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玄武/文
方振武，字叔平，是我共事多年的老上级。他是寿州(今安徽寿县)人，我是合肥人。我们虽同是安徽人，但早年并不相识。我们之间初次见面是在1924年齐卢之战时。那时，方振武被卢永祥派为别动队司令，拨归杨化昭司令指挥，杨又将其拨给第一支队司令张义纯指挥；我那时在第一支队当团附。方振武为了给养问题，常到驻在浏河的第一支队司令部接洽，因此我们就认识了。齐卢之战后，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垮台，奉军进驻关内。方振武到天津投奔张宗昌。那时，我也在天津，寄住在杨化昭家里。张宗昌委派方振武为奉军先遣第二梯队司令。方振武请杨化昭推荐干部，杨把我介绍给他，我就当了他的参谋长。从此，我和他共事近10年，由奉军变成国民军，又变成国民革命军；他由司令、旅长、师长、军长升到总指挥、总司令，官越做越大。他每升一级，我也水涨船高地提升一步。直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我们才分手。现将我在1924年至1933年与方振武共事10年间亲见亲闻，以及他本人对我谈的或他的亲近友好对我谈的关于他的生平和反蒋抗日的事迹，忠实地记录下来，以留史实。
方振武电视剧形象
从辛亥革命到北伐建勋
方振武于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二日出生在安徽寿州瓦埠镇。他的父亲一面耕种，一面在镇上当塾师，以资糊口。方振武因生活困难，于清末应征到南洋新军第九镇三十三混成协辎重营当兵，后加入同盟会，参加了1908年熊成基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失败后被捕，在押往原籍途中逃走。1911年他参加光复南京的战斗。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入尚武学校学习军事。1917年回国到广州，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军陆战队司令。1921 年孙中山举兵北伐，方振武率部随许崇智出师北江，旋因陈炯明叛变，北伐失败，方振武率部打着北伐旗号，由江西进入皖南，陷入困境。在无奈情况下，准备赴浙江投奔卢永祥，但在浙西开化队伍被卢永祥缴械遣散。
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方振武再次投奔卢永祥，被委为别动队司令。卢失败下野后，方到天津投奔奉军第二军军长张宗昌，被委任为奉军先遣第二支队少将司令，我由杨化昭推荐任方部参谋长。1925年进驻上海闸北后，扩编一个教练营，新兵全从他的家乡寿县、凤台一带招募，连、排长则选用他的旧部，这支部队便成了他最基干的部队。他派我任梯队副兼教练营长，所遗参谋长职由他的旧袍泽苏致臣(后改名苏宗辙)继任。1925年5月，方振武率部开往苏北、山东，被张宗昌扩编为山东陆军第六旅。同年秋，方振武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方振武治兵有方，军纪严明，张宗昌为了控制这支队伍，派来一些心腹担任要职，处处掣肘。张的一些部下如程国瑞等人对方歧视、排挤，自视是张的嫡系，看不起方的“半路出家”。方振武也看不惯他们那种土匪作风，曾对我和部下其他将领说：“我方某革命了多年，跟随孙中山先生多年，今天处身在这样的土匪部队里，实在无法忍受下去。”正当方振武与张宗昌的矛盾发展到十分尖锐的时候，国民军冯玉祥派徐谦(季龙)对方进行联络策反工作。1926年1月，方振武毅然率部脱离张宗昌集团，一夜行军80里，开到郓城以西，通电宣布改编为国民军第五军，自任军长，苏致臣为第一旅旅长，阮玄武为第二旅旅长，郑植为第三旅旅长。
1926年3月底，方振武率部辗转北上，开到北京附近。这时，由于直、奉的联合进攻，冯玉祥已被迫下野，3月22日国民一军放弃天津，4月15日又由北京撤往南口。方振武率部担任掩护，任务完成后也西撤。9月16日，冯玉祥从苏联回到绥远五原，即与孙岳、方振武等共商组织国民联军。17日，联军全体将士在五原举行暂师，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就任总司令，并宣布国民军全体参加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那时，西安被围，城中情况日紧，亟盼援军。我们五军奉命前往救援，由五原经宁夏、固原、平凉、乾州到咸阳，先解猴儿寨之围，继与刘汝明等部进攻围攻西安的刘镇华镇嵩军，使被困8个月之久的西安军民于11月27日重见天日。
不久，冯玉祥和蒋介石商定，国民军开出潼关，参加北伐。冯派方为第三方面军总指挥。方振武率部过华阴，出潼关，沿陇海路东进，占灵宝、陕州，克新安。接着，方率先头部队，身先士卒，先后攻占洛阳、郑州、南阳、襄樊等地，并一路扩充队伍，实力发展到3个军及直属部队、特种部队，共5万多人。驻襄攀期间，方振武在进军路线、给养补充等问题上和冯玉祥发生了一些矛盾，宣布脱离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接受武汉国民政府委任的“国民革命军中央直属第九方面军总司令”之职。不久参加了南京方面“讨唐(生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总指挥，辖第三十四军(军长阮玄武)、第四十一军(军长由方自兼)、第四十二军(军长马文德)。1928年春，方部奉蒋介石之命参加北伐，由湖北孝感、花园一带开往归德、砀山，进攻山东，克金乡、兖州、济南等地，立下了赫赫战功。
