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城落日出长春——《我的自传》的一部分
作者：尚传道
作者介绍:尚传道(1910-1994)，字希贤，浙江人。清华大学毕业，1945年任国民党吉林省政府委员兼吉林省民政厅长、长春市长。改革开放后，曾任民革中央监委常委，北京市政协委员。
前言
我名尚传道，字希贤。1910年11月16日出生于浙江省长兴县虹桥镇放*村一个农民家里，生父是贫农，租种十几亩水田，终岁勤劳，难以糊口，在我出生前已有一位姐姐，两位哥哥，一家六口，生计更艰;因而，1911年秋我被抱养到安吉县小溪口镇开源盛稻行行主尚展云家。
养父原籍河南省罗山县,是破落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1886年从河南迁居到长兴县和平镇，在本族先来开荒致富的族侄家教家塾，考中清末最后一科湖州府乌程县的秀才，从而落籍吴兴县(现属湖州市)。他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点钱,于1908年搬到小溪口开源盛稻行。养父母从河南一担挑来的两个儿子，先后夭亡，年过半百，膝下无儿;因此，我自幼过着娇养的生活。
1917年进本镇初设的国民小学，读“山水日，狗牛羊”;1921年就读于本族大地主尚实甫开设的私塾，学英文，数学，读《古文观止》。1923年考进私立杭州安定初中，1927年进浙江省立第一中学高中，1929年夏以文科第一名毕业。1929-1933年在清华大学学习，获政治学学士学位。1933年秋清华代校长翁文灏先生以本校优秀学生保送我进南京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上尉练习员。1935年考取国民政府高等文官，分发到行政院任荐任科员、编审。1937至1945年先后在贵州省民政厅和省政府任职。1945至1948年任吉林省民政厅长，长春市长，省党部执行委员，三青团吉林支团主任等职。
我本是农民的儿子，但被抱养到商人、地主家庭，受了系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因而前半生为蒋介石的国民党和政府工作15年，背叛了自己出生的贫农阶级。幸而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教育，使我逐步地痛悟前非，彻底地改变了人生观和世界观。
本文是我的自传的一部分，叙述1945年至1948年我从参加接收东北到被俘的经过，谨以此文表达我向故乡父老忏悔之情，并请赐予教正。从我的亲身经历，可以看出我国近现代史中的两个问题：
第一，从一个国民党地方行政人员的经历，可以看出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能够以小米加步枪，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彻底打垮了得到美国援助的有飞机、大炮、坦克、兵舰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蒋军800万?
第二:从我的经历，又可看出，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为什么其最终结局，还必须遵循孙中山先生指示的走和平统一的道路，以共谋振兴中华。从而证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的以“一国两制”为根本方针，经过国共两党对等商谈达到祖国的大统一，人民的大团圆，是历史必由之路，是完全正确的，是任何顽固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1975年3月20日我蒙党和人民特赦回到北京，15年来做了一些工作。1990年9月1日，北京电视台在“北京人”节目中向首都观众介绍了我从1979年以来工作和生活情况，说我:老骥伏枥,壮心未已，每天写作，已在海外发表论著130多篇，写文史资料50万言，反复地向蒋经国、俞国华、陈立夫等老同事、老同学进行呼吁、劝导，以期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共谋振兴中华云云。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表扬与鼓励。今年我已年逾八旬，我得以北京台的鼓励为起点，在党、政府和家乡父老的鞭策下，益自奋勉，更加努力，在有限的余年里，为祖国统一、中华振兴的伟业做出更有效的贡献，以赎愆报德于万一。
一、别了贵阳
1945年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大转折的一年，也是我的生命史上大转折的一年。
从1937年9月到1945年8月我在国民政府贵州省政府工作。曾任省民政厅秘书，主任秘书;省政府秘书兼人事科长，兼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主任秘书，省政府、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联合视察室主任;省合作事业管理处处长;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执行委员等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8月19日，我请准贵州省主席杨森，乘飞机去重庆述职。到重庆的当天下午，我住进了上清寺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床上铺的席子，日夜都是滚烫的，坐在房间里不动，都汗出不止。
回想抗日战争八年我都在贵阳工作。我的直接上级长官是民政厅长孙希文，省政府秘书长郑道儒，省政府主席吴鼎昌。
二、会见郑道儒、吴鼎昌
我到重庆一打听，上层政治圈子里的人们都在忙着如何抢先到沦陷区去当接收大员。碰到一些熟朋友，谈话主题不外上哪儿去?去台湾?平津?上海?东北?人们认为:八年抗战好不容易胜利了，这些沧陷地区，理所当然地应由政府派员接收。
到重庆后的第二天，我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看组了郑道儒。
郑道儒，字达如，天津人，南开大学毕业后去法国留学，回国后曾任绥远省教育厅长，省主席是博作义。1936年调到行政院任主任秘书。1935年我参加第三届高等文官考试及格被分发到行政院工作。从那时起我与郑道儒开始认识。1937年底郑随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到贵州任省府秘书长7年。经过这7年的共事，彼此就很热悉了。1945年初郑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署长是蒋廷黻。
跟郑道儒这次会谈很重要，因为这次谈话决定我去东北。
郑问我:“大半年来你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走后，杨子惠(杨森字子惠)在贵州搞得怎么样?”
