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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从耀眼明星到官员政客，从空难飞行员到学者翻译家，无不被其所困，甚至驱使生命走向黯然的终结。

“不知道什么缘故，我是这样的悲伤……”受过抑郁困扰的诗人海涅，在他著名的诗歌《罗蕾莱》中这样开头，形象地道出了抑郁人群的真切感受。抑郁症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纯属一时想不开的心理问题，它属于生理性疾病，与遗传和环境刺激都有关系。很可能并无来由，人就被一种失望、沮丧、无助的心情所笼罩，挥之不去。轻度的病人闷闷不乐、思维行动迟缓，严重的病患连起床、进食这样简单的行为都无法完成，真正心如死灰、形如槁木。

历史上对抑郁症的认知，曾在荒谬与崇高、罪恶与时尚之间剧烈摇摆。绝望痛苦古今皆然，而人类认识自身的过程远非一蹴而就，一部抑郁症斗争史，莫不是社会、思想、科学、文化变迁的一道侧影。

1888年梵高在疯狂中割掉了自己的耳朵，这是他于次年创作的自画像。梵高很有可能同时患有癫痫及躁郁症，他笔下扭曲旋转的星空、麦田等，也像是幻觉下的奇异图像

恶毒 时尚 异类 美感

抑郁症，又叫忧郁症，这一现代名词诞生于西方。中医中也有与之接近的表述，是比较笼统模糊的“郁”“郁症”，既指忧思抑悒引起的情志致病，也指气血郁滞等生理反应。古书里不乏“郁郁而终”的“多愁多病身”，屈原、赵匡胤、李贺等人也曾被划归古代著名抑郁症病人之列，但追溯抑郁症的正统起源还得从西方说起。

忧郁的英文单词melancholy，词源出自希腊文的melainachol，意即黑胆汁。古希腊人认为人格受到四种体液的影响：黏液、黄胆汁、黑胆汁与血液，而忧郁就是黑胆汁过多造成的。黑胆汁当然是不存在的，不过在不同的文化中，的确都不约而同用黑色来代表忧郁，诗人荷马就将抑郁的心情称为“苦恼的乌云”。

公元前5世纪末，被尊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认识到忧郁是由内因外因混合而致。他对当时流行的祈天“神疗”不屑一顾，认为那都是骗术，提出服用曼陀罗花等通便或催吐的草药，达到重新平衡体液的效果。希波克拉底还建议国王帕迪卡斯二世与所爱女子结婚，来治疗忧郁症。不过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反对这种体液论，认为严重的精神障碍属于哲学范畴。柏拉图还提出了成长模型：一个人的童年生活会决定成人后的性格。他的学说深深影响了现代精神病学。有人因此提出，希波克拉底是“百忧解”的祖师，而柏拉图则可看作精神动力治疗的先驱。

中世纪时，基督教思想统治整个社会，忧郁症被看作是一种罪恶的病症。著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就认为灵魂不会臣服于身体疾病，灵魂不在上帝的管辖之内便是受到魔鬼的诱惑。抑郁症患者连同当时所有的精神疾病患者，被认为是因灵魂犯罪而遭到天谴，因为不虔信上帝而无法争得救赎。现今把忧郁症视为耻辱的观念也许就是滋生于这一传统。最极端的时候，忧郁症患者会被当成巫师、巫女、异教徒，受到诬蔑和残酷的迫害。

中世纪把忧郁症道德化，文艺复兴时代则将其浪漫化。欧洲北方沿袭传统多把巫术与忧郁症相连，而南方把天才与忧郁症相提并论，这一源头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就认为忧郁不完全是坏事，“在哲学、诗歌、艺术和政治上出类拔萃的人”，都有忧郁的特质。这一时期诞生的伟大人物似乎也印证了他的话，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牛顿等无一不是忧郁的天才。南北两种观点竞争激烈，最后后者占了上风。

