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七年（212年），关羽奉命“留镇荆州”，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兵败被杀，在独自镇守荆州八年之后，关羽最终走完了其悲剧人生的旅程。古往今来多有惋惜关羽丢失荆州者，惋惜之中又多批评关羽之过，以为他麻痹大意、自大轻敌，以致痛失荆州。今之学者仍多持类似看法，如：“荆州的丢失，与其说是荆益之间地理条件的脆弱以及‘跨有荆益’本身的不合理因素所致，不如说是关羽的错误所致。过去人们常说关羽大意失荆州，其实‘大意’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还应在‘大意’前面加上‘愚蠢’二字。”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为关羽辩解。如孟祥荣说：“荆州之失有它的必然性，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大意失荆州’。因为荆州本身所具有的战略地位，使得凡是想成王侯霸业的人，都想去占有它。”张雪年说：“荆州之失，关羽本人确有很大责任，跟他的个性特点有关系，但不仅仅是关羽个人的大意，首先是蜀汉决策层的大意。”这类辩解颇具合理性，惜乎缺乏更全面、更具体、更准确的分析。

汉末三国时期的荆州是一个非常宽广的地区，辖境相当于今天的湖北、湖南、河南南部以及广西、贵州等部分地域，《三国演义》习称“荆襄九郡”、“荆州九郡”等，其中心地带是富饶的鱼米之乡——江汉平原。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240节中有70余节描述了荆州境内发生的战争和故事（毛本《三国演义》有39回写到了荆州），竟占了整部小说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作者为什么如此关注荆州呢？这是汉末三国时期斗争形势所决定的，荆州乃是曹、孙、刘三家拼死相争的主战场。

早在周秦时代，兵学大师们就意识到了特殊的地方对于国家或集团利益的重要性。《孙子兵法》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诸侯自战其地者，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我方得到此地十分有利，敌方得到同样有利，对这样的地区敌我双方都会拼命争取得到它，这就是“争地”，古人习称“兵家必争之地”，今人习称“军事战略要地”。荆州沃野千里，河流纵横，向北可以直指宛、洛，进占中原；向西可以进入西川，据有巴蜀；向南可以控制五岭，通连大海；向东可以虎视吴越，威逼江南。加之人口稠密，兵源粮草充足，地理环境独特而优越，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汉末三国时期，群雄对于战略要地的争夺十分激烈，但最初争夺的地区主要是北方黄河流域，南方相对平静。当曹操逐步消灭各路诸侯、完全统一了北方之后，荆州就立刻成了曹、孙、刘三家激烈争夺的中心地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汉末三国军事家们莫不关注与重视荆州。荆州地处东西南北之要冲，其位置的重要性非同寻常，凡是有眼光的军事家都看到了其巨大的战略价值。

荆州示意图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述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时就为刘备分析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鲁肃传》记述鲁肃曾向孙权进言：“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汤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郭嘉传》之裴注引《傅子》亦记有郭嘉生前曾向曹操提出了“当先定荆”的建议，而曹操在统一北方之后第一步军事行动就是亲率大军南下荆襄。足见各方战略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荆州。其二，荆州是曹孙刘三大军事集团拼死争夺的焦点。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亲统大军威逼荆襄，刘琮不战而降，迫使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联手抗曹。赤壁大战后，三家分荆州，曹操派曹仁等与周瑜、刘备反复争夺南郡之地一年有余，后被迫退守汉北樊城一线，与关羽形成对峙之势。

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亲率五万大军下公安，令关羽进驻益阳与鲁肃、吕蒙对峙，后分荆州连和。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进攻樊城曹仁，曹操与孙权连和，吕蒙、陆逊袭夺南郡、夷陵等地，关羽毁败。黄初二年（221年）至黄初三年（222年），刘备发起夷陵之战，试图夺回荆州，结果兵败人亡。此后，东吴和曹魏、西晋在荆州的争夺也从未停息，直至最后西晋大将王濬等一举夺取荆州并顺流而下攻克建康城为止。

