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沦陷区后，我们跟着一群难民继续往北走。经过的地方曾经是战场，十分荒凉。沿途所见，都是被烧毁的房屋和荒芜的田地，一路上都能看到来不及掩埋的死人的骸骨，要想找一个歇脚的地方都不可能，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一带既无车乘，也无船坐，只能步行。有时能碰上老乡推着独轮车和抬着滑竿招揽生意，我们就雇一辆独轮车和一副滑竿，让母亲抱着四弟乘坐滑竿，父亲带着行李乘独轮车，大哥、二哥和我则步行跟随。我们必须绕开关卡，趁夜进入城镇。一天下来，疲惫不堪，腿都走肿了，第二天还得继续赶路。据老乡说，鬼子经常在夜间出来抓苦力，因此，夜间行走也不安全。
有一天深夜，我们跟随着一群难民在一条山路上行走，突然听见前面不远处人喊犬吠，一片喧哗。有人说："不好，碰到鬼子抓苦力啦，快逃呀！"人们纷纷向四下逃跑，我们也跟着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几个端着枪、举着火把的鬼子和伪军从山坡上冲了下来，迅速封住了大家逃跑的路，一边吼叫着一边用枪比划着将大伙赶上了山坡。山坡上有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平地，站满了被从山坡下赶上来的中国人。周围站着鬼子和伪军，端着枪，举着火把，几条狼狗冲着人群狂吠。汉奸翻译官领着几个鬼子和伪军在人群中选人，被选中的，就拉出来到另一个地方集中，谁要是反抗，就被打得哇哇乱叫，气氛十分恐怖。母亲见势头不对，急忙将四弟塞到父亲怀里，让大哥弯着膝盖站在父亲身后。汉奸翻译官领着鬼子和伪军走了过来，到了我们一家人跟前。这是我们第一次与鬼子面对面，而且距离是如此之近。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灾祸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只得听天由命。鬼子兵向我们扫视了一番，然后皱起了眉头，显然对我们一家人的身体状况不满意。一个军官模样的鬼子微笑着拉了拉四弟的手，说了声"虽乐哥"（日语"小孩"的意思），一挥手，说道："开路的！"领着鬼子和伪军走向了下一个目标，我们则吓出了一身冷汗。后来鬼子和伪军把挑出来的人押走了，将其余的人放下了山，我们终于逃过了这一劫。我始终不明白，那个鬼子军官为什么要拉拉四弟的手，而且带笑说了一句"虽乐哥"，难道是要表现"中日亲善"吗？然而，在那种场合作秀，岂不是对日本侵略者最大的讽刺吗？
又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我们进入了江汉平原，离武汉越来越近了。由于连年战乱和日伪的残暴统治，本来是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被弄得民不聊生，很多地方的老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不平原被弄得民不聊生，很多地方的老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不少人为了活命铤而走险，潜入山林或沼泽当上了土匪。他们抢劫过往行人和车船，这给当地的人民添了新的灾祸。我们或徒步，或乘车，或坐船，尽量避开土匪出没之地。同行的老乡有不少人遭遇过土匪，他们有一套对付土匪的办法。但是，在土匪多如牛毛的沦陷区，不管怎么小心翼翼，还是没有躲过与土匪遭遇的劫难。有一次，我们乘船沿着一条河行进，两岸都是被森林覆盖的丘陵，虽然是大白天，也显得阴森恐怖。船家告诉大家："这里可能有土匪，请大家注意一点！"船家的话音刚落，突然一声枪响，从森林里钻出来十几个头裹黑布、身穿黑衣的人，有的端着枪，有的拿着大刀或长矛。他们大声喊叫："把船划过来！"船家乖乖地把船划了过去，靠了岸。土匪将船上的人都赶上了岸，不许携带任何东西。匪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壮汉，膀大腰圆，络腮胡子。他一手叉着腰，一手将子弹上了膛的枪向上举着，用沙哑的嗓子对大家训起话来："各位老乡，叔叔大婶们，让大家受惊了。我们也是被生活所逼，没有法子才来惊扰大家的，请留下买路钱来！请放心，只要大家配合，我们是绝不会伤害大家的。"匪首说完，向匪众一招手，几个土匪举起枪，冲大家喊道："我们大当家的说的话听清楚了吗？快把钱财交出来！"大家只得纷纷掏出钱来交给土匪，父亲和母亲也把藏在身上的钱交了出去。但是土匪收了"买路钱"后还不罢休，又逐个搜身，大家又遭到了一次洗劫。另一部分土匪上船翻箱倒柜地搜寻，凡是值点钱的东西都拿走。他们还将船家夫妇捆起来拷打，逼他们说出藏钱财的地方。为了寻找财物，土匪甚至把船板都撬开了。经过几番周折，匪首见再无油水可以榨取了，便下令撤退。匪众背着、扛着抢来的东西，到岸边集合。匪首向我们一拱手，说了声："打扰了！再见！"就领着匪众迅速消失在森林里。土匪抢完了财物后居然说"再见"，真让人哭笑不得，难道还会有人愿意再次见到他们吗？
