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申请回国
我为什么要回国呢，回国以后那么危险，我为什么还要回去呢？这主要因为：一、生活上虽然已经习惯了，但总觉得不如在自己的国家里那么适意；二、从报上了解到国内今天这个被捕了，明天那个被捕了，心里不大好过，苏联终究不是自己的国家，我应该回国工作；三、语言上，一般的意思可以讲得出来，但比较复杂的内心深处的意思用俄语表达还难以说得准确；四、文化上缺乏中国书看，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西厢记》、《桃花扇》剧本，根本就看不到。莫斯科图书馆虽然也许有一些，但一者书有限，二者我没那么多时间经常去借。五、怀念祖国的山川、人物、同志、朋友和亲属。
我也知道，有些人愿意在苏联呆下去，不想回国。我知道有两个人，动员他走他都借故赖着不走。其中一个是被那位匈牙利人马栖雅尔找去谈话，说："中国革命正在艰苦地进行，你不愿意回去，这样好吗？"接着把他批评了一顿，最后他才勉强同意回去。
我是自己主动申请回国的。当时的青年共产国际负责人策马丹诺夫在审批之前还同我谈了一次话，问我为什么想回去，我说：我怀念我的祖国，那里的革命同志都在艰难地工作着，战斗着，我怀念他们。他说：你关心自己的祖国，关心祖国的革命事业，关心革命的同志们，这很好！我同意你回国。但注意一点，不要对别人讲，说你要回国了，对自己的同志也不要讲。
又过了两三个月，才正式通知我做准备，是秘密地回去，不办护照，这样可以省很多经费，不过，就是拖的时间长。至于动身的日期，还需要等待。
我向王明和米夫辞行
正式要通知我动身的时候，我去找王明，因为这时他是代表团团长。他们夫妻俩都在房间里，那时都把他老婆叫小孟。我说我要回国了，他说他已经知道了。他把我领到走廊角落里同我谈：他说你要回去，好。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交待给你，回去后转告党中央。就是现在我们在战略上需要有个大的转变。我们同蒋介石的反动军队打了好几年了，现在看来，他们消灭不了我们，而我们的力量目前也消灭不了他们，因为他们背后有帝国主义支持。长期这样打下去，就会使日本帝国主义有机可乘，他们已经侵占了东北三省，现在正在逐步侵占华北。很明显，这样打下去对中国人民不利。所以现在要改变一个策略，就是要同国民党妥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样的形势下采取这样的策略是符合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目前我们坚持要打倒国民党，而蒋介石就说：他们本来是想抗战的，只是因为共产党在后面打他们，他们腾不出手去抵抗日本。这样，对中国人民不利，而且很多人也不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所以应该从战略上做个大的改变，组织"抗日统一战线"。
我问他："组织统一战线，我们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如果蒋介石要领导我们，要我们服从他的指挥，怎么办？"
"这个，我们要采取让步的政策。我们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是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广大的中间阶层的人士，这样才能壮大我们的声势，逼着蒋介石不能不同意抗战。"
我听了之后，觉得这个主张很对，是个很大胆的战略上的转变，就说："你是不是打电报去，或者用文件寄到国内去？"
"我们共产国际的联络局很不健全，常常拖的时间很长，而且往往传达得不够全面，或不够清楚，所以还是专人口头传达比较好。"
"这个意见我是接受的；不过，我不清楚，这是你自己的意见呢，还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呢？这一点我应该知道，并应该向党中央说个清楚。"