我说:“杨主席到任后，我没有辞职。他已知道我有些声望，不能把我赶走。恰好于永滋去重庆当监察委员，社会部派一个姓孟的来接于的合管处长，杨复电将孟顶回去，派我接任。可是，杨主席到任一夜之间把吴主席和您辛苦7年打下的一点基础，完全推翻了。现在贵州是贿赂公行，乌烟瘴气啊!杨子惠本人凭兴趣办事，毫无章法，他带来一大批旧部，抱着一个到贵州来解决下半辈子生活问题的思想，您说老百姓还不够受麽?我实在呆不下去了。”
“唉!”郑连声感叹!稍逗一会儿,接着他说:“不谈这个，你现在来得正好，中央正在考虑接收东北，大致已经决定将东北三省改划为九省二市，这几天正安排去东北的人事。”
“怎么安排?”我问。
“准备设东北行营，接收东北的最高负责人选陈辞修(陈诚)，张岳军(张群)、吴铁城、张文白(张治中)、熊天翼(熊式辉)等人都想到东北一试身手，最近已决定叫熊天翼去。由于达公(吴鼎昌字达铨)内定我去吉林组织省政府，我想请你担任民政厅长，你可以考虑一下。”
我说:“您如决定去，我当然应该帮忙。这次来重庆我本来想请吴达公安置在文官处，在他身边做点工作，或者派回渐江，在家乡做点工作。”
“你见过达公么?”
“我还没去见他，先来见您，了解重庆主要政治情况，再去看他。”
第二天，我去国民政府文官处见到文宫长吴鼎昌。他告诉我:“已内定任郑达如为吉林省府主席。原本拟定划长春为直辖市，因为它是伪满的国都，我向蒋主席建议，才改为吉林省辖市。”他颇为自得地，用着重的语气说，“这样，我就替郑达如争得一个重要地方。”接着他说:“达如已和我商量过，要吴至恭与你同去吉林，我赞成。昨天，合江省主席吴瀚涛来见我，请我介绍一个人当省政府秘书长，我也推荐了你，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我说：“我本想在您眼前帮您做一点事，可以多学一些见识。”
·吴说:“东北地方重要，先去地方历练一段时间，再回到中央来，岂不更好?”