“忧郁”代表着深刻、复杂甚至天赋的观念席卷欧洲。弥尔顿在其诗歌《沉思的人》中高呼：“欢迎啊，最神圣的忧郁！”气质阴郁开始被视为有深度，脆弱的性格则被看成为深邃心灵付出的代价。上流社会流行这样的姿态——满脸愁容、沉默寡言、一头乱发，躺在沙发上，凝视地面或死盯着月亮，几小时一动不动……忧郁变成了一种时尚，是风靡一时的“贵族病”。有人记载，16世纪时一位理发师看完《哈姆雷特》后抱怨这本书让他感到忧郁，结果遭到众人的谴责。“忧郁？老天，说什么傻话，你这个剃头的哪有资格讲忧郁，忧郁是朝臣手臂上的徽章啊！”而以现代精神病学的视角来看，哈姆雷特就是一个患有反应性抑郁症的典型人物：自我厌恶，丧失一切兴趣，迟迟无法做出行动。

17世纪是欧洲的理性时代，生理学与解剖学领域不断涌现出重大成果，为人们对精神疾病的理解提供了唯物的依据。1621年罗伯特·伯顿的《忧郁的剖析》，就是对以往抑郁症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当时流行把人看作是一部机器，代表人物为哲学家笛卡尔。受其影响，对抑郁症也产生了很多相对科学的解释：比如认为忧郁症是纤维失去弹性所引起的，或是归因于大脑特定部位的血液供应量减少等等。但在理性至上的时代，失去理性的抑郁患者还是会受到歧视，被看作是放纵自我的异类。当时治疗抑郁症的方法也充满机械般的残忍，其中有一派就主张用身体痛苦来分散对内心痛苦的注意，常见的是让病人溺水，或是放到旋转的奇怪机器里让人昏厥呕吐。

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初，意大利画家多米尼加·费迪《忧郁，一个悲叹的女人》，画中的骷髅、沙漏、太阳系仪、书籍都有其象征意义。当时的社会观念中，忧郁代表着深刻、复杂甚至天赋

当纯粹理性太过乏味，浪漫主义就开始抬头，18世纪末到维多利亚时期，忧郁也随之时来运转，被时人视为具有洞察力的心理状态。康德就认为“忧郁可远离俗世尘嚣”，“以规范为准的美德有个特点，它似乎是要与心灵的忧郁结合才能达到最高和谐。”疾病成为精神的高地，也不乏同例，就像19世纪前期肺结核就被认为带有特殊美感，并与创造力紧密相连。

进入现代，对抑郁的认识主要来自精神分析理论和精神生物学。弗洛伊德说忧郁是一种哀痛的形式，因失去原欲、食欲或性欲的感觉而生成，“失去欲望的人会倾向于忧郁”。现代精神病学的创始人、德国的克雷佩林，把忧郁症分为三种类型，从最轻微的精神的怠惰，到最严重的症状，包括“梦境般的妄想和幻觉”。他分析忧郁症的成因主要是有缺陷的遗传，外部环境的刺激占一小部分。这两种主流的观点，将抑郁症的认识纳入科学的轨道至今。

名人更易得抑郁症？

许多人认为，名人更易得抑郁症。在大众眼中，成功与声名的膨胀，孤独压力或许无形中也会放大了几倍，即使是像罗宾·威廉姆斯、憨豆先生、金·凯瑞这样生产快乐的喜剧演员，也难逃抑郁症的魔爪。另一种看法认为，拥有创造力的天才们更容易患上精神疾病。巴尔扎克就曾说“天才就是人类的病态，它就如同珍珠是贝的病态一样”。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是，名人的抑郁症更容易被世人关注，而普通人只能默默在抑郁的深渊中挣扎。