"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当时在中国党内，共产国际的威信比党中央的威信还高些。我想，既然是共产国际的意思，党中央会听从的，就答应一定传达，而且我心里也相信这个战略决策是正确的，因为那时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是不要做亡国奴。
我们两个人就在这走廊角落里约莫谈了40分钟，这是我和王明谈话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话。
第二天我又去找米夫辞行，我问他有什么新的指示要我传达。他沉吟片刻，就摇头说："没有……还是照旧的方针领导吧！"我心里这时就有点怀疑，为什么他就不讲王明的一套呢？也许这事还没有正式成为决议罢？
当我动身归国的时候
早就说好了，大概这个星期就可以动身了。我每天吃完早饭就呆在家里，一般不敢出门，怕有人来临时通知，但就是在家里，也心里总是不安，好像丢了什么似的。
那天晚上吃完晚饭，共产国际交通处的工作同志来了，他交给我一张国际列车的火车票，并告诉我明天上午9点派车来接我，送我上车。并希望我回去要小心谨慎，注意保重。"回国的旅费由海参崴的工作同志给你，你到火车站后，自会有人来接的。好，再见了！"说完他就同我握手走了。我恍惚记得，当年送我进这个旅馆的好像也正是他。
他走了以后，我倒在沙发上发呆，探头向窗外一望，街头仍然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但想到就要离开这里了，心里不免有些恋恋不舍。
我向着街上呆望，忽然我觉得，我眼前所见的，都不是真的，好像是在看电影。这些人在忙着什么呢？有些老太太拿着菜篮子进商店买菜，有些年轻的妇人抱着小孩到点心店去买点心，有些青年男子走进灯火光华的酒店喝酒、听音乐，有些老头携带着十三四岁的小孩蹒跚在道路上，有些小伙子飞快地走在马路上，好像是在赶着上戏院。啊！这些景象都是市民们的日常生活，同我日常所见的一样。但是我一想，还不就正是莫斯科吗？这些情况都是我日常所见的。
我决定到外面走一走！那时正是10月底，在莫斯科已经感觉得到冬天的气息了。
我走到街口的普希金像前，他同我初来时所看见的一样，一手放进前襟，低头在沉思着什么。啊！你沉思什么呢？难道不是沉思着在沙皇统治之下俄罗斯苦难的人民吗？难道你不是一片诚心盼望着俄罗斯人民的幸福日子吗？但你是否想到过，会有一个异乡人在你身旁流连呢？
从普希金的像，我又想到阿尔巴茨的广场上的果戈尔的铜像，想到莫斯科大学门前的莱蒙诺索夫的像，我每年冬天都看见他们肩上披着一层厚雪。他们是在悲悯地看着俄罗斯的过去的愚味呢？或者是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将来呢？但是这一切，我今天都要同它告别了。我什么时候能够再来呢？革命不是要牺牲的吗？我如果回去牺牲了生命，还能够再来吗？或者年纪老大走不动了，还能够再来吗？
回到旅馆里，我泡了些红茶，独自斟酌。这时我忽然又想起女友邦达莲柯，她这时会不会突然出现在眼前呢？如果她来了，我告诉她我要走的消息行吗，但是不告诉她这个消息，是不是太无情了？
红茶一杯杯地喝，脑子里连绵不断地思想。我甚至想，何必一定要回去呢？在这里住下去不是很好吗？衣食无忧，生活安定，何必跑回去受罪呢？在那里等候着我的，是皮鞭、大棍、镣铐、囚牢，我宁愿甘心去受这个罪吗？但又想，那里毕竟是我的祖国啊！尽管那里的敌人视我如洪水猛兽，那里的老百姓还没有觉悟，大多数会把我看成为类似土匪强盗的人物，那里的政府正实行对共产党"宁错杀三千，不能放走一个"的政策。
但这怎么能够呢？难道可以提出了申请要回国，现在出于畏怯的心情又说不回去了么？这不是可耻吗？
我家乡的山虽不如高加索的山富有艳丽的色彩，但她会用摇篮语同我对话的，会对我叙说儿时的故事，会对我描述孩提时代的生活，会叙述我母亲对我的爱抚，会叙述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会讲岳飞、宗泽抗金故事，会在我酣睡时候悄悄掀开被角来瞅着我的睡态；我喝过这山里的泉水，我喝过多少这里的奶汁！啊！祖国的大地！她是卑下的，又是崇高的，她滋生着万物；她是无力的，又是坚强的，她忍受着多少敌人的鞭挞。啊，祖国的泥土！她受了祖国人民血汗的培养和滋润而变成肥沃的土地，我怎能够让她受外国人豢养的恶狗践踏呢？我怎能不回去为祖国人民尽一份力量，为解放土地做出一点贡献呢？难道我能够装聋作哑享受别人所创造的幸福，享受别人劳动得来的果实？