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是我国明朝时期的著名科学家，他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我国晚明时期的高官，徐光启具有丰富独特的科学思想。徐光启的科学思想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他极具特色的科学思想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传奇坎坷的人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徐光启的一生较为坎坷，同时充满了传奇色彩。作为一个划时代的科学家，徐光启的科学贡献的确令人瞩目，不可否认他的科研成就超越前人以及同时代的科学家，但是他和众多同时代的科学家一样，也是在经历过艰辛的仕途之后，走上科研道路。虽然徐光启的科举之路步履维艰，但是他在科学领域的辉煌成就是值得后人仰视的。踏上科研之路的徐光启，凭借他辉煌的科研成果，造就了他传奇的人生。

徐光启，字子先，明末上海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于崇祯六年（1633年）在北京去世，终年71岁，归葬于上海。尽管明朝晚期的上海县（今上海市）是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之一，但当地居民大多是小农家庭，经济来源是主要以农业为主。在徐光启没有出生之前，徐家的家境在当地还是经历过比较殷实的时期，然而好景不长，种种原因导致徐家家道中落，当徐光启出生的时候，徐家的经济状况己经极为困窘。

然而，好景不长，这样的状况维持了将近二十年，徐光启的袓父徐绪四十岁的时候便去世，当时徐光启的父亲徐思诚年仅六岁。祖父徐绪在世的时候，徐家在当地是靠经商致富的商业家庭，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妻子尹氏（徐光启的祖母）是一介妇孺，无力再支撑商业家庭的门户，于是请来内家兄弟尹某主持商业、管理家务，并为其长女招婿入门。

同时，令人欣慰的是徐光启祖母在他的舅父的支持下，商业经营也日渐兴盛，徐家经济状况逐步上升，经济生活颇为宽裕。但是由于倭寇经常侵犯东部沿海，当地居民陷入困顿，徐家也没有幸免于难，很快陷入濒临破产的困境，徐家平静的生活被重新打破。徐家在商业破败之后，一家人迫于生计不得已弃商从农，靠务农为生。

徐光启便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中出生中的，因此，徐光启在年幼的时候不但经常目睹祖辈、父辈的辛勤劳作，而且自己也参与简单的家庭劳作，体会到劳动的艰辛。同时，从祖母和母亲的纺织、养蚕及家务到父亲的田园耕种，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留下深深的烙印。然而，曲折的家庭经历并没有使徐光启意志消沉，而是培养了徐光启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

徐光启在幼年的时候便被送到龙华寺（坐落上海县黄浦江西边的龙华村）的村学中念书，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学教育，徐光启的早年教育是在龙华寺村学里完成的。青少年时代的徐光启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他在十九岁的时候便考中秀才。

尽管如此，徐光启的科举道路举步维艰，充满了艰辛和坎柯。徐光启在十九岁考中秀才之后，家道中落，经济困难，只能在家乡教书，在这期间先后四次参加举人考试都未能中榜。直到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徐光启才考中举人，此时徐光启已经三十六岁，早已过了而立之年。

然而，不难发现徐光启仕途的坎坷和他早年的教育经历有关。徐光启十六岁的时候拜黄体仁为师，黄体仁致力于心性之学，这样的求学经历无疑使徐光启受到阳明之学的熏陶。然而，当时的官学主流意识是程朱理学，他早年接受的心性之学的教育背景显然和当时的官学是相背离的，因此，徐光启考取功名屡次遭遇挫折也就不足为奇了。

考中进士之后，徐光启入职翰林院，被任命为庶吉士。他在进入翰林馆学习之后，针对晚明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现状，提出了较多的改革的方案，如《拟上安边域敌疏》和《海防迂说》这类方案都是在其任职期间提出的。

