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承瑛
张仲瀚,名文,字海楼,男,汉族,河北省献县崔尔庄(现属沧县)人,1915年1月19日生,193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组建冀中抗日武装从戎,历任河北民军司令员,冀中军区津南抗日自卫军司令员,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南下支队第三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六旅旅长(后改为六师师长)。
1949年随王震将军进军新疆,历任二十二兵团九军政委,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第二政委、兵团党委第二书记;新疆军区副政委,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国家农垦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顾问等职。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 化 大 革 命”中,身心受林 彪、“四 人 帮”严重摧残,于1980年3月9日在北京逝世，时年65岁。1983年8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光荣称号。
家世
河北省献县地处冀中平原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之间,位于滹沱河和子牙河交汇处。交通便利,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著名的金丝枣和泊镇梨饮誉国内,驰名海外。距县城东北15公里处有个小镇名叫崔尔庄,清朝以来,在这个小镇里就聚居着五大家族,联成一片,其势巍巍,俨如一座没有城围的城堡,当地人形容它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数了北京,就数崔尔庄……九门九街九官巷”。五大家族中,名声最为显赫的是张家和纪家,1915年1月19日,张仲瀚就出生在这个小镇的张氏官宦家庭里。
张仲瀚的祖父名照,拔贡出身,曾任满清“内阁侍读”,擅长书法,为慈禧太后书写匾幅,深受赏识,被赏赐白银3000两,该幅至今仍悬挂于故宫慈禧太后画像侧。张照十分崇拜冯玉祥,晚年与之相交甚笃。
父亲张吉坊,兄弟4人,大伯父张吉埙,清末秀才,任过候补知事;二伯父张吉堉,稍识文字,善于理财,专主家务;三伯父张吉墉毕业于北洋法政大学,是抗日反蒋爱国将领冯玉祥七大谋士之一，先后任冯部执法处长,北伐“第二集团军”执法处长、敌前总司法,河南省高等法院院长,河北省民政厅长等职,对张仲瀚的思想和成长有很大影响;张仲瀚的父亲最小,排行第四,也是北洋法政大学毕业,取得律师资格,却一直做税务工作,国民党员,先后任过税务科长、局长、处长等职,政治态度和思想感情上和其兄长张吉墉一样,都是“拥冯反蒋”的。由于他是律师,为人谦和,乐于助人排难解纷,又是当地绅士,有时为地方办点教育和救济公益,因而,他在当地群众眼里是一个颇有威望的老好人。
母亲兰氏,生性温和,待人诚挚,崇尚节俭,勤操家务,由于体质瘦弱,在张仲瀚6岁时即溘然病逝。10岁时,伯父张吉墉即把他接到北平抚养,进入冯玉祥部办的一所小学里读书。这对于张仲瀚青少年时期便走向抗日,投身革命有直接的影响，
张家在清朝时期,曾有良田9000余亩,全部土地租给附近几个村庄的佃户,有的村子几乎全是张家的土地,此外,在北平、天津和本地还有数十处商号,是张家的“昌盛”时期。之后,家道逐渐衰落,1922年张仲瀚7岁时,4个祖父分家,各得土地千余亩,商店一两处,砖房数十间,分家后,祖父张照,不善理财,吸大烟,家世继续败落,当张仲瀚10岁时,家有土地已不足400亩,经父亲兄弟再次分家,更见衰败,到张仲瀚19岁(1934年)离家出走时,所余土地已不足百亩,只有在泊镇与人合开的一所毡店且负债数百元(银元)。1947年献县土改时,张仲瀚家只有50多亩地了。
坎坷童年
幼年丧母,给张仲瀚这个官宦世家的“小少爷”生活和感情上投下了无情的暗影。母亲生子女4人,张仲瀚排行第二,哥哥仲溆,比他长两岁,妹妹卿茹,比他小两岁,第四个是弟弟,两岁时即夭折，母亲病逝时,张仲瀚才6岁,次年父亲即续继母朱氏，朱氏年轻,不善于照料小孩,父亲就把他们兄妹分散送到亲戚家抚养,哥哥被送到舅舅家,妹妹被送到姨姨家,仲瀚在被送去伯父张吉墉家之前,就从内院搬了出来,有时住在书房（指张仲瀚家在后院办的一所私塾的房子）,有时和外院的雇工们住在一起,无人管束,经常和村里的孩子玩在一块,这使他从小懂得生活的艰辛,磨练了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的那种什么生活也能过,哪里也敢闯,多么危险的事情也敢试一试的豪放洒脱的性格。
张家在后院办了一所小私塾,专为本家 20多个学生讲读“四书五经”。张仲瀚5岁半即入学启蒙。请来的教书先生是一名老古董秀才,名叫王树芳,拖着一条长辫子,架着一副老花镜,面孔严肃古板。张仲瀚很调皮,爱给先生开玩笑,有时趁先生熟睡了,眼镜放在书案上,他就用墨笔给先生脸上画上两个大眼镜,一嘴大胡子，弄得先生醒来啼笑皆非。他从小调皮,但心地很善良,对穷人乐于施舍,爱交朋友,喜打抱不平,有时大同学欺侮小同学,他即挺身而出帮助论理,虽年纪小也从不畏惧。
在自己的私塾读了5年,到1925年10岁了,伯父张吉墉把他接到北平,与同年叔伯兄弟张伯康一起在冯玉祥部所办的一所小学里读书。
不久，冯军撤离北平，他和张仲康转入府佑街的“四存小学”就读。“四存小学”重旧学,尊孔、孟,奉颜、李。相传颜、李二人是17、18 世纪河北省博野县白杨村的两位著名学者,一个叫颜习斋,一个叫李恕谷,二人提倡"存仁、存性、存学、存志”,所谓“四存小学”由此而名,主张“格物致知”,提倡读古文,写毛笔字,一派古老的学习气氛。这段学习生活,给张仲瀚以后的文学素养和待人处世以深刻的影响。
这个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神州大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盘踞在湘、鄂、豫等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和盘踞在苏、浙、皖、赣、闽五省的军阀孙传芳,在北伐军的沉重打击下,纷纷北逃。东北、华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等一时集结于京、津等大城市,横征暴敛,为所欲为。年幼的张仲瀚耳闻目睹这一切,十分厌恶和痛恨。盼望张(作霖)、吴(佩孚)军快点垮台，盼望冯(玉祥)军得胜,是他当时对社会政治纯朴的思想倾向。
