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占领北平期间,日本宪兵队在北平设有本部,在有的城区还设有分部。他们肆虐横行,为所欲为。宪兵队本部设在北京大学红楼,有个分部竟抢占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附小校舍。把学生赶出校门,变教室为牢房和刑讯室。
宪兵队以“反日”““抗日”为罪名,随意捕人。1940年11月,两名日本军官被枪杀，日军在全城实行戒严,据报狙击手是麻子,竟在全城大抓麻子。连日紧闭城门,城内人不得外出。前门火车站是北平唯一进出口,日本宪兵在此把守,不把中再人当人看待,给出站的人每人臂上打个橡皮印。如果再出城由此进站,检查臂上无印,立即被捕。
日本宪兵队对具有爱国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也说捕就捕。中国大学的蓝公武教授曾七进日本宪兵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宪兵队竟在燕京大学一次逮捕十几名教授及青年教师，其中不少是著名教授。1944年3月,日本宪兵在辅仁大学逮捕教授、讲师30余人,制造了一次轰动华北教育界的大逮捕案。
（1938年，辅仁大学教授沈兼士、英千里、张怀等人组织成立“炎社”，以顾炎武为楷模，积极进行抗战救国的宣传。他们借研究明末清初有民族气节的学人顾炎武的学说为名，以激发师生爱国家、爱人民、不附逆、不投降的热情，以“人心不死，国家不亡”相号召，鼓舞师生奋发图强，刻苦读书，积蓄力量，以待来日报效国家。
1939年夏，“炎社”扩大改组为“华北文化教育协会”，简称“华北文教协会”。在课内外向学生宣传不畏强暴、不受利诱、不向敌人投降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教育青年刻苦学习，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报效国家。此外，更积极组织活动，向后方输送愿做抗日工作的助教和青年学生，为抗战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这个在沦陷区悄悄成长起来的抗日组织，最终没有逃过日军的魔爪。1944年3月，日本宪兵队逮捕英千里，并从他家中抄出华北文协主要成员名单。
随后，校内外华北文协的骨干几乎全部被捕，校内有张怀、董洗凡、徐恃峰、欧阳湘、赵锡禹等30余人。经4个月关押审讯，日寇华北军事法庭把华北文协主要负责人张怀、英千里、董洗凡判处15年监禁，其余人员分别判处7年、5年、3年、2年不等的徒刑。他们在日寇监狱里坐了1年多，饱受酷刑折磨，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才获得自由。）
日本宪兵队捕人后,刑讯极为残酷。拷打、压杠子、灌凉水、灌辣椒水,是常事。在宪兵队本部,他们常给“犯人”注射一种药水或让闻这种药,使“犯人”精神恍惚,然后再审讯。在红楼后面的广场上,砌有锅台,锅里烧着开水,让“犯人”光脚站在锅台上,然后放出恶犬过来咬“犯人”的脚。“犯人”后退,会落到锅中,烫伤脚,不后退,则被恶犬咬伤。在位于东珠市口的南城宪兵队,有个刑讯的大水池子,常把“犯人”手脚捆上抛进池中,淹个半死再捞上来审问。
日本宪兵队对拘押的“犯人”除行刑外,在生活上视如牲畜。在南城,宪兵队强迫男女同牢。在宪兵队本部,把“犯人”锁在笼子般的地下室内,4平方米的地面,要装进20多人,只得人挨人坐着；在位于颐和园旁边的宪兵甦生队，40人住1间房子,没有铺盖;每天两顿饭,每顿只给半碗饭,还逼迫做苦役;得了病不给治,活活等死。在这里,因生活折磨致死者,每天都在几十人以上。死后由“犯人”抬到附近的“万人抗”,扔进了事,任凭野狗去吃。到日本投降时,在这里关押的26000多人，只剩下2400多人,活下来的不足一分之一。
日本宪兵队杀人手段惨无人道。他们时常把“犯人”当活靶,练射击、练拼刺。有时还把“犯人”押到狼狗队活活喂狗。在南苑有处日本宪兵队的杀人刑场,在场地挖有很深的井,井口装着镶橡胶边的木盖,用杠杆开关。宪兵将要杀的人押到井旁,打开木盖,用刺刀捅穿,推进井里,盖上盖。他们嗜杀成瘾,有个叫上村喜獭的宪兵曹长，一次就杀害了13个中国人。
当时在北平一提起日本宪兵队,令人毛骨悚然,活着进去，难以活着出来。许多无辜百姓和爱国人士,被捕进宪兵队后就无影无踪了，宪兵队简直是阎王殿、鬼门关。
(荣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