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朝后妃，有北宋首位垂帘听政者，有北宋第一位皇后被废黜者，有母后诏令首次施于朝廷者，有首开妃赠三代和以皇后礼治丧者，此皆北宋之始。因她们的先例而制定的一些被列入祖宗之法的规章制度，对宋朝具有深远影响。

无论是让刘太后还政，还是反对仁宗废后、重用张尧佐、厚葬张贵妃以及反对英宗追尊生父为皇考，皆有台谏官的参与。

这一时期皇帝、宰执与谏官的关系也值得考究，宰执始终站在皇帝的立场，无论是废黜郭皇后，还是越制厚葬张贵妃，还是英宗追尊其生父为皇考，皆是皇权与相权联合打压台谏，最终台谏并未发挥其制衡作用。

仁宗朝后妃出现了宋代第一位垂帘听政太后，第二位垂帘听政太后，第一位被废黜的皇后，及首位多次僭越礼制的贵妃，历史上首次成为正式国家典制的垂帘听政制，垂帘听政太后的四字谥制，皆是以她们的行为及事件而制定，探究这些规章制度形成过程及后妃参与政治的影响，是了解宋代政治史及制度史的重要途径。

再次，在观点上认为刘太后得以辅政的主要缘由是真宗出于对时局的考量与安排，进而论述刘太后垂帘期间对局势的思考与部署，及其权力的运作。

英宗为追尊自己生父为皇考，引发濮议之争，曹太后为稳定政局，降手书平息濮议风波。

因仁宗对张贵妃的特殊感情，不仅封赠其三代，还以皇后礼治丧皇仪殿，虽然张贵妃的殊荣是仁宗给予的，但张贵妃凭借仁宗宠爱干预朝政，在当时官员任免上具有一定影响力。无论后妃对政治的影响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她们的影响力都是无法忽视的。

对北宋仁宗朝政治史的现有研究中，以明道二年（1033）为界，因执政者不同，可分为“刘后垂帘听政时期（1022-1033）”与“仁宗亲政时期（1033-1063）”两大阶段。

对于刘后垂帘听政时期（1022-1033）的政治研究，目前学者着重于后妃参与政治的“功”与“防”，即对皇权顺利过渡，稳定政局之功及限制后妃独掌政权出现武韦之祸的防，而对刘后执政时期的政局稳定情况基本持肯定态度。

同时也有学者研究章献太后垂帘期间权力的性质与定位问题；但对垂帘听政期间，刘后对时局的思考与部署，及其权力究竟如何运作的鲜有提及。

刘后走向政治前台，虽与真宗晚年身体欠佳无法理政，仁宗年幼无理政能力的政治现实环境有关，但刘后由起初的皇后干政到太后摄政，实乃真宗对时局的考量与安排。起初，宋真宗以参与批阅文书的方式让刘后参与政治。

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刘氏被立为皇后，而真宗退朝，可见，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刘皇后被立为皇后之前已参政。这时真宗身体尚好，有理政能力，而刘皇后则协助真宗在宫中处理政务，通过参与批阅文书，逐渐介入皇权。

宋真宗让刘皇后协助批阅文书原因有二：其一，刘后有处理政事的能力。其二，真宗缺乏独断果决的理政能力。军国大事，事无巨细皆与大臣商议决之，但退朝后，没有大臣在侧，真宗常常依赖刘后帮其处理政务。而刘后在处理政事上周谨恭密，日益为真宗所倚信。

大中祥符五年（1012）真宗执意立43岁的刘氏为后，实缘于刘后的才能与理政能力。余则皇后的身份可让刘后伴真宗左右，随时协助处理政务。在真宗身体尚好，有理政能力时，刘后只是协助真宗处理政务。而当真宗病重，无法理政时，真宗则授权刘后全权处理，这为刘后进一步预政提供契机。

天禧四年（1020）六月，天子身体不适，许多决定都是由皇后决定的。是时，刘后虽代理皇帝处理政务，但这种权力是隐性的。而刘后最终由幕后走向前台，实则真宗作为帝王，在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为避免出现“主少国疑”权臣篡权的不安局面作出的选择。

大中祥符末，真宗自大中祥符末得疾，身体状况一直不佳，天禧四年（1020）七月情况恶化。作为帝王，此时真宗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在自己去世后，如何让幼子顺利即位，平安度过长时间内没有亲政能力，并最后成功实现亲政？

