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面玲珑的公子哥
有人可能不完全了解，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我去执行他的这一项最秘密的任务？这里，我不能不把我的情况简单说明几句。
过去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和我一贯讲究生活享受的关系，使我养成了一种吃喝玩乐的"人生观"；要说我从前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的话，也不过是希望更大地满足我那种讲排场、摆阔气的欲望罢了。
我在旧社会中，待人处世总是随遇而安，以少得罪人为妙，凡事总留有余地，不肯过火。因此与各方面的人士都有往来，也每每成为各方面利用的对象。甚至一些反蒋组织中，我都有不少朋友，他们有些活动，对我也不完全避讳。
过去我对别人反蒋，从不采取反对态度。我内心深处则认为反蒋愈厉害，我大哥唐生智的地位将在反蒋矛盾中更加有利。当然，这对我会更有好处。因此，我什么团体都不愿参加，除了依靠过我大哥外，我一向在耍光杆，可说没有什么根基。直到现在跟了共产党和毛主席，才使我重新生了根，有了依靠。我决心一辈子跟着党和毛主席！
过去我结识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只要对我在吃喝玩乐上有需要，我均推心置腹。譬如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便是我许多朋友中最要好的一个。我和他相识近20年，在生活上完全打成一片，不分彼此。但我始终不愿参加军统组织去当他的部下，只是在他工作上有需要用到我的时候，我总是很热心去帮助他。当然，我也经常利用他那种种罪恶的特权来满足我生活上的享受和方便。
我是被过去朋友们认为所谓"大而化之"的人，言行一向疏于检点，因此很需要认识像戴笠这样一类"朋友"，可以减去不少麻烦，别人最讨厌特务向蒋介石打小报告，我在这方面却可以少担些心。我和戴笠是无话不谈，他对我的一切也最为了解。蒋介石选择我去担任那样一项工作，当然与戴笠的推荐有很大关系。
至于我和汪精卫的关系，主要还是由于我大哥的原因。我大哥在反蒋方面，曾一度与汪合作；我也因蒋介石排斥我大哥，而参加过汪、李（宗仁）、黄（绍兹）、白（崇禧）、张（发奎）等人在广西的反蒋活动。当蒋介石下野后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时，我又代表过汪和我大哥去向他祝贺。
由于以上种种关系，加上我与汪身边许多人都熟识，所以蒋介石才选派我，而我也敢于去南京。
以下便是我所要叙述的这一段经过。
重庆电召，急急如星火
抗日战争初期，我原在湖南任长沙警备副司令，后来任代理司令；1938年初，与鄂悌对调，改任常桃（常德、桃源）警备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与区保安司令，干了两年多。这里虽然是一个盛产沙金和桐油木材等的集散地，被一般人称为"金常德"，可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和工作都不很理想，因此越来越感到厌倦，想换一个别的工作。当时由戴笠介绍在我司令部任稽查处处长的沈醉便把我这一思想情况向戴笠报告。
约在1940年春间，有一天，沈醉忽然送给我一份戴笠的电报，大意说："闻兄有倦勤之意，希望先将家务安顿妥当后，即行来渝，因有要事急待面商议。……"我当即复电表示"如能摆脱此间职务，自当赴渝"。
正当我准备辞职的时候，很凑巧地接到了"常桃警备司令部撤销、业务并入洞庭湖警备司令部"的命令，对我的工作安排却没有下文。
我很快地将警备司令部结束，即去长沙见当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向他报告结束情况和今后行止。薛告诉我说："委员长有命令要调你去重庆，我这里就不便再安排你的工作，希望你早一点去。"
我在长沙只逗留了一两天，便回到了东安；因我父亲去世不久，我的大哥也从重庆回来了。
我刚到家没有好久，又接到了戴笠的电报，这份电报是由军统局桂林办事处主任杨继荣派了专人送到我家来的。戴的电报是问我回家后的情况，并问我何时可以动身去重庆。我当即复电说明尚须稍待几日，将家务安排妥当方能动身。
没有几天，戴笠又来第二个电报催我，并叫我把他一个女朋友张素贞也带到重庆去。张原来是我爱人徐来的私人秘书，一直住在我家，这次也从常德随我爱人到了东安。
正在这时，蒋介石也打电报催我大哥快回重庆，说有要事与他面商，希即起程。我们当时都猜不到有什么要紧事这么急，我也不知道要我去干什么工作，所以决定先把我爱人和孩子留在东安，我先去看看情况。
戴笠跟我兜圈子，磨蹭两天未入正题
我们到桂林时，杨继荣在车站迎接我们，并告诉我们，已准备好第二天的班机机票。可是蒋介石更性急，他指派了一架专机迎接我大哥和白崇禧，我们便一同去重庆。由于专机起飞时间提前，戴笠没有来得及到机场迎接我，我和张素贞先去重庆国府路范庄我大哥家中。戴接到我们的电话，立刻赶到范庄，把我和张接到他曾家岩住宅。
戴笠这次与我见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兴。我急于要了解这次蒋介石叫我到重庆究竟要我做什么工作，戴却故意和我大兜圈子，不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反而先问我在这种时候我应当做什么、想要做什么？
我因自己事前没有准备，以为只是听从蒋介石的安排，经他这一问，反而一下回答不出来。
我正在考虑时，他却又趁机为我提出一个前提，就是既要使我生活过得很好，适合我的个性，又要能够一鸣惊人，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说老实话，我是个公子哥儿，除了希望安排一个适合我个性的工作，能使我吃好玩好之外，我是从来没有去考虑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经他这么一说，倒使我感到有点诧异起来。我一向性急，便不客气追问他，叫他不要再和我耍花样，他当时仍没有正面答复我的问题，又把话题扯到不相干的事上去了。
