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西 尹诗炎 苏锦章 廖鼎林
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七分区的男女老幼都知道分区有个于司令。于权伸同志从抗战开始到日寇投降任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一九四〇年前称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抗战初期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他带领部队歼日寇、收联庄、斗顽匪，和分区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指挥部队反“扫荡”反“蚕食”，积极打击敌人，开辟地区，巩固了这块平原抗日根据地;在地区一度“变质”的形势下，他与广大军民同甘苦、共患难，坚持了极其残酷的斗争;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拔除了密布的点碉，攻克了腹地的县城，为大反攻和解放战争积蓄了力量。他为七分区的创建、坚持、恢复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七分区的广大军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的名字，和冀中七分区人民抗日斗争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七七事变”时，在东北军某部任连长的于权伸同志，已是新入党的共产党员了。他参加革命不是偶然的，在旧社会为找出路，走过一段艰难的道路。
他是辽宁省西安县人（今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想说辽宁没有西安县的朋友，先查查资料，别抬杠，魏江涛注）。少年时期，上完高小，因家中经济困难，无力升学，在家务农劳动两年，借钱上初中后，又考师范，但都没有上到一年即因学费无着而退学。
二十一岁投入东北军当缮写员，二十三岁考入东北军第七期讲武堂分校，毕业后任见习生、排长，二十九岁任东北军一一九师六四七团连长。他刻苦勤奋又受过一定训练，有了一些本领，但由于没有后台得不到重用。当排长时因逃兵拐走服装被扣两个月的薪金，当连长时因全连没有唱好《三民主义》歌而被罚款，他逐渐地认识到了旧军队的黑暗腐朽，加上东北乡土沦亡，国难深重，思想上产生了苦闷。
一九三六年七月到西安受训一个月，遇到讲武堂的一些同学，听说共 产 党领导下的红军生活如何艰苦，作战如何勇敢，被俘的官兵如何受优待而感动等情况，开始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正确的认识。“双十二事变”后，团长吕正操从西安回来，在团内组织东北抗日先锋队，一九三七年一月于权伸同志经沙克介绍参加了这个组织，每月开会一次，学习政治、时事，讨论改造部队的措施，并在连队实行废除打骂，开展民主，设意见箱，周末召开军人大会解答问题，经济公开，士兵参加管理伙食，每月公布帐目，开展文体活动，组织识字作文等等，连队出现一派新气象。
六四七团的新情况引起了上级的怀疑，于一九三七年五月被编散，于权伸同志随吕正操同志带的一个营编到驻石家庄的一三〇师六九一团任九连连长。这时我党派杨经国同志来九连做秘密兵运工作，于六月间经杨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正式党员，三十三岁的于权伸同志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芦沟桥事变”以后，六九一团北上永定河作战，后随五十三军南撤，在藁城梅花镇与日寇作战后，吕正操团长根据党的指示，回师北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在晋县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吕正操同志任司令，于权伸同志任第九大队大队长，担任先遣支队，行经深泽、安国、博野、蠡县，攻克高阳县城，解决了冀东保安队殷松山部。
人民自卫军在地方党的领导支持下建立政权和各种抗日组织，扩大抗日武装。十一月间，扩编为三个团，于权伸同志任二团团长。十二月中旬，吕正操、孙志远同志率主力到平汉路西整训，于权伸同志听了聂司令员的报告，学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学习了红军管理教育和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进一步提高了革命的自觉性，坚定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信心。
一九三八年一月返回冀中，二团以蠡县地区为中心，配合地方开展工作。于权伸同志带部队袭击了保定南关，中旬又袭击保定东南的东石桥据点，为防敌报复，立即率营、连干部察看地形，划分战斗区域，明确了作战方案和火力部署，各连指战员连夜修筑了必要的工事。转移到蠡县城北之南北于八村，次日拂晓遭敌一个中队的包围袭击，于权伸同志果断地指挥部队进行反袭击，将敌逐出村外，激战竟日，将敌大部歼灭，击毙敌中队长，生俘日军七名，缴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步枪数十支。还缴获了敌中队长的战刀和大衣。南于八战斗，是当时冀中地区痛歼敌寇的第一个硬仗。这一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受到上级奖励的锦旗一面，慰劳款四百元。
