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不了几天，一个穿长大褂子的青年人跑来找我了。双方对了约定的暗号，认为是自己人了，才开始做有内容的谈话。
他问我："你回来多久了？"
我说："回来已十多天了，等得不耐烦了。我还担心你们出了问题呢！"
"出了问题，公安局还不派人来把你抓走了吗？"
我们说话的声音都很小，因为我们住的房子是用木板隔的。
后来我说："我希望同党中央直接见面，有些重要的话要同他们谈。"
"据我所知，党中央连团中央都搬到江西苏区去了。上海这里只有党中央局和团中央局。你是想请党中央局派人来同你谈话吗？"他说。
我说："他派人来这里也可以，或者指定一个地方我去见他也可以，因为共产国际有重要的指示要传达。"
"那么好，我帮你转达上去，至于时间地点让他们决定好了。"
临走的时候，他又告诉了我同中央局接头谈话前的两句暗号。讲完了，他又要我把这个暗号照说一遍给他听。然后他就走了。
过了两天，在吃早饭后的时间他就来了。告诉我说："中央局要派同志来同你见面，时间是明天下午三点。"说完他就走了。
第二天，我刚吃完早饭，那个人掀开门帘又走进来了。我当时有些吃惊，忙问他"有什么事吗？"他说"没有。"我又问他是不是时间、地点要改变，他说："不会，你就按时等着吧！"说完，他就走了。
他走了以后，我心里想，他为什么没有事也跑来一趟呢？后来我明白了，他这次来的目的是来做一次事前侦察。
中午，我睡觉也睡不着。
准三点，那人来了。先对了口号，他就问我："国际有什么指示？"
我说："从离开莫斯科到今天同你谈话，时间已经经过了差不多两个月了。在我行前，共产国际拍了一封电报，关于当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做了分析和指示，这个电报你们收到没有？"
他瞪着眼睛想了一下："没有什么电报！"
我说："这封电报很重要，也许你们没有接到，也许接到了没有仔细看，你回去再查一查吧！我临走之前，王明同志同我谈了近一个小时，他说'已经有电报打去了，但是国际联络局工作很差，所以恐怕他们没有收到'，因此要我负责详细转达。而且我还问过王明同志，'这是你个人的意思，还是共产国际的意思？'他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意思'。"
接着，我就把那次谈话的内容说一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同国民党的军队已经打了五六年了，双方相持，谁也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要消灭他们，我们固然不可能，但是我们要打进大城市去，正式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或者把全国都统一起来，现在看来也不大有希望；而在我们同国民党双方拉锯战的过程中，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可一天天地扩大，占领的地区也一天天扩大。所以我们同国民党这样双方继续打下去，是不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的，也不符合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两个阶级拼死搏斗，反而给外族的侵略者造成了机会。这一点要注意。二、现在全中国人民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抵抗日本的侵略，就是不要做亡国奴。他们所希望于我们的是把我们的力量转向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民族的生存和利益。但是假如我们把斗争的力量集中针对蒋介石国民党，这是同广大人民的利益不一致的。没有广大人民的拥护，我们就会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就难免会失败，或者遭受到很大的挫折。三、国民党说要安内才能攘外，我们说要打倒国民党卖国集团，我们才能够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但是现在时局明显摆着，国民党不抵抗外敌，能够安内吗？而我们要推倒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后才能抗日，这里就有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用多少时间，估计一下，才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呢？