1929年初，蒋以裁军编遣为名，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裁减别人的力量，以实行其军事独裁统治。蒋给方振武第四军团两个师(陆军第四十四师、第四十五师)番号。方要求增加一个独立旅给高桂滋，蒋坚决不允，而且发表阮玄武为第四十四师师长，方振武为第四十五师师长，将他的部队一分为二。对此，方很不满意。他的四十五师照编遣方案规定编为3个旅外，还保留一个骑兵团、一个特务团和一个教导团。他成立了第四十四师和第四十五师“联合办事处”，处理两个师的人事调动、指挥和领发款项事宜，实际上是方通过这个机构，依然把两师的大权一把抓在手里。
被蒋介石扣留经过
方振武部被编遗后，方一直不愉快，认为这是蒋有意削去他的兵权，降低他的地位。1929年初，驻南口、昌平的徐源泉部奉调开往南方。方和徐本是旧相识，感情甚好，他和徐私下约定并叫我准备，于徐部开拔前一天，派一团占领昌平，另一团占领南口。我照办了。阎锡山得到报告后极为震动，以为这一行动是出于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浚的授意，连忙向何交涉。何问方为什么擅自调防地，方答复是因为古北口太冷，而又找不着适当的练兵地点，所以调些部队到昌平附近整休。何劝他早日撤回原防，以免引起误会。经过好多天反复交涉，方才允许让出南口、昌平。
是年3月，蒋介石和桂系的矛盾表面化，蒋介石诱骗李济深北上，软禁于汤山，并下令“讨伐”李宗仁、白崇禧。蒋介石发表方振武为讨逆军第六路总指挥，唐生智为第五路，韩复榘为第三路，何键为第四路。当时韩部进驻河南信阳一带，石部进驻襄樊一带，唐则由蒋秘密送到北方，接收了被白崇禧收编过去的旧部，白闻风逃走。我们部队奉命从津浦路南下，第一步开到德州、禹城、平原一带，停下来待命。4月初，由于蒋介石收买了俞作柏、李明瑞等，桂系内部分化，所谓讨桂战争，意外地迅速收场了。在此以前，蒋介石和李宗仁都派人和坐镇中原的冯玉祥联系，冯两面答应相助，而实际却两面都不插手，把重兵开在襄樊和信阳一带，坐山观虎斗，准备伺机抢占武汉。蒋对冯切齿痛恨，因此，在蒋桂战事结束后，他立即把矛头指向冯玉祥。冯见势不妙，即命孙良诚放弃山东，把部队撤至河南，摆好了抗击的态势。
蒋介石得悉孙良诚已从山东散兵，立即电令方振武派四十四师迅速南开。因为那时济南尚被日军侵占，蒋指定方部由齐河县渡过黄河，避开济南，绕道张店，进驻泰安。山东省府那时暂设在泰安。我军开到时，代主席石敬亭也走了，由吕秀文代理主席职务，准备交代。正在这时，蒋和日方的妥协告成，日军撤出济南。蒋派陈调元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所遗安徽省主席，发表方振武继任。蒋并分电方振武和我：“陈主席亲率大军赶赴泰安、济南接防。”并命令我立即开回黄河以北的禹城一带驻防待命。很明显，他是怕方振武抢占济南。
我们到德州的时候，就接到蒋介石的命令，把高桂滋旅由四十五师抽出，编为一个独立旅，鲍刚升为四十五师师长兼旅长，四十五师另外两个旅的旅长为王占林和王中孚，他们都是方振武的亲信。
不久，我们的队伍奉命由德州南下，第六路总指挥部及四十五师开往蚌埠，四十四师并高桂滋独立旅开黄口、砀山一带，拟向归德前进(那时归德还驻有冯军)。我率四十四师到达砀山后，蒋并令驻在徐州的第三师毛炳文部一个旅归我指挥，以便增强攻击归德、开封的力量。
是年5月，南京正式发表“讨冯”的命令。正当我们忙于布置阵地，准备进攻的时候，冯军忽然全部撒至平汉线以西地区。有一天，蒋介石突然拍来一个十万火急的电报，说冯军驻在马牧集的部队把铁路大桥炸毁了，另外，冯军又把武胜关的隧道炸了，判断冯将集中兵力经豫东南楔入皖北寿县一带，直奔津浦南段，威胁南京。因此，蒋命我师迅速调至寿县沿淮布防，迎击冯军。同时，命令高桂滋独立旅留在黄口驻防(以后调至山东归陈调元指挥，从此脱离了方振武)。哪里知道，当我军开到寿县时，听说冯军确已全部撤到洛阳以西，并没有借撒兵为名，突袭南京的企图。
当判明冯军已全线西撤后，蒋急电第四十四师从寿县经颍州、周口迅速向漯河方面前进。蒋介石得知韩、石倒戈后，即命方振武率第四十五师(欠一旅)由蚌埠乘车疾驰郑州，与韩、石联系。方到郑州与韩、石会晤后；相谈甚欢，三人结为金兰之好。马鸿逵也于这时离冯投蒋，到达了郑州。
蒋、冯之战告一段落后，方振武回蚌埠，率一团人驰往安庆就安徽省主席职，另一团仍留驻蚌埠。那时我们在河南驻军地点是：第六路总指挥部和四十五师(欠一旅)驻防许昌，第四十四师驻防漯河，一部驻在周口。
方振武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的任命发表后，他自己随军去河南，派秘书长方植之和委员苏宗辙等前往安庆，搭起班子，把可以接收的机关先接收过来。对于治理家乡他兴致本来是相当高的。哪里知道，蒋给他的只是一个光杆的主席，各厅宁长都由蒋派定，象民政厅厅长吴醒亚，财政厅厅长袁励宸，建设厅厅长李范一，教育厅厅长程天放，全是蒋的人；只有几个空头委员阮玄武、苏宗辙、方植之(兼省府秘书长)是方的人，另一个委员孙养痛是一向办教育的，和方是寿县同乡，也算和方有关系。苏宗辙本来是在归德被方损武打了两耳光打走了的，但他们毕竟是老朋友，当方振武发表为主席后，未经苏的同意就保苏为委员。方就职后，看到县长、警察局长和税局局长都由民政厅、财政厅委派，很不甘心，就“霸王硬上弓”，强派出一批自己的人要民政厅、财政厅委派，特别是税局局长。因此，方和袁励宸、吴醒亚等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另外，何应钦和陈立夫、陈果夫都曾向安徽推荐人，方振武一律置之不理，使南京这些实力派对他也很不满。吴醒亚到南京去告状，袁励宸的父亲在南京也到处说方振武的坏话。开始，蒋介石对方还采取敷衍态度，把吴醒亚调走，以苏宗辙维任民、政厅长。但方还是不满意。他命令各县扩充保安队，每几个县合编一个保安团，他以兼全省保安司令的名义，派了不少保安团团长。这就引起了蒋对他的怀疑。