一九三八年春季，于权伸同志主持了争取清苑四十八村联庄和开辟清苑地区的工作。这一带地主组织的联庄会有脱产人员一千六百余人，枪三、四百支，标榜维护地方利益，不准我部队进村，不供应军粮。我二团与敌作战归来行经东固村，被联庄会击伤一连长，我连续派人去交涉均被扣留。为争取这一部分武装，乃组织火力对空射击，以实力相威胁，联庄会感到理亏，才同意进行谈判。经多次开会并亲自找其负责人个别谈话，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耐心争取教育，打通上层人物的思想。解除顾虑，团结中下层人员，加之我军积极打击敌寇，部队纪律严明，受到群众的拥护，联庄会接受了加委为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支队的番号。
博野民军(这时博野民军已被反共分子所把持)也早想收编这支武装，听说接受我军的委任，即向其发动进攻。于权伸同志应联庄请求派两个营去为他们解了围。之后进一步动员他们正式整编，穿上军装，派去政工干部，成立支队部，编成三个大队，同时配合地方到各村进行宣传动员建立抗日组织，打开了这个地区的局面。
一九三八年五月，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统一改编为八路军建立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和各军分区。于权伸同志受命为第八支队兼第二军分区司令员，七月，二分区在蠡县成立，组成分区机关，下辖由人民自卫军二团、六团、七团改编的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营。从此，奠立了军分区的基础，分区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日益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一九三八年冬，于权伸同志组织了对旧军阀张荫梧民军的反磨擦斗争。
反动军阀张荫梧“七七事变”后逃到山西凌川县，他为了控制博野民军进行反共磨擦，派张存实到博野任民军司令员，吴嘉谟任参谋长。张存实原是共产党员，到博野后曾任我二分区副司令员，反对张荫梧搞磨擦，于是，张荫梧的嫡系吴嘉谟和二团团长张文祥、三团团长李侠飞反对张存实，拉走两个团南下投靠张荫梧，路上杀害了我地委宣传部长宋振恒等四位领导同志，制造了“安平惨案”。冬季，张荫梧又派王长江为民军副总指挥，带三个团来博野企图解决与我靠近的民军第一团并占据安国、博野、蠡县一带发展其反共力量。
冀中军区命令二分区针锋相对开展反顽斗争。于权伸同志坚决执行军区交给的任务，部署三个大队进行戒备。十二月十六日，民军首先向我二十二大队开枪，我军即发起全面反击，拂晓打响后很快就解决了战斗。在这一斗争中，我军掌握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事先，争取了民军第一团保持中立。并争取了王长江站在我们方面。这次反击战，除有一部南逃外，吴嘉谟以下大部成了俘虏，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遵照冀中军区首长指示，将缴获的武器如数发还，由王长江率领到河间整训，改编为冀中民军，
一九三九年夏，于权伸同志带领部队开辟藁(城)无(极)地区。当时藁无地区被大刀会所控制，道首侯老信、聚老迈接受日本人委任为伪保安团正副团长，不让部队进入。经多方争取，侯、聚带百余人武装来进行谈判，操起武器要动武。我采取打击上层瓦解下层的方针，当即加以解决，将侯、聚逮捕，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其丧心事敌压迫群众的反动本质，戳穿其封建迷信的欺骗手段，当场执行枪决，镇压了反动会门的气焰，随即派部队深入这一地区进行广泛地宣传教育配合地方建立抗日组织，开辟了藁无地区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二十二、二十四大队到平汉路西进行整训合编为第十七团，返回分区后，成为分区的第一个主力团。
九月间，获悉深泽县城之敌百余人到无极县城换防，于权伸同志亲率十七团一营连夜进至深无路上之流村设伏。第二天上午，日军百余人带三十辆大车出动，狡猾的敌人为防止我军伏击，避开村庄沿磁河河堤西进，距我设伏地点有六、七百米。于权伸同志根据当时情况，决心将伏击转为狙击，遂决定集中全营轻重机枪向敌人猛烈开火，杀伤了一部敌人，敌停止西进转而向我进攻，我据守村沿阵地抗击敌人。
经一天激战，敌人始终未能接近我阵地，天黑以后，残敌悄悄溜至罗尚村，第二天才进至无极县城。这次战斗，我以伤亡一二十人的代价，毙伤日军七十余人，缴获步枪数十支，掷弹筒一个，军用物资五大车。在这次战斗中，于权伸同志不仅沉着地指挥战斗，而且拿过战士的步枪，以精确的射击技术，连续打掉三、四个最危险的目标，大大鼓舞了士气,“司令员举枪镇敌寇”,在部队中传为佳话。这可不是偶然的。
