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nirvana
编辑丨nirvana
壹
包头，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土默川平原上，阴山山脉横贯中部，北靠大青山，南临黄河，自古以来就是中原通往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之一。
清代初年，包头地区属于归化城土默特右翼旗，为蒙人游牧之场，并无村落。康熙年间，始有汉人肩挑小贩前来包头贸易，而后陆续有汉人来此地垦荒、经商，包头工商业随之发展起来。
特别是清代道光年间，托县河口镇码头被淹没后，包头南海子码头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新的货物周转中心，成为西北地区的商业重镇，并素有“水旱码头”之称。
1923年，京绥铁路通到包头，包头商业再次得到快速发展，一时间商贾云集，车船辐辏，冠盖往来，军队囤积。
快速的人口增长，同时带来另一个大问题。那就是社会治安也越来越复杂，而当时的包头警备力量，说来有点寒碜，整个包头只有萨县巡警营在这分设的一个分驻所，一个巡管带着三十多个警察就要管理这么一大片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之地。
如果靠着这点警力，那包头的社会岂不是早就乱套了，其实不是，当时这种国家权力无法深入底层社会而导致的治理力量薄弱在晚清民国时期很多地方都存在，因为人口大量的流动，古代基层宗族社会权力的瓦解，各个地方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策略来应对这种局面，比如我们以前说过的巴蜀的袍哥组织等等。
那包头同样有这种类似的组织，但是和袍哥社会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包头的地方社会治理主要是依赖于在包头的商家组织“大行”和郊区的地方乡绅组织“农圃社”以及今天就要提到的一个奇特的、类似于丐帮又超出了丐帮范畴的这么一个底层秘密社会组织，那就是包头死人沟的“梁山”。
当然这个“梁山”组织可不是山东梁山的包头分山，山东梁山是带着官逼民反色彩，形成的武装割据性质的军事集团，而包头梁山则是游离于庙堂和江湖之间的这么一个社会组织，他不是也暴力来谋求生存，相反更多的，他是依赖于本地正统社会，参与本地社会的治理，来谋求生存的这么一个底层江湖组织。今天就让我们来说说这个，在全国可以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奇特底层社会组织——包头“梁山”。
贰
死人沟，位于包头旧市区草市街以北，那里原来是一个停放无主尸体或者外地人在包头死去需要运回本地待葬棺材的地方，到了晚清民国时期，这里又一度作为关押犯人的“黑房”。那时凡是在包头逮捕或者五原、东胜与萨拉齐后山地区送来的犯人，都是先在死人沟看管，然后再押解到萨拉齐监狱。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乞丐在此掏窑打洞寄居，久而久之，乞丐在此地越聚越多，这里就成了包头的乞丐窝。后来又有很多家外地来的给人做红白喜事的吹鼓手所组成的鼓房也开始在死人沟聚集。
慢慢的，这些人互相联合，就形成了他们自己口中的“梁山”组织。
我们在金庸的小说里面经常看到丐帮组织如何庞大，所以对这种底层社会组织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是的，包头的“梁山”同样在当地是非常强大的一股力量。他们把这些所谓“下九流”的人物都组织起来，以期互相帮助，彼此关照，不受外人欺负。
他们的人马几乎遍布包头各个角落，一方面给“大行”和“农圃社”打杂，一方面又担任着维持本地社会治安、夜晚巡逻打更和打探各阶层消息的类似于特务的工作。