起初真宗并未首先考虑让刘后垂帘听政，因后妃临朝常被视为“牝鸡司晨”，在“女祸”充斥史籍的时代，真宗也不得不以史为鉴，防止出现武韦之乱。

真宗患病神志不清，言语错乱，但却透视着在真宗潜意识里对刘后日益僭越皇权的抵触。所以起始真宗考虑择正直大臣寇准、李迪等辅佐皇太子。

选择方正之臣辅佐幼主，一方面可以避免出现权臣掌权、篡权的动荡局面，而且正直之臣亦可在幼主有亲政能力时让渡辅政大权使君主顺利实现亲政；另一方面又可避免母后临朝出现武韦之祸。真宗虽有意择正直之臣辅佐即位后的年幼皇帝，但真宗晚年政局因权力之争，几经变化，当时对于病重的真宗已很难掌控。

寇准欲抢先一步谋请皇太子监国，由此，便能与身兼太子宾客的李迪辅政，从而将丁谓一党赶出朝廷。不料事情泄露引发丁谓、钱惟演、刘皇后等人的合力打压，寇准遂遭罢相。

真宗晚期因权力斗争，二府大臣以寇准、丁谓为首分为两派。枢密副使周起素善寇准，参知政事李迪赞同寇准议皇太子总军国事，签署枢密院事曹玮则倾向寇准。

而枢密使丁谓、曹利用二人因遭寇准轻嘲，欲合谋排挤寇准，枢密副使任中正素与丁谓善。寇准因曾经主张法办横夺蜀民盐井的刘后宗人得罪刘后。而丁谓又与代真宗处理政务的刘皇后及外戚钱惟演交通，其党日固。

刘后虽身居禁中代理真宗处理政务，但亦需要外朝宰执附和，而丁谓等则欲借刘后权势击败政敌，争权固位，此时双方在彼此利益需求下联手合作。

在权力交接问题上，寇准等人支持皇太子监国，而丁谓等人则倾向于刘后掌权。丁谓等人在得知寇准让翰林学士杨亿草表请太子监国后很惧怕，因为一旦寇准请准皇太子监国，他与李迪等人就取得执掌朝政大权的正当性，而刘皇后也无法再假借真宗名义预政，丁谓等人不仅将失去倚靠，而且还将被赶出朝廷。

所以在得知寇准草表请太子监国，且未下诏前，丁谓、钱惟演等人先发制人，铲除政敌。他们在真宗面前极论寇准专恣，请求深责，真宗因患病也已忘记与寇准商议择方正之臣辅政太子的约定，真宗听信丁谓、钱惟演等谮言，稀里糊涂地将寇准罢相，贬为太子太傅，而当时寇准并未被罢黜出朝，真宗待寇准一行人像过去一样。

可见真宗是在丁谓、钱惟演等人的舆论压力下罢相寇准，并不是真正地想罢免寇准相位。看到真宗对寇准的态度，丁谓等人有了惧怕的意思，计谋也越加的深远。以寇准、丁谓为首的两派朝臣对权力的争夺愈演愈烈。

刘皇后为首的丁谓、钱惟演等人致力于把寇准罢黜出朝，调离京师。寇准被罢相后，钱惟演在真宗面前诽谤寇准，并企图将其罢黜出朝，真宗虽罢相寇准，但却迟迟未将其调离京师，可见真宗依旧重视寇准，并不愿将其调离出京，直到周怀政事件发生。

有三则史料，虽都是记载谋请皇太子监国，寇准罢相，周怀政被诛事件，但却有差别。

《长编》、《宋史》皆记载：真宗病重之际，寇准先谋请皇太子监国，并得到真宗认可，事泄寇准被罢相后，周怀政才欲发动政变让太子即位，奉真宗为太上皇，废黜刘皇后，谋杀丁谓，复相寇准。

这两个事件是有时间间距的，寇准谋请皇太子监国事泄被罢发生在天禧四年（1020）六月丙申（十六日）。而政变是计划在天禧四年（1020）七月甲戌（二十五日）发动，但政变发动的前一晚就被杨崇勋、杨怀吉等人告发，政变彻底流产。

《长编》上关于这些事件的记载都有具体日期，《宋史》虽没记载具体时间，但事件发展前后脉络是一致的。

这与《涑水记闻》所载明显不同，《涑水记闻》记载真宗不豫，寇准与周怀政一起密请真宗传位皇太子，自称太上皇，而真宗亦同意，这里省去了先谋请皇太子监国。周怀政对所请“月余无所闻”后，才密怀小刀自残，致真宗病重，然后被刘后下令所诛。

