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承瑛
接前文：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1938年12月,冀中军区津南抗日自卫军正式编属一二〇师，但“津南抗日自卫军”的名字不变,张仲瀚任司令员,郭元猷任副司令员(兼一团团长),齐健秋为政治部主任,刘兴中为司令部参谋长,编制为1个团,7个支队,指战员近2000人,成立不久,部队即开去平汉路西山区陈庄、岔头、牛家下口一带进行整训,并在这一地区作战。
次年7月,这支部队又奉命与一二〇师的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的一部分合并,但番号仍为“一二〇师津南抗日自卫军”张仲瀚任司令员,陈文彬(原七一九团政委)任政委,贺庆积(原七一九团团长)任副司令员,郭元猷(原津南军副司令)任参谋长,齐健秋、张云善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合编后部队有2.3万余人，在陈庄以东的北潭庄一带,一面整训,一面作战。于10月重返冀中。
1940年初,部队会同冀中军区其他部队开赴冀南,参加讨伐叛军石友三的战役。其后,在冀南冀中与日军连续作战。5月，西进晋察冀,驻平山地区,经数次战斗后,于8月会同晋察冀军区部队参加“百团大战”。9月奉调晋绥,参加了同蒲战役。11月,西渡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驻于绥德、米脂一线,在这里,部队奉命正式改编为七一九团,归属三五九旅建制,张仲瀚任团长,曾涤任政委贺庆积任副团长,自此,“津南抗日自卫军”的番号即取消。
这年12月20日,是张仲瀚终生难忘的日子,他随师政委关向应到了延安,当天晚上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这是在一个晚会上，当关向应把他向毛主席介绍时,他的两眼已因热泪而模糊不清了。他站在毛主席面前,紧握着主席的温暖的手,听着他每一句慈祥的问话。第二天,毛主席又专门抽时间接见了关向应政委和他。当主席问到他的情况时,他扼要地作了汇报。当主席知道他担任七一九团团长时,语重心长地勉励说““好啊,好好当。要当好一个团长,还要努力!”
张仲瀚把毛主席的这一教导作为他以后很长时间思想行动的指南,他想:“毛主席要我'好好当’,我应该理解首先是好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指的是要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好好当群众的小学生。毛主席讲要'要当好一个团长,还要努力’,我应理解为我现在还没有当好一个团长,我要用最大的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指挥作战能力,争取当好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团长。于是他回到部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床头墙上工整地写了10个大字——“努力当好八路军的团长”!
“我们是来革命,不是来争权”
津南军与七一九团合编,张仲瀚见到三五九旅领导人王震、袁住远和王恩茂同志,他的内心感到为归入这支来自“井冈山脚下’的老红军队伍的战斗序列而十分高兴。然而,部队里一部分指战员却一度产生思想波动,出现不团结现象。部队合编时的组成,是津南军的全部1700人和七一九团的一个营800人。津南军的人占多数,文化程度高,故有“文化团”之称谓,但大多是从抗战学院、抗大和新参军来的年轻人;七一九团的人不多,但大多是老红军、老八路,会打仗,有经验,故七一九团被誉为是“铁团”。刚合编时,七一九团有的同志认为津南军都是“年轻娃娃”,光会说,不会打仗有些看不起他们;而津南军的有些人就认为七一九团没文化,是“大老粗”,有些不服气,甚至有的人错误地认为是“津南军被七九团吃掉了”,气冲冲地去找张仲瀚:
“张司令,我们合编了,你感觉如何?!”
“合编了,很好嘛,部队的领导加强了,战斗力增强了!”张仲瀚回答。
“领导加强了?!打仗的指挥权实际在贺庆积手里,政治工作陈文彬说了算,你说的也不算!”有的感到很委屈。
“怎么这样看问题呢?我不还是司令员吗?!谁也没有不尊重我的,”张仲瀚解释说。
“张司令,你不要糊涂了,现在要考虑我们没有权了,这是个兵权的大问题呀!我们津南军被贺(庆积)、陈(文彬)支队吃掉了，有的人想走,不想干了……”
听到这里,张仲瀚很生气,在桌上拍了一巴掌,说:“这是什么人说的,为什么这样说。眼光短浅,看不到人家的长处,人家是老干部,是长征过来的，人家会打仗,政治觉悟高,有经验,我们不向他们学习,向谁学习?!不靠他们靠谁?!我们和他们能在一起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们是来干革命的,打鬼子的，不是来争权的……”几句话说得这些人低下了头。张仲瀚已经在发火了，他严肃地批评说:“以后不准你们说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你们听了别人讲这种话应该制止他们。如果有人还不顾大局破坏团结,我要严厉处罚他。”
张仲瀚知道,这是一种压制的办法,而思想问题,压制是不能解决的。他自从1938年从晋察冀军区带来一些毛主席著作后,就经常注意用这个思想武器去武装全体指战员，自己更是抓紧时间认真学习。现在部队思想出现的这些问题,不正是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自由主义》中所指的那些问题吗?
