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汉东/文
民国十一年(1922年)五月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季，张宗昌作为绥宁镇守使，在绥芬河特别区进行了为时二年多的统治。这期间，他独揽这个地区的一切大权，为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提高和扩大自己的统治声望，在军事、政治、经济、对俄交涉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策略和手段，从而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不仅使他的兵马发展成为当时奉系的实力派之一，而且把当时畸形发展中的绥芬河特别区，推向了虚假繁荣的鼎盛阶段，进而为他以后的济南升迁积累了资本并奠定了基础。
张宗昌
一、绥宁镇守使的委任
张宗昌，字效坤，绰号“狗肉将军”。山东掖县祝家庄人，生于光绪七年正月十五(1881年2月13日)。其父是吹鼓手，母为巫婆。张十二、三岁时，助其父掌铙钹混日子；十
五、六岁时随母至营口，在一家“宝棚”为赌棍帮闲，经常与扒手小偷为伍。后来，流落北满当胡匪，又辗转到海参崴华商总会当了门警小头目。辛亥革命后，他由关东率百余人至烟台，投靠山东民军都督胡瑛，到上海当上了光复军团长。在“二次革命”时，于徐州背叛民军，又投靠了北洋军阀冯国璋。经冯的提拔，先后升任旅长、军官教育团团长、冯国璋的侍从武官长等职。1918年4月下旬，率第六混成旅，在攸县以南与湘、桂系的护法军交战时，大败而逃，后在湘南一带收集大量溃兵，改任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1921年初，其军队在吉安闹饷，被赣督陈光远解散。张只身窜到保定，想再钻曹锟的门路，为此他借向曹送寿礼之机进行活动，但为吴佩孚所反对。钻营曹锟门路不成，他又转往奉天投靠张作霖。张作霖见他光杆一人，惶惶如丧家之犬，自然未瞧得起他，虽然收留了他，但只安排他带一营宪兵。他由师长降为营长，当然很不满意。
1922年5月下旬，正值第一次直奉战争，原吉林军师长高仕傧又联合绥芬河探防队队长卢永贵发动了反奉哗变，其势锐不可当，“东由绥芬河西至海林，其间大小十站旦暮之间均被占据，商民惨遭蹂躏，焚掠绑劫损失甚巨。”①于是张作霖派张宗昌率部下，从哈尔滨向东进剿高、卢叛敌。由张作霖派张宗昌率部下，从哈尔滨向东进剿高、卢叛敌。由于张宗昌早年在北满当胡匪，在海参崴华商总会当门警小头目时经常往来于中东路东部线之间，与卢永贵部下的小头目多是同乡、匪朋或旧相识，这些人对张宗昌怀有好感，而且张宗昌又得到了日本关东军的帮助，于是张宗昌一战获胜，高、卢被杀。张宗昌收编溃兵，成立了三个团，大功告成后，见重于张作霖，由此被张作霖委任为绥宁镇守使，升任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张宗昌到绥芬河后，不仅将属于东宁县管辖的阜宁镇(今绥芬河市建设乡)、北寒葱河等地，划归自己掌管，而且将原特别区(即中东路附属地的绥芬河东街和腰毛屯)的军事、政治、经济、贸易交涉等一切大权，全部收回独揽，从而，成为当时绥芬河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奉军
二、军事实力的扩充
张宗昌在赣南失败后，钻营曹锟门路不成，投靠张作霖开始又被轻视，这使他本能地认识到，要扩大自己的势力东山再起，并与诸军阀抗争，必须得具备一定的军事实力。因此，他一到绥芬河，就把主要精力首先用于军事实力的扩充上。
修设兵营，建立军事机构。张宗昌到绥芬河阜宁镇后仅仅几天，便率部下察看镇区地形，最后选定在镇南侧山坡下修建兵营。在他的指挥下，士兵们大兴土木，并雇用了大批老百姓及车马，为其从山里拉石头，运木料。每用一次老百姓的车马，付给一张白纸条，算作收据，但绝大多数没有兑现运费，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张宗昌还命令部下，从兵营至东街(现林业局南侧)，沿公路北侧铺设了一条运送建筑材料的小火车道(也拉过乘客，票价约一角钱)。于是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便建成了一座规模很大的兵营。兵营占地约一垧多，中间是司令部，门前是操场，西、北两侧是两排营房，约四、五十间，四周是高大的院墙，院墙四角修筑了碉堡。此外在镇中路北侧(现供销社北侧)，还修建了一幢约长七、八十米的筒式营房，室内堆起沙袋可以进行轻武器打靶。司令部建成后，张宗昌任镇防司令，司令部下设参谋处、检查处、稽查处、军需处、军法处、军官讲习所等八个机构。