饱受抑郁症折磨的人们

抑郁会影响艺术家的创作。多病早夭的唐代大诗人李贺，一生郁郁寡欢不得志，这深刻影响了他奇峭苍凉的诗歌风格，诗中遍布枯木愁雨、残墟荒冢、哀猿啼乌等意象，人称“诗鬼”。抑郁的情绪往往会使画家倾向选择冷色调与弱色调，美术史家就认为毕加索阴郁冷酷的蓝色时期，与他当时的心理状态莫不相关。波德莱尔在《巴黎的忧郁》中更提纯了一个城市的气质。但严重的抑郁会摧毁生命的意志。作家伍尔夫在口袋中塞满石子自沉欧塞河中，歌手张国荣从香港中环的酒店24层一跃而下，著名数学家哥德尔甚至产生了幻觉，相信食物都被毒化了而拒绝进食，最后活活饿死。

毕加索蓝色时期的《年老的吉他演奏者》

还有一种抑郁的情况属于躁郁症，又称双向情感障碍，这种疾病在1899年被正式定义。顾名思义，患者的情绪在狂躁与抑郁之间来回切换，像坐过山车一样，一会儿亢奋到顶点，转眼间可能又坠入抑郁的谷底。医学上把躁郁症称为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为单相）。牛顿、贝多芬、梵高、瓦格纳、费雯·丽等许多名人都患有这种疾病。狂躁来袭时，牛顿会不舍昼夜地工作，不知饥饿，没有耐心坐下来吃一顿饭。2014年自杀的罗宾·威廉姆斯是典型的躁郁症患者。他的本行是说单口相声，据说现场表演的舞台风格近乎疯癫，他自己承认一上台就会变成一个疯子，一回到生活中立刻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影视剧中的费雯·丽。来源/电影《乱世佳人》截图

抑郁的原因多种多样。作家川端康成是因为身世悲惨，2岁父母双亡，14岁所有直系血亲都离他而去，超越年龄所能承受的悲哀，其人其作一生都贯穿着忧郁悲凉，终在73岁声名巅峰时含煤气管自杀。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是因为深受刺激，写作《南京大屠杀》一书时每天直面历史的血腥，由失眠噩梦发展成精神的严重抑郁，最后也走上了绝路。还有人是追求完美。女作家乔治·桑描述伴侣音乐家肖邦，“在要谱曲时，思虑过重，为无法达到尽善尽美的构想而遗憾，这使他陷入绝望。他整天整天地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啜泣，来回走动，折断他的笔，把一个音重复一百遍或是修改一百遍，写好又涂掉……”第二天重复这一过程，“在一页纸上花上6个星期”。说起音乐，据有人统计，听过匈牙利那首“自杀圣曲”《忧郁的星期天》后赴死的人，加起来将近200人了。

“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写出《老人与海》中这样经典句子的海明威，在1961年端起双筒猎枪伸进口中，一枪炸破了头颅盖。那么热爱女人和冒险的作家，晚年无法摆脱抑郁，在书桌前面对手稿一坐数小时，不能完成任何事情。他的父亲、妹妹、弟弟、孙女等7名家族成员先后自杀身亡，美国公众将其命名为“海明威魔咒”，这种普遍的抑郁很可能与家族遗传有关。还有学者将抑郁症当作文化课题研究，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提到忧郁症与殖民主义有关系，是殖民统治者统治阴谋的一部分。

如何摆脱抑郁？

因抑郁而自杀的比例颇高，但历史上也有人终身勉力像踩高跷一样维持着平衡，最终渡尽劫波。丘吉尔说“心中的抑郁就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不过他也活到了91岁高寿。还有人在痛苦中找到奇特的慰藉，比如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他的抑郁症或与遗传有关，曾陷入不可克服的忧郁，认定自己无法享受家庭的幸福，而与深爱的女子解除婚约，终生未娶。克尔凯郭尔认为快乐会令他衰弱，他写道，“我的悲伤是我的城堡，在我最忧郁的时候，我爱生命，因为我爱忧郁。”

影视剧中乘坐地铁的丘吉尔。来源/电影《至暗时刻》截图

苏联作家左琴科以讽刺和幽默小说闻名，1926年他的写作生涯正处于顶峰，选集总销量达到495万本。“在我的书中有笑，在我的心中却没有。”他在年轻时吃药来治疗忧郁症，“两年内吞下了半吨重的药丸”，但收效甚微。“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才使我这么忧郁。”左琴科开始用弗洛伊德和巴甫洛夫的理论分析自我，回忆童年，据他说用这种方法治好了自己。

