情。他在疏中指斥宦官欺瞒皇帝，肆意干政，长此下去，必有赵高之变；李膺、杜密等人都是“国之贞士，朝之良佐”，却被奸人牢修诬告，致使二百多人入狱，这样做，会使“天下寒心，海内失望”。
奏章递上去后，窦武恐怕桓帝不肯采纳，又假称身体有病，将城门校尉的官印也交还朝廷。接着，又有尚书霍谞等人上表请求释放党人。迫于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桓帝不得不发布了赦免党人的诏令，将他们从牢狱中释放出来，但同时又规定，这些党人只能各归故里，禁锢终身，不准再入仕为官，并把他们的名单记录在案，以便随时稽查。到此，第一次党锢之祸就这样勉勉强强地平息下去，太尉陈蕃也因保护党人而丢掉了高官。桓帝的这种处置，虽然给党人留下了一线生路，却十分明显地袒护宦官集团，这就使得阉宦们更加有恃无恐，邪恶势力继续膨胀。
惨遭迫害的党人更加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敬仰。范滂出狱归家，家乡人迎接他的车辆竞多至数百辆。名将皇甫规自认为是西部豪杰，而名字却没有被列入党人名单，他觉得这是自己的耻辱。在京做官的景毅，儿子景顾是李膺的学生，由于名单上漏掉了景顾的名字，所以父子均未受到牵连，景毅叹息道：“我是敬慕李膺的贤名，才派儿子跟他学习。现在怎么能暗自庆幸，苟安富贵呢？”于是，他主动要求免去官职回居故里。
景毅的举动受到了人们的称赞。这一时期，尽管党人的黑名单还掌握在官府手中，但全国各地对他们的推崇却达到了高潮。
人们继续品评人物，列出种种名号，对党人加以彰扬：陈蕃、窦武、刘淑为“三君”，“君”指能够统领众人，受到社会共同敬仰的人；
李膺、王畅、杜密、荀翌、刘祐、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俊”指才干品貌卓然超群的人；
郭泰、范滂、宗慈、巴肃、夏馥、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指品德高尚能够影响他人的人；
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是指能够以自己的言行引人敬仰的人；
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乡、王章为“八厨”，“厨”是指能以自己的财物救济别人的人。
以上这些，是党人中各类人物的典范，名声很大。
在这种社会舆论的推崇之下，党人们反对宦官专权的情绪有增无减，虽然他们被禁锢在乡间故里，但仍坚持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各地党人道义相通，互相激励，并没有被政治高压政策所吓倒。这预示着还有更大的风暴在后面。
永康六年（公元167年），桓帝死去。因为他没有儿子，窦皇后和父亲窦武商量定策，迎立宗王之子、十三岁的刘宏入即皇位，这就是汉灵帝。窦氏沿袭前朝故事，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升窦武为大将军，掌握全国最高军权，又起用在党祸中遭罢免的陈蕃，让他以太傅身份录尚书事，即掌握全国最高行政权。
陈蕃与窦武一文一武，共同辅政。他们两人都痛恨宦官专权，着手剪除这股恶势力。
一时间，官僚士大夫与外戚联合在一起，占据了朝廷内外的许多重要职位，形成了东山再起之势，宦官势力一度有所收敛。
到了这年八月，小太监郑飒胡作非为，被窦武抓了起来。郑飒的供词牵扯进了曹节、王甫等几个大太监，窦武决定趁此机会，将掌权干政的太监们一起除掉。他命人写好奏章送进宫去，以为这几个阉竖只不过是狗仗人势，有权无力，只要窦太后准了奏章，就可轻易地除掉他们，因此，处理完公务就回家休息，等待好消息去了。
没想到这件至关重要的奏章送到太后居住的长乐宫后，被太监朱瑀接到手里，他平时就与曹节、王甫相亲善，也知道外庭官员不满他们的窃弄国柄，所以对窦武的奏章格外关注。