“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消蚀作用和离心作用。”“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革命队伍中不应保留它的地位。"主席对这些问题不是早有教导吗,于是他和政委陈文彬立即组织部队学习毛主席的这些著作,并抓紧在训练和战斗的间隙找大家谈心,进行疏导,同时,发动两支部队和党员骨干,各自多做本团同志的思想工作,带头做增强团结的表率。
为此,团党委还专门讨论作了一个《关于增强团结的决定》,这个问题很快解决了,部队呈现了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使七一九团在尔后!系列的战斗中,越战越强,都经住了严峻的考验。
1940年底,他率军奉命驻守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米脂时,那里政治情况复杂,敌我杂处,既有我党的县委会和各界救国会，同时又有国民党的县党部、县政府。张仲瀚根据我党的统战政策，注意斗争策略,既掌握原则性,又注意灵活性,广交朋友,孤立和打击顽固派。在县参议会上,他对克扣我军粮草,造谣诬蔑我党我军的反动县长高仲谦,有理有节地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唇枪舌剑,有力地揭露和打击了对方破坏团结、破坏抗日的罪行,维护了我党我军的利益。
南泥湾大生产
1942年,国民党胡宗南部集结主力第一军、三十六军、九十军于宜川、洛川一线,企图利用我边防南线南泥湾空虚之际,偷袭延安。针对这一形势,我三五九旅奉命南下,进军边区的南大门——九龙泉,屯兵备战,开展了闻名中外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张仲瀚当时是七一九团团长,兼任南泥湾垦区区长,这里是人烟稀少的荒芜山区,树木参天,杂草遍野,土质肥沃,适于大规模开荒造田。张仲瀚深知“屯兵”南泥湾的战略意义,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要求边区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以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指示，执行朱德总司令指出的“以生产、教育两大任务”为中心,而其中又以生产为首位的布署,不让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他积极带头,身先士卒,手上血泡磨破一层又一层,露出新鲜肉,渗着血印子,别人劝他休息,他却风趣地回答:“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我还想争取个劳模当当呢!”乐得大家把一身疲劳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那时,由于敌人对我们的严密封锁,边区军民生活是极其困难的,刚进南泥湾时,硬是饿着肚子开荒,一个人一天只4两米,任务是一个人一天开荒1亩地,吃不饱,真是苦呀!有的人顶不住,就思想动摇,甚至有的不辞而别了,而开小差的却正是张仲瀚原津南军的能写会道的知识分子。这对张仲瀚的刺激很大。他还是按照毛主席教导的,注意多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找那些思想动摇的同志谈心,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伟人都是从苦难中练出来的事例后，引用一句名言教育鼓励大家:“人生唯有创业难,难中多奇志;历来武人打天下,天下唯有吃饭难。”
他寓意深长地说:“今天的南泥湾大生产也将是多奇志的发源,我们不仅要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我们还要练兵,要积蓄力量,要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要打天下,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这就是前无古人的奇志啊 。我看,20年以后,没有到过南泥湾生产的人还会后悔感到遗憾呢!”为了鼓舞向前看,向远看,他应用“风从虎,云从龙”的典故,把这“九龙泉”改为“风云庄”,寓意是南泥湾藏龙卧虎,今朝生产练兵,明日叱咤风云。这些对教育部队稳定思想,鼓舞斗志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很快“风云庄”风起云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开荒造田的生产竞赛高潮。这年秋天,朱德总司令视察南泥湾,陪同总司令前来的著名爱国人士续范亭老人看了这些情景,曾兴奋地咏诗《风云庄巡边》一首,诗中以“镇边将军知是谁,燕赵男儿贵姓张”之句,赞誉张仲瀚同志。
这一年,毛主席视察南泥湾时,还特地去九龙泉,看了这支生龙活虎的部队。张仲瀚集合连以上干部,列队欢迎。这时,部队的生活还很苦,大家穿得像“叫化子”一样,但个个喜笑颜开,活蹦乱跳,精神面貌很好。
毛主席穿一身我们自己生产的灰布衣服,慈祥和蔼,向大家招手致意,看到大家生活很苦的情景,鼓励大家说:"我们会一天天好起来的。”说着,和大家一一握手,看到这些生气蓬勃的青年,笑着说:“听贺龙说,九团是文化团,你们有多少文化人呀?”张仲瀚回答说:“我们从军政学校来了一批学生,从抗大来了一批学生,知识分子不少,还有一个干部连。”毛主席听了说:“好呀!知识分子要有知识,要好好劳动,从劳动中增长知识。”
张继续汇报说:“我们南泥湾这些知识分子没有不参加劳动的,还有不少人当了劳动模范了。”主席听了,很高兴说:“劳动出英雄,劳动创造世界嘛,好啊!”接着,主席来到九龙泉边,把双手伸进水里,捧了两捧泉水放到嘴里,高兴地说“好水呀!我们今天喝到九龙泉的水了!”
中午张仲瀚留主席吃饭,所用鸡、鸭、肉、蛋、菜,都是九团自己生产的,毛主席吃得很满意,说:“好啊!好,这不就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吗!”这时,张仲瀚端出一盘亲手炒的辣椒来,主席连连夹了两筷子放在嘴里,风趣地赞场说:“炒得好,有味,张司令不仅会唱京戏,还是一个出色厨师哩!”乐得大家哈哈大笑。
停了停,主席严肃对大家说:“胡宗南还在我们门口,随时准备侵犯我边区,我们要一方面搞生产自给,一方面练好兵,准备打仗,决不能麻痹!”