收编残匪，扩充实力。张宗昌刚到绥芬河时，兵力不足千人，当他把卢永贵的残兵收编为三个团后，他的兵力猛增到四千人。当年秋季，苏联红军解放了远东地区，白俄匪军一万余人，携带各种轻重武器，分别乘火车、大车或步行，陆续逃入中国境内投靠张宗昌，这不仅使他的兵力大增，而且使他获得了大批枪支弹药、马匹、火炮和铁甲车等武器装备。
张宗昌在阜宁镇安营扎寨后，第一项任务就是清剿卢永贵的散兵余勇以及潜伏的各股胡匪。他曾派部队多次进山清剩，抓获很多，有一天拂晓，在阜宁镇裕宁公司南侧，一次就杀掉50多人。在他驻绥期间，每当发生胡匪骚扰打劫，他一般都派部队进剿，被抓获的胡子土匪除少数不肯屈服于他的被杀掉外，大部分被他收编，这是他扩军的又一个重要渠道。1922年深秋，一次张宗昌的部下从东宁往绥芬河贩运鸦片，行至北寒葱河附近，被称作“满天飞”一股胡匪拦路抢劫。逃回来的士兵禀报后，张宗昌立刻派出一个营的兵力，星夜前往北寒葱河围剿，几小时后搜出胡匪近百人。天刚亮时押至阜宁镇西小桥附近，张宗昌亲自到场训话，宣布；服他的站到队伍右侧，站队回营房，吃饭，换衣服，给他当兵；不服他的站到左侧。于是大多数胡匪站到了右侧，张宗昌指着剩下的七个不肯屈服他的土匪，对部下令喝一声--杀!然后张宗昌拂袖而去，即刻七个土匪的头滚落在地。张宗昌派军队抓胡子，剿土匪，绥请地方，在一定意义上讲，确实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为此有人还给张宗昌送了一块“威镇边陲”的大匾。从1922年5月至1924年秋季，张宗昌通过以上种种机会和手段，使他的兵力发展到近两万人，而且武器装备相当精良，从而使他成为当时奉系军阀中颇有影响的实力派之一。
张宗昌与张作霖父子
三、倡导种罂粟、设赌场
张宗昌来绥芬河后，不足半年多时间，他的兵力已发展到一万多人，而他为了暗中保存和积蓄自己的实力，向上谎报只有五千余人，上级每月也只按五千士兵拨饷及其他经费。为了维持他谎报数额以外的各种庞大的军费开支，他根据绥芬河地区的自然、交通等方面的基础和条件，采取了三项措施：大力倡导烟农多种多卖鸦片，以利增加税收；支持商民开设赌场，从中抽红收税；允许商贩走私，以便收税和渔利。这是他驻绥期间，用以养兵和发展经济实力，在经济方面所采取的最主要的措施和手段。
绥芬河地区的气候、水土等自然条件很适合罂粟生长，早在张宗昌来之前，当地居民已有几十年的罂粟种植史，但经种面积和产量并不很多。张宗昌来绥芬河之后，在他的大力倡导下，绥芬河地区出现了空前的罂粟种植热和鸦片经营热。每年春季，大批内地烟农涌入绥芬河，春种，秋收，赚钱后返回故乡，第二年春季再来，年复一年。当时绥芬河地区村口、路旁、山坡、沟畔几乎所有可以耕种的土地，绝大部分都种植了罂粟。据资料记载，1923年，当地的罂粟种植面积达26，000余垧，产量27万斤左右，其面积和产量均是当时东宁和密山两个县总合的二倍。当时市场鸦片一般每市斤(18两)售价20元，收税2元(大洋)。仅此一项，张宗昌年税收可达50多万元。季节性烟农的不断增多和鸦片贸易的空前兴盛，促使旅馆、饭馆、杂货铺、茶馆、剧院、妓女院等各种行业也随之迅速膨胀起来。
当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经济方面比较困难，国境线管理松懈，很多小商小贩借机进行走私贸易，频繁地往来于绥芬河与俄境的格罗捷阔沃，双城子(乌苏里斯克)和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对此当地人称之为“跑崴子”、“跑老客”，有的还被称为“剥皮老客”，即这些走私者在绥芬河买上几十套裤褂套在身上，空手越境到海参崴等地后，再将衣褂一件件脱下来出卖。在张宗昌驻绥期间，走私活动达到了高潮。据讲，当时连50多岁的小脚老太婆，也参加了这种行当。