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志新
魏益三字友仁，1887年2月25日(清光绪十三年二月初三日)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藁城县双庙村一个中等农民家庭。其父母无文化，以农为业。父魏振生有子3人，益三居长，次子光三，季为甲三(后改亚俊)。魏父母盼子读书成人，改换门庭，在魏益三8岁那年送其入村中私塾启蒙，稍长，攻读四书五经，灌输了“扬名声，显父母”的传统思想。
魏益三15岁时参加童子试，因在科场中试卷有被他人抄袭之嫌，取消录取资格。违纪落第，有背父教，故遭责难。他一时负气出走保定，考取清政府刚刚于1903年创办的保定姚村幼年武备学堂(即陆军小学)法文班学习。毕业于1907年。
1908年1月末、魏益三又升入保定陆军师范学堂，攻读格致科(即理工科)。该校督办是段祺瑞，他经常向学生讲话。魏益三在几十年后曾回忆说:“那时段在盛年，精神奕奕，对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很爱护。我们这些小学生对于段督办，震于他的大名和风采，也自然养成一种崇拜他的心理。每逢我们在院子里遇见他走过，一个个肃然起敬，不自觉地要向他立正行个军礼。”从少年时代起，在魏的心灵上埋下了崇拜段的种子，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
魏益三于1909年12月从陆军师范学堂毕业，派往南京第四陆军中学任理化教员。1911年9月又升入保定陆军第六镇入伍生队。同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后，魏益三因参与所在入伍生队军官和学生谋划响应滦州起义，事泄而遭迫害，离队潜回藁城县，由村民推为民众自卫团副团长，参加地方治安保卫工作。
1912年春，魏益三任天津市治安会学生队上尉中队长。4月至8月任北京将校研究所上尉区队长。后又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科学习。1914年10月毕业于第一期。在保定军官学校的2年中，主要灌输给学生以“服从命令，尽忠长上”及学习日本人技术之军阀教育。同年11月，魏被奉派到张家口蔡成勋第一师炮兵第一团第二连见习。1915年任中尉排长，后调赴本师随营学堂，先任数学教员，后任炮科主任教员。
1916年12月，魏益三又考入北京陆军大学深造，肄业于第五期。其间，魏曾于1917年7月参加讨伐张勋复辟，任第七纵队司令部卫队连上尉连长，因作战有功，战事平息后仍回陆大学习。1919年6月，魏益三任西北边防军第三混成旅中校团附兼该旅随营学校教育长，因在陆大学习未能到职。8月，出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少校战术教官，与该期学生陈诚结下师生之谊。3个月后，魏回陆大参加毕业分配。12月，魏益三到西北边防军褚其祥第三混成旅任参谋。不久随褚进驻外蒙库伦，魏升任该旅骑兵第四团第一营少校营长、中校团附。
1920年7月发生直皖战争。魏益三没有参加对直作战，而被奉派到北京，代表褚其祥接治公务。战争结局，直胜皖败。外蒙政局又动荡不安，白俄残匪乌吉尔巴伦2万多人遗逃到库伦，与活佛博克多哲布尊丹巴互相勾结起来，突然于1920年9月4日，将库伦四面包围，猛烈攻袭。褚其样祥部二十五旅(由第三混成旅改编的)6000人，在当地华商和人民的支援下，苦战14夜，终将蒙俄匪帮击溃，获许多战利品。此役中，魏益三由营长提开到骑兵四团上校团长、第二纵队司令官。
1921年2月3日白俄匪帮残部纠集起来，攻陷库伦，褚其祥部二十五旅孤军无援而遭失败，褚、魏被苏俄军队缴械收容，后来乘火车绕道海参崴回国。时西北筹边使已撤销。张作霖被任命为蒙疆经略使、管辖内外蒙古事务。魏益三经陆大四期校友郭松龄介绍投靠奉军。