练兵场上
1943年冬国民党调兵遣将蠢蠢欲动，企图侵犯我边区，毛主席、党中央号召边区部队开展大规模练兵运动。
张仲瀚身体力行,要求他的部队严格按上级的规定和要求,思想练兵和军事练兵双管齐下,以思想练兵带动军事练兵。
在团党委统一领导下,他和政委曾涤同志明确分工,曾涤同志着重抓练兵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他着重抓军事训练。在训练中,他严格要求,对于重点训练项目,他要求动作必须分解，由分解再到综合,一丝不苟。
10月的九龙泉,四野一片丰收景象,鸡鸭兔成群,猪牛羊马满圈,粮食、蔬菜堆积如山,九团的练兵场上,杀声震天,一排排草耙模拟人,这就是“敌人”。另外,还有独木桥,百米障碍、铁丝网外壕,木墙、土城等,都是配合刺杀和体育项目用的。布列成方队形的战士,拉开左右前后间隔距离,手持教练枪,一动不动地挺立着。这时张仲瀚来到操场,停立在队列的正中央，手握教练枪,作训练前的思想动员了:“同志们,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为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我们肩负着重大任务,这就是大生产和大练兵,我要求大家一定要以实战精神搞好训练,这是党对我们的一次考验。我们能不能完成?”
“完成,坚决完成!”战士们响亮的回答。
接着,张仲瀚亲自给大家示范刺杀的分解动用。只听见他宏亮地一声:“预备用——枪。”操场里顿时“唰”的一声响,然后便寂静得鸦雀无声了。接着张仲瀚一声:“直刺!”操场上发出整齐的怒吼声:“杀!”
张仲瀚走到每一个同志跟前,纠正一下姿势,或者端正一下刺刀尖。又跑回队列的中央,给大家继续作示范:
他的前腿弓起,胸脯前倾,后腿绷直,枪夹肘下,用力前刺。接着他又下达口令:“向左刺!”又一个口令:“向右刺!”最后一个动作难度很大,叫“双风贯耳”。他身体灵活地向后一转身,用枪托用力一击,发出震耳的“啪啪”声。
就在这时,有一个同志发出了“噗哧”的一声笑,因为张仲瀚会打篮球,感到他的动作有点像打篮球的样子。这时张仲瀚严肃地批评说:“这可不是在球场,这是在面对敌人的战场。我讲的要以实战的精神,就是要把操场当作战场,草耙就是凶恶的敌人。我们要养成顽强的战斗作风。国民党反动派是真老虎,但也是假老虎。我们练兵要把假老虎当真老虎打……”
他的这一番话,既是军事训练,又是政治动员,使大家很受教益,认识到练兵要“动真”,不是假的。于是谁也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
这天训练,整个一上午没有休息,只见张仲瀚头上汗流如雨同志们的单衣也都湿透了,但他仍在下口令;“直刺!向左刺!向右刺!向下刺!……”刺杀不停,喊声霞天。
这次大练兵,九团的指战员,个个练得兵强马壮,思想、军事作风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为尔后迎接更残酷的战斗，夺取各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王震南征
1944年夏,由于蒋介石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在日寇猖狂进攻面前,国民党正面战场数十万大军一触即溃。豫、湘、桂、黔相继沦陷,进逼川境。我党为了挽救祖国危亡,决定调王震、王首道率三五九旅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挺进华南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
11月9日,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南征。南下部队共编为4个大队,即由七一七团的两个营编为第一大队,由七一八团编为第二大队,张仲瀚的七一九团的一部和补充团的一部合编为第三大队,由特务团编为第四大队(第三大队由张仲瀚任大队长，曾涤任政委)。部队东渡黄河后,经过数千里的连续行军和连续作战,突破了敌、伪、顽军的重重阻拦,于1945年2月初胜利到达新四军第五师鄂豫皖边区根据地,与李先念部会师。
来自延安的“八路军”和远东敌后的“新四军”,这两支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培育起来的人民军队,今日会合在一起，人山人海,激荡着亲如骨肉的战斗的革命情谊。这个根据地的人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和新四军的战士兴高采烈,高呼“欢迎八路军老大哥”,高呼“毛主席万岁”,声音震撼着巍峨的大悟山。他们像到了家里一样,和亲人一起过了一个团结愉快的春节。
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和准备,部队继续南下，张仲瀚的第三大队是担任前卫团任务。他们穿过敌军、顽军的封锁,抵达长江天堑,在武汉以东,抢渡长江,他沉着指挥,使部队在江面上巧妙地躲过了日寇汽艇的巡逻，胜利到达对岸，占领阵地，保证了主力部队顺利渡江。
经过频繁的战斗和艰苦的工作,南下部队和新四军五师的一部于4月间在鄂南、湘北、赣北地区初步建立了游击根据地。5月,王震奉命率主力进至湘中、湘潭一带。分兵一小部由张仲瀚建立“湘北军区”,张为军区司令员,曾涤为政委,徐国贤为副司令员。南下以来,张仲瀚念念不忘在延安出发时毛主席的叮咛:“你们的行动,是敌后的,分散的,隐蔽的抗日游击战争。他认为这就是南征抗日的必须遵守的军事路线和行动准则。用这个指导思想,他领导这个军区,以药菇山为基地,游击于平江、浏阳、岳阳、湘阴、临湘和鄂南之通山、通城、蒲圻地区,彻底肃清该地区的土匪武装,消灭了国民党特务武装阮宝山部,多次抗击国民党九十九军、七十二军所属部队的进犯,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完成了巩固鄂南,发展湘北,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10月10日,我党与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我党允诺了国民党将我江南部队撤退到江北。