可见，三国争霸，争在荆州。作为蜀汉政权镇守荆州的主将，关羽始终处在风尖浪口之上，需要承受曹魏和东吴两大集团的巨大压力，随时要防备来自东、南、北三个方向的军事进攻，以关羽一人的才智与精力，实实难堪重负。事实上，曹魏集团在赤壁之战失利后采取稳打稳扎的策略经营荆州，派大将文聘镇守石阳城（今武汉江北新洲一带）以防东吴北进，派名将曹仁、乐进等驻守樊城、襄阳一线与关羽寸土必争，迫使关羽将主要兵力部署于北线。而东吴集团更是将夺取荆州视为核心战略目标。早在赤壁之战前、刘表病逝之时，孙权、鲁肃就制定了占据荆州的战略决策。《甘宁传》亦记述了甘宁曾向孙权提出过夺占夷陵西塞以窥巴蜀的建议：“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务于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修，怠于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

吕蒙

《吕蒙传》记述建安十八年（213年），即关羽独自承担荆州防务的第二年，吕蒙便向刚接任东吴都督之职的鲁肃呈献夺取荆州的“五策”，得到了鲁肃的激情赞赏：“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至建安二十年（215年）便发生了吴蜀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之争。鲁肃虽然主张联刘抗曹，是东吴集团中著名的鸽派，但其夺占荆州之心则始终未变。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鲁肃病逝后，接替鲁肃职务的吕蒙乘曹操征剿辽东、无暇顾及江南之际，便紧锣密鼓地开始实施其袭夺荆州的计划：先向孙权“密陈计策”：“不如取羽，全据长江”；接着采取“欲取之必先与之”之兵家谋略，表面上“与羽结好”，暗中则为夺取荆州作准备；之后又假称“病笃”回到建业养病，派尚无名望的陆逊驻守陆口进一步讨好、麻痹关羽。

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夏秋，乘关羽发起樊城战役之机，吕蒙秘密回到前线，并在关羽与曹仁、徐晃等魏将打得难分难解之时率部偷袭了荆州。毫无疑问，曹魏和东吴两大集团的夹击是关羽毁败的客观因素。换句话说，对手的精明强干尤其是东吴集团长期而周密的军事计划是关羽防守荆州难以战胜的外在巨大压力。

明初小说《三国演义》流行之后，许多学者、读者都思考和讨论过蜀汉失荆州的责任问题，认为根本原因有三：（1）关羽勇猛有余，智谋不足，缺乏战略头脑，蜀汉派关羽镇守荆州，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即用人不当；（2）关羽没有严格执行诸葛亮制定的“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八字方针；（3）关羽贸然发起樊城战役，给东吴以可乘之机。

陈寿《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之总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唐人郎君曾在《壮缪侯庙别友人》一诗中亦赞曰：“将军禀天姿，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足见关羽的勇猛是天下闻名的。那么，关羽的军事智谋是否极其平常呢？近人吕思勉《三国史话》云：“关羽这个人，是有些本领的，我们不能因他失败而看轻他。何以见得他有本领呢？一者，你留心把《三国志》看，自刘备用兵以来，不分兵则已，倘使分兵，总是自己带一支，关羽带一支的，可见他有独当一面的才略。二则刘备从樊城逃向江陵时，是使关羽另带一支水军到江陵去的，后来和刘备在夏口相会。北方人是不善水战的，赤壁之战，曹操尚以此致败，而关羽一到荆州就能带水军，亦可见其确有本领。”

诚然，在蜀汉大将中，关羽独立作战、独当一面的能力是出类拔萃的，面对东、南、北三面敌军的觊觎，他镇守荆州八年，且常常让敌人颇为忌惮，如《关羽传》曰：“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吕蒙传》记吕蒙说：“关羽实熊虎也。”可见，说关羽足智多谋、能征善战则未免夸大其辞，但说他毫无军事头脑则实实低估了关羽其人。

关羽

许多学者指责关羽狂妄自大，瞧不起东吴君臣，不仅拒绝孙权的求婚，还辱骂孙权，终于导致了孙刘军事联盟的破裂，使得诸葛亮制定的“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战略方针付诸东流。清人毛纶、毛宗岗在《三国志演义回评》中曾为关羽辩护说：“若谓荆州之失，为关公拒婚所致，则又不然。曹仁之女，曾配孙权之弟，而竟无解于赤壁之师；曹操之女，亦为献帝之后，而究不改其篡夺之志：此非其明验耶？且玄德之自吴逃归，权欲追而杀之，又欲并其妹而杀之。夫不以妹之故而不杀玄德，安能以娶关公之女而不夺荆州？然则公之拒婚，诚不为过。”