魏益三到奉之初，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混成旅中校参谋长、参加第一次直奉大战、曾在东线协助郭松龄指挥部队退却，减少了损失。后来郭率部在山海关接替邢七廉的防务，坚守阵地，才使奉军与直军从容议和,战争结束后魏任奉军第二团团长，后改任三十九团团长。1923年1月兼任东三省教导队队长。魏当时曾研究证明炮兵超越友军射击公式原理，7月至1924年6月，魏益三任东三省讲武堂兵器教员，旋又兼任陆军第二十七师参谋长、教导营营长、东三省巡阅使署参议，兼数职。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魏益三任镇威军第一、三联军少将参谋长，张学良、郭松龄的作战计划大都是经魏手草拟的。
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获胜，奉军大部入关。1925年初，成立京榆驻军司令部，魏益三出任少将参谋长，后又升任炮兵第二旅旅长，同年10月又任炮兵司令。
第二次直奉战后、郭松龄收编直军4万余人，编成3团制的4个旅，所有高级军官大都出身二、三旅，以亲信来膨胀自己的势力。郭松龄的所为引起奉军将领韩麟春、姜登选的极度不满。张学良为此事曾通过魏益三向郭松龄提醒说:“古人说'功高震主身危，名盖天下不赏’。外边谣言很大，你这样处理直军，对姜、韩太难堪，而且大帅那里能否通过还成问题。你要多考虑，对姜、韩也应弥补一下。”后来张作霖电令郭松龄，收编直军不准单独成旅，分别把直军以补充团的形式编在奉军各旅中。张学良还另有长电给魏益三，叫他劝郭松龄听从命令，不要执拗。郭松龄接电令后勉强遵照执行。
7、8月间，张作霖进驻北京顺承王府，张学良也随父同驻北京。一次魏益三因公务去北京面见张学良，张屏去左右说:“大帅在此，各国出使都来谒见，姜登选、韩麟春也不断前来，独有茂宸(郭松龄)不来。你便中说说茂宸，同时告诉他不要常和李景林、张之江往来；将来他想要地盘，黑龙江、吉林任他选择。”是时魏益三去北京饭店找郭，转达了张学良上述一段话。谈后不久，郭径赴顺承王府谒见张作霖。
10月，张学良在奉天北大营给郭松龄打电话，希望他能到车站为张作霖送行，郭在电话里托辞有事不能脱身。与此同时魏益三接到张学良打来同样内容的电话。郭在魏的劝说下，同魏一起去车站为张作霖送行。
10月末，魏益三率部驻防锦州。一次，魏接张学良电报，命其赴奉面商机要。张学良对其说:“我成立第三军团(共辖3个军，即姜登选的第八军、韩麟春的第九军、郭松龄的第十军)，你作参谋长兼炮兵司令。司令部的同人也都欢迎你来、不过茂宸要你去帮他的忙，并且很坚决。”后魏益三到北大营见到郭松龄，郭对他说:“你不要嫌职位低，无论如何要求你帮我的忙。”当时屋内只有郭、魏二人。郭遂询问，进关的部队有多少?魏答，已过半了。
此时第十军军部还没有正式建立，但司令部驻地已决定设在天津河北公园。郭让魏先赴津组织司令部，炮兵旅长可以找人代理。郭松龄还悄悄说:“我主张巩固国防，开发尔东北，最反对为少数人去争督军。”
第二次直奉战后，张作霖作了5省督办，实力猛增，占有8省地盘。奉军占领苏皖后，张作霖分别派杨宇霆、姜登选为苏、皖二省督办。郭松龄功劳本在杨、姜之上，而赏却在之下，赏罚不明，引起郭松龄思变之心。
郭松龄倒戈反奉，魏益三是主要的支持者和同谋者。他们在天津秘密谋划，联络冯玉祥，决心举兵反奉。11月初，郭松龄在天津国民饭店召集会议，郭当场讲述不满张作霖的所做所为。郭在讲话中悲愤激昂，以致痛哭流涕。会后，郭松龄与亲信魏益三、高纪毅等商讨肃清内部不能合作的人，对包括邹作华在内的一些高级将领均解除武装的处置办法。郭松龄任命魏益三为全军总参谋长兼炮兵司令，负责向东输送部队。郭还把讨张电文送给魏看，征求意见。魏仔细看过电文后对郭说:“饶电文章太深，最好再拟一个比较通俗的，便于家喻户晓。”魏益三为郭松龄反奉尽心竭力。
郭松龄在滦州火柴厂召开高级将领会议，会场由高纪毅布置和指挥。会上通电起兵反奉，郭松龄接受魏益三首先占领山海关的建议，任命魏为第五军军长，带两个团和一个工兵营，即时向山海关进发,并负责调拨列车,先行将高纪毅十九旅送出关直扑奉天，包围帅府，不准张作霖行使职权，只将杨宇霆一人处死，其他不愿合作人的均给自由。
