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卷受到学界关注，肇始于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此书不仅说明了行卷是怎么一回事，还首次系统探讨了行卷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此书以行卷为切入点，旨在研究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非常新颖，为我们认识唐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因此在学界影响深远。

在描述宋初延誉的情况时，高津孝通过对几个大量接受行卷的人物，如李昉、宋白、王禹偁等人身份的考察，得出一个极具启发性的结论：接受行卷的一方，都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科举考试结果的文人和高官，诸如曾当过知贡举者、翰林学士、知制诘等词臣们。这些文人命官的集团便是文坛。

宋初受卷者身份的变化引起了行卷内容的变化，使得宋代的行卷呈现出与唐代截然不同的面貌。祝尚书认为由于政治背景的差异，宋初行卷、受卷双方多以文学观点相同而走到一起，遂使行卷成为集结诗文革新运动基本力量的手段，同时也为文学派别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如，宋白、李昉诗皆宗白居易，而曾向他们行卷的田锡、王禹偁都以白体诗著称。

虽然进士科考试自糊名誊录法实施后，以取解、登科为目的的行卷己渐渐止息，但是，在北宋的制举中，行卷的风尚却从未止息。本章拟以北宋应制举者的行卷为研究对象，分析制举行卷存在的原因，行卷的书写技巧，行卷中体现的时代风气以及“文”的观念的变化，从而试着探宄制举行卷与文学的关系。

宋初，太祖赵匡胤即认识到唐代因行卷而导致的“恩出私门”的危险，遂取消“公荐”，实行“御试”，将进士由“座主门生”变为“天子门生”。随着进士科糊名誊录制度的实施，进士行卷到了仁宗朝基本止息，虽然仍有部分士人会在科举临近之时，掇拾旧篇、编辑文集向社会上、政治上、文坛上有地位的人投献，但这类行卷己无法影响科举结果，且一旦形成气候，马上会遭到朝廷严令禁止？。

但是，在仁宗朝曾多次开科取士的制举，却因其制度上的规定和对人才的定位，并不视行卷为作弊，因此，在进士行卷被禁止后，制举行卷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并没有随之消亡。

对于大部分应试举人来说，行卷的首要目的是求得荐举。刘敞认为自举与荐举不可同日而语，自举使得士人“争门錯指”、“侧肩攫金”，丑态百出，这与他们所应制科的名目完全不相符合，有士节的人是以“自献”为污点的。刘敞的态度大约代表了一部分有士节的士人，因为从现有材料来看，北宋应过制举，且有资料可考的人，几乎都是经人荐举，而非自举。

这一方面是因为荐举者还可帮其延誉，一方面应该也跟士人对自举的态度有关。这样看来，不管朝廷是否允许自举，行卷求荐举的需求都很大。晁错、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对问决科”指的就是制举，李觏称制举是得士最盛之途，又说自己“州郡不肯荐，乡党不见称”，无缘制举，而如今人在京师，“有请见之路”，其意显在求制科荐举。

行卷是一种以中举为目的而进行的考前活动，唐时进士试不糊名，试卷的答题情况不重要，关键的是录取的结果要孚众望，所以行卷求延誉，扩大自己科前的声名，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考试的结果。就像苏轼说的那样，宋代制举“兼用考试、察举之法”，所以从察举的角度看，如何使乡评共许，使考察官了解自己的士行，也是应制举者必须重视的事情。士行和文章有任何一方得不到认可，都会遭人诟病，有时甚至牵连到荐举官和看详官，刘安世不满胡宗愈荐举方坰即是一例。

刘安世对胡宗愈的控诉，提到了他所举荐的方坰“素无士行”，且“进卷文理荒疏”，士行和进卷都是要接受士林评议的，即使当时胡宗愈利用了自己详定官的身份将方坰的进卷定为第二，却无法左右士林评议，反而因此遭致攻击。

可见，士行得到认可是多么重要。而士行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应制举者的行卷。应制举者来源广泛，他们得到荐举至少应该与荐举官交情不错。荐举官或通过作品或通过实际接触来了解应举者的品行，但是，一旦荐举成功，应举者的士行就要接受更多人的考察，尤其是台谏官。如何在更大范围内获得他人对自己士行的肯定，行卷应该是最好的选择。行卷不仅要细心雕琢文章，展示自己的文采，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塑造自我。