毛氏父子所说未必都是史实，但其辩护则颇在理。军事联盟的建立是以各自利益为前提的，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爱情婚姻必须服从于政治，即使没有关羽的拒婚，孙权集团也是要谋夺荆州的。关羽固然没有改善孙刘联盟的关系，但刘备、诸葛亮再三以拖延的方式回绝东吴“归还荆州”的要求，本身就宣告了“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战略构想的幻灭。

另有不少学者认为荆州之失是由樊城战役所引发，这是关羽轻举妄动、擅自兴兵直接造成的悲剧。这当然有道理。然而，发起樊城战役究竟是关羽自己独断专行还是刘备命令所为呢？史籍语焉不详。但《关羽传》曰：“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滥，禁所督七军皆没。”刘备给予关羽的待遇是蜀汉大将中绝无仅有的，“假节钺”是封建时代皇帝对臣下高度信任的象征，赋予大臣以独断专行的特权。

刘备在夺取汉中后给关羽以“前将军，假节钺”的封赏，显然有让关羽解决荆州北部问题的意图。罗贯中《三国演义》描写在诸葛亮的策划下刘备直接下令关羽“领兵取樊城”，不一定是无中生有的事。所以，关羽进攻樊城应该是蜀汉决策层的授意，算不上擅自兴兵。而且，进攻樊城的军事行动亦非毫无价值。

从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秋冬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夏五月，蜀汉与曹魏展开了汉中争夺战，关羽率部部署在襄阳、樊城一线，目的是牵制曹仁以免曹仁派兵溯汉水而上威胁汉中刘备。蜀汉集团夺取汉中时，关羽在樊城外围集结了不少兵力，在曹军汉中败北、士气低落的有利形势下，接到刘备授意的关羽试图拔掉樊城这个军事要塞，为将来北伐之战铺平道路，不能不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是曹魏援兵源源不断开来，更加上吴军从背后偷袭荆州等客观因素，致使局势急转直下罢了。

关羽

关羽本人最大的失误，失于不善于也不屑于处理内部矛盾，这确实如一些学者所说与关羽的个性有着密切的关系。《陆逊传》曰：“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张飞传》曰：“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裴松之在《吕蒙传》的注释中引《江表传》云：“梗亮有雄气，然性颇自负，好陵人。”陈寿在《关张马黄赵传》之总评中亦云：“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骄傲自大，盛气凌人无疑是关羽致命的性格弱点，这个弱点使得他与部属、同僚之间很难建立一个相处融洽、上下同心的密切关系。诚然，对于内部不和谐、不团结的矛盾，关羽一直没有予以妥善处理，也不屑于处理，这给关羽的人生事业造成了令人痛心的负面影响。

《关羽传》记载：“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平时不将他们放在眼里，只知道厉言威吓，岂能指望他们危急时共患难？《吕蒙传》说“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说明关羽并未麻痹大意，时刻防备着东吴的袭击，今荆州、枝江一带江北岸尚存关羽江防烽火台遗迹，也充分证明了关羽江防措施的严密。

如若镇守江陵和公安的麋芳、士仁与关羽同心协力，即使被东吴偷袭成功，他们也会顽强抵抗，为关羽南撤赢得时间，关羽尚可退保夷陵险要之地，守住长江峡口、控制入川通道以等待援兵。可惜麋芳等人因为和关羽早已离心离德，在东吴的威逼利诱之下变节降敌，使关羽后方门户洞开，吴军长驱直入，很快夺取南郡和夷陵峡口地区，堵住了关羽的入川退路。

又《刘封传》记载：“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罗贯中《三国演义》写刘封本有援救叔父关羽之心，却因为关羽平素不喜欢刘封，又曾极力反对刘备收刘封为子，在孟达“公以彼为叔，彼以公为草芥耳”一席话的挑拨下，刘封拒不出兵支援关羽。小说情节应有虚构成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关羽与刘封等人关系不好，否则即便上庸郡情况再糟糕，刘封等人也会千方百计地呼应关羽之军事行动的。

退一步说，刘封等人无力呼应关羽，但在关羽兵败麦城穷途末路之后、向西北房陵上庸方向靠拢时，他们完全可以派兵接应关羽，合兵一处至少可以守住房陵、上庸之地，以图东山再起。可结果是，关羽率残部退向房陵、上庸途中（今湖北远安沙坪镇回马坡一带）被先期埋伏在此的东吴军队包围，以致英雄折戟沉沙、父子身首异地，留给后人无尽的叹息。