风华少年
1931年9月初,张仲瀚进入北平“平民中学”高中一年级,时年16岁。不久,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东三省，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数十万军队不战而退，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张仲瀚热血沸腾,积极投入了学校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担任“学生军”中队长,带领同学进行抗日宣传和游行示威,向张学良请愿,要求坚决抗日。
在学校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文学作品,如鲁迅的一些作品，高尔基的《母亲》,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和《罪与罚》等。一次,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假如我有一条枪》。张仲瀚才思敏捷,不到两小时的课堂作业,就一气呵成了约4000字的短篇小说,描写一个地主大少爷压榨和残害家中一个雇工的故事。在结尾时,这个被折磨得抱病垂死的雇工,挣扎着抬起半个身子,从窗纸的破孔里望着这个大少爷,两眼闪着仇恨的目光,从心底里喊出:“假如我有一条枪……”这个短篇被老师批注了一段极为热情的评语,列为全班第一,传阅全校。
1932年11月,经同学潘旭(现名潘子明)介绍,张仲瀚加入了“北平左翼作家大联盟”。不久,又加入了“左翼戏剧家大联盟”。当时,这两个组织是秘密的,对外活动主要通过一个公开的组织“北平市剧团协会”进行。之后,张仲瀚与同班同学张鲁智创办了学校文艺刊物《晨光》(后改为《新帆》)月刊和业余剧团“曙前剧社”,张仲瀚任月刊的主编和剧社的社长。
在《新帆》第一期上他发表了独幕话剧《刑场》,内容是表现共产党员柔石、殷夫、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在被绑赴刑场杀害时,仍高呼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理直气壮地向人群揭露反动统治亲日卖国、枪口对内的罪行,激起群众的反抗叫骂,吓得反动军警仓皇狼狈。在《新帆》第二期,又发表了他写的独幕剧《冰雪前线》,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投降主义,坐视奋战在冰雪前线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弹尽粮缺、孤军苦战而不顾等情节。《新帆》只出了两期,就遭到了学校当局的查封。
在开展抗日学生运动中,张仲瀚结识了高三班同学曹迎春(后改名曹幼民),曹是学生会主席,公开身分是反帝大同盟成员,是我党地下党员,但当时张仲瀚并不知道,只觉得曹思想进步,支持他的《新帆》和“曙前剧社”的活动,有共同语言,和曹的往来相处,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和知识。
一次,学校发生校长殴打一进步学生事件,全校学生义愤填膺,曹幼民组织学生罢课,要求校长赔礼道歉,张仲瀚积极参加,并提出一些要求,支持学生抗日活动的复课条件。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次年(1933年)开学时,曹幼民、潘旭升、张鲁智等同学却以共产党分子嫌疑被开除了。张仲瀚对此非常愤怒,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和烦恼。
他想:“在学校的许多活动中,我出头露面多,为什么我没有被开除呢?是由于校长和我的伯父(张吉墉)是北洋法政大学同学碍于面子,还是慑于伯父的权势?或是校方认为我可以被'感化’、争取利用’呢?这是对我的莫大侮辱!”“曹幼民等同学被开除了而自己却留在学校安然无事:同学们对我将会如何看法呢?”更使他气愤的是学校当局竟成了反动势力的顽固堡垒,扼杀进步的刊物,打击、迫害进步的学生,容不得半点爱国、进步的东西,他毅然决定:“我必须退学,和曹幼民等一同到农村搞抗日宣传去!”
为了取得伯父的同意,他谎称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无法继续学习,伯父只好同意了他退学的要求，他愤然离开学校,回到了沧县崔尔庄。
投身革命
1930 年冯(玉祥)、阎(锡山)反蒋失败后,张仲瀚的伯父张吉墉即避居天津英租界,1931年迁居北平与邓哲熙等组织“读书会”,研讨马列主义著作,此事对外是守密的,虽未对张仲瀚吐露过,但张仲瀚却早已察觉和偷听过一些他们的言论。这也正是张仲瀚在学校参加“左联”和“左剧联”的同时,他对伯父的政治倾向暗自感到高兴。他想:“这是伯父等作为一个失意政客,反蒋未成,又无其他路可走,也许他们是在寻找向'左’转的途径了,或许是他们为日后大势所趋进行政治投机的准备。”他对伯父有许多猜测和幻想,总希望他真的能“左转”前进。这时期张仲瀚也如饥似渴地偷偷阅读着这些马列书籍,这对于他从一个热血爱国青年走上革命的康庄大道起了启蒙和指路灯的作用。
1933年3月他离开平民中学回原籍时,又从伯父家偷偷拿走了《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论教程》和《政治经济学大纲》等书籍和一些左翼文学读物。这时曹幼民被开除离校后,回到望都县进行秘密活动被反动当局察觉,处境危险,张仲瀚就动员曹来到崔尔庄,在泊镇第九师范发展了几名“左联”和“剧联”成员,一面开办读书班,一面做社会调查,以农村阶级斗争为题材,写些小说和剧本。组织农民办剧团,在沧县泊镇一带开展以农民和青年学生为主要对象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3年12月上旬,在泊镇毡店里,曹幼民正式介绍张仲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张仲瀚18岁。由于当时的环境不允许,既没有填写入党志愿书,也没有履行入党宣誓手续,只是由曹幼民郑重地向他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党对一个党员的要求和必须遵守的纪律,最后说:“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我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张仲瀚紧紧地拥抱着曹幼民,热泪盈眶,半天说不出话来,等心里稍平静下来才紧握着曹的手说:“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永不叛党!
