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姐可是为了你，把一辈子都搭进去了！”王大娘的话像锤子一样，砸得我脑袋嗡嗡作响。
我怔怔地站在猪场门口，远远地看着姐姐正忙着喂猪。她背影佝偻，头发已经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灰的旧棉袄，袖口还开着线。
猪圈里一头猪突然冲撞起来，姐姐赶紧拿着竹竿挡了过去，嘴里喊着：“慢点，慢点，别挤着！”
我心里像堵了块石头，眼睛不知怎么就湿了。
这些年，我一直以为姐姐过得不错，可今天站在这里，才发现，我错得离谱。
1970年冬天，我和姐姐一起来到北岭公社的牛头村插队。那年我十五岁，姐姐十九岁。
牛头村地处偏僻，村子三面环山，只有一条窄窄的土路通向外面。村里人家家穷得叮当响，茅草房顶上垒着厚厚的泥巴，风一吹，泥土就簌簌往下掉。
我们知青被安排住在村头一个破旧的祠堂里，屋顶漏雨，晚上冷得脚底像冰坨子。
刚来的时候，村民们还算客气，给我们送粮送柴，可时间一长，大家都顾着自家地里的活儿，谁还管得了我们？
日子久了，我才发现，村里人对男知青和女知青的态度很不一样。
那些村里的小伙子，干完活儿总爱往我们这边凑，尤其对女知青格外殷勤。可我们男知青，就没那么好命了。每天的重活、累活，几乎全是我们的。
姐姐总替我挡着。
记得有一次，村里组织我们去挖水渠。那天风大得吓人，尘土刮得眼睛都睁不开。每人分了一副扁担和两只箩筐，挑土上坡，一趟就能累得直不起腰。
我刚挑了两趟，肩膀就被扁担磨得生疼，手上也起了水泡。
姐姐一看，赶紧把我的那份活抢了过来：“你别逞强，去旁边歇会儿！”
我不肯，心里一阵委屈：“凭啥我就得歇着？我能干！”
姐姐瞪了我一眼：“你别给我添乱就行，这活儿我干得了！”
我噤声了，站在一旁，看着她挑着比她还高的土筐，一步步往坡上挪，脚下踩得土都松了。
那天晚上，我睡在冰冷的地铺上，听着姐姐压低的咳嗽声，心里难受得不行。
后来，村里分了一块责任田给我们知青，种的是玉米。那块地紧挨着山坡，土质不好，刮风下雨，玉米秆子容易倒。
1972年春天，村里刮了一场大风，把我们地里的玉米吹倒了一大片。
队长带着村民去抢收，我也跟着去了，可干了没多久，腰酸得直不起来。
姐姐回头看了我一眼：“回去！”
我不肯，梗着脖子说：“我能干！”
她没再说话，可从那以后，她总是抢着干最重的活儿，生怕我累着。
村里的老人打趣说：“赵家那丫头是把弟当儿子养啊！”
我听着心里不是滋味，却又不知道怎么反驳。
1974年，最让我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那年，县里分了两个招工名额，分到我们队里。刘队长直接把姐姐的名字写了上去。
我一听，高兴得不得了，想着姐姐终于能回城了，结果她居然跑去找刘队长，说要把名额让给我。
队长愣住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弟回去了，你这辈子可能都回不去了！”
姐姐点点头：“我知道，可他年纪小，我不能让他一辈子待在这里。”
我听说后急了，跑去找她：“姐，我不回！你回去！”
她拍了拍我的头，像哄小孩似的：“别胡闹，姐还能熬几年。你再不回城，妈就该担心了。”
后来，我含着眼泪离开了牛头村，去了县里的机械厂当学徒。临走那天，我想给姐姐磕个头，可她拉着我说：“别整这些虚的，好好干，别给妈丢人。”
回城后，我总想着尽快把姐姐接回来，可每次写信，她都说：“别操心我，村里挺好的。”
1976年，我回村探望她时，发现她已经嫁给了村里的小学老师王建国。
王建国人老实，可家里穷得叮当响，连顿像样的饭都吃不上。
看着姐姐穿着洗得发白的棉布衣服，蹲在灶台前烧火，我心里难受得像刀割。
她却笑着说：“日子过得挺好，你别瞎想。”
1978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第一时间写信告诉了姐姐。
她和姐夫都参加了考试，可结果很不理想。
那年，我却考上了山东电力学校，成了一名中专生。
后来分配到青岛的电厂工作，我总想着接姐姐回城，可她总是拒绝，说：“建国离不开村里，还有孩子呢。”
真正让我愧疚的是1985年的事。
那年，我存了一笔钱，准备给姐姐家盖房子。可去牛头村的时候，发现她正养着几头猪，忙得脚不沾地。
我硬塞给她一笔钱，她却推了回来，说：“你留着给孩子存学费吧，我这过得挺好。”
后来村里有人告诉我，那年冬天，姐姐差点因为劳累过度晕倒在田里。
我听了心里难受极了，可她从来没跟我提过一句。
2010年，姐姐的儿子王强考上了大学，我特地赶去祝贺。
她拉着我的手，笑着说：“看，咱们家也能出大学生了。”
我看着她满头白发，心里一阵酸楚。
她这一辈子，为了我、为了家，付出了太多太多。
现在，姐姐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还算硬朗，可她依然闲不住。
前几年我给她寄了一笔钱，想让她和姐夫好好享受晚年。
她却给我回信，说：“钱我收了，可心里还是放不下猪场。干了一辈子农活，闲下来反而难受。”
我想了很久，决定再劝她一次。
这次，不管她怎么说，我都不会再让步了。
“你姐可是为了你，把一辈子都搭进去了！”王大娘的话又在耳边响起。
我抬头看着远方，心里默默发誓：这一次，我绝不让她再受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