关羽

可见，妄自尊大，目中无人，不屑于处理内部矛盾，不善于化解内部冲突，是关羽性格上的致命弱点，也是关羽最终一败涂地的主观因素。

痛失荆州之后，蜀汉集团从此走向衰落，复兴汉室的大业就如同夜空中的星星，可望不可及。作为镇守荆州的主将，关羽对于这场历史悲剧当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更应该承担责任的是蜀汉最高决策层。具体而言，刘备、诸葛亮应负丢失荆州的主要责任。

陈寿《诸葛亮传》曰：“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许多诸葛亮的崇拜者以为陈寿的评说并非客观公正，而是挟私报复故意贬低诸葛亮（陈寿父亲曾受到诸葛亮的处罚）。诸葛亮在军事谋略上是出类拔萃的，但不是最杰出的。《刘巴传》之“裴注”引《零陵先贤传》记诸葛亮曾坦诚承认：“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可以说，蜀汉的败亡与刘备、诸葛亮的智谋不足及其决策失误是分不开的。《三国演义》虽然把诸葛亮刻画成智慧的化身，但并未违背历史真实，罗贯中非常客观地描述了诸葛亮在军事决策上犯下的诸多错误，其中失荆州则是蜀汉集团也是诸葛亮的致命失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没有及时实现战略重心的转移。学术界有一种意见认为：“荆州丢失的原因其实是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关羽的覆灭和刘备最后的失败都是由‘隆中对’所直接导致的。”这个观点很难站住脚，诸葛亮的“隆中对”本身并不错，恰恰错在蜀汉首脑机关没有严格执行“隆中对”定下的战略决策。“隆中对”的规划是“跨有荆、益”二州，“待天下有变”后，蜀汉同时从荆州和益州两路出兵夹击曹魏。就是说，对蜀汉而言，荆、益二州不能缺一。如果说刘备、诸葛亮谋取益州之时尚无暇顾及荆州的话，那么夺取益州之后就应把战略重心转移到荆州，可奇怪的是蜀汉集团长期以来仅仅依仗关羽来担负荆州的防务重任。

是不是关羽有足够的能力独自镇守荆州而稳如泰山呢？显然不是。赤壁之战后，孙刘两家的关系日渐恶化，曹魏在北部襄阳一带，东吴在东南长沙、南郡一带不断同关羽发生摩擦。建安二十年（215年），孙刘两家为争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而发生大规模的对峙战，刘备曾亲率五万兵马出益州进驻公安以支援关羽，后因曹操进攻汉中而被迫向东吴分地求和。可见，荆州随时面临着两面夹击的危险。所以，单靠关羽一人镇守此必争之地，实属勉为其难、穷于应付。而诸葛亮、刘备不仅在夺取益州之后的四年中未派遣任何得力大将和智谋之士到荆州加强防务，而且在夺取汉中之后、曹操孙权纷纷调兵遣将前往荆州的大约半年多的时间里，也不曾把注意力转移到荆州，实在匪夷所思。

刘备

那么，刘备、诸葛亮何以对荆州如此“麻木不仁”呢？他们成功夺取汉中之后在考虑什么呢？《先主传》之裴注引《典略》曰：“备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三国演义》之《关云长威震华夏》一节写道：“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盖宫庭，又置馆舍，自成都至白水，共建四百余里馆舍亭邮。”原来，蜀汉首脑机关把心思和精力放到大兴土木上去了，这显然是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尽管诸葛亮在刘备生前并未大权在握，但从《诸葛亮传》的记载看，刘备极其信赖诸葛亮，如果诸葛亮及时提醒刘备，并郑重表白自己的主张，刘备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可见，无论是刘备还是诸葛亮，均未考虑到调整战略重心的问题，荆州的战略防务和不利形势并未引起诸葛亮、刘备等人的足够关注。这无疑是蜀汉集团犯下的重大战略失误，大敌当前，荆州危机四伏，岂能放松对敌人的警惕而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宫殿馆舍的建造上？