据资料记载，这期间，“绥芬河的商店没有一个不和走私者进行买卖的，其营业额的大部分是从密输者的买卖中取得的。”③商店与走私者一般不是现金交易，而是采取挂帐方式。即俄境商店按走私者输入商品的价值，付给汇票，汇票由走私者带回绥芬河后交当地发货商店，商店每年派专人两次或三次到俄境，凭汇票与收货商店结帐，再通过海参崴的朝鲜银行向发货商店汇款。当时从绥芬河往俄境秘密输出的主要是粮食、布匹、绢织品、皮张、服装、袜子、水果、茶叶等日常生活用品；从俄境秘密输入的主要有鸦片、烟草、鱼类、五金类、毛皮等。每年输出输入各类商品价值达几百万元。走私贸易的兴隆对张宗昌统治时期当地商业的繁荣，曾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张宗昌早在十五、六岁时，就在营口某家“宝棚”帮闲，后来又在海参崴为豪门当过赌佣，对利用开赌场搜刮民财的行道，他是相当有术的。在他的倡导和保护下，当地赌博场一时间遍及城乡。种类和形式花样繁多；押会、押宝、看纸牌、打骨牌、推牌九、打麻将等等。当地兴隆的鸦片贸易和数以几万计的烟农，为赌场提供了众多的敲诈时机和对象。张宗昌规定，凡开设赌局的每户每日抽红50元，一天以上的抽红200元。因此张宗昌发了大财，局东发了小财，而广大烟农、小商贩等群众，一年辛勤劳动所得却往往被搜刮一空。以致造成很多外地烟农破产后无法回乡，流落街头。特别是赌头、赌棍输打硬要，更使劳动群众吃尽了赌场的苦头。
张宗昌通过征收鸦片和赌博、走私税，获得了大笔资金，从而不仅维持了庞大的军费开支，而且进一步壮大了他的经济资本。鸦片经营热和走私贸易热的形成，一度使绥芬河市场空前兴旺，被誉为是“国境的商业都市”④、“宁安以东连结苏联沿海地区的贸易中心，贸易门户”③。当地人口也达到了历史上最多的时期。据资料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年)绥芬河东街及阜宁镇的常住人口达24；955人⑥，如果加上季节性烟农、流动商贩以及张宗昌的部队，人口约有六、七万人，熬制鸦片的手工业作坊四百多家，经营鸦片的商户四百多家，其他商业铺店及各种服务行业二百多家。
张宗昌
四、裕宁公司的垄断与经营
早在1910和1911年，在绥芬河地区的中东路南侧和北侧，先后由官方和侨俄华商各开办了一处旨在招民垦荒开发边疆的屯垦公司，均称富宁屯垦公司。因公司地段一家偏南，一家偏北，遂俗称南公司和北公司。南公司在北平进步党总统府实业顾问、国务院咨议万福华任经理期间，在招民垦荒、开设市场、创办警团、划管辖区、兴办学校、开辟道路等方面，为开发边疆和维护民族利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民国九年(1920年)五月，张宗昌还在江西陈光远手下当师长时，他就来到了北满的绥芬河，先后通过侨俄华商张凤亭和进步党代表张一麟，将两家公司均买到手，统称裕宁公司，委派张宗械代为经营。其目的是：为他的士兵买下一块将来解甲后的落脚谋生之地，实际上也是为他买了一处后方基地。可见，在这点上张宗昌的眼光并不短视。当他平定了高士滨和卢永贵的哗变，当上了绥宁镇守使之后，经营并发展裕宁公司的产业，便成为他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图东山再起的又一项重要措施。因此，张宗昌自任裕宁公司董事长，委张永绪、张汝信为正副经理。并派人将原南公司的办公房，翻盖成二层楼房(今建设小学院内)。又在东宁三岔口后大街路北设立了常驻办事处，委邱某(人称邱老八)为办事处处长，张月善为办事处主任。同时由办事处架设了一条直通阜宁镇张宗昌司令部的专用电活线。为筹饷扩不，张宗昌开放烟赌禁令，引来大批烟农，铁路南北荒地开发迅速，裕宁公司进入全盛时期。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公河已垦出熟地7000余地，佃户发展到700多家。 “公司有张宗昌为后台，自办农会、商会，自收捐税，自组警团和学佼。裕宁公司管理范围，占东宁县面积的一半，对县内摊派概不负担。”7公司向佃户征收土地税每垧五元(包括农会会费、警察保险费等)，除向省交税每垧二元七角左右，余下数额全部留归公司。秋后佃户出售鸦片，每市斤上缴烟税二元。居住东宁的佃户向公司驻三岔口办事处交售鸦片，照收烟税，由办事处统一组织运往绥芬河市场销售，每市斤加收运输费一元。