所以在这个组织里面，三教九流的人都有，更不乏打手和顶命鬼。
那时每逢节庆时节，“梁山”的人就会倾巢而出，扛着“大行”的虎头牌，手拿牛皮鞭和铁链铁索在街上成队的出现，一是维持社会治安，二来也是展示自己的实力，大家见到都是非常忌惮。
当年也有人来包头闯码头，不把“梁山”放在眼里的江湖人物，这种时候，通常不会有什么“井水不犯河水”的时候，俗话说“离山虎斗不过坐地猫”，“梁山”的人通常会找一个理由来治理之类江湖人物。
像辛亥革命时期攻打大同的“二麻烦”，在宣统元年的时候，从大同到包头来闯码头，“二麻烦”自恃武艺高强，根本没把“梁山”的人放在眼里，于是很快他就因为些琐事和“梁山”的人发生了纠纷。
某日，“二麻烦”在剃头铺低下头正在梳辫子。突然一个乞丐冲了过来，将一包石灰直接呼在了“二麻烦”的脸上。“二麻烦”鼻子眼睛全是石灰，吃痛倒地，紧接着，从四周涌上来十几二十名汉子。
将“二麻烦”拉到街上往死里的一阵暴打，当然，“二麻烦”也是条汉子，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愣是一声未吭，众人见这汉子也算是个人物，也没有取他性命，只是要他限期离开包头便径直而去。
包头“梁山”这个社会组织，同样还承担着一些市政管理的责任，比如街道的清洁管理，官办厕所的粪便处理，倒毙在路旁的无主尸体，火警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的处理等等，都由他们来处理。
像1918年，包头发生鼠疫，城中死亡3000多人，都由“梁山”的人负责抬出城外进行焚化。这件事情一直持续到1930年，包头政府才设置了清道队，配备了专门的清道夫、车夫、土车、水车，“梁山”才退出这个行当。
而对于无主尸体，他们也会按一些江湖上比较残忍的方法，比如将尸体的衣服剥下，浆洗干净后出卖，甚至有些人还会将死尸掏心挖脑，炮制成药，然后高价出售。
叁包头的“梁山”组织，身份特殊， 在组成上就可以看出，最初的“梁山”因为死人沟的聚居特殊性，而由江湖上的“锁”“里”两家联合而成。
呼和浩特旧照
所谓“锁家”，是乾隆朝的时候，是由归化城（呼和浩特市旧城）公主府打更的马三红和种菜的秦四海创建而来，所以这里面还包括着这两帮人。而“里家”最早则是北京城满洲八旗的八个穷王爷创建。所以根据其名字又分为张、高、韩等八门。
这“锁”“里”两家，当时是遍布华北，区别是“锁家独霸一方，里家走遍天下”。“锁家”的主要力量是吹鼓手和六合铺的抬轿夫，他们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也就是“方场”，在包头，他们的势力范围主要是东到沙尔沁镇，南至大树湾，西至麻池镇，北至石拐沟这片区域。
“里家”主要是以乞丐为主要力量，最初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乞讨，而且并没有地域的限制。但是在包头这里，不管是“里家”还是“锁家”，他们都是听命于“大行”和“农圃社”，而且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里家”和“锁家”就联合在了一起，对外宣称“锁帮里，里帮锁，锁里是一家”。
但是包头“梁山”的领导权，自始至终还是由“锁家”的鼓房所把持，然后在各鼓房的班主中选出“梁山”的头儿。哪家当年是头儿，那“梁山”的权力机构“忠义堂”就设在哪家鼓房。
在“忠义堂”前还要悬挂象征权力的“大行”虎头牌和牛皮鞭，在忠义堂内则供奉着“里家”和“锁家”的两家祖师爷，锁家的祖师爷不知为何选择的是永乐皇帝朱棣，而里家的祖师爷则是东汉著名的穷汉范丹。
在“忠义堂”中还设有囚室，伙房，并有记账先生和帮中的打手居住的宿舍，俨然私设的衙门。
“梁山”的头儿出门，更是前后呼应，他的信物是一根叫做“拐挺”的权杖，平常就放在祖师爷前面的供桌上，有事的时候就用它来执行帮规。这东西应该就是洪七公那根打狗棍的“原型”。