六九一团的老战士都知道，于权伸同志在当连长时军事技术过得硬，对连队的射击、劈刺训练有方，要求严格，打靶做示范，百发百中。在打高阳、南于八等战斗中，一有机会他就大显身手。攻高阳打殷松山伪保安队时，在攻上城墙以后在北城楼他亲自用轻机枪消灭了城中心楼顶上的敌机枪火力点，掩护部队攻击前进，迅速解决了战斗。他的这种作风，对培养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是有很大影响的。
一九三九年，部队连续进行两期政治整军。一九四〇年春到一九四一年秋，开展了向铁的党军化前进的建军活动。于权伸同志坚决贯彻执行上级指示，和同级干部团结一致建设部队。一九四一年秋，于权伸同志参加了地委的领导。他在党的领导和一些老红军干部的帮助下，努力学习军事、政治，积极参加党的生活，自觉克服旧军队习气残余和单纯军事观点，密切军政军地团结，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思想政治水平迅速提高。他和分区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指挥部队参加了“百团大战”,掩护群众反复破击平汉路、石德路、沧石路，炸桥、扒轨、挖路基,收电线,使敌不能顺畅通车，并大大迟滞敌人修通石德路的计划。在军区统一指挥下组织多次保卫麦收等战役，并抓紧战机伏击敌人，拔除点碉，粉碎敌人多次对根据地的“扫荡”,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一九四一年冬，日寇在其“蚕食”政策指导下，于十二月八日在两千余兵力掩护下，在我藁无、新乐地区，一举安下十一个据点，并且立即强迫群众修路挖封锁沟，以图对平汉路东侧宽二三十公里的地区实行面的“蚕食”占领。
分区以两个主力团和当地游击队组织了两期反“蚕食”战役，自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共作战二十七次，毙日伪军三百九十二名，伤日伪军二百八十七名，俘日伪军及汉奸一百九十一名，缴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长短枪四十七支，战马十四匹，大车七十五辆，骡子一百二十头，攻克据点两座，破坏铁路一段，炸毁机车一辆，车箱八节，坦克一辆，破坏公路八十余里，平毁封锁沟八十余里。
经过反“蚕食”战役，我虽予敌人以严重打击，但由于只注意了武装斗争，对如何坚持被“蚕食”地区的斗争经验不足，缺乏有力的对策，未能发动当地群众多种斗争密切配合逐步打开局面，终于被敌人“蚕食”占领。本来当时根据地被敌“蚕食”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而于权伸同志勇于从个人主观上来检查指导思想上的问题，直到一九四四年七月参加晋察冀军区高干会议进行整风时，还郑重地就这个问题对照毛主席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检查自己作战指挥上的问题，深刻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高贵品质。
一九四二年春季，日寇为确保冀中平原做为他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根据冀中军区指示，七分区部队进行了反“扫荡”的各项准备工作。尽管对敌人这次大扫荡的性质和规模估计不足，但正确地部署部队先敌外线战役展开，使分区主力在敌“扫荡开始后没有误入敌预设的“合击”地区，从而保存了自己，大量消耗了敌人。并运用速战、速决、速撤的“三速”战术，伏击向我合击之敌的一路，要求五十米以外不开火，以突然猛烈的火力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不求缴获，迅速转移。
“五一大扫荡”开始以后，部队贯彻执行了敌进我进的外线作战的反“扫荡”作战方针，在两面政策配合下伸入敌占区袭击牵制敌人。打了许多胜利的伏击战和村落防御战，创造了像赵户、北白庄、里贵子、宋庄等有名的以少胜多歼敌数百甚至上千人的战例。
在五、六两个月中，分区机关适时分为三、四个梯队活动，灵活机动地多次跳出敌之合击和奔袭，没有受到大的损失，所属两个团、三个地区队共计作战一百七十八次，其中主动作战一百三十一次，以阵亡二百八十七名、伤四百三十一名的代价取得了毙敌伪二千三百余名、伤敌伪一千六百余名的战果，粉碎了敌人围歼我主力的企图，分散调动了敌人，迟滞了敌人建点修碉的进程，掩护了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的转变。掩护地方领导机关的安全，并运用新型武工队的形式保卫麦收，减轻了群众的负担。
各部队分批掩护了大量的党政军干部过路西，两个团还收容部队失散人员吸收青壮年参军，人枪都有大量增加。在敌人实行面的占领以“鲸吞”冀中根据地的残酷情况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一方面是七分区党政群工作基础好，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中，群众积极支援掩护部队作战，在部队本身则是由于反“扫荡作战指导思想的正确，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敌人采取“堡垒主义”情况下坚持游击战斗的方针，以及几年来部队建设军政素质的提高，经受住了这场极为严峻的考验。