虎穴栖身
1934年2月,春节刚过,正当张仲瀚和曹幼民在策划组织贫雇农向地主强行借粮的举动时,忽然一“左联”成员慌忙报信说:“校当局对你们的行动已有察觉和怀疑,可能要采取什么行动。”为了防止意外损失,曹幼民和张仲瀚商量决定:曹去河间县亲戚家安身,张去张家口伯父张吉墉处暂避,尔后再与曹联系,相机行动。
张吉墉当时任察哈尔省伪高等法院院长,依借他的权势张仲瀚被安排在万全县府当了收发科主任,得以掩护自己的身分,等待开展工作的时机。该县伪县长葛润琴,曾在冯玉祥部任过团长,在张吉墉手下任执法官多年,相交很深。1936年10月，葛润琴调任河北省博野专员公署专员兼博野县长时,为了讨好张吉墉,又把张仲瀚带去河北保举他任博野县公安局局长。
自从张仲瀚以国民党伪县政府官员身分为掩护开展活动以来,与曹幼民经常有联系,渴求很快有一个为党开展工作的机会。现在,葛润琴保举自己当公安局局长,直接掌握警官、警察和保安队,可以利用这个国民党专政机构的公开身分,去保护我党地下工作者和进步青年学生。而且博野离望都很近,曹幼民就在那里,离自己的上级党组织更近了,商量问题就方便多了。便借口去望都出差,向曹幼民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经曹请示上级,同意张仲瀚出任这个伪职,并明确给他的任务是:第一,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并注意秘密发展党组织;第二,掩护该地区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保护高(阳)、蠡(县)暴动失败后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第三,积蓄和培训武装力量,以备急用。
“包公”局长
国民党政府中有一条规定:凡荐任县局职以上官员的，必须是30岁以上,可张仲瀚当时才21岁,这一关不好过,恰好河北省警务处长李显堂曾是冯玉祥部下的参谋长,也是张仲瀚伯父张吉墉的老友,他包揽了此事。于是张仲瀚在报表上填了个30岁的年龄。1936年11月初,河北省政府正式批准了他就任博野县公安局局长。
张仲瀚上任了,在张荫梧的眼里,只看到他是民政厅厅长张吉墉的侄子,裙带关系的安排,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职位小小的“后生”能有什么作为;县机关及各界人士也只听说这个英俊潇洒的青年会打篮球,会唱京戏,会写会画,多才多艺,爱交朋友,因而都乐于和他交往,并不期求他能为地方办多少实事。
（张荫梧是积极反共的“摩擦专家”,曾在阎锡山手下当过军长,任过河北伪保安司令。“七七”事变后,组建“河北民军”,自任总指挥部司令员,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7年9月保定失守前,他就带着他的“河北民军”逃到山西陵川县一带去。他的”河北民军”和后来张仲瀚在博野组建的“河北民军”是两支本质截然不同的武装队伍。）
然而,张仲瀚上任后,头两“脚”就踢出了威风,把上上下下都惊呆了。
第一件事就是省里来人责成他调查处理一起赌博案。原在1935年时,博野县警察队执行抓赌任务,将国民党县党部主任孟光九抓起来了,省党部认为小题大作,叫赔礼放人,弄得警察队骑虎难下,群众也愤愤不平,都睁大眼睛看着这位新上任的公安局局长如何处理。
出乎省党部的意料,张仲瀚把情况了解清楚后,一屁股坐在了县警察队一边,向省里汇报说:“孟光九身为县党部主任，却带头破坏治省五要十戒严令,多次聚众赌博,无视禁令,情况属实,影响极坏。要办'模范县’,领导应以身作则,政府应对事不对人,既已约法三章,就得令行禁止,谁也不得违抗。孟光九明知故犯,理应重处。”他不仅不同意放人,反表扬了县警察队做得对。省党部碍于他伯父(当时任河北民政厅厅长)的情面,也不敢奈何于他,只得听从警察队将孟关押8个月,让其承认错误,写了保证才放了出来。这一着使人心大快，“青年包公局长”的赞誉,不胫而走。
该县有个大恶霸叫纪孟宽的,暗通日伪,纠集一批反动势力为非作歹,民愤很大。张仲瀚派保安队把他抓来杀了,并贴出布告,晓示百姓。不到两年,他公开处决与日伪勾结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汉奸卖国贼9人,群众欢呼,人心大快,使日伪顽固分子大为震慑。
抗日司令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寇的魔爪疯狂地伸向北平、天津、保定,国民党溃军和流亡难民蜂拥南逃,博野县城一片混乱。这时,曹幼民接上级紧急通知去延安,来不及告知张仲瀚。失去了组织联系的张仲瀚无法得到上级的指示,他只得根据来博野时党组织给他三条任务的原则要求，去分析形势和决定自己的行动。
他认为:抗日战争的规模已不是局限于几个地区而是全国性的了,战局的发展将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的变化,根本削弱和动摇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是人心归向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日寇虽长驱直入,猖獗一时,它却限于兵力,无法占领我一切地区,在敌后方将保留大片大片“空白”供我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这就是我们歼灭敌人的优势。于是,他决定以自己掌握的公安警察、保安队和亲手培训的一支农民武装为基础,发展队伍,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几天来,伯父从保定打来电话,要派专车来接他到石家庄以南的元氏县随其南逃。省保安司令高树勋带着部分队伍退到安国(博野的邻县),命令他率部前去集结,随其逃走;特别是专员高子厚以直接领导的身份,软硬兼施，三番五次地劝说他带着官警和保安队随其逃窜。张仲瀚都以“部队分散执行任务去了,无法集中”为借口予以拒绝了。他说:“我乃中华有志热血青年,岂能看着日寇蹂躏生我养我的冀中土地而不顾,偷生而逃呢!”
