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太极宫的清晨格外宁静，鸟语花香沁人心脾，微风拂过而海池波澜不兴——只是正惬意游湖的李渊怎会料到，这样恬淡安详的时光里，竟还隐藏着巨大的杀机……

辰时，御舟缓缓靠岸，不远处突然传来阵阵嘈杂而急促的脚步声，片刻之后，满身血污、一脸杀气的尉迟恭，径直来到一脸错愕的皇帝面前。

在此之前，整个大唐帝国还从未有人敢以这种姿态出现在李渊面前，尽管已隐隐觉察到异常，大唐天子仍强装镇定地问道：卿来所为何事？”

尉迟恭将手中长矛重重杵地，随即瓮声瓮气地答道：“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大唐宫室剧变、李氏兄弟阋墙，如此消息，对李渊而言不啻晴天霹雳。而望着眼前举止粗鲁、已毫无人臣之礼的黑脸将军，还有其身后那些全副武装、同样杀气腾腾的侍卫，大唐天子瞬间明白了一切，只能强压下心头的恐惧、震惊，然后违心地赞许道：“善！此吾之夙心也。”

在这段简短的对话发生之后，李渊的时代彻底宣告结束，大唐历史进入属于李世民的全新纪元。

公元626年六月，秦王世民于玄武门内设伏诛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随即命心腹尉迟恭“擐甲执矛，直至上所”，以护驾为名，向其父示威逼宫。

两个月后，高祖李渊匆匆宣布禅位，至此，大唐帝国的首次皇位传承、太子与秦王间绵延近十年的储位之争，最终以手足相残的血腥方式，落下了帷幕……

从公元617年九月晋阳（太原）起兵，到公元618年三月长安称帝，李渊家族反隋建唐的过程，只经历了短短七个月的时间。

如此迅捷的速度，几乎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这其中自然得益于当时政治、社会环境相对复杂的外部原因，然而李氏能崛起于其间并成功代隋，进而一统天下，其家族初代的三位优秀人物，可谓是功不可没。

其中，李渊无疑是晋阳（太原）造反集团的旗帜人物和精神领袖，身为大隋唐国公，雄厚的财力物力，让其具备了逐鹿天下的经济基础。

李氏与隋朝皇室的亲缘关系，以及李家在关中世代积累的政治影响力，也使得李渊振臂一呼，便能有效的号召、吸纳关陇贵族向其阵营靠拢。

而作为玄武门那场血腥政变的牺牲品，李家嫡长子虽然在此后的史料中被刻意丑化成贪婪残暴、荒淫好色的存在，然而真实的大唐储君绝非昏庸无能之辈。

晋阳起兵之前，便是李建成在河东地区成功拉拢、招揽了大批贵族豪强，从而为父亲的反隋大业奠定了基础。而其出众的人格魅力和优秀的组织能力由此也可见一斑。

唐朝初创之际，在抵御北方突厥和平定刘黑闼的过程中，李建成屡立战功。同时作为东宫太子，其长期辅佐父亲，负责朝廷的日常运转，对于保障唐军南征北战，以及维持帝国的后方安全，李建成也同样是居功至伟。

当然，李家阵营之中，更少不了李世民这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大唐军神”，无论是刘武周、王世充这些盘踞一方的割据势力，还是窦建德、刘黑闼这样名噪一时的义军领袖，最终都难逃饮恨于秦王之手的悲惨命运。

太子主内，坐镇朝廷；秦王主外，征讨四方；高祖居中，总领全局——创业之初的李渊、李建成、李世民，各司其职又各尽其才，在外部纷繁复杂的环境之中，父子三人珠联璧合、和衷共济，以建立大唐的神圣使命为共同奋斗目标，结成了牢不可破且势不可挡的“改朝换代铁三角”。

然而不幸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大唐江山逐渐稳固，曾经父子并肩、兄弟同心的励志场面，渐渐不复存在，而在皇帝宝座的巨大诱惑面前，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逐渐被扭曲成互相伤害又无法破开的死结。

三人之中，李渊和李建成的关系相对要单纯许多，“立嫡以长”是封建王朝在皇位传承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身为嫡长子，李建成的太子地位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撼动的——哪怕竞争者是天下无敌的秦王李世民。