不，我不能！我的骨架没有腐朽，我的身体还有力奔驰，我的眼睛还足够明亮，声音还足够浑雄，我愿意尽心竭力为祖国出力，为大多数的人民效劳。我不图功名，不谋权势，不求富贵，不贪享乐，但是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心脏还在跳动，我就愿意付出所有的力量。虽然它的效力可能微小，但我也要支付这个力量。难道我能够平平稳稳地过庸庸碌碌的生活吗？难道我能够安静地读马列主义的书，把它当作口头禅念念有词吗？难道我能够享受欢乐而让灵魂腐朽吗？是的，这里的朋友们爱护我，尊重我，说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年轻干部了。但他们为什么这样爱护我呢？难道不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矢志爱国的战士吗？想丢掉责任，不敢回去是可耻的。不，不能！我的母亲还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正日夜盼着我回去呢！我在国内的那些同敌人做殊死战斗的朋友们正在盼望着我回去帮他们一把呢！我能够把自己泡在安乐窝中，让灵魂慢慢地腐朽吗？不，不能！
想到这里，我看了看手表，已快11点了，我吞下两片安眠药，上床睡觉。奋然决心明天起来就踏上火车，投奔祖国！
我离开莫斯科，在国际列车上
第二天汽车按时接我了，赶到火车站，离火车开车的时间还早，我辞退了汽车，并向司机表示谢意。其实他是不会知道我究竟到哪里去的。
乘车的客人慢慢多起来了。我登上国际列车，找好自己的席位。只见乘客们和送行的亲属们人来人往，有些青年男女把行李送上车就又下车来笑语倾谈，有些是同我一样的单身汉，独自在站台散步，一口烟、一口烟吸着，又一口烟、一口烟喷着。最后又看见一大群乘客，其中有两三个龙钟地老太太也带着小孩赶来了。
开车的号子响了，乘客们都纷纷赶紧上车，当车子开始慢慢向后移动时，那些怀抱中的小孩子正在招着小手掌高声说："妈妈、爸爸再见！"但我也看见两个老太太暗中抹泪。
我也不自觉地流下两滴眼泪，口里低声地说：莫斯科，再见啊！这个我居住了三四年的地方。
等到车站和车站送行的人，都离得远了的时候，我打开我的小提箱，把一些女孩子珍重相赠的相片，如顾斯特的，奥尔珈的，邦达莲柯的都拿出暗自撕掉，投放在空中让它们随风飘散。
莫斯科渐走渐远了，车厢里，中青年比较多，就聊起天来。
从莫斯科到海参崴估计需要两个星期左右。
沿途是看不完的俄罗斯的白桦树和俄罗斯人住的木屋。
偶尔看见木屋前正有个老太太在喂鸡。一听见火车呼啸而来的时候，群鸡被惊得四散奔逃，老太太也表现仓皇无措。车上马上有人发表议论，说："这老妇人等到车子过了再喂鸡不好吗？"
但另一个人又说，"老太太嘛，她哪有这样多的逻辑思考？"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在聊天过程中，有人问起我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列宁格勒东方大学的汉文教师。"我说完以后，就再没有人追问我在列宁格勒住了多少年呀、教什么课目呀等等的问题了。而我也很自得，认为我混过了这一关了。
闲聊天嘛，当然是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在这次聊天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的俄语水平虽不能说怎么好，但同他们聊天时我也能聊得起来。
同车厢里有个女的，带着一大叠子明信片，每到一个大车站，就赶紧下车去往邮箱里投一张。我就问她：
"写给谁的？这么多！"
"给我丈夫的。我走这么远，怕他怀念我，所以每到一站，就给他寄去一张明信片。"
我想，这个女的对她丈夫倒挺忠实！可是，不久我就发现她同另外的男人拥抱接吻，好像是很平常的事情。
这类的事情，我从前曾听人家说过，但是没有亲眼见到过。这次我算是亲眼见到了。于是我心里想：东方的女人，似无情而实有情；西方的女人，似有情而实无情。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啊！
我来到海参崴