这年的9月初,南逃过境的溃军和难民已渐稀少,已经是处于敌后了,张仲瀚集合了任公安局局长以来就着手培建的公安警察，保安队和“守望队”（农民武装)约千余人,整编为3个团,树起“河北民军”的旗帜,自任民军司令员兼博野县县长,保安队队副张子元任副司令兼一团团长。民军高举抗日义旗，大造团结抗日的声势,提倡不分男女老少,不论贫富贱贵,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团结抗日,一致对外。同时印制布告,遍贴城乡,阐明抗日民主主张和立场,严申部队的纪律,全县顿时沸腾,参军踊跃,部队很快发展到 3 000 余人。
访“亲”寻“母”
正当张仲瀚树起“河北民军”的旗帜,蓬勃发展抗日武装的时候,反共“磨擦专家”张荫梧从晋南陵川派人带着“河北民军”总指挥部的空白委任状来到冀中。
张荫梧是博野小张营村人，在间锡山的手下当过军长,任过河北保安司令。“七七”事变后,他借着“第一战区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的名义,以他从山西带来的军官教导团的学员为中下层骨干,收编从平、津退下来的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同时,集中他管辖的13个县的保安队,组建了“河北民军”,成立总指挥部,自任总指挥部司令员。
1937年9月保定失守前夕，他就带着这批人马逃到山西陵川县一带去了,现在,为了扩大他的势力,又派人带着空白委任状,来冀中到处收编各地的“民团”武装。他得知博野张仲瀚的这支武装力量雄厚,便派其亲信李侠飞来找张仲瀚,企图以委任其为下属博野纵队司令员的手段收编其民军。
张仲瀚对李侠飞说;“我们这支部队的番号我早已考虑好了,叫'华北民军’或'河北民军’都可以,因为它的成员都是河北子弟。但是我们是独立的地方人民抗日武装,独立行动,独立发展,活动的范围、任务和编制规模均不宜受张荫梧的限制和指挥。”说完““唰”的一声把送来的委任状撕得粉碎。
幼年丧母,张仲瀚饱尝没有母爱的痛苦,现在刚踏上革命的征途,又失去了党组织的联系,错综复杂的形势迫使张仲瀚下决心必须加速寻找革命的“母亲”。他认为,他的这支河北民军,从现在组建就必须置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为了寻找博野地下党组织,他仔细翻阅了伪县府和公安局的人事档案,但毫无收获，在群众大会上，他在讲话中有意流露一些“进步”的言词,比如赞成“国共合作”、主张“抗日统一战线”等等,在野外散步,有时口里还哼着《国际歌》的调子,以期能遇到“知音”。
果然一天傍晚,当他在郊外散步时,有一个青年主动来和他寒暄搭话了。青年自我介绍说,他叫贾玉屏,25岁,爱打篮球,看见张仲瀚球艺很高,很是倾慕,想跟他交个球友,青年还称赞他来博野虽时间不长,却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青年说自己是博野小学教师,校长跟着县长跑了，自己不愿做逃兵,坚决留下来和乡亲们一道打鬼子。
当时两人都谈了许多对时局的看法,十分相投。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两人成了朋友,张仲瀚从其言语、行动处事各方面观察判断贾玉屏可能是共产党员,至少也是共产党的拥护者和同情者。于是,他把自己决心建立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游击队的想法告诉了他,要求他帮助找到地下党组织。
果然,贾玉屏就是一个共产党员。1937年的9月中旬,在贾玉屏的帮助下,张仲瀚终于见到了我党博(野)、蠡(县)中心县委的负责人翟子玉和王文仲,彼此都有说不完的亲切话语。张仲瀚说:“自从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就好像小孩失去了母亲一样。我迫切要求在党的组织中生活。同时,请求县委派干部去领导自己这支队伍,建立党的政治机构,发展抗日力量。”翟子玉表示对张仲瀚一年多来在博野做出的成绩是满意的,对张仲瀚是信任的,对他提出的要求立即请示上级决定。
雄师兴会
1937年9月中旬,正是张仲瀚找到了博野地下党组织,精神思想上增添了无穷的政治力量,筹划把自己的“河北民军”建设成为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冀中抗日雄师的时候,副司令兼一团团长张子元来报告:“发现一支部队约有一个团的兵力,从南向北开来,现已驻进了安国县城,暂时还没有什么大的行动。”
安国是距博野西南约20公里的一个县城,部队南来北往必经之地，张仲瀚听了这个消息,感到有些诧异,心想:目前国民党溃军已大部逃到黄河以南了,所剩下的也都是争先恐后狼狈不堪地往南,为什么还有部队从南向北开进呢?摆在眼前的情况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有计划地留下来深入敌后打游击,要么是未能退过黄河的国民党溃军,被敌切断,折了回来投敌当伪军的。当即召集3个团长商量对策。
“如果他们明天来博野,我们应拒之于城外,如他们开火,我们给以坚决反击，”二团团长张文祥说
“情况复杂,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必须立即做好布防,准备战斗!”三团团长表示赞同。
张仲瀚不同意如此盲动,说:“必须弄清情况。如果是投敌的，当然照打不误,如果是抗日的,就要联合、团结。”当即决定做好两手准备,派副官宋步青星夜去安国侦察。
次日晌午,宋步青回来报告说:该部队号称人民自卫军,官兵穿着一样,戴的长方形臂章,白底,蓝边,中间是一颗红星,司令员叫吕正操,城内到处贴有他署名的布告。口号、标语很鲜明:“铲除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老百姓都说这支军队同周朝贵的六路军不一样,与东北军也完全不同,纪律很好。昨晚有一个士兵抢劫老乡一辆自行车,行凶作恶,部队当即逮捕,今晨在城南关将其处决,群众拍手拥护。
情况清楚了,张仲瀚判断,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无疑了,立即召开干部会,告诉大家:“已经查明从南开来安国的这支部队是抗日友军,我们必须采取亲密团结合作抗日的行动,要以最好、最诚恳的态度相待。如该部队需要到博野来或经博野向其他地方进发,我们应当欢迎和慰劳,不得有任何冷漠或敌对情绪。”随之,他又亲笔给吕正操写了一信,表示对他们的来到热烈欢迎,对他们深入敌后抗日的爱国主义行动,很表钦佩,愿与之携手合作,共同对敌,与祖国共存亡。
