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新传》作者：李一冰
在上一节，我们讲述了苏轼初入政坛，年轻气盛，特别是在王安石变法中，苏轼冲在前端，锋芒毕露，这也为他之后的政治生涯埋下了隐患。这一节，就让我们看看苏轼政治生涯中最灰暗的一段时光。
山雨欲来风满楼
1079年的汴梁城，一封又一封的谏书飞向宋神宗，他们的矛头，都对准了苏轼。
这些谏官们找出苏轼一篇又一篇的诗文，逐个标注，状告苏轼讥讽时事、讥讽新政、讥讽神宗。这些谏言，用心非常狠毒，特别是诽谤讥讽皇帝的论断，直接陷苏轼于“大不敬”之地。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激怒神宗，杀苏轼于无形。
当时的苏轼名满天下，是文艺界的“顶流”，是民间百姓的“偶像”。京城的谏官们抓住这一点，说苏轼明知自己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还讥讽时政，说朝廷和皇帝的坏话。你看，他随手写个诗，老百姓就争相传送，篇篇都是“10万+”的阅读量。结果呢？现在民间百姓和忠义之士都对咱们朝廷充满愤慨，说咱们不顾百姓生死。
宋神宗虽然是一个英明的皇帝，也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但每天一上班，就被一沓子的谏书包裹，任是明君，也不免被洗脑。特别是当时，一群急功近利之徒正在朝中寻求机会，看到革新派在算苏轼的帐，就纷纷跳出来。不就是“诗文来找茬”吗？大家都是读书人，挑个刺谁还不会呢！
于是，连个国子博士也跑出来上书了。的确，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平日干的工作皇帝也看不见，现在若能参与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说出去也够吹牛的，没准还能升官呢。而就是这些见利忘义的小人们，将苏轼一步步推向深渊。
很快，宋神宗就被激怒了，打算把事情弄个明白。他下了一道圣旨，让人把苏轼押到御史台问个明白。负责审案的官员，一个叫李定，一个叫张璪。
李定是革新派成员，因为没有为生母服丧，被守旧派斥为不孝，苏轼与他本来没有过节，但是因为在那个时间曾写诗赞颂过另一个守孝的人，所以被李定怀恨在心。其实，当时作诗赞颂另一位守孝者的人很多，但李定却独独记恨苏轼，只怪苏轼名声太盛。
另一个张璪和苏轼是进士同年，还一同做过官。苏轼和他一起爬过山、冒过险，还给他写过诗，一度以为自己是他的好朋友。可张璪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咱俩同一年的公务员，起点都一样，怎么偏偏你那么“秀”，这么“秀”我们还有出头之日吗？拔了你这个“独秀”，不就能显出我来了！所以，张璪也铆足了劲，想要置苏轼于死地。
京城里的形势已经万分危急了，但此时的苏轼，对一切还一无所知。他刚到湖州上任，还沉浸在岁月静好里。殊不知，朝廷派出的人正快马加鞭赶赴湖州。在京的驸马王诜是苏轼的好朋友，靠着皇亲国戚的关系，他最先得到了这个消息，急得不行，立刻派了一个亲信，赶忙去通知近一些的苏辙。
苏辙一听，大事不好，一刻也不敢耽搁，急忙派人前往湖州，好让哥哥苏轼有个准备。这边火急火燎，那边抓捕的人也是风雨兼程。负责抓捕的官员名叫皇甫僎，他带着儿子和两个亲信，一路上快马加鞭，恨不得那马匹有一双翅膀，带他们直接飞到苏轼府邸。
照他们疾驰的速度，按理说苏辙根本来不及通风报信，但出人意料的是，皇甫僎在半路时，儿子突然病了。任是皇甫僎再求功心切，也不想让儿子“带病上岗”、舟车劳顿。所以，他们在中途的润州求医问药，耽误了半天，这才为苏辙争取了时间，提前把消息带给了苏轼。
不过因为这件事，驸马爷王诜也被连累了，顶了个“泄漏密命”的罪名。如果不是“驸马爷”的身份保护他，估计也得到监狱里待上一待了。
新旧党争中的“代罪羔羊”
那么，说到这，有朋友可能疑惑了，苏轼是惹了什么麻烦吗？为什么突然之间，京城的当权派就把他当成了箭靶子，这么多人弹劾他，这么多人想置他于死地，连抓捕的人都这么分秒必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俗话说了，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切的一切，最根本还是四个字——政治斗争。当时王安石变法已经实施了十年。此时的王安石已经离开政治中心，归乡养老。而他当初提拔的那群急功近利的小人，现在纷纷官居要位。但这些人要么能力不行，要么品行不端，要么声望不足。总之，就是配不上宰相这个位置。可偏偏，他们能力不行，民间却有个能力超群、品性端正、声名显赫的。有这个人在，他们在宰相之位上坐得就不安稳、不踏实、不舒服。而这个人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一直被视为守旧派的领袖人物，当初辞去官职后，他就待在洛阳，两耳不闻窗外事地编写史书《资治通鉴》。虽然现在皇帝没有召回他，可万一哪一天，宋神宗看不上现在的宰相，让司马光复出的话，以他那种说一不二的性格，肯定会把王安石选拔出来的革新派“扫地出门”。到时候不要说政治前途了，可能连现有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都没有了。这怎么能让人放心呢？所以必须找个由头，限制司马光的复出。但是司马光这个人，是个职场老江湖，他自从回到洛阳后，绝口不谈时事，一心只修史书。当权派找了半天茬，实在找不出什么破绽。