蒋介石早就决心要解决方振武了。他曾多方拉挽我，因为他知道我是方振武部下最有实力的人。从对方内部进行分化收买，是蒋一贯的伎俩。远在1928年砀山阅兵和济南省府会议时，蒋就特别表示对我“器重”。攻下平津后，方进协和医院割治盲肠，我指挥军队循平津路开到通州，即乘汽车到北平去看方，方交给我一张蒋亲笔写的条子，上写：“叔平兄：阮军长到后着即来见我。中正。”方振武一面给我这字条，一面说：“蒋总司令叫你去，你应该去看看他嘛。”我看出方振武的神气并不主张我去，就说：“我去看他做什么，部队要忙着安顿，没功夫去。”他也不置可否。可见那时蒋已着力进行方和我之间的分化工作，方也有了戒备。后来，吴忠信、何成浚、杨杰、卫立煌都曾谈起蒋如何对我“关切”，暗示我脱离方振武，我都婉辞加以拒绝。我军南开漯河时，方本仁也曾经过我处做了一次说客，也被我拒绝。
另一方面，方振武也暗中作反蒋的酝酿，他在到皖就任主席以前，在郑州和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刘镇华搞了一个“五人小组织”，相约相互扶持，相互帮助。方振武和韩、石是“兰谱”兄弟，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方振武到安徽接任省府主席后, 即向蒋要求把他的总指挥部和第四十五师全部调回安徽，蒋同意了。这一师调到安徽后, 三个团驻安庆, 三个团驻芜湖, 接着方又要求把四十四师也调来安徽，这就引起了蒋介石的疑忌。他先不同意，方就发牢骚，经方一再要求，蒋才允许调防。
1929年8月初，蒋介石一面命令我师调防，一面就派他的嫡系部队接防。具体措施是第一道命令着第四十四师调至颍州驻防。我们由漯河徒步行军，经过周口、槐店、界首、太和，刚到颖州(阜阳)，就接到蒋的第二道命令，着移防寿县。我师到了寿县，没住几天，蒋又来命令，着移合肥，寿县防务交由第七师王均部队接替。那时蚌埠防务, 已由方鼎英的第十师接替了。我师到了合肥，蒋再来令着分防巢县、舒城等地整训。于是,我命一三〇旅王日新部驻舒城, 一三二旅萧之楚部驻巢县，一三一旅余亚农部随师部驻合肥。就在这个时候, 方振武把余亚农调到安庆接替四十五师鲍刚所兼的旅长, 遗缺由团长徐衍昆升旅长。很显然, 蒋介石要搞掉方振武的阴谋已经毕露。我们当时没有向这方面设想，今天回忆起来，真是麻痹大意了。
当我军开到安徽分驻皖南、皖北时，全国的反蒋空气日益浓厚，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在南北酝酿策动。他们都曾派代表到安徽活动。方振武也跃跃思动，派代表和写信到各方面去联络，主要是联络韩、石、马鸿逵、刘镇华这些属于他们“五人小组织”的人。这些人，过去都是和冯玉祥有关系的，方振武企图和他们结成一个联盟，自己当盟主，在蒋和冯、阎、李之间形成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不想他写给马鸿逵的亲笔信，被马拿去告密(--说是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告的密)，密信落到了蒋的手中。蒋介石立即采取措施，开始动手，来电要点编我们的队伍，把两师缩编为一师一旅(即裁去四个团)。方振武明知苗头不对，但亦无可奈何。就在那年9月上旬，方急电叫我到安庆去，说有要事相商，我连忙从合肥赶去。我俩密谈了两天。他说，蒋对他的误会很深，看来对我们不利，他准备自己去南京解释解释，并决定保我代理安徽主席。我疑心方可能因为缩编部队，要我让出师长，怕我不肯，才以主席的名义饵我。因此我说：“我从来没有搞过政治，我不会搞这一套。缩编如有困难，可以叫鲍刚当师长，王占林当旅长.”方听了这话，知道我有疑心，于是很诚恳地对我说：“又玄，我们同事多年；我对你决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只编为一个师，师长也一定给你。至于要你代理主席，一则因为我非亲去南京解释不可，二则我对这几位厅长和这里的一些人难以应付，不如让我到南京去住一段时间再说，你是军人，和他们素无往来，比较容易应付。”我听他讲得很开诚布公，态度也极诚恳，就同意了。我只提醒他去南京是否妥当，他说不致有什么问题。这样，就决定了。他立即电蒋，说准备到南京述职，主席一职拟请派阮玄武代理。蒋电照准。
我本来预备先回合肥安排安排再来就职，方说：“你还是先就了职再去。”我就约请几位厅长李范一、程天放、苏宗辙等谈谈，他们公宴了一下，就算就了代主席职了。就职后，我坐了专轮赴芜湖转合肥去。我到芜湖，当地商会会长等正在请我吃饭，警察局长来电话说：“方主席的专轮没有停靠就直驶南京去了。”
我回到合肥就接到报告, 说总部的点编人员已到巢县, 我连忙赶到果县陪同总部人员点验萧之楚旅。正在点验，蒋忽来电，着将第六路总指挥部名义撤销，命令第四十四师师长阮玄武与第十师师长方鼎英对调，第四十五师师长鲍刚与第六师师长方策对调。很明显，表面上是调动师长，实际就是把我们的部队全部收编过去。我点验完毕，召开旅团长会议，说明情况，就回到合肥。当天接到方振武派他的亲信高副官送给我的一封很长的亲笔信，措词很沉痛。大意说，我们患难多年，相知甚深，务望一切听从命令，等等。这信显然是蒋强迫他写的。高副官暗地对我说，方已被软禁了。于是，我就复电蒋介石，表示服从命令，我即专轮赴南京当面报告一切，请令寿县和蚌埠方面部队停止向合肥前进，否则发生误会，我负不了责任。
我到南京，先到羊皮巷方家(是方振武自置的房子)。我是穿着军装去的，到门口，便衣看守人员看看我的领章。我说：“我是四十四师中将师长阮玄武，进去看方先生。”他们没有说什么，我就进去了。
方听到我来了，出来迎接我，到了客厅，他对我说：“你来了很好，见过总司令没有?”
我说：“还没有去，先来看你的。”
他说：“我不干了，你们好好干吧。”.
我们谈了约一刻钟。方说话很谨慎，没有明白表示他的心意，我从方家辞出后，即驱车至三元巷总司令部去见蒋介石。
蒋开口第一句话便问我：“见过叔平没有?”