在行卷中将自己塑造成志存高远、品行高洁，有志于社稷民生、致君尧舜的儒者形象，不仅仅只是为了赢得受卷者的青睐，当受卷者愿意为其延誉之时，更多不认识、不了解行卷者的人，尤其是制举审查阶段的考官们，往往会通过行卷者的作品来判断他士行如何，这跟中国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文如其人”、“文品如人品”的观念分不开。

我们不妨猜测，应制举者在行卷之初就已经或隐或显地开始为自己的“文章”、“品行”造势，而这些人一旦声名远播，人们谈论他们时也往往通过他们的代表文字来对其人品进行品评。基于传统的“文品等于人品”的观念，用行卷来扩大自己的声名自然成为了宋代应制举者获得乡评共许，赢得士林肯定的不二选择。

除了“士行”方面需要行卷求延誉外，文章素业也需要为士论所推。在看详进卷期间，应举者往往会向两制或宰辅行卷求延誉，就是因为进卷不仅会详定次序，大部分还有单行本传世，接受士林评议，所以，看详进卷极重视“采誉望”。上文提到的方坰，就是誉望不够的例子。

宋代制举兼用考试、察举之法，在考试环节（阁试和御试）与进士科一样，都实行糊名誊录制，而在看详进卷和采察素行环节，则更重视“采誉望”。看详进卷有士人的五十篇策论可资品鉴，这五十篇策论一般都是应制举人的得意之作，也会单本流传，接受士林评议。但是，面对陌生或者不熟悉的应制举者，素行该如何考察？

这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行卷，所以应举者往往要在行卷中展现出个人操行与精神追求，使受卷者不仅能看出其文章之功力，还能感受到其人格之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行卷对应制举者的意义非同一般，因此，宋代制举行卷也必然呈现出与进士行卷不同的面貌。

宋人制举行卷的作品有些是可考的，比如在行卷书信中明确提到名称，且在个人文集中仍有保存的；还有一些是将自己得意的作品编次成卷，在书信中只提卷数、篇数等，而不罗列具体篇名，所以，想要窥见这部分制举行卷的真容，并不容易。

不过，行卷书信却为我们了解行卷作品的内容以及思想内涵等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参考，这不仅因为应制举者的文集中保留了大量的行卷书信，还因为行卷者一般都会在行卷书信中对自己所挚行卷的精神内核、学术趣味、行文风格等作一个提炼和铺叙，所以，通过对行卷书信的分析，我们仍然可以窥知制举行卷的大概，甚至捕捉到制举行卷的核心。

制举行卷的目的是让受卷者认可自己的德业文章，或荐举，或延誉，这就需要在行卷的书信中对行卷者自己作一个形象的塑造。晚进之辈，无由路进，自荐于人，还要巧妙地为受卷者塑造形象，以使陌生的行、受双方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联结关系，增大“求知”的胜算。

制举行卷者往往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不苟世俗，倾心古道，钻研经术，时刻准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形象。李觏、张方平、吕陶都是在行卷书信中直接剖白自己趣味、志向所在，强调对

“古道”的孜孜以求，对古今治乱兴衰的深切关注，俨然一副主人翁姿态。这种方式的自我塑造必是以探清受卷者治学趣味为前提的，否则，难以在行、受双方之间构建一种共同的话语系统来增加彼此的亲切感。

也有一些制举行卷者并不在书信中介绍自己，而是指切时弊，这也是一种自我塑造的方式，他们希望通过对时政的剖析来证明自己符合“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要求。

苏轼在嘉祐五年经欧阳修举荐应才识兼茂名于体用科，当他的进卷进入两制看详时，他曾给当时的丞相富弼行卷，在行卷书信中，苏轼向富弼提出了任才方面的意见。

苏轼认为富弼执政后，朝廷“习为中道，循于规矩”，不喜“狡悍之才”，但这些“狡焊之才”却往往有用于天下，所以，希望富弼能够像范仲淹那样，“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不拘一格，为朝廷收尽天下可用之才。

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正面描述行卷者的形象，但是其作为一个前程未知的应制举人，居然敢于直陈当朝宰相的不足，且言语间并未流露畏怯之色，这种大胆直言的性格，使人印象深刻。想必读完这段文字，行卷者不卑不亢，勇于发抒己见的形象就己然成型于受卷者心中。