六月底，遵照冀中军区电示，分区主力大部转移到路西，于权伸同志留冀中带着部分连队坚持斗争。军区程子华政委三次来电催促他过路，于权伸同志出于个人守土有责的考虑，一再请求就地坚持，八月间指挥作战头部负伤，在十分残酷的环境中进行治疗，到冬天才过路与分区机关和部队会合。
一九四三年春，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上级决定过路西的分区机关撤销，吴西同志和少数干部调去延安学习，部队编成三个小团划归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领导，同时组建新的三十二区队返回平汉路东，于权伸同志留军区休养。在主力部队过路西以后，路东又调整组建了精干的分区机关，副司令员尹诗炎同志任分区司令员，一九四三年十月，尹诗炎同志也调去延安学习，于权伸同志又回路东任七分区司令员。
“五一”扫荡以后根据地变成游击区游击根据地,七分区党政军民贯彻以武装斗争为主与两面政策相结合的方针，掌握两面政权，大力开展敌伪军工作，度过了艰苦的清剿与反清剿斗争阶段，恢复了县区游击队和各种秘密抗日组织，到一九四三年青纱帐起来，开始转为攻势，采取里应外合、化装巧袭等手段拔除点碉。
到一九四三年底部队进一步扩大，已拥有三个地区队，充实了县区武装，逐渐恢复了小块根据地。
一九四四年初，展开了缩小敌占区的全面进攻，相继攻克、逼退点碉九十余座，到夏季，已恢复到“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并将争取反正的几股伪军，编成外围军抗敌大队(后扩编为四十九区队)。
一九四四年冬，在新组成的冀中军区领导下，开展大练兵运动，部队战斗力更进一步提高。一九四五年夏季，先后收复安平、深泽、安国、无极等县城，除铁路沿线外，扫清了腹地的全部敌人。
日寇投降前后，分区部队先后整编了八个团升级野战军。在这个大转变的过程中，于权伸同志坚决贯彻上级指示，充分发挥各部队的积极性、主动性，及时总结推广作战经验，迅速打开局面发展了胜利。
抗战八年，于权伸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他努力学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接受新鲜事物快，他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虚心听取同级和下级的意见，从而使自己很快地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干部。
做为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他忠于党的事业，阶级立场鲜明，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观念，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从全面出发执行上级指示。参加地委领导，他关心地方工作建设，积极参加地区全面工作的研究，遇有争论能认真负责地讲述自己的意见，力求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因而深得地方党政领导同志的尊重。
做为一个军事指挥员，他注意加强部队训练，培养部队的战斗作风，提高战斗力。他作战思想积极主动，善于及时总结经验，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不断地提出战术上的要求。他善于用脑，决心果断，在危急情况下不怕艰险，沉着勇敢，指挥若定，失误极少。他关心部队的全面建设，关心司令部工作，注意培养参谋人员，支持政治工作，注意军工生产、后方供应和卫生医疗工作的加强，在困难条件下，从多方面保证部队的持续战斗力。
做为一个共产党员，他严格要求自己，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严格遵守各项制度。他平易近人，谦虚诚恳，团结同志，爱护部属、生活朴素、作风正派，处处起模范作用。
于权伸同志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奉命调离七分区，准备调往东北没有成行，同年四月任冀中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一九四九年八月调任华北军区独立第二〇九师师长，一九五〇年二月调任绥远省军区参谋长，一九五一年八月调任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至一九六四年四月因积劳成疾离职休养。在离休以后他仍不忘学习，教育子女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保持了革命的晚年。
于权伸同志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不幸病故，他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当我们回忆七分区抗日斗争的峥嵘岁月时，首先想到他，他的优秀品质和对党的事业的贡献至今为七分区广大干部深深怀念。
(武斌整理)
一九八五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