话题转到国共谈判。他颇为得意地说:“现在毛润之先生已亲自来了重庆，国共两党正在进行谈判，是我向蒋主席建议，连发三次电报才请来的，电报是我亲笔拟的。”
我说，“您可真替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我衷心地希望这次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对外打了八年十分艰苦的仗，老百姓需要休养生息，只要国共两党开诚合作，和平建设，国家前途大有希望。再说，共产党已经羽毛丰满，决不是武力所能消灭的，所以千万不能对共产党用兵，这一点希望您要请主席坚持。”
他说:“两党之间的问题很多，很复杂，虽然在谈，不能轻易乐观。现在共产党力量壮大了，而且还牵涉到苏联。特别在东北，现在日本的势力垮了，俄国的势力又进来了，比日本更难对付，你们去东北就会知道，那里是很不容易应付的。”
三、蒋介石接收东北的部署
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雅尔塔会议上达成了三国关于苏联对日出兵的协定。蒋介石的军队根本没有为量去消灭盘踞在东北的一百多万日本关东军，只有欢迎苏联参战，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怎样依靠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取得最后胜利，而又不致使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扩大，使自己能独占胜利果实，则又是考虑策划的中心。
对于这个问题，蒋介石曾征询政学系几位首脑张群，吴铁城、熊式辉等的意见，他们经过研商，向蒋提出迅速向苏联靠拢的建议。蒋决定派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钱昌照、蒋经国等组成的“国民政府代表团”于1945年8月7日赶到莫斯科，经过谈判，于8月14日与苏联政府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另一方面，中央设计局，以熊式辉兼“东北复员委员会”主任名义，向蒋介石提出一份“关于东北复员问题的几项原则意见”，其主要内容:
(一)将东北三省改划为九省;
(二)在东北实行以三民主义为总旨的施政方针，
(三)抽调一部分精锐国军长驻东北,并改编，整训伪满洲国军队，作为军事辅助；
(四)将东北作为全国经济建设的基地;
(五)在人事安排上,争取中间派的合作，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但表面上要呈现出亲苏、民主的掩护色彩，特别要注意遏制中 共势力的扩张。
蒋介石对接收东北的部署基本上是采纳以上的原则。1945年8月31日发表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
1945年9月初，国民政府公布《接收东北九省办法》规定重划东北为九省和两个行政院直辖市。10月18日发表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长春市虽经吴鼎昌策划划为吉林省辖市，但市长却由蒋经国迳向蒋介石保荐派原衡阳市长赵君迈充任，吴鼎昌的如意算盘，实际上落了空。
四、长春升起了青天白日旗
蒋介石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后，原拟在苏联对日宣战后，派党政军人员等随苏军之后，在苏军对日作战，收复一个地方即由蒋政权接收一处地方，不料局势发展，完全出乎意料之外。1945年8月上旬美国向长崎、广岛投下两颗原子弹，8月9日苏联出兵，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一周之内苏军占领了全东北。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联军，迅速地接管了各地，建立了人民政权。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也完全落了空。
蒋介石一面依靠美国的帮助，把在缅甸、云南的部队运到秦皇岛、山海关向人民军队发动进攻，一面向苏联交涉，要求苏联帮助接收。他得到苏联政府同意，把东北行营设在长春。熊式辉派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以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名义，率领随员于10月7日，由重庆乘飞机飞往长春，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洽商筹设行营事宜。郑道儒派吉林省府委员兼吉林市长张庆泗随同前往，因为张庆泗是长春人，他的大哥张庆元在“满州国”军队里当上校团长。
