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她吗？”老宋放下酒杯，盯着我问，眼神深深的，像是在试探，又像是点破了什么。
我的手一抖，筷子掉在桌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记得吗？我这一辈子怎么可能忘得了。
1971年春天，我被分配到金湖县双龙大队插队落户。那年我十九岁，满腔热血，想着要扎根农村，锻炼自己，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可是理想归理想，现实却无比骨感。
我们几个知青住在大队牛棚旁边的两间破旧土屋里，白天要下地干活，晚上回去还得跟老鼠抢被窝。
头一晚，蚊子嗡嗡叫了一夜，我没睡踏实，第二天早上顶着一双熊猫眼就被队长叫去挑沙。
挑沙的活儿是个苦差事，沙子湿漉漉的，扁担压在肩膀上像刀子割一样。
我咬着牙，一趟趟把沙子挑到工地上，心里发誓：等哪一天能离开这鬼地方，我一定要好好过日子，再也不吃这种苦。
可谁知道，就是在这片苦地，我遇到了她。
赵丽霞，队里养鸭子的姑娘，扎着两条乌黑的小辫子。
她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是在工地旁的水塘边。
那天下午，我挑完一担沙，累得直不起腰，抬头一看，水塘边蹲着个人，正哼着小曲洗衣裳。
歌声轻轻的，像春天的风。
我忍不住多看了一眼，结果扁担从肩膀上滑下来，砸在了脚背上，疼得我大喊了一声。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扑哧笑了，笑得像花一样。
从那以后，我总能在村里各个角落看到她。
她总是忙忙碌碌的，不是放鸭子就是劈柴，偶尔还会帮大队做针线活儿。
她很少说话，但每次见到我，总会笑着打个招呼：“夏哥，你又挑沙去啦？”
我有点不好意思，憨憨地点点头。
后来有一次，我去她家借水喝，正好看到她在院子里劈柴。
她个子不高，斧头对她来说显得有点大，几下就累得喘气。
我凑上去说：“要不我来吧。”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把斧头递给我。
那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她站在一旁，看着我劈柴。
我手忙脚乱地劈完一堆柴，抬头冲她笑了笑，她也笑了，还说：“夏哥，你看着挺壮，干活还挺笨。”
我摸了摸头，有点不好意思，但心里却觉得特别开心。
从那以后，我们渐渐熟悉了。
她性子腼腆，从不多说话，但每次见了我，总会热情地打招呼。
有一次，我的鞋底磨破了，她悄悄给我送来一双亲手缝的布鞋，说：“你挑沙那么辛苦，可不能光脚干活。”
我拿着那双鞋，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乱跳个不停。
我穿上她的布鞋，干起活来脚底暖暖的，心里也暖暖的。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晚上收工后，我会去帮她喂鸭子，有时候还陪她到村边的芦苇荡捡鸭蛋。
她总是问我城里的事，问学校的事。
我告诉她，等将来有机会，我一定带她去看看扬州的琼花和瘦西湖。
她听了，总是笑着点头，说：“那你得记住带我哦。”
可现实总是爱捉弄人。
1974年秋天，我被推荐去南州师范学院读书。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但也是我们分别的开始。
我记得临走前的那个晚上，她拉着我走到村头的河边。
月光洒在水面上，泛着淡淡的光。
她低着头，半天才抬起头来，说：“夏哥，你走了，还会记得我吗？”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我想告诉她，我会记得她一辈子，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最后，只说了一句：“丽霞，好好照顾自己。”
她点了点头，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我，说：“这是我亲手绣的，你拿着，别忘了我。”
我接过布包，心里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说不出话来。
临走那天，她把我送到村口，眼眶红红的，但一句话也没说。
我上了车，忍不住回头看她。
她站在原地，手里拿着一块小手帕，不停地挥。
从那以后，我写了几封信给她，可她一封都没回。
我心里有点赌气，想着可能她早就把我忘了。
就这样，我们断了联系。
1975年寒假，我回了一趟双龙大队，想看看她。
可到了村里才知道，她家搬走了。
赵大爷说，他们一家被调到县城养殖场去了。
我问了地址，赵大爷却支支吾吾不肯说清楚。
我心里明白，可能是因为我已经离开，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再联系了。
后来，我大学毕业，留在了南州工作，也成了家。
我的妻子贤惠温柔，对我照顾得很好，我们的生活平静而幸福。
可每次看到那个小布包，我的心里总会泛起一阵酸楚，仿佛有个未完成的梦一直缠绕在心底。
直到前几天，老宋喝酒时突然提起她。
他说：“赵丽霞啊，前些年回来了。听说日子过得不错，嫁了个养殖场的技术员，孩子都上大学了。”
我愣了一下，心里五味杂陈。
其实，我早该明白，丽霞是个踏实的姑娘，她不会总停留在过去。
她有她的生活，而我也有我的责任。
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前行，注定不会再有交集。
几天后，我去了趟双龙村，站在那个我和她一起捡鸭蛋的芦苇荡边。
风吹过芦苇，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布包，看了很久，最后放进河里，任它顺着水流远去。
有时候，回忆就像一杯酒，越陈越香，但喝下去却是苦的。
丽霞，你还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