我们回到船上，大家救下船家夫妇，他们只受了点皮肉之苦，由于藏匿得好，钱财未受损失。原来，他们将钱装在一个玻璃瓶子里，密封起来，用细绳拴住瓶口，将瓶子放入河中，绳子的另一端拴在船尾隐秘处的钉子上，土匪竟然没有发现。乘船的老乡有的损失惨重，有的被搜身以后弄得身无分文，都捶胸顿足地大哭。有的老乡使用各种高招，所受损失不大，如把钱藏在头发里，再裹上头巾；或将钱藏在裤子的夹层里，土匪一般只搜上身和裤兜，往往不知道裤子还有夹层。我们家可惨了，只有藏在四弟身上的钱没有被搜走，其余的钱都被搜走了。说来也巧，当土匪搜身时，四弟正好蹲在后面的草丛里拉屎，土匪没有发现他，否则我们也身无分文了。这一天的傍晚，船家将船划到了一个既安全又隐蔽的地方，让我们上了岸。
离汉口越来越近了。我们连夜进行，在快要到达汉口郊外的蔡甸时，又遇到了麻烦，在一个要道口碰上了关卡。这是通向汉口的必经之路，想绕过去是不行的。我们只好硬着头皮随着人群向关卡走过去。关卡那边灯火通明，几个伪军负责盘查进关卡的人，每个过关卡的人都要打开行李接受检查。轮到我们的时候，一个伪军指着我们带的箱子命令道："打开！"父亲打开了箱子，这个伪军在箱子里乱翻一气，看有没有违禁品。父亲见箱子里有一张废纸，就顺手拿起来撕掉了。伪军大吼了一声："你撕的是什么？"父亲说："是一张废纸。"伪军大发雷霆，伸手就打了父亲一个耳光，骂道："混蛋！是不是废纸得由我们说了算，你想干什么？"气氛一时变得异常紧张。这时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了过来，问道："什么情况？"伪军向他报告："发现了一个可疑分子。"就将刚才的情况说了一遍。伪军官将父亲撕了的废纸捡了起来，横看竖看，仔细研究，想搞清究是什么机密文件。突然，关卡里有几个人端着枪冲了过来，随着"乓！乓！"两声枪响，有两个伪军应声倒下，我们都赶紧趴在地上。伪军还没有反应过来，这几个人就趁夜夺关飞奔而去。伪军军官惊魂未定，从地上爬了起来，赶忙下令："有情况！快追！"伪军们慌慌张张跟着伪军军官追了过去。这时关卡内外乱成了一团，我们随着众人趁乱涌进了关卡，向蔡甸方向逃去。
我们到达蔡甸时天还未亮。由于惊吓和劳累，父亲已经支持不住了，一直喘个不停。街道旁边有个肉案，母亲让大哥找了块破席子铺在上面，扶父亲躺下休息，其他人则在街边的商铺门前坐下休息，像一群叫花子。我们又冷又饿，想买点东西吃，找点水喝，但商铺还未开门，只好忍着。熬到了五点多钟，街上渐渐有了行人。有一家早点铺开了门，我们成了这家早点铺的第一批客人。我们吃了热干面、馄饨、包子，还喝了很多汤。这时进来了几个客人，他们边吃早点边聊了起来。一个说："昨晚玉贤镇的鬼子据点被端了，死了很多鬼子。"一个说："听说是游击队干的。"一个说："我听说炸据点的游击队闯关逃走了，还打死了两个皇协军。"听了这几个人的谈话，才知道夜间打死伪军闯关而出的人是游击队。吃早点的人渐渐多了，这几个人就不再说什么了。
母亲问早点铺的老板："这里离汉口有多远？"老板看了看我们，问道："你们这是要去汉口？这里离汉口还远着呢，你们有这么多小孩，还有一个病人，要走着去汉口，怕是不行。"母亲问："有没有到汉口去的长途汽车？"老板说："长途汽车没有，不过这里的商铺常有到汉口去拉货的马车，你们花点钱搭他们的马车去汉口，又方便又省钱。"母亲听了大喜，对老板说："请老板帮我们打听一下好不好？"老板爽快地说："好吧，我帮你们去问一下。"老板一会儿就回来了，说："斜对面的杂货铺今天就要到汉口去进货，你们可以搭他们的马车，我已经帮你们说好了。"母亲向他道了谢，并付了双倍的早点费作为酬劳。