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董彦平已经把东北行营设置在长春兴仁大街原满洲国的“满炭大楼”。在10月10日这一天，首次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升上长春的天空，象征丧失了14年的主权，从此开始被接收过来。当时重庆的报纸曾经大肆宣传了这件事。
五、“人生有限，国运久长”
在长春升起国旗的同一天，熊式辉、张嘉璈(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蒋经国(外交部东北特派员)以及东北籍参政员莫德惠，C.C.系骨干齐世英，与吴铁城关系密切的张潜华，热河省主席刘多荃，炮兵学校教育长金镇等共40多人，分乘两架飞机从重庆起飞，在北平稍有逗留，于10月12日飞抵长春。
这一批人是蒋介石派出的争夺东北的先锋。熊式辉到长春后，即令蒋经国向苏军总部交涉，要求苏军协助国民政府所派人员进行“行政接收”。苏军总部答复说: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是东北人民自己建立的，与苏军无关，至于“行政接收”那是中国的内政，苏军不便协助和参与。
后来，经熊式辉提示，蒋经国又向苏军总部提出派莫德惠到吉林、金镇去沈阳、张潜华去哈尔滨视察的要求，苏军总部只同意莫德惠到吉林，这一段交涉，一再碰壁，正在束手无策之际，苏军总部又提出“凡在苏军占领区内由日军所使用之一切物件，均系合法的战利品”的要求。熊式辉，蒋经国更感到不知如何应付。于是熊于10月21日飞回重庆向蒋介石请示对策。蒋介石听了汇报以后，找了张群、王世杰等研商，决定三条:
(一)由外交部把苏军在战利品名义下运走东北工业设备以及掩护中共扩充武力，建立政权，阻挠国民政府接收主权等情况，用备忘录形式送致苏联政府，并要求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尊重中国在东北的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
(二)饬令中央各部会及东北九省二市重要接收人员迅即飞往长春，作好行政接收的准备工作。
(三)抽调中央精锐国军,立刻由海陆空三路向东北运兵，作好军事接收的各种准备。
熊式辉秉承蒋介石的指示，于10月24日又由重庆飞长春。郑道儒商得熊的同意派吴至恭(内定吉林省府秘书长)和我随同熊的专机去长春。这架飞机是美国的B46军用机，没有一般客机那样的舒适座位。熊式辉只带一个随从副官，上了飞机以后，独自一人躺在前舱的帆布椅上，副官坐在驾驶室。吴和我坐在后舱。他远远地向我们招手示意，我们也举手相应。中午时分，熊开始吃午餐，叫副官送来一盒糕点，我们接过以后，向他遥示谢意。当天在北平东北行营驻平办事处歇宿，25日下午飞抵长春。
我和吴至恭住在兴仁大街东北行营(原“满洲国"满炭大楼)406号。
10月29日至11月4日接收东北九省的主席，二市市长徐箴、彭济群、吴焕章、高惜冰、吴瀚涛、沈恰到长春。11月4日到达时有郑道儒、关吉玉、刘翰东等。他们分别住在二、三两楼。
另一方面，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也于10月底飞到长春，同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商洽中国军队在东北登陆问题。
1945年11月17日上午九时，张嘉璈以东北行营代主任名义召集全体接收人员在行营一楼大饭厅讲话，在满炭大楼的400多名接收人员都出席了。这个饭厅没有座位,大伙都站着。
张嘉璈在讲坛上站定后，用目光向大伙扫视一遍就开腔了，说的是带上海腔的官话:
“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国和苏联是盟国，8月我们又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它答应帮助我们接收东北，尊重我国领土、主权。但是一个多月以来，迭经交涉，不但接收问题枝节横生，一再受阻，而且长春市内的安全也受到威胁。现在熊主任来电转达蒋委员长命令，从今天下午起开始总撤退。所有行营人员，除留董彦平副参谋长及少数军事人员，以“中国军事代表团”名义仍留长春与苏军联系外，所有在长接收人员一律撤到北平待命。”
张在讲话中没有说明与苏军总部交涉的具体情况。最后，他以沉重的语调哀叹说:“人生有限，国运久长。局势是艰难的，前途是不平坦的，但是你们不要灰心丧气，要坚持奋斗。现在你们暂到北平，听候指示。”