吕正操,原是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1937年5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七七”事变后,以团长身份为掩护,积极发展“东北武装抗日先锋队”,东北军向南溃逃时,他随军南撤到黄河边,这时,我党北方局指示他留在冀中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于是他设法在小樵镇改编,把六九一团改称为“人民自卫军”,吕为司令员,部队衣、帽、臂章都改变了,毅然与五十三军断绝了联系,率部北上。
路经安国,刚驻下,就听见警卫员报告说,有一个自称是博野“河北民军”的人送来了他们张司令员的信。对此，吕正操并未感到惊异,他在小樵镇改编自己部队为“人民自卫军”时就得知博野张仲瀚组织“河北民军”的声誉,知道张仲瀚是反张荫梧的,是抗日爱国志士,现自己来到安国,张仲瀚就派信使前来联系,感到很高兴,便亲自接见了宋步青。打开信一看,满纸抗日热情,内心甚为钦佩,当即亲笔复信,完全赞同张司令的意见,并致以亲切问候,约定三四日后,他即去博野相会。
9月19日,野县城内外,一片欢腾,城西门口,红旗招展,张仲瀚的3000余名“河北民军”官兵和县城居民整产肃立在街道两旁,队列前两排是士兵,后排簇拥着居民群众,从城西门一直排到县府、民军司令部,这时,“河北民军”的队伍壮大了,武器装备有很大的改善,有相当一批枪支是阎锡山部兵工厂造的冲锋枪和“六五”步枪,还有不少短枪、手榴弹和闪闪发光的大刀、长矛。西门放了一个全副武装排,沿街每个居民、铺店门口都安了一名全副武装的岗哨。长长的队列,严肃而又欢乐热烈的气氛,等候吕正操部队的到来。张仲瀚精心安排这样的欢迎场面,一是为了向敌伪和亲日顽固势力显示他这一支新型抗日部队的军威，长抗日军民的志气宣传和鼓舞群众的抗日热情,同时,对友军吕正操部来说,则是表示抗日感情的亲切和隆重热烈的欢迎。
上午10时许,吕正操策马率部踏着滚滚尘烟而来,这支“人民自卫军”长长的队伍,个个臂章上的红星在骄阳下闪闪发光，有似无数燎原的星火,在大地燃烧。张仲瀚乘马出城迎接，两个年轻的抗日司令员双手紧握,两支部队的掌声、歌声顿时汇成震撼城池的巨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卖国贼”“团结起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口号声此伏彼起,响彻云霄。站岗的士兵,随着两个司令员的行进,一一立正敬礼,吕正操见“河北民军”个个精神抖擞,和老百姓相处和谐亲切,抗日布告、标语比比皆是,不禁举手高呼:“向河北民军学习!”他的部队也跟着振臂高呼,把气氛推向高潮。
吕正操进到司令部张仲瀚的办公室，看到书架上堆了不少马列书籍,顿时把他惊住了,他原想张仲瀚不过是一位进步能干的爱国热血志士,而现在和他会面的这位英俊青年，竟是一个抱负不凡的马列主义信徒啊!他高兴极了，在冀中这样复杂混乱的地区,现在能有这样一支抗日友军壮大发展,我们挽起手来,开创敌后抗日新局面就更有把握了。
部队由副司令员张子元领着联欢去了，这里张仲瀚和吕正操促膝而谈,他们各自介绍自己的身世，从分析全国抗日的形势到对祖国的前途出路的看法,对冀中敌顽伪大牙交错的复杂现实到具体的对策行动,如何加强两支部队的团结合作,宣传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坚持长期抗战,等等。越谈越感到相投合拍。
时至晌午,张留吕的部队吃午饭,与吕一面吃饭,一面又谈读书心得,张从书架上取出《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论教程》和《政治经济学大纲》送给吕正操,这些书是他1933年从伯父张吉墉那里悄悄“偷’出来的,一直随身秘密带着学习,直到这次找到了博野地下党组织,公开成立了抗日民军,才敢公开放在书架上。吕正操高兴极了说:“这才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啊!”他小心翼翼地找了一块红布包好放进挎包里,率部队北上向蠡县进发了,张仲瀚又送了一程才挥手告别。
政治建军
1937年9月下旬,我党博、蠡中心县委正式通知张仲瀚,经请示上级,同意张仲瀚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游击队的方案,并决定派一批党员骨干充实加强队伍，以实现我党对部队的领导。至于张仲瀚要求过党的组织生活问题,因目前找不到曹幼民,没有组织关系，只能重新申请入党,在未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可以参加与工作有关的一部分党内生活。张仲瀚对这个答复是理解的,他说:“我虽在组织上失去了联系,暂处于党组织之外,但我的思想和行动必须置之在党组织之中,经受各种考验,努力为自己重新在组织上人党创造条件。”
当年 10月,博、蠡中心县委派了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齐健秋同志到张仲瀚的民军任政治部主任,派博野县抗日政府代理县长王文仲同志兼任民军司令部秘书。随后,又陆续派来李之琏、王子佑、刘云峰、边冠三、赵亚平(女)等20多个党员骨干,分别任民军司令部、政治部各科领导和各团政治处主任。司、政机关和各团都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开办军、政于部培训班,学习《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和进行抗日救亡形势的教育。
在连队和城乡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还成立“血花”剧团,深入城、乡演出抗日救亡宣传节日。张仲瀚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亲自教老乡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宣传中国抗战必胜、日本帝国主义必败的道理,年轻的司令员讲得头头是道,生动激昂,群众拍手钦服。经过一系列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军事训练,使这支“河北民军”面目一新,士气大振,有力地激发了城乡广大群众的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和必胜信心。报名参军的争先恐后,出现了“母亲送子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团结、生动的抗日高潮。
1938年9月,齐健秋在一次党的会议上郑重宣布:经冀中军区党委批准,吸收张仲瀚同志(重新)入党,全场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几十双深切关怀、充满着敬意和希望的眼睛,投向了张仲瀚，而他自己——这位平常总是充满着自信和微笑的司令员,却热泪盈眶了。