第二，错误授意关羽进攻樊城。据《三国志》之《武帝纪》、《曹仁传》等记载，刘备大约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秋进军汉中，同年冬关羽同据守樊城一线的曹仁就有过交锋，这可看作是对刘备汉中战役的策应。这种策应是否奉命行动不得而知，以军事常理论，蜀汉集团下令关羽牵制曹仁是完全可能的。可是，曹操丧失汉中等地之后，立即将战略重心转移至荆州樊城方向，一方面不断派兵驰援曹仁，另一方面派人前往东吴密谋夹击荆州。在这种危急情况下，蜀汉首脑机关不但不派重兵增援荆州，也不派重臣前往东吴以修复联盟关系，更未提醒骄傲自大的关羽将樊城主力撤回荆州加强防守，相反还“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赋予他以独断专行的特权，授意他独自进攻曹仁，这实属一种莫名其妙的举措。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关羽正式发起樊城战役，并利用雨季洪水大败曹军，斩庞德，擒于禁，初战告捷。关羽进攻虽然取得了初战胜利，但曹仁、满宠死守樊城不退，徐晃等各路援军纷纷赶来，关羽一时无法脱身。《孙子》曰：“兵贵胜，不贵久。”对于进攻的一方而言，兵贵速胜，不可久战。关羽在力量不占绝对优势又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轻启战端，本来就犯了兵法之大忌，现在又陷入久战的泥坑里，焉有不败之理？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关羽进攻樊城是蜀汉失荆州悲剧的开始。毛宗岗《三国志演义回评》抱怨道：“孔明若不使关公取樊城，则荆州可以不失；即欲使公取樊城，而另遣一大将以代公守荆州，则荆州亦可以不失。而孔明计不出此，此不得为孔明咎也，天也。”毛氏用唯心的天命观解释荆州之失不足为训，但也客观地道出了刘备、诸葛亮的错误决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第三，未能足够重视上庸诸郡的战略地位。上庸诸郡即今鄂西北地区的竹山、房县、竹溪一带，处于崇山峻岭之中，易守难攻，而且西连安康、汉中，北近汉水，东接南漳、襄阳，南通彝陵，其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刘备在夺取汉中后，曾立刻派孟达从秭归向北进攻房陵，又派刘封从汉中沿汉水东进，与孟达会师上庸，说明蜀汉集团已经意识到了上庸诸郡的战略价值。但所派人选存在着极大问题，刘封作为上庸诸郡的最高长官，年轻气盛，缺乏谋略，根本就驾驭不了反复无常的孟达及降将申耽、申仪兄弟；又与关羽矛盾较深，在关羽的军事行动中难以做到密切配合。所以，虽然攻占了上庸诸郡，但根本就不能很好地经营这块战略要地。

荆州形势图

如果刘备、诸葛亮等人站在全局的高度上，把荆州和上庸诸郡看作唇齿相依之地，使两地建立密切的联系，互为犄角，那么至少在关羽惨败后可以迅速接应他兵退房陵，固守待援，再寻机夺回荆州也并非毫无希望。但刘备、诸葛亮等在关羽发起樊城战役后既不指令刘封、孟达等人做好牵制曹兵和接应关羽的两手准备，也明知刘封、孟达、关羽之间不和谐却不对他们晓以大义或另派得力大将、谋士去经营上庸诸郡。可见，上庸诸郡的战略作用并没有引起蜀汉决策层的足够重视，而当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地、上庸诸郡被曹魏夺取之后把责任统统推到刘封等人头上，而逼令刘封自尽，岂不荒谬？

第四，没有策应关羽的军事行动。关羽从发起樊城战役到兵败身亡经历了大约半年的时间，这个半年中，曹魏方面除曹仁、满宠等樊城守将外，还先后派了于禁、庞德、徐晃、吕建等部增援曹仁，后来还增派张辽等大将赶赴前线，足见曹魏集团对此战的重视；而在东吴方面，孙权亲自筹划，吕蒙坐镇指挥，陆逊、韩当、蒋钦、朱然、潘璋、周泰、徐盛、丁奉等一大批能征惯战的大将都参加了夺取荆州的战役。敌对阵容如此强大，关羽身边将佐、谋士又大多才干平平，败局在所难免。

而在曹、孙不断增兵围剿荆州的时候，刘备、诸葛亮居然没有任何策应关羽的军事行动，以致清末国学大师章太炎得出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说刘备、诸葛亮认为关羽太骄横跋扈难以节制，因而故意失荆州：“不惜以荆州全土假手于吴，以陨关羽之命。”刘备、诸葛亮当然不会故意失荆州，但他们没有料到会丢失荆州则是真。近人武樗瘿直接归咎于诸葛亮的失算：“窃以为荆州之失、关公之亡，惟孔明一人实尸其咎……。孙权屡索荆州，诸葛瑾且奉使至蜀，权不能须臾忘荆州，孔明亦知之矣。余以为成都粗定，即应仍遣赵云回荆州助守……，荆州固若金汤矣。虑不及此，岂非智者之一失乎？”很难说遣赵云回荆州协助关羽能否确保荆州安全，但诸葛亮、刘备未派一兵一卒支援荆州从而导致关羽顾此失彼而兵败身亡则是不争的事实。

