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至三国的七百多年间,我国医药在实践经验不断积累丰富的基础上,进入了理论总结的阶段。《黄帝内经》的产生,标志着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在临床医学上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神农本草经》的成书,是我国药物学第一次系统的总结;扁鹊、淳于意、华佗、张仲景等名医的涌现,在临床医学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从两晋至隋的三百多年间,社会几经变动,战事连连,政局动荡,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280年西晋灭吴,中国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不久发生“八王之乱”,又陷入了割据对峙状态。北方分裂成十六国,直到公元386年,北魏政权建立,是谓北朝之始。南方自公元317年,建立东晋。公元420年以后,宋、齐、梁、陈四朝相继建立,是谓南朝。形成南北对峙,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叉,政局长期动乱。另一方面,由于边疆少数民族不断地进入中原,在与汉族共同生活和劳动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民族融合。加之北方人民南迁,把进步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到长江流域,促进了南北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孕育着进步和新的统一。至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统一中国,实现了短暂的统一。
(二)医政制度两晋沿袭汉魏医政旧制,仍置太医令,掌管医药行政事务。太医令以下,设太医令丞(或太医令史),均统属于宗正官;至东晋哀帝时,始由宗正改归于门下省。另外,尚设有御医一职。
南朝刘宋时,置太医令一人、丞一人,隶属于侍中(侍中,掌检校御府太官、太医诸署)。此外,仍设御医如晋制。
南齐时,亦置太医令、丞各一人,隶属于度支尚书。仍置御医。
梁时,置太医令一、丞二,其一为藏药丞,为三品勋一位。诸医官均隶属门下省,尚药一官由太医兼职。
陈如梁制,惟太医令下另设有太医正。
北朝医官制度,亦规视南朝。北魏,亦设太医令如南朝,隶属太常;而门下省另有尚药局,置尚药监。又置太医博士,官居八品下;太医助教,官九品中。此外,又有侍御师、尚药典御。
北齐,太常属官有太医令丞。门下省有尚药局,设典御二人、丞二人、侍御师四人、尚药监四人,总统御药事宜。
北周,有太医下大夫、小医上士、医正上士、医正中士、医正下士;医正有医师三百人;又有疡医正、疡医等下士及主药六人。
两晋攘扰一百五十余年间,疫病频发,其医药行政几乎无闻。
(三)重要医事略记自刘宋以至隋文帝灭陈,中间一百六十年,南北分争,而医事中可得称举的约有五、六事记,唯大事记要以北魏为最。
1.救疗民病:由政府供应人民医药、治疗,见于明令施行的,北魏有三次:
①北魏献文帝皇兴四年(公元470年),“以连年水旱之灾,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需药物,任医量给之”;
②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敕司州、洛阳之民,不满六十岁而有废痼之疾,无大功之亲,穷困无以自疗者,皆于别坊遣医救护;给医师四人,予请医药以疗之”;
③北魏宣武帝延昌元年(公元512年),“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之”。
2.设医馆收容病人: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十月,敕太常于闲敞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
3.颁布验方:北魏永平三年,时以“经方浩博,卒难穷究,诏王显撰《药方》三十五卷,颁布天下;令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
4.严禁剖尸:刘宋时刑律:“凡伤死人者,四岁刑”。
5.不得以生类为药:梁武帝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三月,敕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
6.官办医教学堂:南北朝医学教育,始自刘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是南北朝官方置医学之始,也是开启了官办医学教育先河,下至北魏及隋亦沿其制。北魏医教之可考见的,有太医博士,官八品下;太医助教,官九品中。
(四)名医名著简论两晋南北朝时期,名医名著遍地开花,影响较为深远的简列如下,后期再详而论之。
西晋·王叔和,官至晋太医令,对医学上的贡献很大,传于今的有二:①为搜辑整理编次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使仲景的辨证施治的理论原则和经方得以传于后世。②为著《脉经》十卷,为我国现存脉学第一专书。
晋·皇甫谧(公元215~282),依据《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的基本内容,将它们加以整理成一部全面总结晋代以前针灸临床经验,并有所发挥,是我国现存最早和最系统的针灸学专书。
晋·葛洪(公元284~363),号抱朴子,对术数、老庄诸学,无所不通。著有《抱朴子》内、外篇,《金匮药方》一百卷,《玉函煎方》十卷以及面向贫苦大众的“应急验方集”——《肘后救卒方》,具有“简、便、廉、验”诸特点,影响很大。
南朝·陶宏景,(公元456~536),自号华阳隐居。梁武帝每遇国有大事,必前去询教,时称山中宰相。贡献有三个方面:一是“炼丹术”,曾著有《合丹法式》等书,可惜亡佚无考。二是增补《肘后救卒方》。三是《本草经集注》。
刘宋·雷敩(公元420~479),其里居、行迹尚不明确,雷氏对药物炮制多有研究,撰《雷公炮炙论》三卷,原书已佚,其中大量内容被收入《证类本草》,今有多种辑佚本刊世,为我国第一部炮制学专书,对后世药物炮制方法及其理论的继承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外,尚有晋·濮阳太守徐熙始为首的“徐氏家族”;刘宋之胡洽、羊欣、秦承祖、王微、范晔、程天祚、刘彧等;南齐之全元起、徐玉、褚澄、刘休、刘涓子、李密等;梁之徐奘等;陈之姚最;北魏之崔浩、李修、王显等;北齐之马嗣明等;北周之姚僧垣、褚该等;僧门医则以刘宋之慧义,宋齐间之深师、支法存为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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