10月12日,党中央命令王震率部自湘、赣、粤北返。而蒋介石却背信弃义,调动了一切正规军和地方兵团,联合伪军,沿途向我军堵截、侧击和尾追,妄图消灭我军于长江以南。
当时,张体学同志已在鄂南建立了以新四军五师部队为基干的鄂南军区,李先念同志来电指示:留张体学同志率两个团在鄂南接护南下部队渡江北返。在这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张仲瀚主动向张体学建议并转报李先念同志:让张体学率一部先过江北,他自己留江南执行接护北返部队过江的艰巨任务,留张体学的一个团归他指挥。这个建议,得到了李先念同志的批准。
这时,国民党调遣围歼我北返部队的兵力之多是我们在华南整个时期所未见过的。张仲瀚临危不惧,他带着他原属的部队和新四军的一个团,在金牛镇梁子湖一带,同敌人周旋,声东击西,神出鬼没,使敌人捉摸不定,穷于应付,这时,他由于水土不服,满身生疱疮,剧痛难忍,行走艰难,他坚持寸步不离岗位,坐着担架,守在江边指挥。牢牢吸引和牵制着敌人，保证了我主力顺利渡江北返。当敌人发现张仲瀚只有500余兵力，调兵围歼他时,他已完成了任务机智地率部北渡回师了，
“不要相信这个谈判”
1945年冬,张仲瀚奉命率“北返军”的一部组建鄂北军区(分区级),张任司令员,曾涤任政委。这时,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但是,蒋对全面发起内战还没有准备好,一方面施放烟幕,在1946年1月10日发布“停战令”这个幌子,一方面他有调兵遗将布置内战的时间。同时,在美帝国主义的授意下,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这年2月,叶剑英同志来电,调张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担任叶剑英同志的高级联络官。张仲瀚观察当时的形势:蒋介石在发布“停战令”后,不但不执行,反而继续调集军队,在许多地方向解放区进攻,在东北进攻的规模更大。因此,张仲瀚对这“谈判”感到怀疑,虽然思想上不愿意去“军调部”,但在组织上还是服从了。
他在“军调部”工作了7个月,作为叶剑英的高级联络官,经常来往于三方(中共、国民党、美方)代表组之间,往返于北平、南京、武汉、安阳、延安等地,传达指示,取送文件,了解情况等等。特别是能与周恩来、董必武和党中央一些领导同志接触,聆听他们的指示,使他得以洞察敌方动态,明了我党的斗争方针、政策和策略,他看清楚了，这个“停战”完全是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同谋下进行的“缓兵之计”。
因为国民党的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跑得太远了，一时调不过来,需要时间。而我方之所以要陪着他们一起“谈判”,就是要向全国人民证明:主张和平、争取和平的是我共产党,而重开内战的罪魁祸首是蒋介石国民党,所以,重新打起来,并全面打起来是不可避免了,仅仅是时间问题。对此,叶剑英同志也曾明确对他指示过:“我们要和他们谈判,但任何人都不要相信这个谈判。于是他提笔给他中原的部队写信,请他们千万不要相信“停战”“和平”这回事,不可相信这个“谈判”,要把一切工作、一切精力、一切时间放在准备打仗上,特别是思想上的准备,唯一的可能就是打仗。
这时,驻中原的我军正处于被国民党30万大军重重的包围之境。鉴于以上的想法,张仲瀚心急火燎,写信给王震同志,要求回中原参加战斗。王震回信说:中原前线的斗争是严峻的、艰苦的、光荣的,同样,“军调部”的工作也是一场严峻的复杂的光荣的斗争。党需要他留在这里,勉励他继续安心工作。
以后,张仲瀚同志在叙述他这段斗争的情况时,他风趣地说:“这'谈判’很简单嘛,我只把握一条原则:凡是国民党拥护的,我就高举拳头坚决反对,凡是国民党反对的,我就举起双手完全赞成!”同志们也意味深长的说:“你这个高级联络官的毛主席著作学得真好啊!”
渤海扩军
1946年9月,张仲瀚离开“军调部”回到延安,也正是王震、率领北返部队中原突围胜利回师延安的时候。这时,张仲瀚又和他南下时同生死浴血战斗的九团指战员见面了。他怀着悲喜交加的感情,硬是一个一个地紧紧拥抱他们,忍不住眼泪直往外涌。
南下时,九团(三大队)有指战员千余之众,现在站在面前的已不到200人了。自中原突围以来,他们为了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一路打了许多硬仗,打得英勇,打得顽强,以自己渡江以来所剩不过几百人的一支部队,像尖刀一样,穿插在敌人的整个军、整个师的中间,杀开一条血路,使自己的整个突围部队胜利回到毛主席的身边来。眼前的这些干部战士,说他们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的钢铁之师,是毫不过分的。
现在,为了扩充队伍,迎接新的更大规模的战斗,他奉上级命令,又要带着他们到华东去扩建一个旅,然后重返西北作战。有这样的骨干、这样的“红色种子”,他感到全身充满力量、充满信心。
10月间,他和政委曾涤带领这支部队从延安出发了,行军条件很差,只有五匹马,张仲瀚一匹,但他自己不骑,和大家一样走路,把马让给病号或体弱的同志骑。
路过河北的西张孟,他当年(1939年)带领津南抗日自卫军在这里与日寇打了一场很残酷的仗,叫西张孟战斗,津南军伤亡100多人。张仲瀚带着部队,专程绕道来到这些阵亡的烈士墓前,肃立哀悼。只见100多个杂草丛生的坟堆,密密麻麻地排成三行。他们为了赶走日寇,挽救中国危亡,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默默地躺在这里已经8年了。