我说：“见过了，刚从他那里来。我是今天刚到的。”
蒋说：“我对叔平没有什么，他做的事太对不起我，这次我是从轻教训教训他，他有真凭实据在我这里。尽管他对不起我，我还是以老同志对待他。你再去看他时，把我的意思对他说说。”
我说：“我不想再去看他了。我来京时，对方犯了什么错误一点也不知道。我跟他拼死拼活干了几年，落得这样的结果，我什么也不想再干了。”
蒋说：“你很好，你对党国有贡献。你的电报我收到了，我已去电叫第七师和第十师就地停止前进了。”并说：“你快回去，和伯雄(方鼎英字)具体研究研究，什么事都好商量。”意思是说，只要听他的话，就是担任原师长不调也可以。于是，他亲笔写了一个字条，叫他的前副官长、首都公安局长姚琮向津浦路局长孙鹤米要了一辆头等专车，送我到蚌埠转回合肥办理交接。
蒋介石对第四十五师采取的办法是，一面电令鲍刚与方策对调师长，一面派方策率第六师分乘兵舰驶抵安庆，鲍刚猝不及防，遵令交接后，径赴南京见蒋。
同时蒋介石派吴醒亚、袁励宸等随方策军舰到达安庆，接收省府，把苏宗辙、孙养耀软禁起来，方植之闻风事先出走，故未被扣，后因余亚农在安庆起兵反蒋，苏、孙二人被押送到南京军法处关起来了。
不久，余亚农在安庆起兵反蒋，鲍刚在芜湖起兵反蒋，都被蒋镇压下去了；阮玄武在河南反蒋，也失败了。
事后我和方振武见面时，方谈起被蒋扣押的情况。大致经过是这样的：方振武到南京后，就去见蒋介石。方先说，我此来是述职，同时想在京休养休养，因为多年打仗，精神不好，加之去年在北平，因患盲肠炎动过手术，一直没有复原。蒋说：“好，你来了很好，我们有什么误会，都可以解决。你在此休养一个时期，回去还当你的主席，总指挥交给阮师长好了。”方听了怒火上冲，高声说：“我什么也不干了，都交给阮玄武好了。”蒋玲冷地说：“好，好，你回去吧。”方在回家路上，车子后面就有小车跟上，到了家里，前后门都有军警看守了。从此方在南京，虽还可以外出，但到哪里都有车子紧紧盯住。
是年12月初，石友三部奉调开往福建，到浦口候轮，石过江到方家里谈了很久，当天晚上，石部在浦口哗变。本来对于阮、鲍、余等反对他，蒋都怀疑与方有关，这次石的哗变，又认为和方有联系，因此，派宪兵把方由家里抓到军法处押起来，上了镣铐，准备枪毙。后因石部没有过江，方才幸免于死。
那时，苏宗辙、孙养癯二人同方关在一起，他们事后对我说，当方被抓到军法处，在上镣铐时，曾大喊大叫：“总理啊!总理在天之灵啊!我犯了什么罪?我什么罪都没有犯啊!”方的言词，充满愤怒情绪，
方被扣押后，先押在军法处，关了一个时期，后来被软禁于汤山。直到九·一八事变后，宁粤会谈，粤方要求以释放被蒋扣禁的胡汉民等为先决条件之一，蒋被迫把在汤山关禁着的胡汉民、李济深、方振武、居正和蒋百里(他是在唐生智二次反蒋时被扣的)等释放。方振武这才结束了历时一年多的监禁生活。
走上抗日的道路
1931年10月，方振武被释放，到上海住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他自己的房子里。
国民党宁粤合流后，所有一、二、三届的中委，全都算是第四届的中委；另外，南京、广州分别开会，选举出若干中委，汪精卫的改组派则在上海大世界开会，也选举若干中委，合起来成为第四届的“大杂烩”。方振武是第三届经蒋介石“圈”出的中央执行委员，照例连任下去，所以他没有进行什么政治活动，但那时他和汪派往来相当频繁。
1932年初，爆发了一·二八上海抗战，南京政府宣称准备迁都洛阳。但蒋介石一心坚持不抵抗政策，破坏上海抗战。所谓迁都，召开国难会议等等，只是摆摆样子而已，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我在北平忽然接到上海朋友的电报，说方叔平病得相当严重，已进中西疗养院治疗，我连忙赶到上海去看他。他虽在病中，但对于日军入侵义愤填膺，尤其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极为愤慨。他感慨系之地说：“我们是两手空空，大牯牛掉在水井里—有力无处使啊。
他在医院里住了二三个星期，我不断去看他，谈了好几次，他总是念念不忘日军步步深入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他一再对我说，鲍刚、张人杰现在山西的两师人，是我们今后唯一可用的力量，要好好照顾他们，如果他们有困难，我们要想尽办法帮助他们。他的态度诚恳，使我很感动。所以，我回北平后，即写信给鲍、张，信中说：“叔公(指方)病在医院，谆谆以两弟为念，老成谋国，具见苦心。”
方振武的病逐渐好起来了，不久就移家南京，仍住在羊皮巷，他什么职务也没有担任，只是以空头的中央委员参加一些会议，和各方联系接触。看来，他这样做是有他的深意的。
是年秋末冬初，他的岳母高夫人死了，他大发帖子，大举开吊。我接到帖子，赶到南京。这是我们分开后第三次见面。记得开吊那天，真是冠盖云集，南京所有的“党国要人”几乎全到了。蒋介石没有亲来，派了代表，送了挽联，何应钦等不仅来了，而且参加执绑送灵，可见方那时和他们敷衍得不错，蒋介石也在极力拉拢他。
开过吊后，方振武和我密谈，他说：“鲍刚、张人杰那里，已派人去联系过，并送去几万元接济他们，这支部队我们可以抓起来抗日救国。”我们还反复讨论了具体进行的办法，谈了几天，我就回北平去了。
1932年底，日军侵入热河后，方振武写信给我说：“决心毁家纾难，抗日救国。”他先把家眷送到上海，收集了自己存款10万元，带了支票，剃了胡子(他在南京蓄须)，化装好了，带着一向跟随他的军需处长孟芸生秘密离开南京，到了山西介休。他先慰劳了鲍、张两个部队，然后和鲍等商定，把部队改称抗日救国军，他自己担任总指挥，鲍刚为第二师师长，张人杰为第三师师长。他们3人联名发出通电。通电只是说明自己坚决要抗日救国，并没有骂蒋介石。他一面派代表四出联系，一面派人到北平找我。他没有要我立即去介休，通电也没有列我的名，是想让我先在北平做些联络工作，主要是联络当时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据我后来知道，方和各方联系，着重在韩复榘、石友三、李烈钧和孙科等人。孙科那时对蒋也不满，曾帮助方3万元，韩复榘也暗中有所接济。方也派代表去太原见阎锡山，要求帮助，阎一个钱都没有送，只是表示赞成方振武早日北上抗日。显然，他盼望方早日离开山西，越快越好。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冯玉祥离开南京再上泰山。蒋介石不断压迫韩复榘，要韩逐冯。他在蒋的一再压迫下，把冯的一团卫队缴械解散，另派他自己的一营人去“保护”冯，冯当然受不了。正好这时宋哲元任察哈尔主席，冯就离开泰山，移住张家口，和吉鸿昌等决意在察省坚持抗日。他派张允荣赴晋与方振武联系，希望方速将部队调到察哈尔。