从早点铺出来，天已大亮，太阳从云层里钻了出来，照亮了蔡甸破旧的街道，也驱除了我们身上的寒冷以及恐怖压在心头的阴影。蔡甸的东边有一条大道，一直向东延伸，它的尽头就是我们的老家汉口。我们迎着晨曦，由早点铺老板带着向斜对面的杂货铺走去，心里充满了激动和喜悦，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回到老家了，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我们坐上杂货铺的马车向汉口前进，个个精神振奋，笑逐颜开，就连父亲也挣扎着坐了起来，跟大家有说有笑。
马车在汉正街停下，老板要在这里进货。我们下了车，母亲向老板道了谢，并付了车钱。我们这时精神百倍，母亲和大哥轮流背着四弟，二哥和我搀扶着父亲，走进了大夹街九如巷，敲响了老宅的大门。门开了，父亲和母亲一边喊着"爹""妈"一边领着我们弟兄几个奔了进去。一群叫花子闯进了家里，将祖父、祖母吓了一跳。当他们认出了父亲和母亲以后，才知道是大儿子和大儿媳带着孙子们回来了，他们又惊又喜，泪流满面。父亲和母亲一下子跪在祖父母面前，父亲哭着说："儿子不孝，远离二老在外，没有在膝下尽孝，心里非常愧疚，今天能见到亲颜，真是天大幸事。今后我们一定好好侍奉二老，再也不离开家了。"说完大哭不止，祖父母也哭了起来。祖母更是拽着父亲大哭大喊："我的儿呀！我年年盼，日日盼，总算把你们盼回来了，你们能活着回来，多亏了菩萨保佑呀！"我们也跟着父母跪下，号啕大哭，大家哭成了一片。家里其他人都来问讯，附近的街坊邻居也来看热闹，黑压压挤满了一屋子。
后来，大姑姑把父母搀扶了起来，对祖父母说："弟弟一家死里逃生，从万里以外的云南回来，这是大喜事呀！大家应该高兴才是。"祖父连连点头说："对！对！对！是喜事，是喜事。"祖父让我们坐下休息，又叫用人买来了武汉特色小吃米粑粑、面窝、油条等，让我们过早。我们虽然在蔡甸吃过早点了，但现在又饿了，于是又美美地吃了一顿。过了一会儿，姐姐放学回家了，她见了我们，开始显得很生疏，不知道家里这些穿得破破烂烂的人是什么人。后来祖父母告诉她："这就是你的亲生父母和亲兄弟，他们从云南回来了。"当母亲得知这个刚进门的女孩是姐姐时，就站起来喊道："儿呀！我是妈呀！"姐姐听了，扔下书包，喊了一声："妈！"就扑到母亲怀里大哭起来。母亲紧紧地抱着她，哭着说："儿呀！总算见到你了。"姐姐又哭着和我们相见，大家又哭成了一片。
我们在老宅安顿了下来。汉口的老宅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总面积大约有四百多平米。一进大门是门洞儿，穿过门洞儿就是天井，天井中间有一个大鱼缸，里面养着金鱼。天井安有活动天篷，夏天太阳晒时可以拉起来将整个天井遮住。天篷中间有一个圆洞，既可以透气，下雨时还可以让雨水集中流进鱼缸。穿过天井就是堂屋，堂屋正中设有香案，供着祖宗牌位，两边摆放着四个茶几和四对太师椅，来了客人就在堂屋接待，过年、过节和祭祖等活动，都在堂屋里进行。堂屋的对面、左侧及后面是房间。穿过堂屋和左侧房间的小过道，就到了后面的厨房和后天井。楼上都是房间。楼上楼下可以住人的房间加起来共有十二间。屋顶建有晒台，可以晾晒衣物、被褥，夏天的晚上还可以在这里乘凉。武汉是有名的火炉，夏天非常炎热，一般有条件的家庭都建有晒台。每到伏天，我们晚上差不多都是在晒台上度过的。我还记得，每天吃完晚饭以后，我们就到晒台上乘凉，先在晒台上洒点凉水降温，等晒台干后再铺上凉席，放上枕头。我们躺在凉席上，一边听大人讲故事，一边数着天上的星星，在徐徐的微风中渐渐进入梦乡。当然，祖父和祖母是从来不去晒台乘凉的。我们回来以前，老宅住着太祖母、祖父母、大姑姑、姐姐和用人。祖父的二房及她的两个儿子、儿媳住在离老屋不太远的徽州巷。二房的大儿子死了，女儿已经出嫁。大姑姑后来搬出了老屋，住在附近的肇隆里。
祖父为我们办了户籍，使我们有了合法身份。又从自家的店铺里拿回几匹布，给我们每个人做了几身衣服。二哥、我和四弟进了大夹街小学上学，大哥则被送去当了学徒。在当时，当学徒几乎是商家子弟的唯一出路。大哥考虑到将来的发展，就选择到汉正街的一家较大的西药房。真是叫他选对了，武汉解放前一年，他跑到解放区去参了军，当了一名医士，后来发展非常顺利。
父亲是养子，我们跟祖父没有血缘关系，但他始终惦记着我。当他得知我们有回汉口的打算后，为我们筹措路费。我们从大后方回到汉口以后，他又给了我们衣食无忧的生活，这是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伟大的爱。我还记得，每天清晨，祖父都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抽香烟、喝茶，桌上放着三摞铜板，这是为我们准备的过早钱。二哥、我和四弟背着书包，依次走到祖父跟前，叫一声"爷爷"，就拿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铜板。祖父微笑着摸一摸我们的头，目送我们走出大门，天天如此。似乎用这种方式能让他体验到亲情，享受到幸福。直到现在，这种动人场景还历历在目，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能忘怀。