《涑水记闻》的记载具有戏剧色彩，并且在时间上亦不准确，所载“二月二日”与寇准罢相，周怀政被诛的六月、七月相差甚远，因此《涑水记闻》所载不可信。

针对以上史料有三个疑问，一是周怀政欲发动的政变真宗事前是否知晓？二是寇准是否参与周怀政的密谋计划？三是刘后有没有参与政变？

《东轩笔录》明确记载寇准参与其中明确记载寇准参与政变，但所载其它内容与《长编》《宋史》有明显不同。

首先，杨亿所草奏的诏命，《长编》《宋史》记载的是命皇太子监国一事，寇准因喝醉泄露的计划也是命皇太子监国一事；而此史料记载的杨亿草奏的诏命则是他们欲“废章献，立仁宗，策真宗为太上皇，而诛丁谓、曹利用”一事，寇准因醉漏言的也是此事。此处又把谋请皇太子监国与欲发动的宫廷政变同日而语，所以此则史料的可信度亦需考究。

至于刘皇后有没有参与政变，贾志扬认为刘皇后个人既没有涉及阴谋也没有参与镇压。《长编》《宋史》并未明确记载刘皇后参与其中，但《涑水记闻》《东轩笔录》却都有提及，除此之外，《鸡肋编》也记载刘皇后参与其中。所以，刘皇后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在贬逐寇准，诛杀周怀政事件中，刘皇后都参与其中，而且还起到重要作用。

真宗患病后在权力交接问题上，因身体时好时坏而出现反复，真宗有意使太子监国，并日后传位于皇太子。但在身体无法彻底康复前，真宗不考虑让渡皇权，这是作为皇帝的专制理念。真宗迟迟不下诏命皇太子监国，一方面由于太子年幼，另一方面主要因为真宗不愿让渡皇权。

寇准谋请皇太子监国，并商量日后传位于太子一事，本是为国家社稷考虑，因此得到真宗许可。但随着权力争夺的激烈演变，周怀政等人企图通过发动政变扭转局势，在这件事上，他们犯了一个关键错误——迫使真宗让渡皇权。

真宗可以应允寇准等人在其去世后执掌朝政大权辅助幼帝处理朝政，但却无法容忍在其还在位时，被迫让渡皇权。所以周怀政发动政变失败后，真宗将这位跟随自己多年，又深得自己信任的身边人下令处斩，亦将迟迟没有调离出京并有意委托辅政皇太子的方正之臣寇准罢黜于外。

而李迪因得罪刘皇后而遭其与丁谓联手打压，命运与寇准同。二府中唯一反对刘皇后一系的李迪被贬为衡州团练副使，知郓州后，刘皇后一系的政敌基本清除。二府中的冯拯实由钱惟演推荐被任命为枢密使，所以枢密院实由曹利用、钱惟演掌控，而他们是丁谓一系。

王曾初入中书，根基尚浅，任中正又属丁谓一系，故中书大权实掌于丁谓之手，沟通内外的宰执群体多依附丁谓。真宗最忧心的是自己去世后如何让幼子顺利即位，并平安度过一段没有亲政能力的过渡阶段，并最后成功实现亲政呢？

起初择寇准、李迪等方正之臣辅佐幼帝的打算破灭后，真宗要对时局重新考量。

而最终选刘皇后临朝听政有以下缘由：其一，此时二府宰执皆依附丁谓，而丁谓，佞人，独掌中书大权，在朝廷上已无可压制之人，如若以丁谓辅政必以奸邪乱政。

而钱惟演若以外戚辅政，然太子并非刘后亲生，一旦权臣篡政，后周末年“主少国疑”的不安局面将再次上演，宋王朝则不存焉。

寇准、李迪被贬出京后，朝中已无能与丁谓一派相抗衡的方正之臣，真宗只能转而倾向刘皇后挟幼帝临朝听政。

其二，皇太子已经十三岁，再等几年便可亲政，而刘皇后在真宗去世时已48岁，让48岁的刘后临朝听政应不会出现长久霸政的局面。

其三，丁谓擅权，朝中大臣无人压制，而刘后自协助真宗处理政务，也在朝中发展自己势力，加上刘皇后素多智谋，及王曾的告诫，刘皇后必然知晓“后厚于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刘氏”的重要联系。