当时，饭厅里几百名接收人员都表现出沮丧的心情，没有声响地低着头走出会场，回到各自的屋里，准备回去的行装。
郑道儒、吴至恭和我被安排在第一批，于11月17日下午一时，乘行营预备的飞机，飞离长春，傍晚时分到达北平。这是我第一次出长春。
到北平后，郑道儒住在东四马大人胡同他哥哥家，我和吴至恭住在东北行营在宣武门旧国会所设的驻平办事处，
六、宋美龄劳军
在北平待命期间，吉林省政府接收委员内定兼任财政厅长的王宁华(原任中国农民银行总行主任秘书)，兼任教育厅长的胡体乾(原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他们二人都是吉林人)已由重庆来到北平。
郑道儒常常邀集吴至恭、王宁华，胡体乾和我在一起研讨东北接收的局势。他认为:“共产党的部队，在苏军掩护下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通过外交途径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希望很小。我们只能依靠美国帮助用武力接收。现在杜聿明已经指挥国军从山海关打出关外，遭到共军的坚强抵抗，虽有进展，但进度很慢。我看局势不容乐观。”
他对接收吉林缺乏信心。
1945年年末，行营秘书长胡家凤告诉我:苏军总部答应派联络员协助我们前往各地接收。12月22日赵君迈已接收了长春市，27日董文琦已接收了沈阳市。
1946年1月5日，胡家凤通知叫吉林接收人员于6日上午乘行营飞机去长春。他说:行营所编的保安第二总队刘德溥部(伪满“铁石”部队)已于5日空运长春。
郑道儒认为:苏军总部答应协助接收，但共 军不同意，还是接收不到。只有上面谈妥了，才能解决问题。现在重庆正要召开政协会议，我还得看看，暂时不去长春。他单独约我与吴至恭商量，说:“你们先去。主席职务本应请你们两人中的一位代理，但此去担着风险，你们又不是吉林人，地方情况不熟悉。我想请宁华代理，你们应该谅解，并与宁华开诚布公，通力合作。”我立即表示同意，吴至恭也完全同意。商定后，郑道儒即称病，住进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向行营请病假，并派王宁华代理主席职务。
1946年1月6日上午吉林省府接收委员王宁华、吴至恭、胡体乾、张庆泗(内定兼吉林市长)，省警务处长谷炳仑、会计长侯景文和我等接收专员、接收员共25人，于下午飞抵长春。我们分别住在行营406，408两个房间，406住王宁华、吴至恭、胡体乾和我四人，408是大房间，其余21人都住在这间里。
我们刚刚住定，张嘉璈就请我们吉林接收委员到他住的伪满大臣丁鉴修公馆吃晚饭，商谈接收事宜。王宁华和我们商量决定，向张嘉璈要求，吉林省府先在长春办公，派人去接收长春、九台两县，如果顺利，再去吉林。我们赴宴，张嘉璈提出，“你们明天就去吉林，成立吉林省府和吉林市政府”。王宁华按照我们商定的主意向张陈述了我们的看法，并把预先准备好的一份请求在行营内先行启印视事的签呈，请张批准。张先不答应，经我们一再要求(我们所持的理由很充分)，他才勉强同意。
我们于1946年1月7日开始进行接收吉林的活动。1月中旬，吉林省政府举行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决定:(1)组织“吉林省政治工作总队”，任务是搜集吉林各县市政治、经济资料和情况，为开展接收工作准备人才。推我兼任总队长。(2)派张骏图为长春县长，乔树芳为九台县长，纪幕天为农安县长。
伪满长春县公署设在长春市内，府会决定后，张骏图首先去接收了长春县。
王宁华以代省主席兼省警察总队长名义每天忙于接拾收编伪满警察、各地地主武装和土匪部队。不到一个月，把伪满吉林市警察队陈惠民部人、枪一千多，从吉林开到长春市郊，以后改编为吉林省保安第一团;此外，还有吉林省党部组织科长张一中收编蛟河县地主武装张雪棠部一千余人;伪满吉林省长公署职员范广明、林富等介绍的在敦化县境内的土匪唐玉部5万余人，均令他们就地待命。
王宁华还兼三青团吉林支团筹备处主任，秘密地派人筹建各县分团。
胡体乾每天接见伪满教育界人士，为接收学校做准备。我忙于筹建政治工作总队。决定总队下分两个大队。第一大队为任务队，担任省警察总队的政治训练工作，派国 民 党 党 专分子董郁青为大队长;第二大队为地区队，计划每县编组一个县队，每队5至7人。在未接收前，担负搜集伪满时各该县政治、经济的资料，刺探人民政权的组织、人事与活动的情况，联络当地士绅、青年、派党专分子刘民悦为大队长。
1月20日张嘉璈通知我们:已和苏军总部交涉好了，由军部派联络员协助接收九台具。我们当即派乔树芳前去接收。乔是永吉人，抗日战争期间曾在东北军部队里工作，是我们在重庆选定的接收专员。他奉命后，随带警察队一个班，由苏军总部派联络员一人陪同，从长春乘火车前往九台。临行前，王宁华和我都叮嘱乔树芳要谨镇、机警，要避免武装冲突，随时向我们报告情况。..