张宗昌老毛子队
五、几项沽名钓誉的城镇建设及其他
张宗昌驻绥芬河期间，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和统治声望，搞了几项城镇建设，召开了一次追悼会，并做了点资助学校的事。
修了一段马路。在张宗昌驻绥之前，阜宁镇至绥芬河东街有一条马路，但路面崎岖且狭窄。张宗昌来后，为方便交通和提高自己的声望，倡导当地各家绅商集资，雇用民工对原路面进行了修整。加宽了路基，铺设了石头路面。修整的马路由张亲昌的司令部门前向北，至阜宁镇中心向东，经腰毛电(今建华村》室绥芬河东街(今绥芬河旅社门前)，长约四华里。
打了三眼水井。在张宗昌的倡号下，分别在司令部院内、裕宁公司院内、现建设桥以南约一华里处，打了水井。张宗昌还为这三眼井分别命了名：今建设桥南一华里处的水井，称“天下第一泉”；司令部院内(今建设村的西南侧山坡附近)的水井，称“天下第二泉”；裕宁公司院内(今建设小学院内)的水井，称“天下第三泉”。这三眼井平均水深约二、三十米，井口直径近一米，井壁用石头砌成。水源允足，水质较好，当地群众曾多年饮用，近年来井水已干涸。
资助教育。阜宁镇原有一所小学，是万福华任阜宁公司(治宁公司前称)经理时办的。分初、高小两级，至1918年时，有学生38名。该小学由东宁县统一管理，阜宁公司每年给补贴点经费。张宗昌驻绥后，曾多次到校视察，并给师生们讲活。当他看到学校很穷，设备很简陋时，当即宣布给学校拨款增加经费，发展教育。不久他安排人给学校做了一百套学生制服。③当时校内学生还不足百人，多余的服装留给了以后入学的学生用。后来他又为该小学购置了一套鼓号，④于是该校还组建了一支鼓号队。这所小学在经费上得到保障后，由原归东宁县管理改属裕宁公司管辖。同时组成了学校的董事会，董事长由阜宁镇的农会会长高朗轩兼任。有关校内教员的聘任、教室的修缮、经费的使用等重要事宜，均由董事会决定。在张宗昌的关照下，这所小学发展较快，初、高小两级学生发展到200多名。
召开了一次另有用意的追悼会。民国十一年(1922年)夏季，张宗昌为纪念他在赣南与湘、桂系护法军作战时死亡的士兵，在阜宁镇街口(今建设乡乡办木器厂院内)，召开了一次规模很大的追悼大会。沈阳、哈尔滨等地的奉系军队派了代表，张宗昌的士兵几乎全部参加了会议，到会总人数近万名。整个会场还真挺隆重而肃穆，几千名士兵列队直挺挺地站在会场中间，各地派来的代表坐在前面，四周是当地的绅商等各界代表及围观的群众；张宗昌铁青着脸在追悼会上讲了两个多小时的活。会后张宗昌的士兵还列队在街上游了一段行，然后才回营房。这次追悼会表面上看是纪念死难的士兵，而实际上，是张宗昌在绥芬河东山再起重新发迹后，一次实力和野心的有意表露。
“治国安民”碑的树立。张宗昌驻缓芬河期间，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声望，表达自己所谓治理国家安抚民众的雄心和愿望，在他的授意下，阜宁镇的商、农两会，在阜宁镇街口(今建设桥以西约20米处的公路北侧)，座北向南立了一座高近两米、宽约70公分的石碑。碑的正面，刻着由阜宁镇小学校长刘滋泉书写的四个楷书大字——“治国安民”；碑的背面，刻着“民国十一年、农会、商会”两行小字。此碑在1965年“社教”运动前夕，维修路面时被马车撞倒，后被损坏。
从1922年5月张宗昌进驻绥芬河，在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经过他的苦心经营，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当地群众在评论他的发迹情形时，曾形容他有“三个不知道”，即“不知道兵有多少，不知道钱有多少，不知道姨太有多少”。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季，他率部升迁济南。总之，张宗昌驻绥芬河的二年，是他积蓄反动势力东山再起的二年，是他巧取豪夺重新发迹的二年，也是他促使绥芬河地区经济更加畸形发展的二年。
注释：1《东省特别区警察总署管理处处长金荣桂呈吉林省长公署报告》。
同——同结妻苗《同倍的商业规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