在这之后，徐光启还担任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以及文渊阁大学士。入朝为官的徐光启，淡泊富贵利禄且廉洁奉公，从此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科学研究中。在结识利玛窦之后，徐光启开始接受天主教的洗礼，专心向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同时也积极的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到了晚年，徐光启更是将全部心血倾注于科学研究，勇于创新、注重实践，尤其注重对科学理论的总结，并且成为中国历史上传播西学的第一人，他被后人称之为科学巨匠。

徐光启早年的精力主要耗费在举步维艰的科举道路上，这段艰苦的岁月对徐光启的科学研宂事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艰苦的奋斗过程中，他博览群书，阅历社会，探索自然，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理性知识。尽管徐光启考取功名饱受磨难，入朝为官之后也是政绩平平，但是他无私的将自己的余生和全部心血奉献给科学研究事业，取得了卓越的科研成就。

徐光启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他崇尚实学、注重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徐光启注重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学习与传播。他的研究领域很广，涉及到数学、农业、天文、历法、测量、水利、屯田、盐法、军事、火器制造等，不愧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

徐光启对数学的研究尤其重视，他认为数学是所有学科的基础，是学科之首。在动荡的晚明时期，程朱理学盛行，数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徐光启敏锐的意识到数学的重要性，对晚明时期不重视数学的弊端进行纠正，并且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数学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此外，徐光启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翻译的《测量仪法》也是值得一提的，该著作主要介绍西方数学知识，以《几何原本》的系统几何理论为逻辑理论基础，其中徐光启用以分析西方测量方法的依据也来源于《几何原本》。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中，西方测量科学技术系统的传入中国是以《测量仪法》的译著成书为标志的。

徐光启在数学领域的成果，并不仅仅局限于翻译介绍西方数学知识，他在完成《几何原本》和《测量仪法》的翻译工作之后，还完成了《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的撰写工作，对于中西数学的差异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其中《测量异同》是《测量仪法》的补充和继续，而《勾股义》则是作为《测量异同》的继续和补充。

在徐光启的科研生涯中，农学是耗时最长，倾注心血最多的领域。徐光启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搜集资料、进行农业实践并认真总结经验，最终完成了《农政全书》的撰写，该著作是徐光启在农学上的巅峰之作，倾注了徐光启毕生的心血。

他在“先考事略”和“先姚事略”中对父母的进行了赞颂。徐光启特别的关注国计民生，注重农业生产实践，并且经常亲自进行调查研究。万历三十六年江南地区遭遇水灾，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饥民遍野，徐光启仍然坚持回到上海进行农业研究实验，种植甘薯、木棉、女贞等等农作物。万历四十一年在天津建立农业实验园，成功引种南方水稻。

徐光启将通过实践总结出的种植农作物的方法详细的写进《农政全书》。《农政全书》的体系结构超越了前代农书，甚至和我国现代农业生产存在相通之处，该著作不仅全面且具体的介绍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还包括了大量的农业政策，将农业技术和农业政策很好的结合在一起，这也是《农政全书》的特色所在。

徐光启在中进士后成为朝中重臣，1629年（崇祯二年）先后升职礼部左侍郎、礼部尚书，也正是这一年崇祯皇帝下诏特命徐光启负责督修历法，编写《崇祯历书》。《崇祯历书》代表徐光启天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多崇尚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天赋王权，历代封建王朝的君王多认为历法问题关系到王朝的兴衰和农业的兴盛，在历朝历代编写历书成为关系国运的头等大事，于是不可避免的被历代君王予以重视，再加上明朝所用的《大统历》在应用的过程中误差较大、漏洞颇多。

因此在崇祯帝看来编写历书是关系到社稷存亡的大事。当时徐光启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但他博学多才、会通中西，在对数学的研宂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如《几何原本》、《测量义法》这类优秀的著作都是他在早年翻译的，除此之外，《测量异同》、《勾股义》也是徐光启在数学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良好的数学功底和渊博的学识使徐光启具有充足的信心去担此重任。徐光启通过开设历局，招揽了大批人才入局，其中既有精通西方历法的国内科学家，也有西方传教士，如：晚明科学家李之藻、西方传教士汤若望、邓玉涵、龙华民等。