方把我邀到介休，叫我先去和阎锡山联系。我到太原，先晤朱绶光，由朱陪同见阎。我把方准备出师抗日的意思对他说明，阎说：“叔平既决意如此，我没有意见。我们山西也很困难，经济上不能加以帮助，但是我们是对得起叔平的，鲍刚等在介休吃了几年，我们没有为难他们。现在，叔平要出师，我欢迎，决不为难。要走哪条路，事先告诉我，我会关照的。”方本来希望得到阎一些枪械、弹药和经济上的接济，不想阎还是一毛不拔。
正好那时冯的代表张允荣也到了太原，我和他一起回到介休，方已带领部队出发了。我们赶到襄垣，才追上了他们。方说：“我们抗日救国，名正言顺，老西儿不肯帮助，也算了，他不难为我们就好。”张允荣谈起冯和察哈尔的情况，方说：“请升三兄(张允荣字)回去，跟先生说我们是坚决抗日的。”张说：“先生酚你早来，一起抗日。”张就从那里回张垣复命去了。方又对我说：“我们最好要有一个名义，你去和何应钦联系联系，希望他给一个名义。”
我连夜赶赴北平，见到何应钦，说明来意。何说：“打着抗日救国军的旗帜不行!部队可以保留，但必须开到南方去(意指去“围剿”红军)，叔平必须离开队伍，否则无从谈起。”他的态度如此强硬，当然谈不出什么结果来。显然，何还不知道方已和冯有了联系，更想不到方部会开到察哈尔去。在军分会当委员的秦德纯等向我透露，何已命驻在高阳、定县一带的商震部准备围击方部，所以迟迟没有动手，是因为方打着抗日的旗帜，怕国内外舆论的谴责。
方振武带领部队出东阳关，行至石家庄附近时，听说蒋介石到了保定，他派孟芸生去保定见蒋，目的也是要争取一个名义。孟芸生到了保定，蒋住在专车上，派代表接见了孟，对孟表示的意见，也是要取消抗日救国的旗帜，部队南开等等。孟听了很气愤，大声喊道：“我们一定要抗日，允许我们是如此，不允许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是下定决心的了。谁要反铁也要把它砸烂，钢也要把它打扁。”这样叫喊，蒋介石在里面听得很清楚，他再派员对孟说：“部队只能南开，不许北上，否则要牵动大局。”意思说要牵动“塘沽协定”所肯定下来的对日妥协局面。孟芸生此行，不但全无结果，反而造成了杀身之祸。此是后话。
方振武那时已到了唐县。我到唐县，把北平接洽的经过和听到的消息都告诉了他，方还想在唐县勾留下来。我对他说：“说走就走，不能再迟疑了，否则要出问题。”方才决定立即开拔，我也在唐县就任了抗日救国军的参谋长。
第二天清晨，军队出发，行军的路线决定避开蒋军，经涞源、蔚县、化稍营、深井堡开往宣化。
当天我们赶到军城宿营。第二天到倒马关，部队走在内长城的古道上，一路翻山越岭，危崖峭壁，相当艰苦。我和张人杰带着第三师为前队，方振武带着第二师王中孚团居中，鲍刚带着第二师的刘子斌团、乔明礼团殿后，顺序前进。
鲍刚在望都、唐县的时候，态度就动摇，他不主张北上抗日。他对方说：“只要给我们名义就干.”意思是开往南方也好，让方离去也好，只要蒋肯收容，就可以跟着蒋走。原来，他的参谋长盛士恒在倒蒋失败后离开，投奔了徐庭瑶，当过洛阳的行政督察专员，此时徐在北平当军长，指挥关麟征、黄杰两师，方部开到平汉线时，盛奉徐命来策反。在我们讨论行军部署时，鲍坚决要求殿后，显然有了预谋。在我和方振武两路人马到达蔚县时，鲍刚部队在后面停止不进，并在涞源发出通电，宣布与方振武脱离关系。这个一向被方认为唯一忠实可靠、相随一二十年的部下，竟然脱离而去，方的恼怒、懊丧是可想而知了。
鲍脱离了我们，队伍开到蔚县，就与驻广灵的晋军孙楚部联络上了。
鲍刚还派人来勾引王中孚，要王团留在蔚县不走，王没有理，还是跟着我们继续北上了。从此，抗日救国军只有张人杰的一个师(只3000余人)和王中孚团。
张人杰也是个浑小子，当我和他带着第三师开到军城那天，他忽然对我说：“参谋长，我们今天开到了军城，巧得很，是否可以把军城两个字倒过来。”
我听了很愕然，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就是成军呀。我们抗日救国军反正要扩充成军的，我们何妨就在这里改成军呀。总指挥指挥两师和两军，反正是一样的。”我奈何他不得，他就自动从那天改称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军长。后来补报方振武，方也只好同意。
部队从蔚县、深井堡继续北进，到达宣化，宣化的守军是何遂部，有2000多人。我们要进城，他不让进，我们就把宣化包围起来。还没等开火，何遂部队中原有一部分西北军的军官就接受了我们的收编。方振武收编一部分作为他的直属部队，张人杰也收编了一部分，充实他的第一军。
从此，我们开上了抗日的前线。
与冯玉祥组织察北抗日同盟军
我们进入宣化后，方振武即派我和兵站人员到张家口去。兵站人员是去看营房，准备军队开到张家口去。我去见冯玉祥，报告我们的部队已到。冯见到我去，很高兴地说：“听到你们来，实在欢喜，我们可以痛痛快快抗日了。”
冯在九·一八事变后，一直主张抗日，反对不抵抗。1932年10月冯到察不久，日军侵占热河，进犯长城各口，宋哲元部的二十九军违反蒋的意旨，自发地抗击敌军，冯曾连电二十九军，慰勉他们努力杀敌。但蒋介石不仅不支援抗战，反而向日本人妥协，使日军得以进一步窥伺华北，全国人民对蒋介石屈膝投日的卖国行径莫不发指。这是促使冯玉祥在察北发动抗日的客观原因。
冯玉祥有爱国热情，但从中原大混战失败后，手中没有兵力，蒋介石一直密切防范着他。冯到张家口后不久，热河的汤玉麟部退集热察边境。先后退入察境的，还有东北义勇军冯占海、邓文、李忠义、富春、汲汉东(东北将领汲金纯的儿子)等部，还有热河的地方部队姚景川等部。这些部队本来和张学良有一定的联系，受张的接济。蒋介石将热河失守的责任推到张学良身上，把张赶往国外，代之以何应钦，成立了北平军分会，何应钦说这些义勇军是“土匪”，根本不予理睬。这些部队集中在察东北(共10多万人)，无冬衣、无粮饷、无人管，而当地人民也不堪负担，真是一片混乱，军民交困。冯玉祥看准机会，就派人和他们联系，他们大多数将领也派人和冯玉祥接触，表示愿听冯的指挥，抗击敌军。