当晚11时，乔树芳狼狈地逃了回来。据他报告，火车开到九台车站时，站上已有九台县人民政府派的武装部队布岗警戒。经苏军联络员交涉后，才允许乔带文职人员进城，警察队不许进城。人民政府负责人对乔树芳说:“伪满解体后，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自己组成了地方政权。现在重庆正在开政治协商会议，我们主张成立有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如果你们同意，我们可以协商，否则，人民已经组成的政权，不能随便交出。”乔树芳说:“我是奉命前来接收国家主权的，至于组织联合政府，我未奉上级指示，不敢擅专，只好回去请示。”苏军联络员则说:““这是你们的内政，我们不便干涉。”这样;乔树芳只能带领原班人马逃了回来。
第二天一早，王宁华去向张嘉璈汇报，张指示说:“我们不能承认联合政府，容我再向苏军总部交涉，你们听候消息。”
1月29日，张嘉璈通知我们:这回交涉好了，一定能接收到九台、农安两县。我们就派乔树芳、纪幕天分别前去接收。乔去后派员回来报告:“到时，九台县人民政府己搬到营城子煤矿区办公，我们只接收了一座空衙门，留下一份《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大意是:国民党不应依靠武力抢夺东北人民14年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得来的胜利果实。人民政府为了表示和平诚意，暂迁乡区办公，你们应该派员前来协商组成地方联合政府，否则，人民决不能容忍国 民 党 一 党 独 裁的法西 斯 统治。”
在这期间，杨绰庵已于1月1日在苏军联络员陪同下接收了哈尔滨市。1月10日辽北省主席刘翰东、1月12日松江省主席关吉玉分别在四平、哈尔滨就职。
1945年12月3日，按中苏条约的规定，苏军应从东北全部撤出。乔树芳从九台逃回，张嘉璈一面向苏军继续交涉一面不得不向苏联再一次要求苏军缓撤。为此，1946年1月22日，蒋介石派宋美龄偕蒋经国飞到长春，名义上是代表蒋介石为苏联红军授勋，实际上是请求苏军缓撤，争取时间，运兵东北，为武力接收创造时机和条件。
1月24日，宋美龄在伪满中央银行四楼举行盛大宴会宴请苏军总部高级负责人及将领们，接收委员全部出席作陪。
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向苏军致词，表示感谢和致敬，兼示慰问之意。由蒋经国翻译成俄语。随后就向苏军将领进行授勋。
1945年12月25日，蒋经国曾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资格飞往莫斯科，于12月30日谒见斯大林，陈述了国民政府关于中苏战后在东北地区经济合作问题的意见。1946年1月苏府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个备忘录，其中说:“东北各省内曾被日军利用的一切日本企业，均经苏联视为苏军战利品”。蒋介有对此大发脾气，并把这个备忘录的内容秘密地通知了美国政府。
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雅尔塔协定或中苏条约，都没有规定给苏联以任何优先赔偿，或允许苏联对于东北境内日本资产的要求。”从此，这个问题便扩大成为国际上的问题。2月末，美国政府指示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提议组成一个以美国人鲍莱为首的联合国调查团，于三月初飞抵长春进行调查。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请由吉林省教育厅长胡体乾，合江省财政厅长祝步唐(二人都是留美学生)代表行营招待调查团。他们和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秘书张大同一起，编制了一份苏军运走东北工业设备器材统计材料交给调查团。据胡体乾告诉我，统计材料估计苏军运走的资财共值约一百亿美元。
1946年3月初，熊式辉到锦州设置行营。3月13日乘苏军于3月10日撤出之机，由52军进占了沈阳。3月22日新一军占领铁岭后，熊式辉派东北保安副长官梁华盛到铁岭设指挥所，指挥新一军及71军向四平街进犯。同时，军统局秘密策划派特务在哈尔滨暗杀了李兆麟将军。国民党所操纵的报刊公开宣传苏军运走日伪工业资材设备，宣传共 军 阻挠国 军接收东北主权，在蒋管区内掀起一股反 苏 反 共 的恶浪，为蒋介存决心发动全面内战制造舆论根据。
东北民主联军于3月中旬向长春周围集中，发动第一次解放长春的战役，接收了九台、农安两县，乔树芳、纪幕天两人被赶回长春。东北行营派陈家珍为长春防守司令官，指挥保安第二总队刘德溥和第四总队许赓扬部;王宁华指挥省保安第一团陈惠民部及张雪棠部协助防守。吉林省府委员会决议:派我率领从关里带来的接收人员24人(王宁一人留长)于3月25日由长春坐飞机撤退到锦州。同时，接收哈尔滨市的杨绰庵，松江省的关吉玉，黑龙江省的韩俊杰等，也于同一天逃到锦州。我们都住在东北行营招待所里。这是我第二次出长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