于是，他们剑走偏锋、转换策略，觉得既然干不掉守旧派的领袖，那就干你们守旧派最出名的苏轼吧。这小子年轻气盛，这几年也没少骂我们革新派，小辫子一抓一个准。就这样，苏轼成了新旧党争中的“代罪羔羊”。
抓捕苏轼
现在，咱们再说回苏轼。苏轼得到消息后，赶紧告假在家。没过多久，抓捕的皇甫僎就闯进了府衙。只见他穿着官袍，一副正言厉色的样子站在院子里，两个随从也是面目狰狞。
苏轼是个书生，哪里见过这种阵仗，一时间慌了阵脚，竟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来了。还是当时二把手祖无颇说：“事已至此，躲着也不是办法，还是出去见面应对吧。”苏轼应了，但内心却是慌乱无比，连穿什么衣服都不知道了。他想着自己既然有罪，就不能再穿朝服了。这是又是祖无颇劝他说：“你现在连是什么罪名都不知道，当然还是穿着官服出去见面。”
于是，苏轼穿上官服，和皇甫僎对立而站。这时候，众人发现，大事不妙，皇甫僎两个随从的衣服都鼓鼓囊囊的，像是藏有匕首，难道皇帝的旨意是当场刺死吗？
此时，的皇甫僎也装模作样，一言不发。一时间，现场的氛围异常微妙。逼不得已，苏轼只好先开口道：“我知道自己最近没少惹怒朝廷，看来今天是要被赐死了，你们放心，赐死之事我不会逃避的，只是请求死之前让我和家人诀别一下。”话说到这，皇甫僎才说：“不至于这样。”
苏轼身后的祖无颇看不下去了，便走上前，向皇甫僎索要逮捕状。等皇甫僎掏出东西，大家才发现，朝廷根本还没定罪。皇甫僎此次前来，任务也不过就是普通的抓捕而已。刚才的一切，都是皇甫僎为了故意吓唬他们。
但苏轼还是得跟着皇甫僎走，他需要被带回御史台接受审查调查。两个随从粗暴地给苏轼绑上绳子，拉着他就出了门。堂堂湖州一把手，就这么被人用绳子拉扯着，像驱赶鸡狗一样，被人赶着往前走。苏轼当时的狼狈，可见一斑。
一路上，苏轼惊魂未定，想到这次一定会连累很多亲朋好友，他心痛万分，甚至想跳河自尽。好在官吏看押地非常严密，苏轼找不到机会跳河。
那一年的八月十八，苏轼到达开封，被关押在御史台的监狱里。汉代时因为御史台外有很多乌鸦，所以古人也将御史台称为“乌台”。苏轼因诗获罪，所以此案就被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
苏轼所在的囚房，狭窄阴暗，举手投足都会碰到墙壁。整个囚房就像一口百尺深井。苏轼这个名满天下的诗人，如今就蜷缩在这个不见天日的井底，等待着别人的宰割。
二十多天后，审讯开始。御史台这帮老油条们太懂得了如何审讯了。他们日夜不停，试图用疲劳战术来击垮苏轼的意志；他们辱骂扑打，试图用逼供诱供来污蔑苏轼。
好在，苏轼全都承受住了。连张扬跋扈的主审李定，都不由得跟同朝官员们叹道：“苏轼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所作的诗文，还能引经据典，随问随答，甚至一个字都没错，这样的人，不是奇才是什么？”
说完这些，李定独自叹息了很久，他也许在哀叹这样的一个天才，却要因为党争而陨落。也许那一刻，想要置苏轼于死地的李定，也对苏轼充满惋惜之情。
很明显，苏轼在御史台的日子十分不好过。他日夜被人侮辱不说，每天还要遭受严苛的审讯，早就有了求死之心。他把青金丹偷偷带入监狱，埋在土里，想着哪天实在熬不下去了，就全部吞下，一了百了。他还给苏辙写了两首诀别诗，嘱托一位好心的狱卒，如果自己死了就把诗拿给弟弟。
好在，苦熬两个月后，严酷的审讯终于结束，御史台给宋神宗写了一份“起诉书”，给苏轼安了个“写作并传播反国谋叛语言文字”的罪名，同时还牵连了司马光等24人。很明显，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污蔑。
不过，就在御史台刑讯逼供时，对苏轼的营救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弟弟苏辙先行上书，请求降职以替兄赎罪，与苏轼交好的老臣、仗义执言的左相、政敌王安石的弟弟，也全都跑来劝诫宋神宗，不能因言杀人，大搞文字狱。连宋神宗的祖母曹太后也惦记着苏轼。当时，曹太后已经病得很厉害，听到苏轼入狱竟泪流不止。病重时，神宗要大赦天下为祖母求寿，曹太后却说：“不用赦免全天下的罪，你只把苏轼一个人放了就够了。”可见曹太后对苏轼的偏爱。
虽然李定等人给苏轼编了无数罪名，但宋神宗还是一个理性的人。他相信，如果人真的做了错事，一定会心有愧疚，寝食难安。如果还能一切坦然，那就说明问心无愧。于是御史台呈送罪状的那天，宋神宗秘密派了一个小太监，跑去狱里察看苏轼的状态。
晚上苏轼睡得正熟，忽然被人摇醒，只听那人连声说道：“贺喜学士，贺喜学士！”苏轼翻了个身，忙问他怎么了。那人说，没事没事，你安心睡觉就行了，说完就匆匆走了。
宋神宗因此断定苏轼内心无愧，他也逐渐明白苏轼并没有“讥讽君上”的意思，这不过是当权者打压苏轼的政治手段而已。但受限于国家制度和舆论情况，宋神宗不得不暂时牺牲苏轼，将他贬到黄州。
至此，苏轼可以出狱了，一百多天的关押，终于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