在察哈尔地方军队中，有曾当过骑兵师长的张砺生，他是察省人，是冯的旧识。另外，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主力虽调至喜峰口一带，在察省还留有一部分军队。宋的教导团，原是冯在汾阳时办的军官学校(校长李兴中)学生改编的，他们名义上是宋的教导团，由二十九军发饷，但拒不接受宋的指挥，一直留在汾阳，冯到张垣后，才把他们调来。团长支应遵，外号支鞋码，因为他经常穿着打上鞋码的鞋子，和士兵一起训练。
以上这几部分兵力，是冯玉祥武装抗日的基本力量，现在又来了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力量就更充实了。所以，冯对我们的到达，是十分欢迎的。
在我们到达宣化以前(从介休出发，一路行军到宣化，走了一个多月)，冯曾派人到各处活动，特别是通知他的旧袍泽，希望他们来参加抗战。我们到张家口时，高树勋已先到了。高树勋原随孙连仲，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参加“围剿”，结果，孙部西北军大部起义参加红军。蒋介石迁怒于高，明令通缉，高避居天津。随后，吉鸿昌、孙良诚也先后从天津来了。我见到冯玉祥的第三天，方振武带着队伍开到了张家口。张家口抗日的空气一天比一天浓厚，察省府中一些怕事的，以及和南京有关系的厅长、委员，纷纷溜跑了。佟麟阁以保安处长代理省主席，他也拥护冯玉祥抗日。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召集各方将领举行会议，会上决定立即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发表通电，坚决抗日。通电发表后，李宗仁、白崇禧、胡汉民、李烈钧、程潜、朱庆澜、马相伯、陈铭枢、孙科以及上海若干名流，都复电表示支持。
所谓同盟军，是由东北义勇军、热河抗日民军、察哈尔自卫军、抗日救国军以及冯的教导团和二十九军留守部队五部分力量联合组成的。吉鸿昌那时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冯玉祥的左右，还有宣侠父、李连山、李连海等党员推动冯走上抗日的道路；冯的教导团中也有支应遵、贾振中等党员在起骨干作用；当时还有张慕陶(后来叛党)在冯的幕后。所以，抗日同盟军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但是，当时我和方振武等都没有认识到这种情况，我们和吉鸿昌等来往，多以为他是西北军的老战友，根本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
除了以上五个方面的力量外，还有一部分内蒙爱国部队也参加了，
冯和方早就存有芥蒂，他们都是有雄心和权谋的人，虽然在抗日大义下站在一起，但相互之间还不能坦率相处。他们这次见面后不到一星期，矛盾就表面化了。
冯玉祥当了总司令，方振武的名义，依然是抗日救国军的总指挥。方很不高兴。这是冯，方矛盾的起因之一。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从鲍刚叛离后，张人杰部是抗日救国军的主要力量。但这个师除张以外，只有鲍刚部王中孚的一个团，以及收编的其他部队，扩编为一个师。张人杰原是西北军的老底子，到张家口见到冯玉祥后，就有意脱离方，不再听方的指挥，他的粮饷，也直接向冯的总部领取。方振武认为这是冯有意拆散他的部队。
有一天，冯玉祥在土儿沟的营房(他就住在那里)集合抗日救国军官兵讲话。他先慰劳部队，说一路翻山越岭，大家很辛苦，接着，勉励大家今后“努力杀敌，救人民，救国家”。冯讲完话后，方立即接着讲话，他说：“我们要抗日，但我们部队中如此无纪律(暗指张人杰自封为军长)、无节制(指张直接领取粮饷)，勾心斗角，如何指挥?又如何能团结杀敌?”冯玉祥听了这番话，当然也下不了台。哪知道张人杰也跳上去讲话：“我们是老西北军，今后一定坚决服从冯总司令指挥，英勇抗日。”方振武听了，更加怒气上冲，他想到几年来，为了维持这支部队，曾费尽心机，并拿出不少钱来接济，结果，好不容易带到这里，就不听指挥了。他的气愤难堪是可以想象的。幸而冯玉祥立即把张人杰数说了一顿，并对部队说：“你们都是方总指挥领导的抗日救国军，一定要听方总指挥的命令，谁也不准违犯。”这样，才把当时濒于爆发的场面平息下去。
事后，我埋怨张人杰不该对方振武耍这样的态度。张说：“是他先骂我不听命令、不守纪律的呀。”
从那天起，冯、方两人即避不见面。
我是抗日救国军的参谋长，冯又任我为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五军军长；其他军长有吉鸿昌的第二军军长，佟麟阁的第一军军长等。高树勋、张凌云亦为军长。我自己没有部队，冯把汲汉东的部队编为第十六师，把察省进步人士徐子权①领导的民军编为第十八师，把这二师拨归我指挥。方振武对我说：“你去和冯先生说，把第五军拨归我指挥。”但这事我不好对冯开口。我看见冯、方的关系闹僵，找张允荣商议，我和张允荣一起去见冯。冯在他住的营房的玻璃亭子里会见我们。我说：“方总指挥太鲁莽，说话不加考虑，我看他这样得罪先生，是不对的。”冯玉祥说：“张人杰也不对，不该对叔平这种态度；我没有什么。为了抗日，有什么不能彼此原谅的?只要叔平没意见，我也没有什么意见。”我说：“是不是可以请方来见见先生?”冯说：“很好，我欢迎嘛!只当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从此不要再谈过去的事好了。”我和张允荣又同去见方。我对方说：“先生对你没有什么意见，希望和你见见面。有什么误会，当面一谈就可以解决了。大家为了抗日，有什么事不能开诚布公商量的?”方对张说：“升三兄，请你转告先生，我没有什么意见，有空，我就去见先生。”