但是魏益三受命之后未能按原计划行动。他率部搭火车，佯称回奉整训，瞒过山海关车站上的稽查人员，先于高纪毅十九旅过关抵达万家屯，又未能把列车按时调拨到，反而惊动了张作相所部，以致打乱了全盘计划。
翌日上午驻扎山海关的张作相部忽向魏部发起攻击，并有山炮向魏部阵地射击，同时有6架飞机由东飞来向郭军阵地投弹、撒传单。魏部战至日落，张作相部借暮色撤往连山、锦州一带。魏益三部被消灭一个团，他仅率残部退至山海关小河口附近待援，但后续部队仍未开来，不得不借乘柳江矿务局轧道车赴昌黎见郭，报告前方情况,并催郭率队迅速前进。郭令吴魁林团，野炮兵一团，工兵一营，骑兵一大连及手枪队一部，由魏益三指挥与张作相作战。不久，攻下山海关，郭松龄反奉军占领绥中、兴城。
魏益三到兴城车站时，看到郭松龄拒绝奉军将领阚朝玺、汤玉麟、于琛澂3人要求投郭的回电，认为欠妥。从策略上着眼暂时也可容纳，并答应他们占地盘的条件，争取他们中立，事成后再处置不迟。但郭松龄不听其言，一意孤行，拒绝他们参加倒戈。魏益三对此深为不满，认为郭为人刚愎自用，一切操之过急，以致坏了大事。
郭松龄进军到锦州，魏仍驻山海关，每天有函电和前方联系。郭到沟帮子及新民时还有电来。后来整夜通讯中断，魏感到前方事态严重，特派彭振国带兵一部乘火车前往联络，并准备适时增援。但因铁路被破坏，到沟帮子不能继续前进，旋即退回。
这时有日本驻榆关守备队送来郭松龄夫妇被处死的照片，至此，魏益三确知郭松龄在前方彻底失败被捕杀，于是下令布置防务，破坏锦州以西铁路和行车设备，并派人与冯玉祥联络，准备投靠西北军。
郭松龄在巨流河战败身死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魏部有些官兵非常悲愤激动，但也有些人悲观失望，甚至主张将武器投到海里，散伙了事。但绝大多数官兵拥护魏益三，因此，魏益三收拢郭军残部开入关内，投靠冯玉样，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接受冯玉祥的领导，并还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总司令职，在军需给养上得到冯的接济。
1926年1月3日，魏益三通电表示:“我郭总司令虽败，我六、七年相从，之数万健儿未尽死也。苟有一人一械，犹应继续而斗。况我榆关一带犹有万余人。继续归来者数且倍之。重整旗鼓，再建功勋，亦章中事耳。我西北边防督办冯公焕章，爱国爱民，为国人所崇拜，我郭总司令举义之始，即与冯督办有所结合。集纳众议皆同，决从冯督办之后，以竟我郭总司令未竟之功。”表示继承郭的遗志，与冯玉祥合作，坚决反对张作霖在东北的军阀统治。
魏益三与国民军副总司令孙岳发生了联系。孙岳表示愿意与魏合作，曾派参谋长来联络，送来5万元银元和面粉若干袋，并拟委派魏益三为蓟榆镇守使。魏益三以兵力单薄，没有力量来组织一个镇守使署，而婉辞未就。
张作霖父子对魏益三进关投冯并不甘心弃之，而是耐心往回争取，曾有电给魏益三，表示罪在郭松龄一人，其余一概不究，队伍也不缩编。张学良也先后派刘伟，刘震东持函来山海关劝魏归奉。魏向二刘表示，我对少帅图报于将来吧!魏益三反劝刘震东留下来共图反张大业，请他担任榆关警察所长兼蓟榆镇守使。刘以此地不能久安，奉军必来攻之为由，婉言拒之。
张作霖平定郭松龄反奉兵变后，与吴佩孚进行合作，共同讨伐冯玉祥的国民军。吴佩孚东山再起，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以湖北军队为基础，开始进攻河南国民二军，迫使豫督岳维竣调回山东军队，因而使得奉系的直鲁联军，得以进攻在京、津方面的国民军，同时张作霖对魏益三不受招安继续反奉极为恼火，遂于1926年1月11日，通电声称即日兴兵讨伐魏益三，再度进关与直鲁联军协同，并与吴佩孚军配合，向国民军作全面进攻。魏益三得此消息极为震惊，忙请冯玉祥出兵增援。冯鉴于国民军的态势不利，魏军已不可能在山海关及滦东地区阻止奉军，遂调该军到后方的保定、定县一带整训。