而所谓“废长立幼，取乱之道”，隋文帝的惨痛教训还历历在目，后来者的李渊，断然不会再去重蹈前人覆辙。更何况以任何标准去评判，李建成也完全符合大唐储君的要求。

所以，至少在玄武门兵变爆发之前，对于帝国继承者的人选问题，大唐天子的内心从未出现过丝毫的迟疑或者动摇。

但另一方面，李渊需要英勇善战的秦王去冲锋陷阵、开疆拓土，而大唐王朝也需要一个无敌的统帅去维持来之不易的天下太平。

基于这样的原因，李渊私下又曾多次暗示将传位于次子，虽然皇帝的承诺最终都不了了之，但这样的表态，无疑给了李世民争储的动力和希望。

这就是造化弄人！近乎完美的李世民，却晚生了十年！由于法理身份上天然的劣势，使得秦王必须用一次次战功向父亲证明自己，也为其日后可能的继位，尽量去挣得更多的政治筹码。

所以，每当敌情来临，皇帝总是第一时间让次子领兵出征，而秦王也总能不负众望取得胜利，只是一旦战争平息，功高盖主、万众归心的李世民，又愈发受到李渊的猜忌。

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

李渊与次子的关系，就这样在亲情与权力的漩涡中挣扎，在信任与猜忌的矛盾中角力，更在彼此成就与相互利用的世俗怪圈中反复倾轧。

最后，李氏兄弟这两大皇位竞争者之间，更是最难解开的死结！

一边是战功无与伦比、威望与日俱增的秦王李世民，一边是劳苦功高且拥有合法继承权的太子李建成，势均力敌的背后，注定了双方都绝不会轻易退出这场争夺。

而李世民常年南征北战，麾下逐渐聚拢起大批优秀的追随者。李建成长期辅佐父亲执政，凭借太子身份，麾下同样也招揽了许多出色的文武幕僚。

随着东宫和秦王两大集团势力日渐强盛，大唐皇位之争，已不简单是建成、世民兄弟间的角逐，更是双方身后两股庞大力量的对决与较量，而这种较量，不可能半途而废，最后只能是你死我活。

当然，作为大唐天子，李渊也许是唯一有能力去破解困局、阻止悲剧发生的人。然而，皇帝需要利用太子身份不断去“诱惑”秦王，同时又借助于李世民的存在反复敲打李建成，使其不敢得意忘形。

帝王心术在于驾驭和制衡——如果太子和秦王的关系过于亲密，始终不是皇帝愿意看到的结果，相反若兄弟不睦，老父亲倒是更加乐见其成。

唐高祖李渊

更关键的是，李渊性格之中还有个致命的缺陷——优柔寡断。晋阳起兵之初，其便一再犹豫不决，而攻打长安途中，听闻突厥偷袭太原，更是一度生出撤兵回援的打算。

而随着时间推移，在两个儿子愈演愈烈的夺位风波之中，李渊暧昧不明的态度，非但没有缓和太子与秦王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反倒不断加深着彼此的隔阂，甚至因为父亲置之不理的态度，更是无形之中为兄弟二人的明争暗斗在不断推波助澜。

尤其是玄武门之变前，连续发生了三件颇为耐人寻味的重大事件，不仅令牵涉其中的李氏父子三人关系迅速恶化，也让这场大唐历史上最著名的同室操戈血案，失去了任何可以转圜的余地。

事情的原委还要追溯到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的夏天，此时天下大定，而李氏兄弟间的矛盾却在日益加深。

当年六月某日，李渊正在长安以北的仁智宫避暑，突然接到奏报：留守京师的太子李建成正遣人将一批甲胄秘密送往庆州（甘肃庆阳）都督杨文干。

庆州乃是西北重镇，地理位置非常敏感，而杨文干又是李建成一手提拔的官员——太子私运兵械铠甲给边关亲信，又恰逢皇帝离京，如此举动，处处透着可疑，莫非李建成要乘监国之机谋反？

南北朝以下克上的“优良传统”，隋炀帝弑父篡位的前车之鉴，这些或远或近的历史，回想起来都不禁让大唐皇帝心有余悸，接到密报后的李渊连忙下旨，传召太子及杨文干速到仁智宫问话。

李建成先至，见到父亲之后，立即伏地痛哭，只求以死谢罪，李渊余怒未消，将太子拘押于帐篷之中，只等杨文干赶到后，再当堂对质查明原委。

不料庆州的杨文干在得知私运铠甲之事外泄、太子已遭软禁的消息后，唯恐解释不清，连惊带吓竟真的拥兵造反了。

而杨文干六月底起事，七月初叛军便攻陷了长安西北的门户宁州。

边军谋逆，太子更牵涉其中，若不能及时止息叛乱，到时恐怕四方响应以至天下大乱。有鉴于此，李渊当即下令由秦王亲自出征平叛，并再次向次子郑重承诺，待大军凯旋之日，便是废黜建成，改立其为太子之时。

