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所提到过日本天皇派来两位特使以及被刺杀的事情，这事是有来由的，但是和日方档案里所揭示的真相有所差别。
1940年11月29日，两名日本军官，即老舍小说中所指的天皇特使，在北平遭刺杀，成为沦陷时期压抑的北平城里令人振奋的事件。刺杀事件是国民政府军事调查局(即军统)所属北京区行动小组麻景贺（也有称麻景贤）和邱裕民所为。这两人是国民党中央军第80师大尉和少尉军人。当时依据重庆国民政府的指示，已经发布了暗杀亲日派要人的指令。为防止刺客被逮捕，暴露暗杀组织的全貌，以二人为一组，组织互不横向联络。刺客只知道组内的人，这样即使有人逮捕叛变也不至于全组织被逮捕。
9月下旬，麻景贺、邱裕民伪装成普通市民，携家带口来到北平。为了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麻景贺更是给自己更名为麻克敌。但是，北平市伪政府要人身边警戒森严，两人一直未能得手。因此，重庆方面来令斥责两人进展缓慢，后又对二人下达了暗杀日军高级军官的指令。
当时，日本侵华的战略要地是华北，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华北却日渐壮大。1939年夏季，日军集中了分散在长城、华北、东北的部分军队，以铁路、公路等交通线为依托，对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连续发动大规模“扫荡”，试图控制并逐渐缩小抗日力量。
考虑到日军有可能西进，于是八路军高层决定发动一场较大规模的破袭战，以此打击日军，坚定全国坚决抗日的决心。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自1940年8月开始，历时5个多月，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持续几个月的大规模猛烈攻击给华北日军造成了沉重打击。被打痛了的日本朝野一片惊呼，他们无法理解已经占领多年的华北，竟然存在如此强大的抗日力量。因此，日军加派军官充实华北军事指挥力量。
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作战班长高月保中佐和陆军步兵乘兼悦郎中佐(中方资料该日军军官姓名记载为“高悦”和“森荫”)分别于11月13日、8月1日被派遣到日军华北方面军任作战参谋，分别担任作战主任、人事主任。从两人身份、职阶和来华时间来看，并非中方资料所认为的天皇特使。二人同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3期毕业，平时二人关系甚佳。
这两个人尽管军衔不高，但是在日本军界也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高月保，曾担任日本驻拉脱维亚少佐武官，主攻对苏联的情报，是个“苏联通”。当时日本朝野对于下一步的战略发展方向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向南，经过中国境内向东南亚发展；一种向北，进入苏联而后与德军汇合，日军在华北驻屯军的将领中，持这种倾向的不在少数。高保月的任务就是用自己对苏联的了解，来说服和影响那些想北进的将领转而支持南进政策。
而乘兼悦郎则是陆军士官学校的战术教官兼陆军第一旅团长侍从参谋，他所辅佐的第一旅团长不是别人，正是战后被作为战犯起诉的朝鲜皇太子李垠。日本吞并朝鲜后，将皇室人员送到日本接受教育和通婚，所以李垠一生狂热亲日，后被委任第一旅团长职务。尽管李垠亲日，但他并非日本人，所以日军就派乘 兼悦 郎以侍从参谋的身份辅佐兼监视他。应当说，在强化对朝鲜殖民统治方面，乘兼悦郎是起着重要作用的。而他来华北的目的，正是用他殖民朝鲜的经验来辅佐多田峻对华北进行殖民统治。
二人来到北平后，住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参谋和职员宿舍，即在位于长安街和王府井大街交汇处的中央饭店。而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城内铁狮子胡同，原中国军队宋哲元第29军司令部的所在地。两地相距约3公里，有的职员乘司令部巴士上班，大多数军官、幕僚则骑马上班。高月保和乘兼悦郎选择后者，每日都骑马上班。
1940年11月29日上午9点左右，二人骑马从中央饭店(今北京饭店，1940年由日本人占据)出来，因为要举行防空演习，高月保中佐手拿地图，巡察市内陆理状况。
东皇城根，一条僻静的街道，平时少有人影。当二人行进到远东教会前时，埋伏此地的麻景贺、邱裕民两人确认了现场周围状况，毅然行动，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在双方擦肩而过的瞬间，突然放下自行车，拔出手枪从这两名日军军官背后一顿痛射，随着七声枪响后，麻、邱二人迅速骑车逃走。
高月保背部中3弹落马，其中一发子弹留在肠内，当即身亡。乘兼心脏上部中了两弹，重伤，他俩的坐骑各中一弹。闻声赶到的日伪军警急于救人，未来得及继续追赶，而是先用人力车，后用汽车将两特使送往医院抢救。
光天化日之下，在北平城，在日本宪兵的保护下，竟然有人胆敢刺杀日军军官。日伪当局又恨又怕。11月3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发表了事件情况，并要求北平当局和市民协助逮捕犯人。北平日本宪兵队在队长由里龟太郎的指挥下组编成特别搜查班，北平日本宪兵队总部特高课课长阿部起吉中佐在案发现场实行了勘查检证，并在宪兵队司令部特殊班进行了子弹等鉴定。驻北平日军封锁了北平城，严格监视进出城人员，并在城内开始了全城大搜查。当天，发布了关于侦缉东皇城根狙击日军人犯的密谕：
