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还记得当初的事？”
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愣了一下，手里的茶杯差点没端住，心里像被人重重敲了一下。
那年冬天，我从北京出发，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又换了卡车，最后跟着驴车一路颠簸，到了黄土高原深处的一个小山村——罗家坪。
村子四周都是连绵起伏的山，黄土地一眼望不到头，风一吹，土腥味直往鼻子里钻。村里人住的都是土坯房，房前屋后堆着麦秸和柴火，一看就知道这里穷得很。
队长罗大成是个老实人，脸黑得像炭，声音洪亮。他把我们这些知青分到了不同的小队，我分在了二队。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个山沟沟会成为我这一生难以忘怀的地方。
刚到村里的时候，日子过得很难。地里的活儿我们不会干，饭不会做，连挑水都摇摇晃晃。村里人看着我们直摇头，觉得这些北京来的娃娇气得很。
罗大成的侄女罗兰兰成了我们的“救星”。她年纪不大，十五六岁，个头瘦瘦小小的，脸圆圆的，总是带着点腼腆的笑。她帮我们做饭，教我们干活，话不多，但手脚麻利，性子实在得让人佩服。
有一天我挑着两桶水，走到半路实在扛不住了，刚想歇歇，罗兰兰从后面追了上来。
“陈哥，我来挑吧！”
“不成不成，你一个姑娘家，哪能干这么重的活儿！”
“我天天干这个，习惯了。”
她笑着没等我说完，就接过了扁担，挑起水桶一路小跑。我看着她瘦小的背影，心里生出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后来春耕开始，我们每天都下地干活，脸黑了，手上磨出了血泡，晚上累得瘫在炕上连话都懒得说。罗兰兰却从不喊累，地里的活儿干完了，还要回家照顾她的母亲和弟弟。
她家里穷得叮当响，母亲身体不好，两个弟弟年纪小，家里的重担全落在她一个人身上。可她从来不抱怨，日子过得苦，却总把笑脸留给别人。
有一次我们一起下地干活，休息的时候她忽然问我：“陈哥，北京是不是到处都有电灯？”
我愣了一下，笑着说：“也不全是，都有电灯，那得多富啊！”
她点点头，低头拔草，没再说话。可我心里却有些难受。她大概连“富”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吧。
那年秋天，我提议办个识字班，教村里的孩子和大人认字。罗兰兰是第一个支持的，她从家里搬来了一块旧门板，当成黑板用，还挨家挨户去喊人来学习。
识字班刚开始的时候，村里人不大愿意来，觉得没啥用。罗兰兰就带头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课，还拉来了几个姑娘和孩子。
她其实认得不少字，但还是每天坚持来学习。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想让大家觉得，连她都来学，别人也没啥不好意思的。
她的聪明和努力让我刮目相看，我开始利用空闲时间帮她补习初中的课程。她学得很快，有时候还会问我些书上的问题，眼睛里闪着亮光。
有一天她忽然问我：“陈哥，咱们山里的人要是认了字，是不是也能过上好日子？”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点点头，说：“只要努力，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她听了，笑得很开心，像个孩子一样。
1973年，村里选人去县里参加赤脚医生的培训班。罗队长说我文化高，想让我去，可村里的老人们不同意。他们担心我学成了就跑回北京，村里又少了一个劳动力。
最后，这个名额给了罗兰兰。
她临走前特意跑来找我，说：“陈哥，我不想离开家，可又觉得这事儿挺重要的。你说我该去吗？”
我点点头，说：“去吧，学了本事回来，能帮村里人治病。”
她低头想了一会儿，抬起头看着我，眼里满是坚定：“那我去了，可我一定会回来。”
罗兰兰在县里学了几个月，回来后就成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村里人都说她厉害，没想到这么个瘦弱的姑娘，还真能治病。
有一次我突然发烧，浑身没劲，躺在炕上半天没动弹。罗兰兰知道后，跑过来看我，给我打了退烧针，还熬了碗姜汤。她坐在我炕边，轻声说：“陈哥，你啥时候能照顾好自己啊？”
我看着她，心里一阵暖意。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个瘦小的姑娘，撑起的远不只是她的家，还有整个村子。
1975年的一个夏天，我听说有人给罗兰兰介绍了对象。那天我心里翻江倒海，连饭都吃不下。
第二天下地干活，我趁着没人，鼓足勇气拉着她到村头的柳树下。
“兰兰，我喜欢你，我想娶你。”
她愣住了，眼里闪过一丝慌乱。
“陈哥，你别开玩笑了。我一个穷姑娘，怎么配得上你？”
“我是真心的！”
她低下头，声音轻得像蚊子哼：“陈哥，你是北京来的，有文化，有前途，我拖不起你。我知道你对我好，可咱俩不是一路人。”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她转身离开，心里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没过多久，罗兰兰嫁给了村里的一个木匠，日子过得平淡却安稳。她让我去送亲，说我是她的“亲哥”。那天晚上，我站在村头，看着她的新房，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1977年恢复高考，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考了，没想到居然考上了冶金学院。离开村子的那天，罗兰兰和她男人送了我很远，她塞给我几个枣花馍和五块钱，说：“陈哥，咱们以后还能见面的。”
我点点头，转身上了车。
后来我回过一次村子，却听说罗兰兰一家早已经搬到南方去了。我辗转打听了很久，终于找到她的联系方式，拨过去，却是个空号。
今年春天，我忽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陈哥，是我，兰兰。”
她的声音沙哑而熟悉，像是穿过了半个世纪，回到了我的耳边。
她告诉我，她现在在上海，日子过得还行，但身体不太好，想见我一面。我心里一阵酸楚，答应了她。
几天后，我去了上海。
见到她时，她坐在轮椅上，头发已经花白，脸上却还挂着那抹熟悉的笑。我们聊了很久，她告诉我，当年拒绝我是因为她知道自己背负的责任太多，怕耽误了我。
“陈哥，我这辈子不后悔，只要你过得好，我就安心了。”
我看着她，心里一阵酸涩，却又莫名地释然了。
窗外的阳光洒在地上，像是为这段记忆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
人生啊，谁能说得清呢？
我转过身，望向窗外，那些年少的记忆像风一样吹过我的心头，带着一丝苦涩，也带着一丝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