七月初五，李世民大军兵临城下，宁州叛军皆畏惧秦王威名不战而降，杨文干随即兵败被杀。

至此，太子伙同杨文干谋反一事，基本已经尘埃落定，然而后续的处理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太子府的王珪、韦挺，以及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三人均以参与谋反罪，被一同发配到巂州。

主谋李建成却仍以太子身份安然返回长安继续监国，而事先许诺给秦王的太子之位，李渊事后却只字未提。

对于如此蹊跷的“判决”，史家主流观点普遍认为，李世民在谋反事件中推波助澜，先是指使手下检举李建成私运盔甲，随后又买通前往庆州宣旨的官员，在杨文干面前大肆渲染太子已束手就擒，最终导致庆州乱军惊恐起兵。

因此，李渊在弄清原委之后，索性将太子、秦王两党成员一并处罚，同时废立之事也再次对李世民食言。

但这一切都只是基于猜测，而无论李建成的动机如何，私运铠甲武器之事，形同谋逆且铁证如山，这并非李世民所能操纵左右的。

谋逆之举能被宽恕，最终仅仅只是处罚几名低级官员就草草结案，在大是大非面前，李渊却妄图用“和稀泥”的方式解决问题，如此明目张胆地偏袒李建成，试问秦王在寒心之余，是否又会感到巨大的威胁？

“杨文干谋反”成为太子与秦王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两年之后的“东宫夜宴”事件，则让李世民又一次看清了现实的险恶……

武德九年六月，也许是为了弥合兄弟之间的分歧，李建成主动邀请李世民于东宫赴宴。

然而想象中冰释前嫌、其乐融融的场景并未出现，酒过三巡，秦王突然心口暴痛继而呕血不止，最终被淮安王李神通扶回西宫。

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

考虑到兄弟二人关系本就紧张，李建成以设宴款待为名，行毒害秦王之实，几乎可以成为定论。

然而仔细分析，这场恐怖的投毒事件，很有可能出自李世民的苦肉计，因为从《资治通鉴》简短的描述来看，实在是破绽百出。

首先，刺杀亲王绝非儿戏，李建成的储君地位并未受到严重威胁，既然能够顺理成章的成为皇帝，太子根本没有冒险除掉李世民、从而公然激化矛盾的必要。

而且即使李建成要加害李世民以绝后患，也断然不会愚蠢到选择在自己府邸动手，从而留下残害兄弟的口实。

其次，如果真是鸿门宴，太子起心要致秦王于死地，彼时已奄奄一息的李世民，又怎么可能在当晚死里逃生，然后平安回到西宫？

再来看李世民的“吐血数升”尤为可疑，正常成年人失血量达到“数升”这个标准，即使以现在的医疗条件，也是相当危险的事情。

而“天赋异禀”的秦王，在吐血数升之后，还能被“扶之还西宫”，显然当时神智清醒，也没有丧失行动能力。

因为李世民突然地呕血不止，令原本没有太多名堂的寻常家宴，被渲染成一场有针对性的谋杀，目的当然是引起李渊的注意，让李建成背上手足相残的污名。

然而从史料记载来看，李渊的反应相当平静，只是不咸不淡地告诫太子道：“秦王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

“投毒谋杀”被定性为“饮酒过量”，而李世民“差点”丢掉性命，结果换来的竟是李渊如此漫不经心且极为低调的处理方式——太子、秦王在老父亲心中的地位孰轻孰重，已经是一目了然。

好在考虑到兄弟二人剑拔弩张的关系已经到了完全无法调和的地步，李渊建议次子离开长安，到洛阳就藩。

裂土分茅，当然正中李世民下怀，而如果真能如此，也许太子、秦王的所有矛盾都将迎刃而解，之后那场悲剧大概率也不会上演。

然而李建成等人担心李世民去往洛阳后，如同放虎归山，将更加难以制约，“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便拼命向父亲上疏，暗指秦王府上下，听闻移藩东都，欢欣雀跃，实在是居心叵测，请求皇帝务必要将秦王留在京师。