戴笠说：校长认为，这是只有我才能胜任的特殊任务
经过了两天这样磨磨蹭蹭，他才慢慢地把话拉到主题上来。
我们谈这些话时，大都是在夜间，因为白天他很忙，常有客人来打扰，只有夜晚比较清静。这时除我和他之外，张素贞经常在旁边听，但很少插嘴。戴的另一个情妇余素恒（湖南人，现仍在美国）有时也参加听一听。此外再没有别的人。
蒋介石给我安排的工作，实在是我所猜想不到的。
戴笠用极其慎重的口吻对我说："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殊任务，校长（戴笠对蒋介石的称呼）同我讲过好几次，只有你能够担任。因为我们在上海和南京的组织绝大部分被敌人破坏了，那个地方的工作，校长认为比任何地方都重要，但又不容易找到一个很适当的人。后来还是校长提出了你，认为你最适宜。这真不简单，像这样伟大的领袖，一天到晚这么忙，还能想得到你呢！"
当时他给我戴上这顶高帽子，确实使我感到飘飘然。
我骤然一下不知如何答复他的话，心里正在考虑；他又接下去说："校长说你很能干。他在谈到你的时候，还特别说过，过去在武汉讨伐桂系时，你曾拖来过不少的桂系部队，出过不小的力。虽然你以后在广西进行过反对校长的活动，但校长知道那是因为受了何键的压迫，你才去广西的。校长对那件事始终是原谅你，而且也很了解你，对你一直是很重视。"
他一提起过去多年的旧事，使我更不知要怎样回答。
他看我不做声，马上又接着说："校长知道你来了，本来要立即召见你，因为要我先把许多事和你讲清楚，并和你研究好以后再去见他。"
我一听到这样一个特殊的重要任务后，真是感到又惊又喜，当时的心情的确是非常的矛盾：一方面觉得能够再去上海，比起后方在生活享受方面的确要舒适得多，老实说，这一点最能够打动我的心。可是另一方面我又有点胆怯，害怕出问题，甚至可能送掉性命。我倒不担心汉奸会杀害我，因我同他们许多人过去都有些交情；可是日本人方面我一向无往来，这一点我是毫无把握，到那时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谁也不能保我的险。因此我对这样一个任务不敢马上承担下来，一直在慎重考虑，犹豫不决，拖了三四天，我都没有作出肯定的答复。
戴笠拿"良心"作保证，绝不会存心将我送入火坑
我平日遇到重大问题自己不能作出决定的时候，总是找我大哥商量，请他给我出主意。这次戴笠却不让我先去和我大哥商量，天天找我谈这件事，好像非要说服我答应不可。
他为了要破除我的顾虑，曾仔细给我介绍了当时上海方面许多情况。他一再重复地说："我前前后后都为你设想过，你去绝对没有任何危险。因为你不像别人，以你的身份可以公开地去，大大方方地与他们往来，一定会受到他们的欢迎。至于对日本人方面，只要自己多加小心，决不会出任何问题。"
最后，他甚至拿他的"良心"和过去两人的交情作保证，说他决不会存心把我送入火坑。话已经说到这样程度，我不能不作出答复了。
约在第四天的下午，我才向他表示原则上我同意接受这个任务，但有一个条件，我只愿意站在朋友立场给他去工作，绝对不愿做他的部下。因为我早就知道，他所领导的军统是一个很严格的组织，纪律制裁是很残暴的；我害怕他趁此机会给我套上军统组织这个圈套，以后就得受到组织的约束，那就没有个人的自由了。
我很诚恳地向他表示这一意见，并着重说明我不愿做他部下的原因：因为那对我对他都没有好处；主要是我当了他的部下之后，他再没有一个人可以像我一样和他讲真心话；保持朋友关系，彼此都方便得多。
他一听到我原则上已同意去，立刻显得非常高兴，对我所提出的意见，完全都可以接受。
他说："只要你肯去，我们之间可以一直保持和过去一样的朋友关系。我在上海和南京的两个区，你也可以指挥，但不一定要你直接领导。你这个意见很好，我全部同意。因为你去的任务不同，不必经常和他们往来，这样可以减少你的麻烦，也可避免出危险。不过我在那些地方工作的人，你都得多照顾他们。"
我对他这一些话表示同意之后，他立刻当着我打电话和蒋介石侍从室联系，要他们给安排时间。一会就得到了答复，蒋介石决定在第二天上午9点钟召见我。
【唐生明（1906年10月10日—1987年10月24日），字季澧，湖南省东安县人，原长沙警备区代理司令、国民党中将。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后先后在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学生队副总队长和警卫二团团长，第三十五军独立团团长。1928年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1929年任第四路军新编第八师第一旅副旅长兼第二团团长，护党救国军第十二军第一师副师长兼旅长。1930年任第四集团军第八军副军长、代理军长。1931年宁粤合作后，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32年秋，入陆军大学第十一期学习。1935年秋毕业后，任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长沙警备副司令、代司令，常德桃源警备司令等职。1940年秋，奉蒋介石之命打入汪精卫汉奸政权，以设法掩护在上海、南京活动的军统特务和竭力限制江南新四军的发展。曾任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和军务处处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历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中将部员、总统府中将参军、第一兵团中将副司令官。1949年8月，积极参与湖南和平解放活动。11月，所部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任副司令员。旋赴香港经商，1956年由香港回北京，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7年10月24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