朱瑀趁四下无人，打开了奏章，才看了几行就又惊又怒，暗自骂道：“太监们有罪的当然可以杀，可是我们有什么罪，竟要将我们满门抄斩？”
朱瑀心里一气，想出一条歪计，他大呼小叫地喊道：“陈蕃和窦武要奏白太后，废掉皇帝谋立新主，这还了得！”
一下子，宦官们的仇恨情绪全部被他激了起来。当晚，朱瑀纠集了一伙身强力壮的太监，歃血为盟，一定要除掉陈蕃、窦武，随后就报告曹节、王甫。
宦官们抢先下手，连夜劫持了灵帝和窦太后，叫灵帝发布诏书捕捉尹勋、窦武和陈蕃等人，又从长乐宫中夺走太后玉玺，将太后软禁在南宫云台。
曹节派人手拿灵帝诏书前去捉拿窦武，窦武才知大事不好，急忙夺门而出奔入军营，集合了数千士兵，射杀了前来追捕他的宦官使者，屯兵在都亭之下。王甫见状也召集了一批军卒屯居朱雀门，与窦武对峙。王甫一边攻打，一边喊话瓦解窦武军心，最后，窦武抵挡不住兵败自杀。
陈蕃闻变，带领八十名太学生持刀入宫，路遇王甫，被王甫指挥兵士团团包围，惨遭杀害。随后，宦官们又搜捕陈、窦两家宗亲，或杀或押或流徙远方。公卿百官之中，凡是曾经受到过陈蕃、窦武举荐的尽行黜免。
这场宫廷喋血之后，党人失去了两个重要的核心人物，受到沉重打击，而宦官集团更加嚣张，曹节、王甫等依次加官晋爵，横行宫中，把灵帝玩于掌股之上。但他们还不满足，因为党人们还没有被赶尽杀绝。宦官们寻找机会，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再次举起了屠刀，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这次党祸是由宦官爪牙朱并上书诬告党人张俭引起的。张俭是“八及”之一，山阳郡高平县（今山东微山西北）人。他从桓帝末年起担任山阳郡东部督邮，负责督察该郡东部各县，掌狱诉缉捕之职。大宦官侯览的老家恰在张俭督察范围内的防东（今山东单县东），其家属横行不法，残害百姓，还曾经大起坟茔，被张俭上书检举，并派人毁其家坟。为此，侯览对张俭恨入骨髓。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张俭再次上书朝廷，揭露侯览家属的罪行，要求依法将其诛杀。不料张俭的上报公文转到了侯览本人手里，他看了之后，又恨又怕，绞尽脑汁地想办法报复张俭。
张俭有个同乡叫朱并，此人品行不端，奸邪善钻，曾遭到过张俭的废弃，心中充满怨恨。侯览便利用这一点，指使朱并上书朝廷，诬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联络结党，私立名号，谋图颠覆社稷。灵帝在宦官的摆布下颁发诏令，捕捉张俭。
曹节想借此案将李膺、范滂等党人一网打尽，就要求灵帝批准追捕天下党人。灵帝年仅十四岁，对复杂晦暗的政治斗争不甚了了，便问曹节：“党人有什么罪恶？为什么要捕捉他们?”
曹节回答说：“他们相互勾结联合，图谋不轨。”灵帝又问：“党人图谋不轨？图谋不轨又是什么呢?”
曹节说：“图谋不轨就是想夺取国家政权。”灵帝一听，便批准逮捕党人。
李膺在陈蕃、窦武被杀后就被贬斥在家，他有个同乡得知朝廷要大规模捕捉党人的消息后，赶快给李膺送信，劝他立即逃走，李膺慨然答道：“临死不怕危难，有罪不避刑罚，这是做臣子的气节。我年已六十，生死由命，还往哪里逃呢？”说罢，自己投赴诏狱。
范滂在家乡听到消息，与老母诀别，从容随捕吏就监。杜密、王畅等一百多人陆续被捕。
在狱中，党人们屡次遭受严刑拷打，李膺、范滂及其他几十人均惨死在酷刑之下。在搜捕党人时，有些地方官为了迎合上司，邀功请赏，故意扩大搜捕范围，除了党人的宗族、亲属、门生、故吏之外，又牵连进许多无辜的老百姓，使他们遭受迫害。整个案件中，先后死亡、关押、流放、罢官禁锢的达六七百人。
熹平元年（公元172年），窦太后被宦官幽禁在南宫已经两年。这期间灵帝曾感念窦氏对他的扶植之恩，几次想去看望太后，都被宦官阻拦，曹节、王甫忌恨窦武以致对旧主子都落井下石，毫不顾及旧情。窦太后在冷宫中悔恨交并，忧郁成疾，不治而死。
