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与巫的斗争是我国奴隶社会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在医药领域中的反映。商代奴隶主阶级崇尚鬼神，他们出于统治的需要，人为地制造宗教学说，有意识地发展迷信活动，以便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天命”和“神意”的体现。因而出现了诸如“大祝”、“大卜”和“司巫”等神职官员，他们以神的代言人身份，参与国家政治，掌管祭祀祈祷，占卜吉凶和医治疾病等宗教迷信活动。甲骨文中关于“武丁疾身，御祭妣己及妣庚”；“武丁病齿，祭于父乙，以求赐愈”；“武丁病舌，祈于亡母庚”等卜辞，就是由巫师通过对患者祖先的祭祀来祈求治愈疾病。

在巫术迷信的支配下，疾病被看成是鬼神作祟，祖先示罚，因此巫师治病便采用祈祷、祭祀、诅咒等方法，以祈求祖先的保佑、鬼神的宽恕或将疾疫驱逐出体外，并由此逐步发展成“咒禁”、“祝由”等法术。《世本》等古籍中就记载有不少这类荒唐的法术，如“祝树树枯，祝鸟鸟坠”等。

然而，鬼神毕竟不是真实的病因，祭祀、祈祷当然不能真正治好病。巫之所以有时能治病，是因为他们在进行迷信活动的同时，也吸取了某些民间的药物知识及治疗经验。如《山海经·海内西经》所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巫咸、巫彭等十巫，往来于灵山采访百药。可见，尽管巫师装神作鬼，在“索隐行怪”四个字上大作文章，但最终还得仰仗“不死之药”和“采访百药”（即民间的有效方药）来医治病患。此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医巫混杂时期。这时，迷信的外衣掩盖了医药的真实内容。人们服药获愈，反误以为法术灵验；医药的成果，倒成了巫师施展骗术的重要手段之一。其结果，必然大大阻碍了医药的正常发展。

春秋时期，社会经历着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巨大变革，由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因周“天子”的威望扫地，而出现对“帝”及“天帝”的迷信的动摇，在意识形态领域，巫术影响便日渐衰落，否定天命、鬼神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阴阳五行学说却日益兴起。西周末年史伯说过：“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国语·郑语》)。春秋时宋国·子罕也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他们都认为这五种物质乃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也是构成万物的基本原素。这说明唯物论者试图按自然界的物质本性去解释自然现象。

在对生命、疾病和死亡等问题上，他们的认识也和神权唯心论的巫术迥然不同。公元前541年郑国·子产就认为，晋平公患病是由于饮食、哀乐、女色，与鬼神无关。齐大夫晏婴也说齐景公之病是“纵欲厌私”所致，祈祷是无用的。荀子、韩非子更明确指出：“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用时日，事鬼神，信卜巫而好祭祀者，可亡也”。

上述看法和议论，虽然还不能确切地解答病因、病理上的一些问题，但有助于客观地总结医药知识。这一时期的医学家，正是运用了朴素唯物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在对巫术展开斗争的同时，不断总结医药经验，逐步建立起医药学理论。

公元前六世纪秦国名医——医和 摒弃鬼神病因论，首倡六气致病说，指出晦淫过度可使人发生内热蛊惑之疾。在诊断和治疗上，由于认识到疾病是自然界物质的原因引起的，因而也采取了与巫术迷信截然不同的措施。诊断疾病不再求助于占卜，而是通过客观的检查。如《周礼》记载：“以五气、五声、五色、眡其死生。”就是说，医生通过病人五脏所出的气味，言语所发的声音，容貌所现的颜色，来判断病人的生死吉凶，这亦是中医诊断学的开端。在治疗上也不是采取祈祷、祭祀和禁咒，而是应用药物、针灸及外科手术。如《周礼》所载外科治疗有“着药”、“刮去脓血”、“去其腐肉”的方法，或施以攻、养、疗、节等治疗手段。《左传》亦载有攻、达、药等疗法。

春秋时期是医学与巫术激烈斗争的时期，通过斗争，医学逐渐摆脱巫术的束缚，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并不断发展。为战国～秦汉时期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开创了后世中华医药的灿烂篇章。

【文中素材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