两年多失去了党组织的联系,虽然博野县委和民军的党组织对自己给予了与一个党员同样的信任,但处身于党组织之外,不能过党的组织生活，自己内心产生过多少辛酸和给开展工作带来多少不便啊!今天,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他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他说:“没有失去母亲的孩子,不能领悟到孤儿内心的忧郁和痛苦,我脱离党的组织生活两年,现在更懂得怎样去当好一个共产党员了。”
冀中抗日怒火熊熊
张仲瀚一面整军、一面扩军,同时抓住一切有利时机,打击敌寇。1937年11月,在清苑县阻击日寇进攻,他的民军打响了敌后歼敌的第一枪。次年2月，当盘踞在石门的日寇和伪军一齐出动，分9路进犯我晋察冀军区时,张仲瀚当时正带着二团、三团在路西受训,便亲自指挥部队,在曲阳、王快镇一带山区,对进犯之敌给以猛烈反击。同时,电示副司令员张子元带领一团在路东的定县、望都、于庄一带,扒铁路、割电线,轮番袭击各车站、敌寇据点,以牵制路西进犯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晋察冀部队反扫荡的胜利进行。
4月，日寇驻定县的坂垣师团出动千余兵力，进攻安国县，张仲瀚指挥一个团在途中打了三天三夜,一股敌人绕道占领了安国县城,张即抽调一个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烈袭击尚未站稳脚根的敌人,日军扔下30 多具尸体,狼狈逃窜出了城。
又一次,敌人出动500余兵力,12辆汽车,4门大炮,奔袭望都县,张仲瀚火速调部队于韩村中途伏击,激战6个多小时,毙伤日军百多人,缴获枪支百余支,子弹万余发。
民军在战斗中,地方群众积极支援,有的当向导,妇女儿童送水送饭,战士受伤了,群众用担架冒着炮火救护下来。韩庄战斗时，数百名青壮年手持铁锹、棍棒为民军助威呐喊,场面威武感人。
编入八路军
1938年2月张仲瀚奉命率二、三两个团及司、政两部、特务营西越平汉铁路去阜平受训,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日夜仰望的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他好像走进了一个新世界,一切都令人兴奋鼓舞。
在阜平他见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治部主任舒同同志,他向聂司令汇报了“河北民军”的组建发展情况。这时张仲瀚的民军已发展到7个团,但成分复杂,很不稳定。聂荣臻很赏识这位年轻的抗日司令,称赞他是有勇有谋的全才,鼓励他好好学习:“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革命中学会革命,放手扩大抗日力量、巩固抗日队伍,目前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加强党的领导,统一编组军队,统一行动,统一政权组织和群众组织问题……”
这一席话,张仲瀚还是第一次听过。他好像一个初入学的小学生一样,留心地聆听着聂司令的每一句话,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有生气、充满活力。特别是他第一次读到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自由主义》等,顿时感到思想明亮了,视野开阔了,受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深刻的教育和鼓舞。
在此期间,张仲瀚参加了边区政府的一些会议,讨论了冀中地区建立统一的行政领导机关即冀中区行政主任公署问题,参加组织了“冀中行政会议”,被选为会议委员(委员共4人，另3人为正操、孙志远、李杰康,吕正操为主任)。
此时,为了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和统一指挥中的抗日武装，中央命令:把冀中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张仲瀚的民军编为冀中军区第一师,张仲瀚任师长。
创建津南抗日自卫军
听了聂荣臻关于“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巩固(后抗日根据地)、统一(冀中抗日武装的组织和指挥)”的指示后,张仲瀚的脑子里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津南地区武装混杂散乱是前进发展的一个薄弱环节。在津浦路以东,天津以南,东至海边,南到鲁北,那里的群众远没有好好发动起来,而且形形色色的“民团”“联庄会”等地方武装很多,情况复杂,其中最出名的是周朝贵的所谓“六路军”,扰民不抗日,游逛在交河、献县一带,吹嘘他受国民党的委任比“八路军”要早，“先有我六路军,后有你八路军”,十分猖狂,是我党“巩固、发展、统一”的一大障碍。
因此,张仲瀚又产生了一个去开辟津南、组建一支冀中军区统一领导的“津南抗日自卫军”的设想。他把这个想法向冀中军区的领导谈了，并分析了有利开展工作的一些因素:在那里他的家族和亲戚很多,不少人在“民团”“联庄会”里当头头,地方枪支也很多,人们的家族观念重,可以凭借他家族有声势的影响,把周朝贵的一些部属和其他一些地方武装争取过来。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冀中军区的赞许。
1938年8月，冀中军区党委决定成立“津南人民抗日自卫军”,任命张仲瀚为自卫军司令员,郭元猷为副司令员,齐健秋为政治部主任。自卫军指挥部设在深县城南大街，正式挂起了“津南抗日自卫军司令部”“政治部”两个大牌子,机关设组织、宣传、锄奸、敌工、民运、总务6个科,并从冀中抗日学院调来一批党员干部担任各科领导和骨干。
一面整训，一面扩军,将原先秘密在献县和晋县组建的两支小部队调回深县,分别整编为特务营和警卫营,利用亲戚关系,收编了路东东光、南安县一带的李文成部(约1700人枪),编为自卫军的独立第二旅,任命李文成为旅长,派我党党员干部康伯明任其政治处主任,傅继泽为其司令部参谋长,并配给一整套政治于部;继之又收编了周朝贵“六路军”下属的第七团。排以上干部逐步做到全是共产党员。
对部队中有问题,成分很坏、表现不好、难以改造的干部、战士(如流氓、兵痞、土匪等),一律清除出去，在吸收新战士,提拔干部时,注意吸收年轻的贫苦出身的工农子弟;对新收编的杂色武装,收编一个整编、整训一个,进行以八路军为榜样的政治思想传统纪律作风教育,使部队逐渐呈现了一种官兵一致,抗日坚定,爱护老百姓,讲团结、守纪律、有朝气的旺盛景象。
在整训和扩军中,津南自卫军不停顿地寻找一切有利时机,骚扰和打击敌军驻点和敌军沿铁路线的运输。