隆中对策时，诸葛亮为刘备集团制定的北伐中原的总体战略构想是：“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形成两个拳头夹击曹魏。汉中战役刚结束即举行北伐，时机尚不成熟，但既然已经错误地授意关羽进攻樊城，就应该积极策应关羽的军事行动。在当时争夺焦点已由汉中转移到荆州的情况下，蜀汉集团可作如下部署：大军屯扎汉中，积极准备船只，派遣两名大将统率一支精锐之师从蜀中沿长江东下，进驻彝陵、江陵一线，加强对东吴的防备；另派一大将率部作佯动，兵出斜谷威胁关中；再派一大将率部进入上庸，会合刘封所部兵出房陵，侧击樊城，呼应关羽；刘备、诸葛亮则率主力从汉中沿汉水东下直指邓县、宛城，与关羽等形成合围樊城之势。这样做即使不能攻克樊城，也可大大减轻关羽的军事压力，还可以遏止或挫败东吴的偷袭，从而保证荆州不失。可是，诸葛亮竟随刘备引文武百官返回成都建造宫殿去了，对于荆州关羽的孤军作战不理不睬，关羽不丢荆州才是怪事。

由此可见，蜀汉集团痛失荆州是必然的，刘备、诸葛亮的一再失误是关羽毁败的致命原因。如果说关羽应承担失荆州百分之二十的主观责任的话，那么蜀汉最高决策层应承担百分之八十的主观责任。

诸葛亮

身为枭雄的刘备、身为贤相的诸葛亮为什么会在战略上一错再错、步步失算呢？归根结底有两大原因：一是称王称霸、功成名就的思想严重。蜀汉集团夺取汉中郡后，以诸葛亮为首的文武百官上表汉献帝请求封刘备为汉中王。刘备作了汉中王后，襄阳人张嘉等献玉玺，诸葛亮、许靖等人以为吉兆，又极力劝说刘备称帝。在浓烈的功成名就的思想笼罩下，在一派歌舞升平的氛围中，蜀汉最高决策层当然没有心思去考虑荆州问题了。二是骄傲轻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刘备、诸葛亮率部入川后，杀张任，降马超，夺益州，斩夏侯渊，败张郃，连连得手，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刘备、诸葛亮踌躇满志。曹操亲率大军来争汉中，蜀汉又轻松获胜，刘封、孟达亦如期占领了上庸诸郡，于是，刘备、诸葛亮渐渐滋生了骄傲轻敌思想。

在轻敌情绪的支配下，刘备、诸葛亮对荆州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以为孙、曹合取荆州多怀观望态度，曹操新近在汉中惨败，军中无斗志，量他也不敢主动进攻荆州；而孙权虽然时刻觊觎荆州，但慑于蜀汉大败曹操的声威而不敢轻举妄动。《三国演义》描写魏吴结盟谋取荆州，刘备请诸葛亮来商议对策，诸葛亮踌躇满志地说：“某已料曹操必有此谋，比及借请东吴兴兵”，“可差使命就送官诰与云长，令先起兵取樊城，使军士胆寒，自然瓦解矣。”这正是刘备、诸葛亮等人轻敌心态的真实反映。

他们认为单凭关羽的军力向围困已久的曹仁施加压力就足以震慑敌人、打破曹孙同盟。加上关羽在战争之初颇出风头，更使刘备、诸葛亮等蜀汉决策者麻痹大意，对对手放松了应有的警觉。于是，刘备、诸葛亮等人既不急于调兵遣将去增援关羽，也不打算兵出汉水攻敌侧翼，更不会指望刘封、孟达的山城偏师能派上何等的用场。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它不容许任何英雄哪怕是偶尔的轻敌自满，刘备、诸葛亮等蜀汉决策者们在忘记“骄兵必败”的兵家古训之后终于丢失了荆州，也丢失了蜀汉集团辛勤创下的辉煌事业。“蜀汉失荆州”、“关羽走麦城”成了后世人生失意和悲剧的象征，它留给人们更多的是沉重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