魏益三移防路过天津时，曾专程去拜访孙岳，孙特设一个盛大宴会，对魏益三极表欢迎。席间孙岳亲自给魏益三佩戴了陆军上将的肩章，算是优礼备至。魏日后明白，孙岳之亲热是因他表面显要，实为空虚，希冀魏在关键时刻能拔刀相助。这次会见，孙岳和魏益三谈了许多，给魏影响最大的是，带兵的将领自身必须兼领师、旅长，否则会变成“空军”司令。
魏益三到保定后，司令部设在曹锟出任总统前的寓所——光园。当年曾经是各方军政人员冠盖往来的场所，此时十分萧条，没有昔日之盛况了。
魏驻保定，收编了城内零散的国民军官兵约有2个团，同时又把本部整编为4个旅，其中有2个旅编为1个师，魏自兼师长,另有1个旅为独立旅,直接隶属于魏。
在保定，冯玉祥曾派王某给魏益三送来5万元钱，并说，下月以后，是否有饷可发，要看筹款情况好坏来定。魏部原在奉军，给养充足，一向按月发饷，已成习惯，在作战期间还发双饷，特别魏部原是奉军嫡系，更优于其他。魏脱离奉系后，靠冯王祥、孙岳送款发饷，冯已暗示今后不再负责粮饷了，孙岳也避而不谈薪饷问题。而魏部整顿后人数又增加了，薪饷无着，他大为悔恨不该脱离奉系，上了冯玉祥的当。最后他想出一个妥善解决军饷的办法，把他从东北带来的许多车皮交给铁路局，双方商定在京汉路北段高碑店至石家庄区间，办理客货运，魏部派员会同铁路人员共同管理，收入除去路局的开支，一律归军队所有，魏部军饷才得到解决。
魏益三驻防保定时，正是段祺瑞还拥有临时执政的空头衔。统治地位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患难中段祺瑞忽然想到就在身边的学生——魏益三。段派其亲信梁鸿志去保定游说，邀请魏出任段的京畿卫戍副总司令。副总司令对魏益三已经失去诱惑力，因魏对段的看法早已发生变化。第二次直奉大战结束后，张作霖曾派魏益三持函去天津请段祺瑞出山。那次师生互见，给魏留下的印象是老师的精力和魄力都已远逊当年。魏益三认为段祺瑞大势已去，北方情况复杂，各派都在华北拥兵自重，段祺瑞虽是北洋系元老，与这些军人都有师生僚属及各种各样的关系，但他本人已是赤手空拳,没有直接可以指挥的军队，而且段祺瑞又是张作霖拥戴出来的，受张作霖的支配。魏考虑到若跟段，早晚将被奉军缴械，变成一个光杆司令。凡此种种，权衡利弊得失，最后魏益三对梁鸿志婉言辞谢。
魏益三驻保定时，整个国民军正每况愈下，冯玉祥的处境更为困难。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已达成共同讨冯协议。冯玉祥以退为进，准备把国民军开往西北，整顿队伍以待时机。冯派人和魏商议、希望魏能和他一致行动。魏当时考虑到“我既属国民军，本应当随他一同撤往西北”，但又因有许多困难，诸如丢掉一个炮团和辎重、给养等问题。魏遂向冯表示，可以对他起到掩护作用，但不能随他去西北。冯玉祥也只好同意。于是魏在石家庄布置防务、戒备河南、山西方面军事行动，占据保定这块地盘采取独立姿态以观动向。
魏益三脱离冯玉祥的国民军后，迎合当时社会刮起“和平运动”之风潮，通电表示赞同并将所部由国民军第四军改为“正义军”，以表示拥护和平，维护“正义”，来笼络人心，稳定军队，提高士气，巩固内部。当时北京政府的军界，不拘大小势力，都注视着魏的这部分力量，想方设法进行拉拢或吞并。如孙传芳就派代表到保定联络，希望能与魏合作。魏只是和他虚与委蛇。张宗昌却另打主意，派人到保定来勾结魏部旅长，从内部进行瓦解，被魏发觉及时处理。
魏益三深知，不投向一个较大的军事集团，只凭他这点武装来维持这个割据局面是难于持久的。当时北方军事力量雄厚的只有张作霖、吴佩孚两系。如投张作霖非但感到面子难看，也怕有杀身之祸,张作霖曾经悬赏捉拿魏归案，大势所趋只有投吴一条路。他过去与吴佩平虽然素无渊源，而且在直皖、两次直奉战争中，都是站在敌对立场作战，但对吴却是十分饮佩的。经老友牛向臣牵线,最后坚定了魏益三投吴的决心。