由于制举所选乃为经世济国之大才，所以行卷者都会在行卷书信中将自己塑造成有济世韬略之才，他们或者剖白自己研读经书的治学取向，让受卷者明白自己“志不在小”；或者指陈时弊，用“行动”证明自己不仅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而且能够“直言极谏”。总而言之，制举行卷者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完全是以制举取士的要求为标准的。

行卷本就是一种求知的手段，向何人行卷有大学问，但是，对于应制举者而言，向宰辅和两制行卷几乎是不成文的规定。另外，北宋正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深入人心的时期，而宰辅作为士大夫的最高代表，更是有着特殊的地位。

向两制行卷，除了因为两制具有荐举权之外，还因为应制举者的五十篇进卷主要是委两制看详的，实际上，两制在制举中能够行使的权力相当大。李觏曾描写过举子千谒两制的盛况。在向宰辅和两制行卷时，如何增加“遇其知”的可能呢？除了将自我形象塑造得符合制举要求，有士节，有策略外，还要巧妙地塑造受卷者形象，使行、受双方呈现一种可为知己的形势。

在李觏的书信中，富弼虽然“负雄材、得美仕”，已没什么不满足，却仍为微介之士延誉称赏，这正是富弼具有“古君子之道”使然。而“古君子之道”是什么？就是“以天下为务而急于见贤者”的风范。寥寥数语，就将富弼塑造为一个礼贤下士的古君子。

苏轼首先赞叹曾公亮身份高贵、才识过人，却很谦逊；然后又称扬他“安于小官”，“乐于恬淡”，即使“衣缯饭糗”也安然自若，这样，一个恬淡自适、宠辱不惊的儒者形象就凸显出来了。不仅如此，在曾公亮“贵为天子少宰”之后，他那一贯谦逊的性格也没有少许改变，这种宏达的度量是苏轼最为敬佩的，也是苏轼塑造的曾公亮的最大亮点。

苏轼为自己塑造的形象是“为学无私”，他已经达到了通万物之理的境界，所以，并不以古贤人之说为圭臬，而是以万物自然之理来作判断，而这必然会引起世人的不悦和不容。

仔细推敲苏轼的这段话，不难理解，苏轼以自己的学问自信，同时又意识到这种学问可能不为世人所喜，这就需要一位度量宏达的人来赏识，而这正是他将曾公亮塑造为度量宏达、宠辱不惊的形象的原因。苏轼需要度量宏达的人来理解自己，赞赏自己，而曾公亮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此，在行受双方之间就具备了一种相知的前提。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制举行卷成功与否，与行卷书信有很大关系，而行卷书信的书写则大有“玄机”。行卷书信往往重视对行、受双方进行形象塑造，所塑造的受卷者形象大抵是行卷者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要对受卷者的某一特点加以强化突出，以此来使行、受双方形成一种可为知己的形势，提高行卷的成功率。

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为我们揭示了唐代进士行卷时的辛酸，由于先达们往往握有知贡举或通榜的大权，所以应举者在谒见书信中往往显得有些“奴颜婢膝”。而到了宋代，尤其是制举中的行卷，应举者在书信中的措辞和语气已全然不同，他们处处彰显的是自信和主人翁精神，显然，有些东西发生了变化。

宋初，进士行卷在糊名誊录制实施后已渐渐止息，但是，制举中的行卷却并未随之消亡，宄其原因，一则是制举在大部分时间内实行荐举制，行卷有利于了解应举者的德业和文章；二是制举重采誉望，行卷可以帮助应举者得到显达的延誉。

为了增大行卷成功的几率，应制举者往往在行卷书信上就开始“大做文章”，将自己塑造为精研经术、深谙韬略、忠义敢言之士，同时又巧妙地将受卷者塑造为或与自己有共同文学趣味，或急于见贤任能，或度量宏达，不拘一格用人才的贤者，这样在行、受双方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可互为知己的可能。同时，应制举者的行卷书信字里行间高扬着崇高的主人翁精神，这不仅是制举的内在要求，更是北宋士风振起的突出表现。

我们感受到了仁宗朝文学观念发生的转变，点缀升平和一味追求言辞华美的文学己经不能满足士人的需求，在士风振起的同时，要求文章承担道义和历史使命的文学观已渐渐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