结果毫无主见的李渊，经不起太子与齐王的反复怂恿蛊惑，再次收回成命。只是对太子党而言，虽然如愿将李世民困在长安，却为其日后覆亡埋下了伏笔……

“东宫夜宴”发生不久，又出现了一件对李世民极为不利的偶然事件——从六月开始，太白金星连续两次在白昼出现，而这种被称为“太白经天”的天文异象，通常便预示着即将发生战争、变故或重大的政治动荡。

李渊忧心忡忡之际，负责观察天象的太史令傅奕进一步向皇帝解释：“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

傅奕和李建成集团是否存在关联，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然而“秦王当有天下”的致命指控，不仅触及天子底线，也将无辜的李世民推向了风口浪尖。

六月初三，李渊召秦王入宫，当面质问次子是否动了取而代之的心思，否则为何长安上空会屡屡出现“太白经天”的异象？

只是天象本就虚无缥缈，这要李世民如何自证清白？而一旦解释稍有差池，可能李渊当场便会“大义灭亲”。

好在李世民并未刻意去解释太白经天之事的原委，而是将话题巧妙引向父亲的“禁脔”——直指建成、元吉兄弟与父亲最宠幸的尹德妃、张婕妤有染，秽乱宫闱。

转移话题果然有效，李渊不再纠结“太白经天”之事，但为了进一步弄清后宫丑闻的真相，震怒中的皇帝下令三位皇子次日（即六月初四）一同入宫，当面对质。

李世民虽暂时死里逃生，然而“宫闱秘闻”不过是其急于脱身而凭空捏造的谣言，一旦次日君前对质拿不出真凭实据，再加上此前悬而未决的“太白经天”事件在旁推波助澜，秦王的下场可想而知。

更关键的是，回顾这几次诡异事件的前因后果，加上李渊颇具争议的处理方法，秦王应该也能感受到了不仅继位毫无希望，连自身的安危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首先：太子李建成几乎已成定论的谋反案，最后不了了之，东宫夜宴“铁证如山”的谋杀案，李渊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诫长子“自今无得复夜饮”，而且对许诺的分封洛阳之事只字不提。

而仅仅是因为虚无缥缈的天地异象，李渊就能兴师动众向李世民问罪，甚至摆出一副要置其于死地的模样。

也许直到这一刻，李世民才真正意识到，真正可怕的敌人，并非与自己斗得你死我活的兄长李建成，而是一直不动声色、冷眼旁观的父亲。

在高祖的眼中，大唐王朝的继承人，始终只会也只能是太子李建成，而天下日渐太平，秦王早已失去了利用价值。

“太白经天”不仅让李世民彻底醒悟，更成为压倒秦王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不尽快先下手为强，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

六月初四清晨，李世民及尉迟敬德等心腹，率百余名死士提前埋伏于玄武门之内，静候李建成、李元吉兄弟到来，待太子、齐王奉旨入宫之时，伏兵突然暴起，将毫无防备的二人一举击杀。

六月初七，即玄武门之变发生三日后，李渊改立次子李世民为太子，两月之后，高祖下诏禅位……

李世民的终极反扑成功了，大唐王朝也即将迎来其289历史中，最伟大的圣明君主和最璀璨的“贞观之治”。

只是设计杀害太子，又逼迫父亲禅位，如此手足相残、以下克上之举，毕竟是太宗皇帝遭后人诟病且难以洗脱的政治污点。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由封建伦理纲常构建的传统语境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确是无可辩驳的真理，只是任何人换做是当日的李世民，可能都会做出玄武门兵变的选择。

退而言之，即使秦王愿意坐以待毙，天策府的文臣武将，又怎会甘愿束手就擒？一旦李世民上位，所有官员便是从龙之臣，而秦王若是争储失败，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殉葬品。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玄武门之变前夕，李世民虽然也曾一度矛盾、犹豫、挣扎，然而其麾下如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等绝对拥趸，“举事”之心却远比秦王更加坚定决绝，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甚至以脱离天策府相逼，促使李世民最终下定了反戈一击的决心。

所以，无论阴谋阳谋，无论文斗武斗，唐初的这场帝位之争，最终都会走向手足相残、兄弟阋墙的道路。

而这场势在必行的血腥政变，不在暗藏杀机的玄武门，也会在暗流涌动的太极宫；不在公元626年六月那个平静的清晨，也终究会发生在李渊驾崩之前的某个黄昏或者深夜……

这是大唐开国的悲剧，也是李氏父子无法逃避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