其实，方对冯的疑惧并没有消除，从那天开会回来后，他的总指挥部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深怕冯对他下手。我见僵局还是打不开，又去见冯，冯留我一起吃饭。我有意把话头转到方，我说：“方的脾气急躁，但我和他同事多年，知道他是有口无心，他对抗日是真诚的。为了抗日，他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维持部队，千方百计脱出蒋的虎口，他的苦心我是知道的。先生多原谅他点吧。”冯说：“阮先生，你说的话都对，但是，我总不能先去看他吧。”我说：“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要先生去看他，我是为方着想，他来看你，谈些什么好?”冯说：“那有什么，我们只谈抗日，不谈其他。”
他们见了面。冯果然什么也没有提，只说：“敌军已侵占多伦、宝昌，还在不断增兵向西移动。形势这样危急，叔平，我们不能空喊，我们要抗日杀敌呀!”提到抗日，方的劲头来了，他说：“我完全同意先生的主张，我们不能只说不动；我听先生的指挥，先生下命令，我马上到前线去。”他们这次谈得很好。
接着，冯就任命方振武为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率部先行，方振武率部随后跟进，目标指向多伦。他们指挥部队，迅速前进，奋勇抗击敌人。方、吉二位作战都很勇猛，不借牺牲。尤其是吉鸿昌，外号吉大胆，一遇敌人就是死拼，在战斗激烈时，往往身先士卒，袒臂冲杀，因此先后收复康保、宝昌，并攻克多伦。捷报传出，举国振奋。这一胜利，也震动了原已投敌或在歧途中徘徊的杂牌部队。刘桂堂(即惯匪刘黑七)派尚武来张家口，表示愿意从日军控制下起义过来，参加抗日(尚武在旅社玩弄手枪，自己打死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蒋方却宣传冯把他杀害了，以此挑拨抗日同盟军和这些杂牌队伍的关系)。汤玉麟率领他的残兵败将，徘徊在热、察边境，至此，也派代表来和冯玉祥联系。抗日同盟军经此一战，声威大振。
对于这个胜利，只有蒋介石、何应钦等不高兴，因为这会影响他们在“塘沽协定”后进一步对敌屈膝妥协，他们怕日本帝国主义会因此对他们翻脸。除了造谣、污蔑、分化外，蒋、何在和敌方取得谅解后，竟下令攻打同盟军。他们派关麟征、冯钦哉、庞炳勋分三路从平绥线向察省进军，许事成以后，给庞以察省府主席。另外，调蒋的嫡系部队王敬玖师开至延庆，策应庞炳勋、冯钦哉。
在内外情况急剧变化下，冯玉样决定请宋哲元回来，自己下台。这个主意是他自己打定的，方没有同意。在宋哲元来以前，冯玉祥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在蒋、日夹攻下，是妥协还是继续坚持。方振武当场坚决主张强硬。他说：“我们要抗日反蒋，敌人来，我们打敌人，蒋来，我们就打蒋，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吉鸿昌也主张继续打下去，反对妥协，其他西北军将领都没有表示意见。会议无结果而散。会后，冯玉祥还是按照自己的决定，迎宋哲元回来。
冯玉样派张允荣到宣化迎宋。方振武自己躲开了，派我到宣化去。我曾问张允荣，为什么冯这样急于迎宋回来，张说：“这是大势所趋。冯曾对我说，日本军阀狼子野心，一定得寸进尺，今后的仗有的打，目前让宋明轩回来，我们可以保存些实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冯玉祥原来的想法是，自己下台后，还寄住在张家口，以待时机。哪知蒋、何给宋哲元的条件，首先就是要把冯赶出察哈尔，于是，在宋到后的第三天(8月14日)，冯即不得不黯然离开张家口，重新回到泰山。当时，张家口流传着这样两句话：“抗日同盟一百天，轰轰烈烈化灰烟。”可以反映察哈尔省军民对这个结局的失望和对蒋、何反动派摧残抗日将士的愤懑。
在蒋介石军队与日军的夹攻中
宋哲元到张家口后，我去张北见方振武。那时，我的第五军军部和十六师开驻万全，方带着卫队开到张北，十八师徐子权部坚持要随方振武抗日，也和方一起驻在张北。方对我说，要宋哲元把我部编成一个师，由我当师长，他还留在队伍里不走。他叫我立即回张家口向宋哲元提出这项要求。我回到张垣，把这意见对宋谈了，宋说：“你编一师是没有问题的，但叔平一定要离开队伍。我们欢迎他来张家口住。”宋还说：“如果他一定不肯，你把队伍拉过来好了。”张允荣在旁也力劝我这样做。我说：“这不行，我有我的人格。他为了抗日，辛辛苦苦拉起这点队伍，我拆他的台，岂不成为鲍刚第二了!”
这次交涉没有结果。那时冯玉祥已走了，我就把军部和十六师部队开到张北，再去见方。方说：“要我离开队伍不行。既然如此，那末你就留下来听宋改编，我还是要抗日到底。”我说：“那好，以后你要什么东西，我一定设法全力支援。”就这样，他就带着队伍向独石口方向去了。
我回军部，忽然十六师梁副师长向我报告，汲汉东已和何应钦勾搭上，潜来张北，准备把队伍带走。梁和我相处得很好，我相信他的话。我就带着卫队(这支卫队是孙殿英送我100支枪编成的)赶到汲汉东住的旅店，把他扣留，并立即召集队伍讲话，把附和汲的人遣走，留下的改编成一个团。我把队伍编好后，就把汲汉东释放了。
方振武带着自己的嫡系部队王中孚师(已编为三团)开到独石口、赤城一带，和吉鸿昌继续抗日。他们和汤玉麟、刘桂堂结成一个小同盟，一面抗日，一面反蒋。他们看到蒋介石和日军配合，派兵围打他们，就决定把部队南指北平，先打蒋军。他们商议好了，方、吉即率军南攻，刘桂堂也跟了上去，汤玉麟却按兵不动。我在张北听到这消息，曾打一个电报给方，大意说：“我追随我公多年，相知有日，见公踽踽其行，衷心难受；而逗留边境，与刘、汤为伍则为我公所不取。”方复电说：“我志已决，明轩既无商榷余地，只有南下是一条出路，以后望多多联系。”
他们的部队一直攻到密云、怀柔一带，和蒋军发生激烈战斗。