有人在洛阳朱雀门上贴出匿名传单：“现在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侯览借机多杀党人，在朝公卿尸位苟禄，无人敢发忠言。”
曹节、王甫气急败坏，跑到灵帝跟前诉冤，灵帝诏令掌管京城治安的司隶校尉刘猛从严缉查，搜捕写传单的人。刘猛同情党人，不愿缉捕传单作者，便故意拖拖沓沓，一个多月过去了，案子还没有眉目。
宦官们见刘猛不卖力气，心内着急，几天一催，后来，就弹劾刘猛玩忽职守，先是降职使用，继而又将他关进左校署服役。曹节、王甫不肯罢休，又抓捕了一千多名太学生严加审讯，审来审去，最终也没有查出传单作者是谁。
又过了几年，永昌太守曹鸾见朝政越来越腐败，众官都庸碌无为，便上书为党人诉冤，认为这些社会贤能和朝廷股肱遭受禁锢，蒙受屈辱，实在不合天意。曹鸾的用意是劝皇帝解除党锢，选贤任能，重振朝纲。但这一奏章，再次激怒了宦官，结果，曹鸾被逮入牢狱，拷打致死。
灵帝又下诏州郡，重申党禁，责令地方官抓捕一切与党人有瓜葛的人，甚至连门生故吏的父子兄弟也要免官禁锢，不准重新起用。至此，朝野内外有气节的官员士子几乎捕获殆尽。这次党祸比起第一次来，时间更长，受害范围更广，惩治也更严酷。
在第二次党祸期间，各阶层民众不顾政治环境的极端险恶，依然同情支持受迫害的党人。张俭被朱并诬告后，离家出逃，受到许多人的掩护，他投奔到谁家，谁家都甘冒风险容留他、资助他。
有一天，他逃到了东莱（今山东掖县），藏到了李笃家里，县令听到风声，率吏卒前来捕捉，李笃泰然迎出门外，对县令说：“张俭名重天下，人们都敬仰他，他并没有犯罪却被逼逃亡。即使您能轻易地抓住他，可是怎么忍心呢？”
县令听了半晌说不出话来，竟叹了口气带着吏卒们转身回去了。
随后，李笃又护送张俭出关到塞外，使他脱离险境，免遭于难。汝南世家大族袁氏，四世三人官至三公，声名显赫，袁绍利用家族的声望和各种社会关系，想方设法救助遭党祸牵连受难的人，使许多人减轻了痛苦。
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第二次党锢已持续了十多年，灵帝刘宏虽已长大成人，但他为了保住帝位，极力讨好宦官，先后提拔张让、赵忠等十个太监为中常侍，让他们掌管文书，传达诏令，甚至无耻地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
以十常侍为核心的宦官集团，唆使灵帝盘剥百姓大兴土木。为了聚敛财富，他们竟叫灵帝在皇城的西园开设了卖官场所，将公卿以下各级官职明码标价，公开拍卖，其荒唐无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十常侍还大肆贪污，中饱私囊，个个大修宅第，其富丽堂皇的程度足可与皇帝的宫室相媲美。他们的父兄子弟遍布州郡，横行不法，祸害百姓。东汉王朝已经黑暗腐朽到了极点，各地人民不堪忍受，终于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大起义。
起义军声势浩大，震动全国，东汉王朝摇摇欲坠。
汉灵帝身边有一个名叫吕强的太监，颇有一些眼光，他担心那些长期以来遭受迫害禁锢的党人们，会趁着天下大乱的机会卷土重来，说不定还会与张角的黄巾军联合起来推翻朝廷，于是向灵帝陈明利害，建议赶快解除党禁，免得腹背受敌。
灵帝想了想，确实感到害怕，便下达诏令赦免党人，并允许流放在外的党人家属回故乡居住。为了消弭党人的愤懑情绪，灵帝又大行韬晦，授给一些党人官职，让他们参与镇压农民大起义。这样，这场长达十年的争斗，在黄巾军大起义面前暂告中止。
东汉后期的两次党锢之祸，都以官僚士大夫集团的失败而告结束。但众多的忧国忧民、充满理想、不畏强暴、伸张正义的党人形象，却深为人们所敬仰。他们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重气节、轻生死的品格风貌，激励了许许多多的后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