当年10月,夜袭了伪军据点杜林镇。这是津南自卫军成立后严惩日伪的第一枪。当晚，张仲瀚派一部分兵力,潜入据点,从头一天黄昏到次日拂晓,猛烈打了一个晚上,给伪军很大的杀伤,震慑了敌伪,使敌人不敢轻举安动了。这一带离铁路两侧二三十里的村庄,成了津南军经常出没打击敌人的阵地。
1939年4月，一个赶集日,津南军一部,化装成卖瓜菜的老百姓,挑着担子,推着车子,身带短枪混入青县的砖霍车站,闯进日军的炮楼,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毙伤敌伪10 余人,缴获长短枪数十支,生擒敌军十余人。这一仗打出了军威,在一向从无战事的津浦路一带,搞得鬼子昼夜不宁。自此津南抗日自卫军声威大振,板桥地方一个百十条枪的民团集体参加他们的队伍,带动了民间各种大小武装力量,纷纷汇入这支自卫军的洪流。
舌战张荫梧
1938年9月下旬,张仲瀚接到冀中军区的通知:国民党新任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和新任民政厅厅长张荫梧近日将到深县一带活动,要张仲瀚抓住一切机会,代表冀中军区和行署出面讲话,有理、有利、有节地揭露他们的阴谋。
同时,冀中军区抗战学院院长杨秀峰也接到同样的通知。杨秀峰是我党早期党员,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后,任我党冀西特派员、冀西游击抗日司令,现任抗战学院院长兼冀南行政公署主任。
张仲瀚的自卫军司令部正与抗战学院隔街相对,两人几乎每日要见面谈谈。于是,两人研究由杨以冀南行政公署主任的身份出面接待鹿钟麟和张荫梧,张仲瀚参加陪同,开两个会(一个群众大会,一个座谈会),组织一次参观(参观抗战学院),总的接待方针是表明和宣传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欢迎团结抗日,揭露顽固派亲日反共的阴谋,对破坏团结统一、破坏抗战的言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不久,鹿钟麟和张荫梧带了几名随员和几十名骑兵,浩浩荡荡而来。这里,由杨秀峰主持,在城南广场召开了深县各界群众的欢迎大会,会场极为活跃。“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歌声不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卖国贼!”口号此起彼伏。
首先,杨秀峰致欢迎词,他希望国共团结合作,共同抗日,希望鹿主席、张厅长给人民的抗日行动予以关切和支持。
鹿钟麟的讲话不多,他说:“蒋委员长委任我为河北省主席,现在河北省被日本占领了,我是河北省的孝子,有老百姓,就有我,我要尽孝心,为抗日救国收复河山而努力……”当时河北民众的口号是“拥朱(德)拒庞(炳勋),驱鹿(钟麟)反张(荫梧)”。在这次大会上,为了团结教育他(鹿),一致对外抗日,大家对鹿的讲话,还是从策略上考虑,鼓掌欢迎了。
接着张荫梧讲话,他竭力吹嘘蒋介石、“国府”、“国军”是如何关怀沦陷区同胞的,以鹿主席为首的河北省政府就是统一抗战的领导机关,河北只有鹿主席,只有第二战区游击司令长官(鹿钟麟),河北要服从鹿主席,全国要服从蒋委员长,这就叫“统一”。他还影射我党的抗日武装是“光说不打”“游而不击”,呼抗日口号是“搞形式主义”。他还明目张胆地要求把“抗日到底”4个字擦掉。而他的那个“河北民军”则是光打不说,是“真正的抗日力量”。他假惺惺地向大家保证，“请大家相信我,我一定与河北共存亡”等等。激起了与会群众的无比愤慨,有的当场质问:“张厅长,去年日寇大举进攻我国的时候,你和你的军队为什么跑到黄河以南去了?你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和日本鬼子打过仗?”有的纷纷递条子质问,表示抗议。
这时,张仲瀚上台发言了,他首先追述了“七七”事变以来的形势,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接着他说:“当日寇侵略军如入无人之境攻战我黄河以北广大地区的时候,几十万'国军’狼狈溃退，“国府’统一下的各级政府争先恐后地逃跑,转眼之间,就把大片国土丢给了敌人，成了沦陷区。正在千百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彷徨茫然的时候,是共产党、八路军兼程挺进敌后,把抗日红旗插上太行山,成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且越过平汉路,控制了冀中、冀东和冀南广大平原和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坚持敌后抗战,建立了抗日根据地。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出了边区政府和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使河北省人民第一次在自己选举的政府领导下坚持抗日。这里的军民亲如一家,如鱼得水,这里的政权是抗日的、统-的政权。这种统一的政权是子百万人民认为最好的、唯一合法的政权。”
讲到统一战线时,他说:“讲'统一’,是统一在抗日这个原则基础上,团结抗日,即才是'统一’的目的。我们坚持各个抗日党派、各界人民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与一切愿意抗战的党派和人士团结合作,不允许任何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为在我们这里发生,但是有人竟然干尽了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勾当,他们靠吃'摩擦饭’起家,他们竟然派人到我们部队里来挑拨离间,挖我们的墙脚……”
他虽没有点出张荫梧的名字,但谁也听得出是针对张荫梧的严厉批判,激起了大会阵阵热烈的掌声。张仲瀚还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冀中军区领导的抗日武装才是真正的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抗日队伍。他说:“我们主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团结一致,保卫国土,坚决反对卖国投降主义,坚决反对搞内部摩擦。这时,会场里不时地响起了激昂的口号声;“抗战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坚决反对投降主义!”……使得张荫梧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坐立不安,十分狼狈。
当天晚上,吕正操赶来深县,参加了与鹿钟麟、张荫梧的座谈会,席间,大家围绕“统一”和“抗战”问题,又展开了舌战,把火力主要集中对着张荫梧,而对鹿钟麟则比较客气,注意争取,鹿也似乎知趣一些,没有多讲话。