既然是一个帮派组织，那自然有自己的帮规。在“梁山”也有一些规矩，会众如果犯了会受到严格的惩处。比如“踩穷汉窝铺”（跟自己本家的女人通奸）活埋。还有“唾臭”（诽谤他人，造成别人名誉损失）的挖眼等等。
一般来说，选出来的头儿都是很能服众的人，帮众们都还是言听计从，就像1914年，山西孔庚的军队在包头哗变，叛乱的军队从死人沟经过时，就号召“梁山”的年轻人们跟着他们去“发洋财”。很多人听到后都蠢蠢欲动，纷纷走出窑洞。
这时，当时的头儿樊虎娃走到高处，手执“拐挺”怒目大喝：“哪个敢动！”吓得一众人等纷纷缩回窑洞。
肆
那时的包头市场非常繁华，人民手里也有钱，因此生活都比较铺张，所以这里也被乞丐们当做乐园。但凡和商铺伙房搞好一点关系，那成桶的剩菜剩饭就打弄回去了。
要是再遇到做寿啊满月酒啊，乔迁开业等等，你会唱点吉利的“喜歌”，更能讨到不少的新鲜酒食。再勤快一点，能拾点破烂，打点柴草卖，更是不缺零花钱。
所以，死人沟的乞丐们，每天是日上三竿才起床，然后慢慢悠悠上街去做事情。别看这里白天冷冷清清，一到晚上，一众乞丐归来，晚上就显得特别的热闹。
一个个窑洞里面是灯火辉煌，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炕烧得滚烫，煤火炉子四周放着茶壶和热饭的小桶，哪怕外面大雪纷飞，屋内也是温暖如春。
要是你不介意尿桶熏人和墙上的臭虫和身上的虼蚤，那简直是一个温暖的“安乐窝”。
有点积蓄的乞丐吃完还抽大烟，眉飞色舞的聊一晚上，等天亮才睡觉。
所以见过此状况的内蒙人都会在外说他们是“阳沟沿的鸭子，皮毛不好肚囊肥”。
既然是江湖，自然也少不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比如外面的小偷窃贼来包头行窃，你还得先到“梁山”来挂号，再由头儿来分配活动时间和地段，不管你是“打红条（夜晚盗窃）”的还是“跑青条（白天盗窃）”的，还是“打灯虎儿（一早一晚盗窃）”的，得根据他们的习惯来分配，乱跑要是被发现，死人沟就会派人来“管教”。窃贼这些偷得的东西，还得上缴30%公益金给梁山。当然这钱，头儿也不敢全部私吞，又得拿出一半孝敬刑事队长或者侦缉队长一类的警官。
所以，“梁山”的头儿在包头地面还是很有些本事，其他的还有什么投机、讹诈等手段，更是手眼通天。在“梁山”最鼎盛的时期，“梁山”的头儿还有大小老婆、大小厨房，连有些大行的老板银子周转不灵，还会以高利贷的形式去向“梁山”的头儿借钱，而且这钱比钱庄票号的钱来得还快当。
伍
包头死人沟“梁山”的没落，主要来自于20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政权的逐渐的稳固，而国家底层治理水平的增强也预示着“梁山”最终的没落。随着警力的大量入驻，“梁山”的职能逐渐被淡化，1932年，包头政府还设置了一处贫民工厂来安置这些乞丐，但是这些“梁山”的乞丐过惯了懒散的生活，觉得做工贫苦，且不太自由，又先后离开了工厂。
但是新兴起的警察用国家力量强制约束人们的街头行为，人们的日常行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制约，包头的底层民众被迫纳入到了城市的市政管理中，到了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人民明显感觉到了国家力量已经开始渗透到了街头。包头底层社会也逐渐从“自治”走上了“法制”的道路。
包头死人沟窑洞旧照
当然我们也看到，和袍哥的桀骜不驯不同的是，死人沟的“梁山”始终保持着一种愿意做顺民的姿态。1900年的义和团起事，“梁山”没有一个人参加神兵，1914年晋军因缩编队伍不发遣散费引起的孔庚部下的哗变，“梁山”的人没有帮助反抗并加入。哪怕到了1948年，第一次解放包头，“梁山”的人也没有响应解放军的号召，他的历史局限性就在于此，他们无法去分清国家大环境，大趋势，因此，他们的没落也是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