投吴进行得非常顺利，吴派靳云鹗来看望魏。使魏很感动。靳又邀请魏益三同去洛阳迎接吴佩孚北上，他欣然同往。这是魏益三第一次会见吴。见面时吴就问:“你是保定军官、陆大毕业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不知道你经过了几次战役呢?”魏很谦恭地以立正报告形式作了回答。最后吴佩孚向魏益三说:“张雨亭曾经悬赏10万元通缉令，不过请你放心吧。虽然我现在和他合作，但是对你绝对不会有半点恶意。”吴还引用三国时曹操杀降将蔡瑁、张允的事，再三表示:“我决不作这样的事。”魏益三听后心情稍得安稳，但内心总觉得自己是降将，寄人下前途茫。
吴佩乎到保定不久，发表任命齐燮元为讨贼联军第四军总司令魏益三副之的命令。魏接到命令后，心里很不舒服,他知道齐燮元想抓他这部分军队，现在果真应验了。后来经人指点，魏直接去找吴佩孚面谈，叙说他景仰吴大帅才来投效的，心甘情愿为大帅出力，为什么又加齐燮元一个帽子呢?吴一听笑了，并说:“没有关系，你可以另设一个副总司令部，一切直接听我命令，与他总司令不发生关系。”
吴来保定不久，魏益三参加了迎接下台总统曹锟来保定的宴会。在欢迎会上，曹赠给魏一枚一等文虎章、一部《金刚经》，还有曹自己写的一笔虎的字画，说是给魏作纪念。魏明知道下台总统已无资格向将领授勋，更不能送什么文虎章，但魏益三还是连声称谢，恭恭敬敬地全部接受下来。
1926年4月初，吴佩乎在保定誓师，并检阅驻保各部队。吴在誓师大会上，痛骂冯玉祥是“贼”，必须大张批伐，彻底打倒他。于是，奉、吴两军联合起来进攻南口，奉军担任进攻南口正面及以东山地之国民军，吴军进攻门头沟及出紫荆关攻击侧翼。魏益三受命出紫荆关，经涞源向蔚县方向国民军进攻。因山地所限，魏军炮兵团留驻在高碑店未动。
在南口战役中，曾有人为冯说情，劝魏不要去攻击昨天的朋友，应给国民军网开一面送个人情，但被魏益三拒绝了。南口战役结束后，魏益三奉命开到石家庄休整，队伍由原4个旅增编制15个步兵团、1个炮团、1个骑兵团，约有7万人。
魏益三在半年中两次改换门庭，军事力量急剧膨胀，已踌躇满志，俨然以督军自居。但毕竟是降将，不被吴佩孚重用和信任。当北京政府论功行赏时，如张宗昌升为义威上将军，陆军上将，田维勤授为勤威将军，而魏益三只给了个陆军中将衔，未免相形见绌。据说。吴佩孚原也拟给魏益三勤威将军头衔,但幕僚中有人提出,他是奉方叛将，通缉在案，给这样褒奖，会引起张作霖不满。吴佩孚则认为此议言之在理，就将魏益三的头衔临时抽掉了。从此，魏益三对吴佩乎不满，伺机另寻主人，不久投到蒋介石的怀抱。
南口战役后,北伐军已占领岳州,威胁吴佩孚在武汉的根基。吴遂率部急忙南下，旋又命令魏益三部开到信阳驻防，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上。不久，吴狼狈败还，退守郑州，武汉已落入北伐军之手。但吴仍命令魏待机反攻武汉。
吴驻郑州期间，魏与靳云鹏交往频繁，公事私话无所不谈，军事上采取一致行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吴佩孚跼促河南一隅，作最后挣扎。魏、靳则抱观望态度。此时，张作霖势力已大大超过吴佩孚，吴的部下对张作霖的态度也分为两派。魏靳是坚决反对张作霖。
1926年12月1日，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12月6日，吴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联合奉军反攻武汉，魏、靳没有出席会议以示反对吴、张合作。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对张作霖恶感太深，另一方面，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蒋介石、唐生智派人到河南拉拢吴的部下，其中王法勤、晏道刚(魏的保定军校同学)等人到信阳来见魏，劝他归附北伐军。魏见大势已去，正是投蒋介石的好机会，于是他不顾部下和社会舆论的反对，派人到武汉会唐生智并转道去南昌面见蒋介石表示愿意投降。不久，蒋介石任命魏益三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军长，参加平汉路南段至郑州间作战任务。