如今,日寇已经投降,国民党蒋介石妄图独吞胜利果实,不惜背信弃义妄图消灭抗日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这些英烈倘若有知,他们定会组成雄威的阴兵,痛歼国民党。张仲瀚恭立在墓前,缅怀这些有功之臣,给部队讲述当年这些烈士英勇杀敌,壮烈牺牲的可歌可泣的情节,忍不住痛哭失声。指战员听了,个个流泪,悲愤不已,面对烈士遗骨,暗下决心,一定继承他们的遗志,消灭国民党匪军,完成先烈未竟的解放事业。
部队穿过晋冀鲁豫,于1947年1月间到达华东的渤海区。在沿途行军中,利用休息时间,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进行“小整风”。要是防止和反对骄傲自满的“功臣思想”和“歇一歇”、“舒服舒服的松劲情绪。进行“连续作战”“艰苦奋斗”的教育,为完成组建新旅打好思想基础。
华东军区首长陈毅和粟裕同志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张仲瀚和曾涤在向华东军区首长汇报中,明确提出组建的这支军队是“必须回到西北战场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部队，政治上军事上都要求高标准,必须是遵循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党指挥枪、拥政爱民,对敌狠对内和、能压倒一切敌人的雄师”。
在华东军区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紧张的思想组织动员,在正在进行土改的鲁北地区顿时掀起了争先恐后的参军高潮,许多贫下中农子弟,成群结队,踊跃报名。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已达8000人，连同一部分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从战场上解放过来的“解放兵”,共达1万余人。华东军区给这个部队配备了全套武器装备,其中自动武器,特别是火炮的装备,是我军在西北战场的最强者。为了对敌保密,这支部队暂用“渤海军区教导旅”的番号。
紧接着在当地进行了3个多月的政治、军事训练,于1947年9月底西进。部队到达邯郸附近,陈毅同志来了，王震同志也自西边赶来了,并请徐向前同志一起检阅了这个初建的部队,感到很满意。12月中旬,该旅开至晋南的开喜县附近与“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原有九旅和四旅)会合并归属“二纵”建制。自此,渤海“教导旅”改番号为“二纵第六旅”。王震同志为“二纵”的司令员兼政委。
经数日休整和准备,在“二纵”和晋南的“八纵”联合攻击解放运城的战役中,“第六旅”参加了初战,打得很不错,受到纵队首长的表扬。尔后,随“二纵”集结于曲沃、新锋、河津一带,进行了以诉苦和“三查”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
西进伐蒋
1948年春,蒋介石指示胡宗南纠集调集6个整编师的兵力，分别驻守于甘泉、宜川、韩城、富平、咸阳、淳化一带,妄图阻止我西北野战军新的战役攻势,进而反扑我晋察冀边区。毛主席运筹帷幄,针对这一阴谋,决定将计就计,集中兵力,围歼宜川之敌,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术,诱敌增援,消灭援军于运动之中,打一场大歼灭战。
彭德怀司令员根据毛主席这一部署,指挥一、三、四、六纵队于2月初完成了对宜川守敌胡宗南部整编七十六师之二十四旅重重包围,实行佯攻。此时,胡宗南即令其嫡系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整编二十七师及整编九十师轻装沿洛宜公路北进,火速增援宜川。敌人已上钩,我野指即命三、六纵队各留一部继续围攻宜川,其主力均向瓦子街地区运动,设伏于丁家湾、任家湾东南狭窄地带,呈一个大口袋,待援敌深入后聚而歼之。
在这同时,张仲瀚的六旅随二纵受命西渡黄河,插入敌后，切断援军退路,以便配合兄弟部队“关门打狗”。他们由晋南东北之曲林镇出发,日夜兼程,向指定的渡口地——禹门口附近集结。
禹门口地处汾河和黄河会口处,河宽约有500来米,水流湍急,两岸地形险要,西岸守敌是韩城陕保六团,布防于黄河沿岸阎家岭、王头村和上、下峪口一线,其团部以两个营的兵力扼守在渡口附近的禹王庙及扬山庙据点，并修有较坚固的河防工事,居高临下,对我渡河极为不利。
为此,王震司令员召集旅、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渡河方案。与会干部纷纷发言,大多建议避开禹门口,绕道在下峪口登陆。这个问题,张仲瀚在接受任务之始,就一直在琢磨着。他派人做了周密调查,现在已是“胸有成竹”了,他极力赞成禹门口抢渡这个方案。他说:“据我的侦察,敌陕保六团系地方团队，虽有两个营兵力驻守禹门口，且有较坚强的工事，但该敌装备简陋,火力不足,布防分散,接应不便,军纪松弛,战斗力不强;禹门渡口虽险要,但河面不宽,我轻重火器均能充分发挥威力。况且,距禹门口不远,即有公路直通韩城,便于我军登陆后迅速开进。常言道，兵贵神速’,这样有利于我军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截援之敌。有鉴于此,我的意见是在禹门口强渡不变。”张仲瀚言语不多有根据,有判断,理由充分,说得在座点头称是。