父亲由于旅途劳累，加上烟瘾的折磨，回到汉口不久就病倒了。祖母得知父亲抽上了大烟，又见他没有工作，在家吃闲饭，就天天"大烟鬼""败家子"地骂他，有时还堵在房门口骂："你活着做什么，还不如死了算了！"父亲在家天天受气，如坐囚笼。不久，他又患上了食道癌，吞咽困难，无法进食，母亲只好喂他流食，后来连流食也咽不下去了。祖父请了几位名中医给他诊治，但他们都不知道父亲得的是癌症，开了很多药方，父亲吃了他们的药毫不见效，病情越来越重。弥留之际，他把母亲叫到床边，流着泪断断续续地说："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你，对不起……孩子们。我不该……去抽大烟，害得你们……跟着我受罪，我后悔……呀！"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孩子们……都好，我就是不放心……老三，他脾气……太犟，将来弄不好……会惹出事来的，你要……好好管管他。"
一九四四年的初春，父亲离开了人世，时年三十六岁。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上午，天阴沉沉的，还飘着小雪。家里派人到学校里来找我们，说："赶快回家，你们的爹去世了！"我们急忙请假回到家里，父亲已经躺在棺材里了，棺材停放在堂屋的正中间。祖母、母亲在棺材旁大声哭喊，祖父坐在一旁叹息流泪。父亲睡的棺材是几年前祖父用上好的木料做的，每年加一层漆，原本是为自己准备的，一直存放在祖父出资和募资开办的善堂里，现在却让父亲享用了。我们围着棺材走了一圈，向父亲的遗体告别。父亲戴着那副生前一直戴着的深度近视眼镜，安详地躺在棺材里，好像睡着了一样。他已经彻底解脱了，再也不用屈辱地活在人世，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后来，我们来到棺材前，一起跪下，放声大哭。祖父请了一帮和尚来做法事，超度亡灵，我们兄弟几个则在棺材前跪经。和尚敲着法器，双目紧闭，嘴里念念有词。至于他们念什么，一句也听不懂，只听见每一轮经念完以后念了我们的兄弟几个的名字。出殡的那天，母亲用头撞击着棺材，哭得死去活来，祖母也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我们兄弟几个披麻戴孝，护送灵柩到了墓地。墓地是在汉阳郊外一个叫邓家岭的山坡上，坡前有一个大池塘，池塘对面是一个村庄，叫邓家庄。庄子里有一个大户叫邓黎斋，他经营着几家毛巾厂，和祖父有很多生意上的往来，也是朋友。邓老板曾经向祖父推荐这块背山面水的风水宝地，祖父来看过以后，觉得不错，就买了下来，准备做自己的寿穴，现在却成了父亲的墓地。
父亲原本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有为青年，有学识，有才干。他本当有一个好的前程，可惜时运不济，未能得到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特别是在云南抽上大烟以后，彻底毁了自己。父亲的英年早逝，以及他三十余年的人生轨迹，给了我们很多的警示和启迪，那就是人活着必须自重、自珍、自爱，必须识别陷阱，远离诱惑，这样才能把握好人生航船的风帆，不致偏离航向。父亲对我的临终遗言，母亲后来告诉了我。父亲在临终前竟然如此清醒、明智，他在悔恨、悲痛的同时，也向母亲提到了我的缺点，表现了自己的担忧，这确实令我感动。父亲的遗言是珍贵的，让我一辈子铭记在。它时时提醒我，在工作中要力戒骄傲，与人相处时要心态平和，处理问题时要避免固执。这些待人处事的原则，使我一生受益。
【赵克勤，毕业于武汉大学，是语言文字学者和著名编辑家，曾在北京大学从事17年的教学工作，后调到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先后参与了《辞源》第二版、第三版的修订工作，也参加了多部工具书的编写，编辑过多部词典、专著，出版过《古代汉语词汇学》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