徐光启在编写《崇祯历书》的过程中坚持“会通超胜”的思想，采用西方先进的天文历法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将吸收利用中国古代历法中合理的成分。在编写历书时期，徐光启强调天文观测，重视观察实验，制造和使用望远镜，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西方天文学家伽利略使用望远镜也仅仅比徐光启早三十年。

天文仪器的使用和先进西方历法知识的运用，使《崇祯历书》相比中国传统的历法更加的精确，对日食和月食的计算和预测己经具有一定的精准度。此外，徐光启在天文方面的著作，还有《测天约说》、《通率表》、《黄道升度》等。

总而言之，徐光启在科研道路上呕心沥血、不负众望，为科学研宄奉献了人生的最后时光，他在数学、农学、天文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果，毫无疑问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科学思想是一个时代的特定产物，它的形成与发展和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因素具有较大的关联。徐光启的科学思想是在晚明时期的大背景中孕育形成的，是晚明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除了外在的社会因素之外，徐光启个人内在的因素也是促使其科学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徐光启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晚明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封建专制主义在这一时期高度发展，君主集中制己经达到顶峰状态，中国古代传统的封建社会已经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型。“晚明 ” 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史学家们一般认为晚明时期是从1573到1644年，即从万历帝登基开始到崇祯帝狗国、明朝灭亡，这段时期长达七十一年。晚明历史的发展曲折而漫长，其自身在发展的过程显现矛盾的同吋，也在不同程度孕育着近代因素。

作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起点的晚明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特殊且重要的，其长达七十一年的历史，皇位更替异常的频繁，经历了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六代皇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朋党之争”便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同时，宦官专权在这一时期更是登峰造极，从中央至地方官吏都极其腐败，官员为了自身的利益结党营私、剥削民脂，军队也是倦怠不堪，缺乏战斗力，动荡腐败的政治导致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各地农民暴动时有发生，晚明社会动荡的程度不逊于秦汉末期和唐宋末期。在我国古代封建王朝，作为一国之君的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决策权，帝王贤明与否直接决定国家的兴衰存亡，大量的历史己经证明这一规律。比如一代明君唐太宗在当政期间励精图治开创了“贞观之治”，而早年开创

“开元之治”的唐玄宗却因为晚年不理朝政、纵情声乐，使“安史之乱”的发生成为必然，唐朝终究无法避免由盛转衰的悲剧。因此，在晚明时期，皇帝无心朝政是导致明王朝发生政权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严重威胁到明王朝的统治根基。

晚明官员争权夺利、贪污敛财、结党营私，政治上的腐败加剧了晚明时期的社会矛盾，民不聊生。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军备废弛、农民起义频发、辽东满族崛起以及倭寇入侵沿海，使明王朝的统治处与内忧外患之中，政权岌岌可危，脆弱的不堪一击，时刻面临着亡国危机。这种局面无疑会对于忧国忧民的徐光启来产生很大的触动，以至于徐光启在科学的研宄中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提倡实用，注重民生。

晚明时期虽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但是并没有阻碍经济、文化的发展步伐。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明朝晚期虽然是以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为主导，但严重的土地兼并导致农业人口发生转移，弃农从商的现象时有发生，城乡人流动加快，增加大量工商业者，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动摇了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基础。

物质决定意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出现变化，对于家乡在上海的徐光启来说，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的变化对徐光启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

徐光启科学思想的形成和其科研历程是密不可分的。徐光启在入朝为官之后，始终抱有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怀，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集中到科学研宄当中。徐光启自幼家里的经济困顿，目睹一家人辛勤劳作且长期和贫穷作斗争的场面。

因此，他对百姓的穷困療倒也有很大的感触。徐光启对关系到百姓生存的农学尤其重视，亲自耕作实践对于徐光启来说是很平常的事。徐光启认为通过发展农业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缓解明朝的经济困顿，因此一生都在进行农事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