还有一个是力量问题，我们要花多大的力量才能够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呢？而当前日本侵略者正是利用我们同国民党双方的矛盾步步进攻。所以，我们说要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后才能抗日，这是空想；而国民党说要安了内才能攘外，这也是做梦。因此，我们今天，要从现实出发，重新作出战略的估计。四、按目前的形势说，共产国际的意思认为，为了救亡图存，应该同国民党政权联合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新的形势下的战略决策，这是符合全国最广大人民的要求和希望的。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把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的创议权拿到手中，我们就可以争取全国千千万万的群众；假如我们还是坚持旧的战略方针，那就会脱离了广大群众的要求，而把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五、不错，国民党也是我们的敌人，但目前来说，他不是我们最主要的敌人，一定要看清，日本帝国主义才是我们最主要的敌人。我们提出同国民党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国民党虽然不同意，但是目前他们的力量也在受到日本侵略军的威胁，严重地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英美派的资产阶级以及他们一些官僚机构的利益。所以他们下面的一些人，中下层军官以至少数的高级军官也都可能赞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今天我们的工作为什么老是打不开，就是因为我们提出的政纲同最广大的群众的利益不一致，我们不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掩护和支持，以致我们用在人口中占极少数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和敌人硬拼，这是无法获得胜利而牺牲又非常之惨重的。我们要掌握正确的战略，提出能够打动广大人民的思想的口号，这样才能动员千百万群众来展开伟大的场面同敌人斗争。蒋介石和其他一小撮投降派尽管不愿意同我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但是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广大的人民，他们要拥护抗日统一战线，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
"王明同志同我谈话的时候，就说这个战略方针的转变非常重要，虽然转变过程中还有许多细节要仔细商量，而且转变的时候也许会有若干的困难，或者在我们党员中、部队中有抵触情绪，但是这都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克服和解决的……
"王明同志的话大致是这样，而且这些话王明同志说是共产国际的意思，希望中央好好讨论做出决……
"我本人虽然离开祖国已经好几年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方针是对的，是切合广大群众的要求的……"
他很仔细听完了我的话，中间也做了一些扼要的记录。然后他说："我将把你的意见转达给中央。至于电报，我回去再查一查。我第二次来的时候，再来谈一次。"并约好了时间。
过了几天，他第二次来了。他告诉我说："电报已经查到了。但是说得很简单，意思也没有说清楚。我们已经把你这个意思转到江西中央去了。这样大的战略方针的转变，我们也得要向江西苏区中央请示。关于你的工作问题，我们决定派你到共青团中央局去做宣传部长。这个职务，原来是凯丰做的，他已经到江西苏区去了。现在给你钱去租房子，租好房子以后，把地址用纸封好交给我，我转给团中央的负责同志。所以我还要同你再接头一次。"他还交待我说："房子的地点要周围比较热闹，而中央又比较僻静的地方，而房子本身是要常常有许多人来往的，如成衣店、饭馆、杂货店、理发店的楼上。经过的道路要有较多的曲折。总之，要比较容易发现身后是否有跟踪的人。"说完他就走了。
经过两次谈话，我听得出他是广东的客家兴宁人，但我不便对他说出。后来知道，他就是黄文杰。
我同团中央局书记大个子见面
房子租定了以后，我等着来人好把地址交给他，然后搬房子。后来来同我接头的人并不是黄文杰，但我把地址封好，交给那人了。