当经严饬检查城门等处，料此暴徒尚必隐匿市内，除已另案通饬严加踩侦究办外，所有本局各官长警等无论服勤及勤休之时，应一律严行注意，苟有线索务即侦查，如能破案获办者，本局长奖洋五万元，以励有功。此谕。
在这份文件的最后，还提出了几点线索:一、犯人年约三十余岁，脸色青白，面平，穿黑色布袍及马褂，当时并手推无牌新脚踏车一辆。二、又无牌新脚踏车必系新购，从此点着眼侦查亦是线索之一。
北平伪政府当局到处张贴刺杀案犯所使用的自行车、所戴皮帽的形制。驻天津的日本宪兵队、警乘分队、宪兵教习队、茂川机关(特务机关)等也行动起来，企图早日捉拿刺杀者归案。
在北平城里，日军中佐被枪杀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越传越神奇：有的说，西山八路军进城了，专打鬼子；有的说，北平城外全是抗日的队伍，小鬼子快完蛋了；有的说，重庆方面派人刺杀了小鬼子。一时间人心惶惶，抗日热情空前高涨。12月1日出版的《新民报》头版刊登了这一消息，称“京师一大不幸事，日本军官突被狙击”。
在这次刺杀事件后不久，北平又发生了一次针对大汉奸汪伪 华北 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的刺杀行动。这次还是麻克敌和搭档邱国丰实施，两人通过翻墙进入汪时璟家大院，在翻墙入院后被警卫发现，于是双方爆发了枪战。两人见无法得手，只好撤离。邱国丰因为轻功好，先跳到了院子外面，一时不见麻克敌出来，便着急地喊了一声“老麻”，被汪的警卫人员听到。
此时，有意思的是，从弹头分析出，当时刺客所使用的枪支与刺杀汪时璟时所使用的驳壳枪一致，而且留下的弹壳与刺杀现场的完全一致，于是日军判断此案可能是同一人所为。而根据汪时璟案提供的线索，刺杀同伴作案时叫了一声“老麻”，使日伪当局认为作案者是个麻子。这样，就引发了满街“抓麻子”的风潮。宪兵、特务、警察到处努力地抓麻子。30多岁的麻脸人可遭了殃，黑麻子、白麻子、大麻子、小麻子，都一一进行审查，严刑拷打。幸运地逃脱酷刑的麻子，则被发给一个人称“麻子证”的特别证件，上面详细地记载着本人情况和麻子的位置、状况、颜色等。麻子们只能执麻子证上街，以备随时遭受盘查。不过搜捕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
驻北平日本宪兵队经调查得知，国民党军统北平区组织在1939年遭到破坏后，由山西方面派来了新任领导薄有陵。12月25日，北平宪兵队总部特高课隐秘搜索了军统北平联络处，逮捕了相关人员十余人及军统张家口组十余人。同时，日本宪兵教习队指挥教习兵在北平城内大举搜查，并在北平伪政府、警察局的协助下，按户口彻底搜查。在茂川机关(特务机关)机关长茂川秀和中佐紧密协力下，12月30日逮捕了潜伏北平市内的薄有陵。1941年1月初，刺杀者之一的麻景贺被捕。
接着，北平日本宪兵队特别搜查班又开始追查事件的另一重要人物邱裕民，最终通过诱捕方式抓到了邱裕民。经过残酷的审讯，麻景贺和邱裕民最终供认了刺杀经过。此时距案件发生时间已经过去了近50天。
在审讯中，麻、邱二人最初交待将手枪扔到北海公园湖中。于是，日军动员苦力在严寒冰冷的水中大肆寻找，未果。经日本宪兵再次拷打询问，才供出手枪在家中墙壁中所藏。手枪发现后，和死者高月保肠内子弹的旋孔一致，成为定案的重要证据。不久，在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内的军法会议上，判处两人死刑。1941年2月15日被枪杀于天桥刑场。
此次刺杀事件是国民党军统地下人员针对周作人等汉奸和日军军官的暗杀行为之一，振奋了沦陷区市民的抗日士气，使日伪当局受到了相当大的震动和打击。
现在我们介绍一下那名刺客。在北平城内的光天化日之下，在日军和伪警察的双重保护之下，能够将日本天皇的特使当街射杀，绝对不是一般的人物。
这个人，叫麻景贺，河北遵化人，时年35岁。此人出身说来颇有点意思，他原本是卖命于汉奸殷汝耕的冀东保安队。全面抗战爆发前，“军统”曾几次想拉拢这支队伍，但是均没有成功。尽管没能收编，但是这支队伍的民族意识却有了一定的觉醒。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打响。1937年7月27日，日军向驻守通州的二十九军发动突然袭击。当时，日军命令麻景贺所在的保安队埋伏在通州旧城南门外，配合日军行动。但是战斗打响后，这支部并没有执行日军的命令，而是按兵不动。日军恼羞成怒，用炮火轰炸了保安队的驻地。
这支保安队原本就不愿意跟着日本人走，早有起义准备，这下子日军捅了马蜂窝。7月29日，这支部队在张庆余和张砚台田的指挥下突然在通州发动起义，他们捣毁伪政权机关，逮捕并处死500多名汉奸、日军、日本侨民和顾问，并放火烧了日军的几十辆卡车。
这次完全由保安队员自发组织的起义，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随后这支队伍归顺了国民政府。
两年后，因军统上海站的王天木站长叛变，导致北平、天津、济南的各站均被日军破获，损失惨重。军统在华北的力量被严重削弱，活动几乎停止。
为了增强华北地区的力量，上述那支保安队的一些下级军官被派往北平潜伏。麻景贺也在其中，因为其素以心狠手辣出名，于是被委任为军统北平区行动组组长。为了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他把名字都改了——改名麻克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