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也就是宋神宗时期，当时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朝宰相王安石推行变法。因为当时还有司马光等反对派，所以王安石等推行变法的人被称为“新党”，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则被称为“旧党”。新旧两派为了各自的政治目的，反复进行了多年的激烈政治较量，可谓是你方唱把我登场，只苦了当时的老百姓。那些小官员也苦恼不知道该怎么站队才能不犯错误。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得到最高领导——皇帝的支持，新党得势旧党受到排斥。但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后期变法失去了皇帝的支持，受到了重大挫折，王安石失宠下野了。司马光旧党反过来排斥新党。

到哲宗元佑年间，宰相章惇标榜变法，再次排斥异己以取得执政地位，至此，以变法为争端的新、旧党的斗争已完全变质。蔡京趁机无耻钻营、逢迎拍马，竟然想要恢复王安石的新法，但他并非真正支持变法。蔡京的谄媚功夫虽然了得，恩宠也是一直不断，可是和童贯比起来，他还是要略逊一筹。因为童贯始终得到皇帝的宠信，先后执掌兵权长达二十年，历任监军大使、太尉等重要官职，长期担任枢密，到后来他还晋爵郡王，这般恩宠，是蔡京难以达到的。

曾经落魄的蔡京后来之所以能当上宰相，靠着是大宦官童贯的大力引荐，所以两人的关系一度好得就像在穿一条裤子。

善于察言观色的蔡京看到了童贯是个潜力股，所以他总是极力巴结童贯，外人看起来两人的关系似乎“铁的很”。当陕右一带边关出现祸患时，蔡京极力向皇帝举荐童贯，说派他去最合适不过。皇帝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便派王厚、高永年统领十万军马出征湟州（今青海乐部），童贯担任监军。就是这次担任监军，开启了童贯操纵军权的时代。

当时，童贯和王厚等人在领兵讨伐途中，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皇城中的太乙宫突然失火，宋徽宗非常迷信，他认为这是上天对自己的一种警示，告诉自己不宜用兵，所以他就马上亲笔写信，想通知童贯他们赶快回来。当信使把御信十万火急送到远在湟州的童贯手中时，童贯看到之后心中一惊，但他没有声张，而是连忙把书信藏到靴子里，装着没有这回事的样子。但部下王厚却看到了，他忍不住向童贯询问，童贯非常从容地回答说:“皇帝来书，鼓励我们早点成功。”

随后，童贯、王厚率领军队继续向西挺进。由于王厚、高永年指挥有利，宋军很快就攻下了湟州和附近的鄯州等地，童贯这一步险中求胜的棋子走对了，为他“加分”不少。后来大军班师回朝后，皇上不仅没有责怪童贯抗君命，相反还大张旗鼓的论功行赏，把童贯提升为景福殿使兼襄州观察使。从此时起，原先只是监军的童贯开始真正掌握军权了。

童贯有很强的妒忌心。公元1108年，童贯派部将辛叔献、冯瑾收复了洮州，派刘仲武攻打积石军（今甘肃临夏），并最终招降了羌人首领臧征扑哥。

按理说打仗胜利是一件好事，可是童贯却心生妒忌，做了一件让人所不齿的丑事：他把刘仲武的功劳压下来没有向朝廷上报，而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变成了自己的功劳。刘仲武知道这件事后，却敢怒不敢言，不敢据理力争讨回公道。直到后来事情败露了，刘仲武才得到应有的嘉奖。

蔡京和童贯两人“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因为此次出征胜利，童贯又被封为检校司空。看着自己的地位不断提高，童贯不禁有些飘飘然，开始变得骄傲自大起来，总给人一副目空无人的样子。他在选拔将吏时，完全凭自己的好恶，直接请示宋徽宗下旨，中间根本不用经过任何政府部门，甚至连宰相蔡京也被他架空了。

为此蔡京很不高兴，当皇上打算授命童贯为开府仪同三司这个高级官位时，蔡京忿忿然地说:“使相的官职怎能授给宦官?”并拒绝起草这样的诏书。可是没过多久，背靠皇帝这棵大树的童贯最后还是成功上位，当上了这个官职，没过多久童贯又被晋升为检校太尉。

童贯据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出使外国的太监。在古代，由于使臣是代表国家形象的，所以选派使臣一般是非常慎重的，正常情况下不可能选派太监去让别国的人笑话。但当时宋徽宗不知怎么想的，做了一件让大臣们完全懵了的事情，就是派宦官童贯和学士郑允中一起岀使契丹。朝臣为此议论纷纷:“没听说哪朝哪代派遣宦官做使臣的，这样会被外邦看成是国内无人，有损国体!”可宋徽宗却说:“契丹早就听说童贯破羌人之事，想要见见童贯，正好趁此机派童贯到契丹窥视一下国情。童贯工于心计，善于体察人意，他出使定能获得成功。”

后来童贯出使契丹的任务完成之后，就以太尉的身份担任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此时他的权势已经无人能及。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手中的兵权，童贯建议朝廷出塞筑城屯守，收回横山地区，这样就使得西夏失去屏障。宋徽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命他全权处理此事。童贯从此开始逐渐在西北一带拥兵自重，其势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显赫一时的西北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