另一种摆脱忧郁的方法，即如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所说：“劳动吧！不要绝望！”严重的抑郁症使达尔文“三天内就有一天什么都做不了”，他对自己这种精神上的虚弱深感失望，曾写道：“适者生存，或许我应该满足于看着其他人在科学研究方面大步前进。”很显然，著作等身的他绝非一事无成。他在信件中无数次提到工作的救赎作用，将其称之为“唯一一件使我还能够忍受生活的事情”。叔本华也赞同这一点——工作可转移人对与生俱来的忧郁的注意力。“如果世界是个华美又舒适的天堂，”他写道，“人类就会无聊至死或自杀。”弗洛伊德甚至认为轻度的抑郁最适宜工作，能让人多产，专注地致力于某一项事业。

英国散文家德·昆西用鸦片麻痹抑郁的痛苦；拜伦先是用鸦片，后来偏爱酒精；剧作家奥尼尔则在每每随剧本完成而到来的抑郁期间喝得醉醺醺。美国总统林肯曾服用一种19世纪常见的药物“蓝块”来治疗抑郁，因其中含有大量水银而导致神经兮兮、暴躁易怒。意识到这点后，他在1861年总统就职典礼前毅然停用，内战期间以超强自制力顶住了巨大压力。在20世纪早期，对抑郁症的唯一药物治疗是鸦片与安他非命，但容易使人成瘾。电击等“疗法”也被采用，但往往导致的结果是病人身体受损乃至失忆，“治愈”的可能性极低。

据现代生物学家研究，抑郁症是由于大脑中缺乏一种或多种神经递质所致。抑郁症药物的开发，都集中于增加神经递质的浓度或活性。第一个专业的抗抑郁症药物异烟肼诞生于1952年，一群肺结核病人试服刚合成的异烟肼药物治疗肺病，却发现令他们莫名地狂喜起来，于是歪打正着被用在抑郁症上，后因出现肝损害等众多副作用而被停用。最著名的“百忧解”于1988年问世，它是第一个被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抗郁剂，此后的左洛复、赛乐特、喜普妙、来普适等类似药物相继问世，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英国画家约翰·威廉姆·沃特豪斯作于1910年的《夏洛特女子》，取材丁尼生的长诗。一位美丽女子因为寻找爱情，而遭受了神示的厄运，小船顺流而下，这条死亡之旅不知何时结束。全画弥漫着神秘忧郁的美，也是拉斐尔前派的代表作之一。当时的社会文化把忧郁看作是唯美与浪漫

进入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际关系复杂，物质追求至上等等，都让压力和焦虑无处遁形，难以排遣的抑郁已成为这个时代突出的一种精神症候。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对于这个时代的抑郁症，曾下过一个诊断——“自我的失常”。他认为当今个人主义猖獗，人们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面临失败只会变得更加沮丧。

关于抑郁症的成因，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一直争论不休，如今抑郁症受基因和外部环境共同影响的理论得到确认，不过并不能确定哪个因素作用更大，至今也仍有种种相关问题未有定论。据统计，全世界有着3.22亿抑郁症患者，患病率高达4.4%。仅中国便可能有9000万抑郁症患者，患病率在3%-5%之间，部分地区甚至高达6.1%。虽然人们已经史无前例地拥有了多种抗击抑郁症的武器，但抑郁症防治和识别率极低，在中国，地级市以上的医院，抑郁症识别率只有20%，不到10%接受过药物治疗。研究者建议，抑郁症需要进行预防性治疗，发作3次以上，就必须进行长期治疗，甚至终身服药。每个人都应正确认识抑郁症，积极预防或治疗，消除偏见。

(参考资料：安德鲁·所罗门《忧郁》《智慧的痛苦：精神病文化史》《躁狂抑郁多才俊》《悲观主义及成果》《被误解的抑郁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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