所以如若丁谓擅权乱政，刘皇后便可与之抗衡。出于对局势的各因素考量，真宗最终选择刘皇后临朝听政。真宗向大臣宣示刘后辅佐太子裁决政务权力的明朗化。而辅臣的回答，亦表明他们对刘后辅政的认可。

在确立皇太子莅政地位不久，天禧四年闰十二月，真宗再次病重，已不能御殿视事，病中真宗于承明殿召见辅臣谕以尽心辅导储二之意，并出一手书，此手书再次明确刘后的辅政地位。

真宗为确保自己去世后幼帝和刘皇后的政治地位作了一系列安排，对幼帝即位，刘后辅政，听到宰相衷心拥护的保证后才安心。此前一系列对刘皇后政治地位的保障皆口头安排，而真正具有合法性保证的，则是“乾兴遗诏”；二月戊午（十九日），真宗崩于延庆殿，十三岁的仁宗即位，揭开仁宗朝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的序幕，并奠定了新的权力格局。

宋朝皆无祖宗故事可循，几种权力组合下的听政体制不仅关系着相当长时期内权力的归属与分配，还反映政事处理范围及实际程序，兹事体大。太后临朝，军国事权兼取太后处分，在宋代史无先例，需二府详定仪注，但听断仪式久而未决，引起争议。

这种政务处理模式下，中书、枢密院将政务以文书的形式呈递禁中，经仁宗和刘太后审阅后批出，“不必预定奏事日限”的决定，即宰臣群体与两宫没有常规性制度化的议政形式，上下隔绝。

在这种政务处理模式下，这实际上把刘太后架空。仁宗不亲政，不掌权，刘太后在处理政事上的重要性虽高于皇帝，但实权却掌握在宰相手中。对“性警悟，晓书史”的刘太后，应已察觉丁谓让其下的手书实际上在架空她。

之所以还依丁谓意见，应出于以下考量：一是丁谓当时权倾中外，刚临朝听政的刘后尚不愿与之直接冲突；二是刘后没有抓到把柄或正当理由打压丁谓，只能暂时妥协。

而这种由宰相丁谓与内侍雷允恭擅权把持朝政的局面并未持久，是年六月丁谓因雷允恭擅移真宗山陵皇堂事牵涉其中被罢相。丁谓以首相身份横亘于内廷、外朝之间，隔绝君臣讯息交流，擅权专行，招致太后与王曾等人的不满，这是其罢相的根本原因。

刘太后与丁谓在真宗晚年双方因彼此利益需求联手合作，罢免寇准、李迪及其与他们亲善者，而此次刘太后借山陵事，毫不犹豫罢免丁谓，将其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可见，刘太后与丁谓党人因彼此利益需求下的结合，带有一定的临时性。

经过乾兴元年（1022）二月至六月近四个月特殊时期的垂帘听政体制，至七月按王曾先前意见重新制定垂帘体制。七月十一日，中书、枢密院上表请刘后遵真宗遗制，每五日一次与皇帝同御便殿，许中书，枢密院奏事。

此次垂帘体制的确立，改变了先前由宰相丁谓与内侍雷允恭专断政务的决策机制，打破了君臣上下隔绝的局面，仁宗和刘太后以常规性制度化的方式“五日一御承明殿”与二府宰执面议理政，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宰相一人擅权局面的重演。

后权依附于皇权，无论是重用真宗推荐之臣，还是尽心培养控御仁宗，刘后都希望借皇帝名义建立自己的统治。刘后在垂帘期间的两次大清洗，都预示刘后不准任何势力凌驾于自己之上。

天圣七年是刘后掌权大小的分水岭，天圣七年前，有丁谓、王曾、鲁宗道、曹利用等执掌中书、枢密院的重臣对刘后诸多钳制，丁谓、曹利用还一度凌驾于刘后之上。

天圣七年后，丁谓、王曾、曹利用皆已被贬，二府已无公然反对刘后之重臣，后任命的首相吕夷简对刘后之政并没有公然反抗，没有了宰辅重臣对刘后的钳制，对其余反对刘后及上奏让刘后还政之臣，刘后直接贬黜。

刘后在“垂帘体制”为“政”而下的“治”持续近十二年之久，这段“政治”统治过程无论为士大夫在政治上的成熟提供机会，还是为后期垂帘听政提供借鉴，都有其重要过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