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宣布“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但咱们别真的以为他是以儒治国。事实上，当大一统王朝框架建立后，我国封建时代有且只有一种治国方式：通过律法体系、进行系统性的管理，也就是法治。

而所谓的独尊儒术，实际上不过是实际上不过是“阳儒阴法”——一种调剂、纠偏和安抚手段，类似于给一个坚硬的物件裹上柔软的包装，本质上不会有丝毫改变。

至于许多人推崇的无为而治，则带有明显的“无奈”性质，除了休养生息时期不得已而为之，更多时候只是存在于人们的理想、憧憬之中。

想要弄明白汉朝到底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儒治国，可以参看《汉书·刑法志》。通过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上古直至西汉末期，我国古代的律法是如何逐渐由简至繁、成为维系政权运行的基本支柱。

但古代社会逐步走向法治，其实并不是某些人刻意为之，而是历史的自然选择，就像咱们中学课本讲的那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道家提倡的无为而治的极端境界：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也许仅存在于原始社会，但这并不是那时的人们淳朴无私，只是生产水平有限、交通能力不足造成的。

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时代，人们顶多只能以小规模的部族为单位勉强生存；每个人竭尽全力，尚且难以对抗残酷的大自然，至于违法犯罪、阶级剥削，以及各部落之间的联络，既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那时的人类社会，自然是不需要什么法规的。

在近似于传说的三皇五帝时期，是以德治国的典范。但在实际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部落的扩张、吞并、融合逐渐成为常态，所以才有尧舜流放共工、放逐欢、驱逐三苗、诛杀鲧等标志性事件，也就是通过暴力手段促使人们归在顺于自己的麾下。

至于以礼教治国的周朝，同样离不开系统的律法，所有的军制、税赋、户籍管理、分封体系，都在这一时期得到系统的建立、完备；所谓的礼教，是建立在等级分明、尊卑有序的基础之上，任何僭越都会遭到严惩，这本质上就是法治。

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出现了谁推行法治、谁强大的规律。

“周道衰，法度堕，至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国富民安”，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靠的是管仲；而而管仲成功的撒手锏，就是涉及到各个领域的改革。他被后世视为法家先驱，充分证明了法治的强大威力。

后来的晋文公，同样依靠类似的做法获得成功。

到了战国阶段，魏国李悝编制《法经》，实行新税法；吴起以奖惩、纪律打造起魏武卒。在这些冰冷规章制度的驱使下，魏国一度称雄战国半个世纪。

接下来，吴起前往楚国主持变法，楚国强大；申不害变法，韩国在十几年中免遭侵扰；而商鞅在秦国推行战国时期最为彻底的法家变革，则造就了足以彻底终结贵族政治、开创大一统时代的秦帝国。

法治逐渐占据社会管理的主角，是时代发展的客观需求。不断发展的生产技术，为创造更多社会财富提供了可能，阶级分化产生，剥削出现；交通条件的发达，为不同区域的交流、兼并提供了客观条件。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社会组织的规模逐代快速增长；而要实现有效管理、调集资源与对手竞争，都需要日渐严密的法律制度来实现。

时代的车轮来到了秦朝。如何对辽阔的疆域实现直接管理，秦朝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样板：变分封制为郡县制、统一文字......一系列促进大一统的举措，无疑是古代历史的跨越性变革。而保证这些制度落实的，就是被后世诟病的严刑峻法。

而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原因并不在于法治本身。其一，统治者过于迷信法律的效力，甚至强化到凌驾于基本的人性之上；其二，个人的私欲主宰了法制，让制度变成了个人的武器，法规失去了公正性。

所谓物极必反，秦朝的崩溃，导致狼烟遍地、兵祸横行，基本的社会秩序荡然无存，老百姓命如草芥、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下，活下来成了最大的任务，秦朝设立的律法条文压根没人遵守。

因此，入关后的刘邦根据这一现实，发布了一条简单明了而又满足人们最大需求的命令：“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约法三章”，这也许是历史上最粗暴直接的法律条文，但却收到了奇效，饱受苛政压迫的关中百姓对刘邦感恩戴德，成了他问鼎天下的坚实后盾。

汉朝正式建立后，刘邦的控制区域暴增，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日趋繁杂，“约法三章”显然跟不上现实的需求，于是相国萧何便与时俱进，制订了《汉律九章》。其中前六篇延续自秦律，往上溯源的话则起于战国时期魏国李悝的《法经》；后三篇是适应新形势新增的有关民事方面的规定。

接下来，孝惠帝、吕后、文帝、景帝四任统治者期间，汉朝的主要任务是休养生息、简政养民，律法的变动极少；同时，基于鼓励民间恢复生产力的考虑，历任执政官员大多信奉黄老之道、拱手而治，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无为而治”阶段。

然而，这并不代表法治的消失。经济、民生方面的宽柔，并不耽误践行源自秦朝的严刑峻法。汉初法律仍旧严格，形形色色的肉刑让人闻之色变，文帝时期有名的“缇萦救父”事件佐证了这一事实。

到了汉武帝即位后，数十年的文景之治，让社会经济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及民间财富的暴增，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同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推行了涉及所有领域的改革，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在这种大前提下，当初的法律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不能有效地管理和控制社会，甚至出现了“奸轨不胜”的局面。因此，汉武帝命令赵禹、张汤修订法令。

最终，当时的汉朝律令增加到了三百五十九章，几乎是汉初的40倍；其中，与死罪相关的条文多达四百零九条，具体罪名有一千八百八十二个之多......

一般而言，如果律法条文太过于繁杂，就会在具体律例的引用、解释阶段存在极大的操作空间。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就是自由量裁权过大，借着法律之名徇私舞弊的情况日益严重。

我们要注意，以上情况，是汉武帝倡导“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发生的。

一方面，那时的儒家六经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并不完全相同，充分掺杂道、法、阴阳等学派的思想；

另一方面，独尊儒术，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专制王权，借用传统的宗法制，来缓解高度集中的政治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以伦理道德教化的方式来辅助处理社会问题。

因此，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严刑峻法其实并不矛盾，它们是统治手段的两个层面，前者是表、后者是里，尊儒是为了缓冲刑罚的残酷形象，给国家治理披上一层温和的外衣。

当然了，这一时期的繁琐法律条文、令人闻风色变的酷吏团体，也给西汉的政治带来了不少弊病。汉宣帝在位期间，曾经设立了一个名为“廷平”的监督职位，但也只是治标而已；

随后的汉元帝、汉成帝即位后，有感于积重难返的痼疾，先后下诏要求大幅修改律令，以安定百姓、稳定社会；但执行官员阳奉阴违、避重就轻，大多删除一些无关痛痒、细枝末节加以应付；而在事实上却越发恶化，汉成帝时期的死刑罪名已经达到了上千条，是汉武帝时期的两倍之多。

综上可见，即使在先后崇尚无为而治、独尊儒术的西汉时期，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国家管理其实没有任何争议，只有简单粗暴的一大核心思想：刑罚治国。刘邦“约法三章”，并非出于仁爱；文景无为而治，也并非源自信奉道家；汉武帝一边独尊儒术、一边严刑峻法，当然不是精神分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王朝的律法也要适应具体的社会基础，只能不断地调整。当然了，在具体效果上，并非随时令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