这个意见也正是王震司令员在考虑的,他紧握拳头往桌上用力一砸,用赞扬和坚定的口气说:“仲瀚讲得好,我同意,就这样决定。”接着他把这个方案向指挥部作了汇报，当即得到了彭总和毛主席的批准。于是，王震安排张仲瀚的六旅在禹门口先行夜间强渡,四旅、纵指、九旅依次紧跟,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张仲瀚深知他们二纵这一任务的完成,关系歼灭战全局的成败,而强渡黄河成功又是完成阻击任务的前提,便和指战员们反复研究,周密部署,于2月20日夜即调八团、九团各一小部,隐蔽于渡口,进一步观察敌情,赶修船只,抢筑阵地。七团则进行深入动员和战斗编组,并在当地群众帮助下制作渡河器材及救生器材。
由于组织严密,当我完成火力组织、拖船下水、抢架登船便桥一切停当后,敌人仍未发现我军渡河任何动静。23日夜,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张仲瀚命七团冲锋强渡,敌陕保六团措手不及,闻风丧胆,弃防而逃。只激战数分钟,禹门渡口即被六旅完全控制,使后续部队顺利渡江,并乘胜直向韩城进发,按计划插入敌援军背后。
这时,援宜敌军已进入瓦子街一带我伏击圈内,其先头部队也与我三、六纵队激战于丁家湾、任家湾东南地区,遭受我伏军沉重打击,此时敌军长刘戡才发现已陷入我军重重包围之中了,急率军向洛川方向突围。而张仲瀚的六旅和二纵的全体指战员已在王震的指挥下,占据了洛宜公路的两侧高地,以猛烈的炮火,堵住了他的去路,被压了回去,龟缩在我军安置的这个“大口袋”里了。
紧接着彭总命令西野向敌军发动全面的进攻,援敌刘戡部被聚歼于瓦子街及任家湾东南地区。敌九十师师长严明拔抢自杀了。刘戡躲藏在一个学校里,自知无法脱逃,便把所有机密文件烧毁,把身边所有的机要人员枪杀后,也拔枪自杀了。
瓦子街战役,共消灭胡宗南匪军3万余人，生俘敌二十九军官兵7 000余人。
胸怀全局
张仲瀚打仗,从不挑肥拣瘦,总是从战役的全局着想,主动承担那种“硬碰硬”的任务。他爱动脑筋,在战争学习战争,不打湖涂仗。瓦子街战役之后,六旅连续承担了更艰苦的战斗任务,特别是连续担任了以少对多的“抗击战”。打“西府战役”中,为了保证主力攻战胡宗南的战略基地宝鸡,他配合兄弟部队,沿渭河两岸抗击从西安出动增援宝鸡的胡宗南主力,他的六旅以两个团的兵力,连续负责了8次阻击,共10天,每次阻击一个到两个军的“抗击战”,使敌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终于阻击告捷,保证我主力从胡宗南手中夺取了这只“宝鸡”。
自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下半年,该旅连续经历了多次以少胜多的战斗,其中包括歼敌战和攻坚战,如东西汉村战斗、永丰战斗、金渠镇战斗和渭河以南、秦岭以北地区的多次作战,都是以灵活机动、顽强不拔的精神压倒了敌人,保证了任务的胜利完成。
在我西北野战军取道陇东回师边区的途中，当时,张仲瀚的六旅已随二纵队先头进至泾川东北的荔镇地区,这时,胡宗南的追击部队进展很快,山炮弹已经落到了六旅指挥所的院子里了。当时，如果按原行军计划继续向边区挺进,完全可以摆脱胡宗南的纠缠追击。但是张仲瀚却果断地作出一个主动恋战的建议,他认为:从激烈的炮声可以断定我后面的野战军主力部队正在屯子镇与马步芳激战,肖金镇尚在敌手,现胡宗南的追军又已迫近荔镇,从地形分析,我后面之野战军主力要摆脱马步芳的纠缠,只能取道荔镇与肖金镇之间的这条大路。如果我们六旅现在离此东去,让马部夺得荔镇,就会出现我野战军主力无路可走,陷入胡、马两军合围夹击的严重局面。
因此他和二五九旅旅长徐国贤同志商定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坚守,顶住胡军,确保荔镇在我手,为后续野战军主力开辟了一道口子。他当机立断,亲自指挥十六、十八两个团,抢占有利地形,与敌展开了反复争夺。
下午,三五九旅增援上来了,一直激战到黄昏,打退了胡军的进攻,保证了野战军主力由荔镇安全通过,张仲瀚这次出色的主动阻击战,得到了彭德怀同志的表扬。彭总说“你们主动地抗了一下,抗得好啊!你们六旅是这次战役转危为安的精旅。”
张仲瀚肃立在彭总的面前,准备接受批评,说:“我们仓促策应主力作战,来不及请示,太冒失了。”彭总很高兴说:“消灭了敌人,解了后续部队的危机,很好嘛,临阵应变,转危为安,我还要嘉奖你们哩!”之后,彭总还不止一次地当着其他玉部赞扬:“张仲瀚的长处就是有全局观念。”
进军新疆
1949年秋,西北野战军会同华北野战军的十八、十九两个兵团,进行了西北战场上最后的两个战役——“扶眉战役”和“兰州战役”,从而基本结束了大规模的作战。这时,各纵队已改为军的编制由一军、二军和七军编为第一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张仲瀚的六旅编为六师,属二军建制,张仲瀚为师长,熊晃任政委。他们于9月间随一兵团从西安直取青海,北越祁连山进击“河西走廊”挺进张掖,解放酒泉,迫使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以下4万余人起义和投诚。至此,西北5省已解放了陕、甘、宁、青,我军兵临玉门关,直叩新疆大门。
1949年9月25日和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分别通电和平起义,脱离国民党,投向共产党。
10月1日,部队在酒泉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大会,彭德怀副总司令震人心弦的讲话使张仲瀚久久不能平静:“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今年53岁了,我还要为保卫我们的祖国和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再干30年。”彭总的慷慨壮语,一直回响在他的耳际,更加坚定了他去建设新疆,保卫边疆的信心和决心。