车到海参崴，大家都下车，我也下了车。离开莫斯科时，人家告诉我，到海参崴火车站时，有人接我。可是等了许久，车站上人都走光了，还不见有人来接，糟了！以前总是随身带着共产国际的工作证，这次因为要回国，我也没带来，怎么办？实在不得已，只好去找海参崴的"卡比乌"（特工部队）。
"您找谁？"传达室的人问我。
"找你们的领导。"
"什么地方来的？"
"我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
"找我们领导有什么事儿？"
"本来约好火车站有人接我，但没有人来接，我怎么办？"
接着他就打电话到楼上去，回话说可让我上去。楼上另外一个人又问了问我的情况，我都告诉了他们，并且说："约好了来接，可不见人，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怎么办？"
"没有关系，我打电话同他们联系一下，您等一等！"
他打完电话后就来告诉我说："不错，今天该有一个中国同志从莫斯科到达这里，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黄格。"
"对呀！你不要着急，他一会儿就来。"
他让我在他们那里吃午饭，饭后又让我在客厅的沙发上休息。
不久，接待我的人来了。我一看很面熟，过去在共产国际常见，只是由于没有工作关系，从未接触过，不知道姓名。他抱歉地说：
"实在对不起，我得到消息时太迟了，所以没有去接您。"他接着就安排说："现在，您先在这里呆着；等到天黑以后，我再来接您，给您安排个住处，解决吃饭和睡觉的问题。您要准备在这里住一段时间，长短说不定。如果机会好，一两个星期内就可以走；如果机会不好，可能需要呆上三四个月。"
"那怎么得了？"
"没办法。我们只能争取尽可能快一些。"说完就走了。
天黑之后，他如约到来："走！到那边去住。请注意：我在前面走，你不要紧跟，保留个六七米的距离。"
走了二十来分钟，他在一个门口停下来，回过头来看见我之后，就走进门去。我跟着他，一直保留着7米左右的距离。他把我引到一个房间里，里面有个中国人，两撇儿胡子，年纪约在四五十岁。
"今后，您就住在这个房间里，由这位老同志招待您。一天三餐，都由他到外面给您买来。"
"在这里要住那么长时间，干什么呢？"
"随便看看报纸杂志吧。要耐心！不准出门，不准到外面街上随便跑！一旦有合适的船，我就来通知您，给您交代一些事情。在这以前，我就不来了，有什么事情，就同这位老同志联系，他是专门做这个工作的。"
那位老同志跟我讲："不久前，先是董必武同志回去了，后来林伯渠同志也回去了，他两个回去时，我们还给他们化了装，算是顺利地过去了。"
"什么时候才能再有船呢？"
"这里只有到天津的船，没有到上海的船。去天津的船并不少，每星期都有两三次，但并不是所有的船你都能坐，必须看准了，有了保证，你才能坐。当初，董必武和林伯渠同志都在这里等了几个月才走。"
"那怎么得了，又不能出去走走，简直像坐牢一样！"
"没有别的办法，这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必须负责你的安全，因为你们回去后，一个人要当几十人用嘛！千万不要着急，千万不要出门。有合适的船就让你走，至于时间是没有一定的。"
这里名为旅馆，但实际上从未见过其他人。我一个人住一间房子，那位老人好像住在隔壁，一天三顿，都是他买好送来的。他是从哪里买来的？我不清楚。他总是劝我：千万不要出门，让别人知道你住在这里，不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他这样称呼海参崴）也有坏人，也有对方的秘密暗探，所以你千万不要出门。
有一次他跟我说："林伯渠和董必武从这里走之前，由于年龄比较大，需要化一下装，化得年轻一些，头发染一染，样子变一变，使人认不出他们来。不过，你可以不用化装，你已经脱掉了西装，穿上了这套中国便服，这样就可以了。"
他还嘱咐我："你也不要老打听什么时候有船，只要有船就告诉你。带你来的那个人，在你临走的时候一定来找你，安排你上路的事和回国的事。"
一天天过去了，我感到很寂寞，给我拿来的报纸都是旧的，问他要当天的，他说没有当天的报纸。我没有事情干，感到日子过得很慢。他曾告诉我，林老在这里等了三个月，董老等了五个月，看来我大概也得等三四个月。由于无事可干，我常常回忆起莫斯科的生活情况，有时也回忆起从前在上海作为一个基层的普通党员的生活情况，以及从事文化工作的情况。我觉得等船的时间很长。其实只等了一个多月。一天，那位老同志来对我说："你好啊！你很有运气，有船了，你可以走了。"