次日,又邀鹿、张参观抗战学院,目的仍是让他们更多地了解我党的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听听群众的抗战呼声,吕正操、张仲瀚陪同,所到之处,学员们对昨日张荫梧在群众大会上讲的“统一”问题,纷纷提出质问,又展开了面对面的激烈辩论,搞得张荫梧语无伦次,灰溜溜地走了。
大义灭亲
张仲瀚的一个堂妹夫的父亲王省吾(又叫王宏图)是献县的一名土豪,当地耶稣教的一名头领,早在1935年,就在北京成立了个包括通县、蓟县、遵化、三河等县在内的冀东反共委员会,为非作恶,民愤很大。“七七”事变后,他又在青县、沧县一带,组织了一支约有1000多人的杂色武装,扰民不抗日,还当了青县县长。这时他已60多岁了。
张仲瀚在博野当公安局局长、河北民军司令员时,就曾派人去做工作争取他率部投奔过来携手抗日,他坚决不干。张又派武装去抓过两次,没有落网。张仲瀚来津南后,听说王省吾的儿子和自己的堂妹订了婚,就派亲戚去劝说王省吾来投奔津南自卫军,王省吾拒而不见。1938年冬,张仲瀚打听到堂妹要过门结婚了,心生一计,把第七支队支队长张子瑶叫来,当面作了生擒王省吾的安排。
张子瑶是张仲瀚远房本家,原是张家本村民团武装的头头,张仲瀚组建津南民军时,他积极参加,张任命他为第七支队长,作战机灵勇敢。在王省吾收亲办喜事的头一天,张子瑶带领4个精悍的战士(都是张族本家人),身藏短枪,以帮助张家送嫁妆的伙计的身分作为留在王家听使唤的帮工。
次日,只等花轿一到人员混乱忙杂之际,张子瑶已巧妙地把王省吾“软禁”在另一个地方了。只等新娘下轿迎进堂屋,人们涌向新娘、新郎的时刻,张子瑶已神不知鬼不晓地把王省吾五花大绑押进花桥随张子瑶等返回赶路了。与此回时,张仲瀚又已派另一支部队,袭击了王省吾的武装,俘虏近500人枪。对此一举,县内人传佳话,欢赞不已。
王省吾被抓后,张仲瀚的堂哥张孟如前来求情释放,遭到了张的严词拒绝。随后还有一些亲戚提着礼品来走“后门”,张仲瀚交待门卫:“亲戚一概不见,礼品一律不收。”叫锄奸科长刘敏将王省吾带上刑具,召开群众公审大会,要当场予以处决,震慑敌伪,以平民愤。这时政治部主任齐键秋说:“念其投敌尚未成事实,年纪也老了,可暂不杀,叫他交待罪行,视其认罪的表现,再作处理吧!”张才同意了。关押了3个月。
1939年春贺龙同志率一二〇师七一五、七一六两个团来冀中指挥齐会战役中,张仲瀚津南军的三个营也配合参加了战斗。一次在汇报工作中,贺龙同志听说了抓王省吾的情况,他对张仲瀚有谋有勇作了一番表扬之后说:“对王省吾这样的人,现在不要杀掉了,已经60多岁了,又是宗教头领,有影响。不杀,对团结宗教界人士抗日有利!”这样,张仲瀚才免了王省吾的死罪,叫他写信给他的残余部队头目,把枪全部交出来,愿投津南军的欢迎其参加抗日,不愿的回家去好好种地,不准再干坏事。王省吾表示要改邪归正,重新做人,拥护抗日。张仲瀚就把他释放了，
晋见贺龙
1938年12月,张仲瀚正集结部队于献县与泊镇之间,准备按计划开赴津浦路以东扩大抗日队伍,忽然接到冀中军区通知,要他的部队立即开去献县附近待命。通知还说:贺龙率一二〇师一部已到达冀中,要他去军区与贺龙见面,有要事相谈。
听说贺龙来了,而且叫他去面谈,张仲瀚感到非常振奋和鼓舞。卢沟桥事变以后,国军仓皇溃逃,当华北广大地区沦为敌后的时候,他就断定,共产党和党领导的红军会很快来领导和组织这里的地方武装和人民开展敌后抗日战争的。现在，这个判断已证实了:去年建立了晋察冀军区;聂司令来领导了;现在贺龙又率一二〇师来冀中,一个新的敌后抗日高潮即将到来了。
他怀着极其高兴的心情,按通知,迅速把队伍带到献县、肃宁、饶阳三县之间的大尹村。这时,冀中军区吕司令员早已在这里等候了。吕正操告诉张仲瀚,为了统一和加强对抗日力量的领导,冀中区党委和军区研究决定将津南人民抗日自卫军拨归贺龙的一二〇师建制,同时拨归该师的,还有高士一部(独四旅)和魏大光部(独五旅),说着并引他去与贺龙见面。
贺龙的个头虽比张仲瀚稍低,但却比张显得粗壮魁梧,特别是那两道剑眉和浓黑的八字胡子,使人感到他是一位充满着刚毅和自信的指挥员。张仲瀚对他的英勇传奇事迹,早有所闻,今日相逢，一见如故。一阵寒暄之后,贺龙告诉他是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奉党中央的指示来冀中帮助巩固这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也是争取地方的帮助,扩大中央抗日主力部队。并征求张仲瀚对把他的津南军划归一二〇师建制有什么意见。张仲瀚笑着举起双手说:“我一点意见也没有,双手拥护冀中区党委和军区的决定。”这不是在首长面前说“漂亮”话,而确实是张仲瀚发自内心的思想表露。
一年前,他任“河北民军”司令员的时候,那时,冀中军区还未成立,他为了巩固和加强冀中的抗日力量,就曾专程去高阳找吕正操,提出把自己的民军队伍与吕的“人民白自卫军”合并,统一称为“人民自卫军”,取消“河北民军”的番号。
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从发展抗日力量这个大局出发的,毫不考虑个人的得失,他对吕正操说:“你的部队共产党员多,部队素质高,我的这个'河北民军’的番号与张荫梧那个'河北民军’有混同,在开展活动中,容易使人民群众发生误会,我认为现在冀中的抗日武装,应加强党的领导，统一起来,才能拧成一股绳,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他的意见得到了吕正操的支持。不久，他又为了开辟津南抗日力量，主动向冀中军区建议得到批准,到深县、献县一带建立和发展了一支具有现在规模的津南抗日自卫军。现在,冀中军区执行中央关于扩大和加强主力部队的指示,决定将他的这支部队拨归一二〇师。从全局和统一抗日的观点来考虑,他当然是“双手拥护”和“一点意见也没有”的。
贺龙笑了,说:“人人都夸你张司令顾全大局,不打个人算盘，果然名不虚传啊!"接着向他介绍了师参谋长周士第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并一同检阅了他的津南自卫军,感到很满意,随后,叫张仲瀚随同他回师部住了一天,听取了他的汇报,并向他简要地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对当前抗日形势的分析和发展冀中抗日力量、开展持久的敌后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这是他投身革命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系统精辟的形势分析,顿开茅塞,更感到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培训部队的必要了，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