早在7月初,那时部队还在西安,准备进行歼灭胡宗南、马步芳残部的战役。一天,王震司令员给他讲作战部署时顺便谈到打完下一个战役后,西北野战军可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打到新疆去，一部分在贺龙同志的率领下进取西南,前者是戈壁沙漠,后者是著名的“天府之国”,问他是愿意去新疆还是去四川。张仲瀚说:“何去何从,由组织决定,但从战后的建设看,新疆是亟待开发的地方,那里的少数民族兄弟也亟需汉族人民帮助。不管新疆之行多困难,新疆之战多残酷,我宁愿穴居野处去开垦荒地,让戈壁变绿洲,而不愿到富饶的四川盆地去吃现成饭。”
实现他的志愿的时机终于来到了，就在10月上旬,在一兵团司令部,他怀着非常兴奋和自信的心情,站在一面墙的军用地图跟前,接受王震司令员交给他的任务。只见司令员的手指点着新疆版图上的许多地区,尽是那些荒漠数百里的空旷之处。最后,司令员把手指停在南疆北疆分界处的天山咽喉焉耆、库尔勒一带命令张仲瀚迅速组织一支包括领导干部和农林水利、技术骨干的精悍轻装的先头部队,先行到达这个地区进行踏勘布点,做好一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新战役——屯垦成戍边、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准备。王司令员还说,他已经给新疆起义部队的司令员陶峙岳通了电话，请他派一批熟悉新疆情况的技术人员去焉耆等候,与张仲瀚的先头部队会合。
10月13日,张仲瀚即把他的六师主力部队交政委熊晃率领，随后,自己带着3个团的各一名领导、5个警卫、4个技术人员和30多个测量队员,1辆吉普车和3辆大卡车,只有2支卡宾枪、4支手枪和5只驳壳枪,没有机枪和大炮的“袖珍”部队,穿过甘肃的河西走廊,闯过终年大风的安西,越过甘新边境的星星峡,在千里无垠的戈壁大漠上,风驰电掣般地向目的地进军了。
在一个小镇库米什,遇到持着陶峙岳将军的亲笔信从迪化(现乌鲁木齐)市赶来迎接的水利局长王鹤亭、地质所长王恒升和一些农、林、牧、水利技术人员,如虎添翼,更加增强了张仲瀚新的进军初战夺捷的信心，次日,经和硕到达焉耆。
这里的驻军是起义的一二八旅,旅长陈俊，第二天上午送帖子来请他们吃饭,然而,张仲瀚却已于清晨带着这支先头部队进入了茫茫草原到开都河南岸和南北疆山隘要道的铁门关踏荒去了。
先行序曲
焉耆是一个人口不到1万的古老县城,房屋破旧、衰落,百姓疾苦,街道积着一层厚厚的牛屎马粪,尘土飞扬,出得城来便是一望无际的荒滩草原,寒风嗖嗖。随张仲瀚来疆的有些干部和技术人员,看了这些景象不禁有些纳闷,寻思后面的大部队一来如何安营扎寨。
“张师长,这就是我们六师的驻地吗?”
“对,比南泥湾棒多了!这千古荒原,这半壁河山我们看对了，守定了,有多少劲也能使得上!”张仲瀚看出了有些同志的情绪,环视一下四野像海潮般地翻滚连天白浪的芨芨草,下意识地把嗓门提得高高的,语气坚定。
“这个穷地方,行无路,住无房,吃无粮,后面大部队一来,咋办?”有个团长发愁地说。
对这样不能理解我党的战略意图的领导干部，张仲瀚真有点想发火了,但他又想到思想问题不是训斥一顿就可以解决的,何况这些指战员从行军打仗到参加生产建设，从主要对阶级敌人作战到主要向自然开战这是一个大转变,适应这个大转变的思想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他尽力把火压了下去,用说理疏导的口气和像是打发自己感受的言词说:
“这里假定是人间乐园,何必要你我来呢?革命的目的如果是为了追求急功近利的美差事,我们何必——特别是我本人为什么要参加党搞武装斗争呢?随便都能'老婆孩子热炕头,热热火火度春秋’嘛,事实这是短见,是行不通的。如果中国是强大而富足的,我看东洋鬼子的狗胆不敢包天。都因为我们的国家贫穷落后,才硬是叫鬼子欺侮了整整8年。8年加3年解放战争，我们学会了什么呢?肩上必须有枪,手中必须有粮,国家必须有钢，现在我们的使命就是开荒造田,挖渠修路,向荒漠要粮,保卫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江山……”
张仲瀚说这番话,是他完全了解,面前的这位团长是穷孩子出身,打仗是英雄,南泥湾生产是劳动模范,其所以出现这种思想情绪,完全是出于对新的历史时期具有战略意义的新的进军不理解，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便语重心长地用开导式的口吻说:“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我们要在他破坏的废墟上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莫基创业,吃苦是明摆着的。人都是血肉之躯,但我们不同于众的，就是是负有长远使命的革命军人!领导干部能带头吃苦,战士就会无苦不吃,领导能同战士一道渡难关,难关的那边就是丰收和胜利……”
一席如吐肺腑的批评,使这个团长和在场的同志心里都亮堂了,舒展了,都从心眼里佩服这位年轻的师长的远见卓识。他总是善于把正在进行的任务同历史,与现实和明天有机地结合起来，让你看到一时看不到的、理解到原先不可理解的事物进程,能在他的手下工作,是一种幸运欣慰。
11月上旬,六师部队全部到达焉者、库尔勒地区,师部驻焉耆,由于准备工作(包括思想、组织和物质准备)的充分,部队到达驻地的第二天就紧张地投入了勘测、挖渠、平地、积肥和制造农具的活动,这一带的维、汉、回、蒙各族人民,纷纷主动来帮助带路踏荒和规划农田,一场改天换地的新的战斗在亘古沉睡的荒漠上打响了。
不久,在人们中纷纷传颂着解放军的张师长背着筐子奔走街头巷尾拾粪的佳话。原来,部队一投入备耕,张仲瀚就及时发出全师指战员不分干部战士男兵女兵,一律参加拾粪积肥的号召。这件事在南泥湾是司空见惯的了,而在这里却弄得满城传奇,刚起义的一二八旅旅长陈俊大为感动,为此专门拜访了张仲瀚,称“自己戎马半生,张将军治军如此风范还是第一次见到”。张仲瀚告诉他: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的唯一宗旨,官兵一致,不搞特殊化是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干部带头,身先士卒是我军的光荣传统,这一点小事算不得什么高招。”张仲瀚的这一号召,原只是作为开荒造田的一个重要措施,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实际行动会对团结教育改造起义部队产生重大的影响。