第一个来找我谈话的是山东人，他自称说"人家都说我是大个子"。除了寒暄几句以外，他就谈到目前工作的困难。他说："组织经常遭受到敌人的破坏，而且有些敌人已经潜入到我们的血管里面来了，所以要特别提高警惕。像你这样从外国才回来的人，更要注意，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定。"并交待我："在窗口要挂上警号，万一敌人来搜捕，你首先就要把窗口的警号拿掉，让别的同志看见了，知道你这里出了问题了，他就不进来了。"
我按照他的嘱咐，就把一个药水瓶子放在那个窗口角落里。然后他就通知我："大后天是星期五，上午8时到 xx 路 xx 里 x 号二楼，开团中央局的会。那房子是从后门进去的，但进去以前，你得在前门先看一看，看窗门口有没有放一双鞋，有，你就可以进去了；没有，你就不要进去。你这个地方，我知道，此外还可能派一个'内交'（即内部交通）来，接头的口号以后再告诉你。"
开始做地下工作
到了那天，我就去开会了。张大个子早就在那里了。
住机关的两个人，一个男的叫小唐，是团中央局的秘书长，还有一个是小陆，她是住机关的女同志。因为上海租房子，常常贴着一张条子"非眷莫问"，所以男同志没有结婚也得临时找个女同志陪住在一起，表面上是夫妻，实际上则未必都是。除了张大个子以外，还有个很高很瘦的北方人，叫做小陈，脸色惨白，完全是知识分子的样子。但据说他也是一个工人。开会就是我们三个人讨论。由张大个子提出议程，逐条讨论。讨论完了，就加点菜，在小唐家里吃饭。
至于这第一次会议讨论了些什么，以及以后的许多会议讨论的内容是什么，我现在都完全忘光了。
我们这三个人的会议，就是团中央局的会议了。书记是山东张大个子骆驼，那个又高又瘦的白面书生小陈是组织部长。
此外我还主编《列宁青年》，这是我同宣传部副部长小郑（郑思群）共同主编的。小郑不参加中局的会议，倒是我一个星期有两次到他家去，同他一道编稿。他的老婆是小书（吴耕书）,他们两人倒真是一对夫妻，而且还生了一个小孩子叫郑美特。我到他家去，编完稿子，就给他三毛钱多买点菜，在他家吃饭。
此外，秘密工作还有一个规定，就是除了所规定的有工作关系的人以外，一律不准往来。就是在街上见面，也不准打招呼。除了住房子是由公家支出以外，每月伙食费12块钱，零用交通费三块钱。在季节变动的时候，要添置衣服、鞋袜等，要向山东大个子提出申请，由他批准支付。有一次，我买东西多用了五毛钱，他说我经济观念不正确，要我做了半天的自我批评。所以其生活之艰苦，可想而知了。
老实说，我当时思想也有矛盾的。我还是想做做文化工作，写写文章好。做这样绝对的秘密工作，不准同家里母亲通信，不准和无工作关系的人来往，没有私人朋友。回想当年搞文化工作，虽然也是个党员，但过的还是公开生活。然而我这个思想也不敢提出来，因为我在共产国际呆了这些年，知道不少党内秘密，因此我知道，假如我提出申请要回头做半公开的文化工作，那肯定是不会被批准，而且还会受到批评的。
后来，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越来越厉害，曾经两次听说有叛徒站在交通频繁的公共汽车站上，指认下车的人说，"这人是共产党"，站在他身后的巡捕或者特务马上就把那人抓走了。
为了防止这样的事件发生，所以连共同工作的同志也以互相不认识为最好。偶然因为有事情联系碰在一起的时候，也有一位同志站在这两个人中间，不让他们彼此互相看到面孔，所以我对于当时的工作同志认得非常少。我所认得的就只有书记山东张大个子和他的老婆，组织部长小陈和他的老婆，以及小唐一对和小郑一对。
不过，尽管限制很严，我还是一两个月之内会偷偷跑到白薇家里去，从那里知道过去文艺界人士的一些消息。其中最使我吃惊的就是，原来创造社的诗人王独清据说已经叛变到托派那边去了，而且整天精神紧张，害怕有人要行刺他。记得在我出国前夜，他就同陈独秀搞得很好了。后来我走了以后，他就竟然加进托派组织了。还有个余慕陶，也加进了托派组织。知道了这些事以后，我当然就不敢去找他们了。而余慕陶那里我还寄存有不少东西，如书籍和好料子的衣服﹣﹣我出国以前在上海搞文化工作时，喜欢穿的西装、秋冬大衣；最可惜的是一大本的莎士比亚全集，现在当然也不敢去取了；还有800块钱光洋，也不敢去问他要回来了。
关于福建事变
不久，发生了福建事变。李济深、蔡廷锴、黄琪翔在福建成立福建抗日人民政府，主张抗战。这时，我又向中央提出，要同他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但是，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当时的中央局认为：参加福建事变的那些人，都是反动派，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是狗咬狗的矛盾；他们打出抗日的招牌是企图用另外一种方式维护他们反动派垂危的统治。列宁说的改良主义是革命的副产物，都是反革命派嘛，我们没有必要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苏区的中央已经同他们订立了暂时的停战协定，互不侵犯，这就够了。