就在那时，古北口的日军派一个大佐到方的司令部见方，态度极为微慢。方振武穿着上将军服，严词对来人说：“你是不是军人?日本军队是讲阶级服从的，我是上将，你是大佐，你怎么见了我这么大模大样?”那个大佐立即肃然举手行礼。方说：“坐下谈吧，你来有什么事?”日军官说：“你们打得很好，我们愿尽力接济，只要打下去，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可以供给什么。”方很生气地说：“我们打蒋，是为了他不抗日；我们先打蒋，然后再打你们。我们要你们什么接济?”这个大佐抱头鼠窜地走了。以后,蒋、何调遣关麟征、商震等部对同盟军迎头截击。日本大佐回去后的第二天，日本军也大举出动，和蒋军配合，两面夹攻。同盟军死伤惨重，而且粮弹垂绝，伤兵也没有医药治疗。方不得已，接受了商震的劝告，停止抵抗。方、吉到了商震的司令部，队伍被迫放下武器。何应钦从北平来电话，叫商立即把方扣押起来，商不同意，说：“要扣，你们扣好了，我商启予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当时，方还穿着上将军服，商的师长李杏村对方说：“你何必还穿着军服呢?”暗示情况不好，要他早作打算。方会意说：“好吧，请你借身便服穿吧。”于是，李给他找了一身便衣和便鞋换上了。吃过饭，商派了5部卡车，把方、吉和他们的随从人员等装载南行。这段经过，是抗战时期李杏村在重庆遇到我时，对我谈的。李还说：方、吉接受和平改编后，何应钦曾电蒋请示，蒋复电只4个字：“吉放方办。”所以何非把方扣押不可。蒋介石恨方振武是可以想象的，至于他为什么不扣吉，大概那时他还不知吉鸿昌是中共党员，以为吉失败后就不足为患了。后来，吉继续坚持进行抗日活动，蒋于1934年底派特务到津将吉绑架，解到北平加以杀害。这是以后的事了。
逃出虎口 终被杀害
这5辆卡车于下午5时左右从牛栏山商的司令部开出。方振武坐在第一辆的司机座旁，吉鸿昌坐第二辆。车子开出不久，正要驶上孙河镇一个坡，方在车中看见前面有一排军队持枪奔来，喝问：“方振武在哪里?”方向后一指说：“方振武在后面车上。”这5个人为着抢功，都奔到后面的车子那里去了。方乘机下车，正好那时附近有不少老百姓围上来看热闹，方就混了进去。方的卫士看到方已下车，正想跳下车来，后面的部队已赶到，喝令“什么人都不许下车”!因此，除方振武以外，没有一个人漏网。这时，天色已慢慢黑下来，方振武迅速从人丛中溜出，循着孙河急急而逃，那些队伍搜到第二辆车，吉鸿昌站出来说：“我是吉鸿昌。”搜查的人说：“你站开。”他们把5辆车子一一搜遍，找不到方振武，闹个不休，直到天黑，才放车行。
以后，方的秘书长孟芸生(就是跟方一起从南京溜出来的经理处长)、秘书余燮阳和其他人员被俘。这些人是由一个内奸指认出来的。孟芸生等被押到北平，被蒋、何特务酷刑拷打，后来孟芸生被杀害。余等受到种种酷刑，我到了北平才把他们保了出来，余的奶头都被烧掉，据说是被用香烫、用烙铁烧的。
方振武逃出搜查者的毒手后，从偏僻小道向南潜逃，晚上8时许，到了通州东北的张各庄。这庄子有一二百户人家，那时都已熄灯，只有一家还有灯火。方连忙上去敲门，开门的是一位老人。方振武直截地说：“我叫方振武，以前在密云、顺义和你们通州一带，都驻扎过军队，没有扰过老百姓；现在，因为坚持打日本鬼子，蒋介石要抓我，要被他抓去，我就没有命了，望老人家救我一救。”那老者说：“我姓张，这一村的人都姓张，我是族长。你到我这儿，算得救了。”他连忙拿出一点干粮给方吃，并把方藏在柴草堆下面的地窖里。刚刚掩盖好，只见远处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原来何应钦已派了一旅人在附近各村庄逐家逐户地搜查。他们在张各庄搜了两个多小时，没有搜出，才离庄到别处去搜。第二天清晨，张老装了一车子菜，叫方化装成农民的样子，一起坐车循小路绕过通州，一直把方送到了天津。方振武那时身无分文，他把自己带的一只金手表取下送给张老。张老坚决不受，说：“你是抗日的，我应当帮助你。”说罢就告辞了。后来方振武到了香港，托人带200元酬谢了老人。
方那天进入天津后，先到安徽会馆借了几毛钱，坐车去找租界内住家的一个朋友，在朋友那里躲了几天，才坐上轮船到了香港。我们听到他已脱险抵港，就请余亚农去港代表我们慰问他。以上方振武脱险的情况，是方振武亲口对余亚农讲述，余回来对我说的。
方振武到港不久，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方和陈铭枢等有联系，列名参加反蒋，正预备去闽，蒋介石已进军福建，李济深、陈铭枢等已逃散了，他没有去成。那时我的部队被编为一个旅驻在康保。有一天，何应钦到张家口，宋哲元请他吃饭，邀我作陪。何见到我问：“叔平情况怎样?你们常通信吗?”我说：“好久没接到他的信了。”何含笑说：“这一回，他倒没有到福建参加。”可见蒋、何等对方一直是注视着的。
1935年，方振武出国去欧洲游历，到伦敦后，写信给我，说还有十几个旧部被关在北平监狱里，请我转托冯治安营救。冯治安都把他们保出来了。那时已在“何梅协定”之后，军分会撤销，何应钦已赴宁，宋哲元已在北平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成为北方的主要控制者了。
七七事变后，方振武回国要求参加抗战，在南京见到蒋介石，蒋给以一个上将参议的空名，不让他参与军事。后来，他到桂林办一个垦牧场，收容逃难到桂林的安徽同乡和流亡学生。但是蒋介石对他还不放心，经常有特务去查问、滋扰，他于是逃到香港，住在九龙租界。
他在港九，常常招宴宾客，把他的抗日活动的照片陈列宣传，并和进步人士有所往来，招致了蒋帮的不满。
1941年日军进攻香港，方对人说：“我是抗日的，非离开香港不可。”香港沦陷以前，重庆派飞机去接在港的国民党要人，方振武赶到启德机场，看到最后一架飞机是空着的，要求搭乘，遭到坚决拒绝。但这架飞机，却把孔二小姐(孔祥熙的女儿)养在香港的27条洋狗以及箱笼等载到重庆去了。方振武在机场号啕大哭，痛骂蒋帮。这事，有人在重庆报上写过，我是在报上看到的。
当香港快沦陷的时候，方振武和10多人从元朗间道逃出，准备重返大陆，奔赴抗日战场，但刚到广东省中山县境内，就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方振武遇害后，重庆官方报纸只字不提，他的上将参议名义，一直挂着。直到抗战胜利后，军委会取消，改设国防部，才把方振武的名字抹去。此外，重庆官方还造谣说，方在九龙过海时被土匪杀死，投尸海中。所有这些都说明蒋介石做贼心虚，故意放出烟幕，以掩盖他的罪行而欺骗世人。
内容来自《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