1927年1月，蒋介石委任魏益三为第八军军长，兼第二方面军副总司令。1928年元月，魏兼代第二路上将总指挥，4月兼任南京军委会委员，参加北伐宜昌、沙市、新郑，后渡过黄河，参加冀东战役，消灭直鲁残部。同年10月，国民党军队缩编，魏调李宗仁第四集团军上将总参议未就，赴津闲居。
1929年3月，就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十四师师长，随蒋讨桂。6月，魏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五军上将军长兼平汉南段警备总指挥，随唐生智反蒋。失败后，被剥夺了兵权。
1930年3月调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后又接受阎冯接受的十七路总指挥,加入阎冯战线反蒋，失败后逃到北平,进入陆大研究班学习3个月。
1931年4月，赴日本考察军事及教育，7月回国，仍在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
1932年爆发"一二八”淞沪抗战，魏益三支持十九路军的爱国行动。同年12月加入国民党，后出任北平军分会上将委员。
1933年8月，魏追随蒋介右和陈诚，被特聘为庐山军官训练团教官，训练“围剿”将领。1935年春，蒋在武昌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陈诚兼处长，魏兼任该处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7月，蒋开办峨嵋军官训练班，委陈诚负责，8月，魏任特聘教官。
1936年10月，赴欧美考察军事一年，翌年回国任中央伤兵管理处中将处长。1940年5月，改任荣誉军人总管理处中将处长，兼任荣誉职业协会常务理事、《伤兵之友》总社理事，兼任荣军总管理处区党部指导员，后又兼任军政部特别党部执行委员。1944年7月兼任重庆军训团党政训练班指导员，“讲解如何搞好荣军编队、归队及生产工作”，并兼任国防部研究院讲师。1945年5月,调军政部任中将参议和兼任军委会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于1946年6月，任命魏益三军风纪巡查团第四团副主任委员、同年8 月退役回北平。
1947年4月，魏益三通过陈诚的关系调任东北行辕政治委员会参议，后又兼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中将顾问。1948年初随陈诚回南京，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11月，改任联勤部荣军总管理处中将处长。1949年8月转任国防部荣军总管理处中将总处长。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魏益三一直追随蒋介石、陈诚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东北、平津解放后，他随蒋介石、陈诚，先后逃到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昆明等地。1949年12月9日，昆明解放前夕，魏益三被迫在卢汉起义时，联络国民党国防部厅、局、署长等人在昆明联名致电拥护，但遭卢汉反对未果，后投诚。
1950年1月，参加学习半年，担任云南军政委员会收容军官管理第三中队指导员，后入云南军区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学习改造思想。1952年6月回北京，不久申请加入民革，后被任命为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员室专员。1964年1月26日因患肺炎医治无效，病逝在北京协和医院，终年7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