我当时很不同意中央局的这种看法，我还是坚持从莫斯科带回来的那一套主张。但是我又没有勇气和魄力来坚持我自己的主张。因为假如是坚持下去，就会被加上"取消派"、"投降派"等等罪名而受打击。而且过去北四川路一带都是广东人的世界，但是我回国以后，曾到北四川路的永安里那些广东人集中的地方以及我哥哥黄枯桐住的地方走走，都早已没有一个广东人了。很整齐的永安里，也变得破烂不堪，大多数广东人大概都在"一二．八"以后跑回广东去了。所以这时，我假如坚持我的主张，被打成右派或投降分子的话，我的生活怎么办呢？我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或亲戚朋友能够来支持我。就是文艺界的朋友，也都是在党的指挥之下。假如党认为我是投降分子，他们敢支持我吗？所以想到这里，我就觉得随大流算了。不过，我还严肃地表示：我服从党中央的指示，但是我还保留我自己的意见。
我这样不敢坚持原则，实在是我生平最大的错误。假如当时能够把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起来，那局面将会完全改观的。
团中央局组织了干部训练班，招来了大破坏
在1934年夏，报纸上曾经透露过一点消息，说中国共产党中央方面，曾派人去找宋庆龄同志，提议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我当时心中窃喜，认为也许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已经传到了我们中央的耳朵了。也许整个方针政策会来一个大大的改变了。一直到后来党中央瓦窑堡的会议，才终于把抗日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确定下来。然而迟了，来不及了，连续不断的大破坏就接踵而来了。
这个时候正是革命空气消沉，地方各省的党、团组织混乱的时候，团中央局组织部长小朱从各地方召集干部到上海搞了一个干部训练班。来上课的人究竟是哪些人，我不知道，但作为宣传部长总不免要去讲课的。
记得那是夏天，地点是"法南区"的法租界。
一天，当我要去讲课的时候，下起了大暴雨。为能准时到达，我只好冒雨前去。马路上的雨水就像河水一样奔流。到达目的地时，下半身几乎全湿了。
一个人站在大门内等我，他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找姓朱的。"他又问："你贵姓？"我说："我姓 x ，是来找姓朱的谈买卖的。"
暗号对上，他就让我上楼了。
楼下的中堂摆设得很像样，像是一个普通人家，正中挂着一个关云长的像，香炉里还烧着香。
出去呢？为了掩饰我对于他这个人的怀疑，我就有意责备了班长一句。我说："在这个时候，你根本就不应让他出门去……以后一定要严守纪律。班长也应受到大家的监督……"我口上这样说，心里却在盘算着，究竟是不是该把这个人扣起来，交特科组去审问呢？或是这个训练班暂时就停办，下一次的讲课我也不再来。后来又一想，如果他到外面已经同公安局的人接上了头，那我出去的时候，就会有人盯梢，如果没发现有人盯梢，那就可能没什么问题了。
于是我就开始讲课了。
讲完了课，我又叮嘱说："希望大家一定要遵守纪律，不要出娄子。"
班长送我到楼下，我特别叮嘱他要注意这个人。在有领导人来讲课的时候，绝不能容人出去。然后，我又叫班长到外面看了看，他回来说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我这才放心出门回家。
事后，我没有将此事向上级汇报，也没有立即搬家，我脑子里就相信我自己的化装。因为我是打扮成一个小商人的样子的。
我虽然注意了这次事件，但却因为自己没有坐过牢吃过苦，想事情总是往好的方面去想，不往坏的方面去想，尽早做些可能发生坏的情况的准备。由于没有向上级汇报，终于不久就发生了大的破坏了。
【黄药眠（1903—1987），广东梅州人。诗人、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教育家。1925年毕业于广东大学，后加盟“创造社”，1929年在苏联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任翻译，1933年回国，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国际新闻社总编辑、“文协”桂林分会秘书长、“文协”香港分会主席、《光明报》主编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著有诗集《黄花岗上》《桂林底撤退》，小说《淡紫色之夜》，散文集《美丽的黑海》，文艺论集《论诗》《论约瑟夫的外套》《初学集》《迎新集》等，口述自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