团结、改造起义部队
1949年12月20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改编新疆起义部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下辖第九军另两个骑兵师,陶峙岳任兵团司令员,王震兼任兵团政委。二十二兵团司令部驻乌鲁木齐(后于1950年移驻石河子)。
兵团成立后,用党的团结、教育、争取、改造的方针改造起义部队是首要的任务。彭德怀副总司令指示从第一兵团抽调1000多名干部到起义部队中去作政治工作骨干。张仲瀚被调任第九军军政治委员。九军下辖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3个步兵师,集中驻于呼图壁、玛纳斯、沙湾三县!军部设在呼图壁。
他离开六师时没有带走身边任何一个人，他历来鄙视那些拉圈圈、修山头的不正之风。但是,他勉励自己:必须把党的政策和传统作风带到起义部队中去。当时,在起义部队中震动很大的一件事,就是二十二兵团一成立,就把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后欠发他们的3个月薪饷,给全部补发了,许多起义官兵,都为之感激泪下。
这时,张伸瀚正按兵团的指示,在九军开展诉苦运动和阶级对比教育活动,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据他对一个师(二十五师)的调查初步统计,在旧社会有790多名士兵的家庭中有人被迫害致死,有1300多名士兵被封建地主、恶霸拷打过,许多士兵和下级军官都是被剥夺得家破人亡又被抓壮丁来当兵的，在诉苦中都是一片痛哭声,有的战士在控诉中昏厥了过去,这些对张仲瀚本人也是一次很深刻很生动的阶级教育。他利用这些活生生的教材对部队系统地进行两个阶级、两个政府、两种军队、两个前途和命运的对比教育,很快地提高了起义官兵的思想觉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但是,由于有的干部忽视了或不认识在起义部队中开展诉苦运动与人民解放军内部的诉苦运动的差异,盲目照搬过去的一套使这场诉苦教育开始时出了一些偏差,有的士兵诉苦诉到被抓兵在国民党部队受到非人的虐待压迫时,激动气愤得对当场的起义军官拳打脚踢,而我们主持会议的政治干部看了却不知所措,有的坐视不管,甚至有的插话给加油打气,使战士感到“越过火,越进步”,搞得被控诉的军官下不了台,在场的军官也神色惶惶灰溜溜的,害怕什么时候又轮到自己头上来了。这样对起义军官的“打击面”虽不是 100%,但对军官的“震动面”却是100%,使起义部队中的官兵关系、政治干部和起义军官的关系发生巨大的裂痕,军官不能大胆去做自己应该做的工作,甚至有的军官对我党的“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一视同仁”的政策产生了动摇。
张仲瀚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向王震司令员作了报告。
他认为:现在在起义部队的诉苦教育是官和兵在一起进行,国民党的士兵过去在家里受着地主恶霸的剥削和压迫，在军队里受着反动军官的凌辱和压迫,甚至有些因受刑挨打而成残废。今天,这些昨天的压迫者(起义的军官)就坐在受害者(起义士兵)的面前,听着七兵的血泪控诉,让他们受到群众的教育,认识自己的历史秽迹和罪行是很必要的,但我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是既要兵,又要官。
起义之举总是由“官”来决定的,何况今后还需要团结他一道工作呢!我们党的政策是:除罪大恶极和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外，是实行教育改造的方针,不能只要兵,不要官。要官就一方面要使他们在诉苦中受到痛恨昨天、决心重新做人的深刻教育,一方面又注意在他们有认罪、悔改行为时及时加以保护,同时要向士兵群众做必要的解释和交待清楚政策,既要爱护士兵诉苦的积极性,又要教育士兵注意党的政策,不能只凭气愤的朴素感情,一冲了事。这一冲,就使愿意接受改造和要求进步的军官,同思想极端反动和政治面目不清的少数坏人搞到一起去了,使我们难以识别良莠。
张仲瀚还很具有独到见解地认为:我们应该先把全体官兵看作朋友,然后通过朋友的协助,在其中找出少数别有用心、不可救药的敌人来;不能先把全体军官当作敌人,而后再到“敌人”之中去找朋友。
王震司令员很同意他的意见,并作了纠正偏差的指示。
1950年夏,张仲瀚亲自主持了各师的政治工作会议,在每个师的会议上,他引导干部分析和认识起义部队中开展诉苦运动的特点,指示当前运动中出现的命令主义、简单粗暴、包办代替等问题,对在全军范围内发生这种疏忽漏洞,未能防微杜渐,带头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主要责任。同时,他要求全体政工干部,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党纪为重,以最诚恳的态度,对发生的问题,作自我的批评,并当众向军官道歉。
这样一做,把我党对政策的严肃性,光明磊落的风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向起义部队的官兵展示出来,使许多军官都感动得声泪俱下,甚至和我们的政工干部抱在一起,泣不成声,也要求在会上作自我检查,呈现出一种坦诚相见拥于爱兵的团结气象。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