"那太好啦！是不是马上就走啊？"
"船刚来，不能马上就往回走，卸货和装货都需要时间，再等三五天。"
这位老同志，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又不好问，实际上就是专门安排我们回国的。果然，几天之后，他来安排了。
"今天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见一个人。他是什么人，你不必问。你对他要很有礼貌，见面时深深地鞠个躬，坐在旁边不要说话，一切由我替你说，在适当的时候站起来表示感谢就行了。"
"吃过晚饭就走？"
"不，等天黑后我来叫你。"
我很纳闷，可又不许我问，饭后我就只好默默地跟着他走。我记得那是一座楼，在二层的一个房间里，掀开门帘进去之后，他先向主人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学着他的样子也深深地鞠了一躬。他向主人介绍我说："这是我家乡的亲戚，他到远东来谋生已有四五年了，现在很想家，家里的父母也很想他，所以准备回去，请师傅费心给他帮个忙，将来回乡后，我们一定会酬谢您的。"
那人看样子有60岁左右，躺在鸦片烟床上，旁边还坐有好几个人，都不说话。他看了看我们说："安排船也不容易。好在最近好像有条船，可以托他们帮忙带这个小朋友回去。不过，路上要小心，要听话……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带我来的老同志马上示意我站起来，又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感谢。主人点了点头算是答了礼。在这同时，那位老同志说："他和他的老母亲都会非常感谢您的。他和家里人分别好几年了，他这次回去家里人一定非常高兴。"
看样子，旁边坐的几个人，好像也有什么话要同主人谈，于是这位老同志一方面对主人表示感谢，一方面请他向船上的人先打个招呼。就带我告辞出来了。我问他："这是什么人？"他笑着做了个神秘的表情说："这一点你不要问了。"
过了两天，来了一个人同我见面，这是那只船上的一个水手。老同志同他说："这是我的亲戚，在俄国住了四五年，很想家，家里的父母也很想念他，所以要回去。已经得到 xx 师傅的同意，他跟您说了吧！"水手点了点头，说大哥已经跟他们讲了；接着他就告诉我开船的日期，让我于开船的前一天晚上上船："你自己去上船，入口处有军人守卫，你把票和证件这样给他看，并用手做了个姿势，我就在舱里等你，他说一声进去吧，我就来带你进舱。"
到了该上船的那天下午，那位接待我的、曾在共产国际见过面的同志来了，并详细交待了些事情：
"第一，给你船票，船上的食宿我们也都给你包好了，"说完他就给我一张船票，"这个船不到上海，只到天津。天津到上海的路程你到那里看情况自己安排。第二，给你旅费。天津下船后，俄国钱就没用了，所以给你带中国钱（数目我记不起了，大约是100元），中国钱，体积大，数值小，不好带，再给你一些到中国后好兑换的外国钱。"我记得是三个英镑；我跟他说，当初离开中国时我还自己保存了两个英镑，他也让我带上，共有五个英镑。"第三，告诉你上海的通信处和联系的方法。地址是上海xx公司 xx 收，这应该请那位老同志帮你藏好。你到上海后，不能去找，只能往那里写信，说 xx 托你给 xx 先生带有东西，你已到上海，住在 xx 地方，因对上海不熟不便找人，请派人来取。信发出后，只能等；如果没有人来，也不要去找，可以再写信去催。第四，来人同你见面时，手里拿一张 xx 报纸；你先问他'你什么时候到的'，他回答'刚到'；你再问他'现在生活好吗？'回答是'还不错'，如果全部对头，你就同他正式接头，说明来意，寻找组织，请团中央派人来接关系。"他把上海的地址与接头暗号给我，并嘱我请那位老同志帮我把这些东西藏好。
我觉得我对上海还熟，就说："好，一切照你的话就是了。"
"到天津后不要停留，坐火车从津浦路走或坐船从海上走都可以，比较起来海上保险些。今天上船需等到天黑，老同志带你到轮船靠的地方。不需要坐驳船或舢板，可直接上船，船上有红军站岗，你先举手表示敬礼，他就来检查你，你把船票和这张证件这样给他看，他就知道你是自己的同志，不会仔细检查你，随便摸摸你身上就会让你过去，那个水手就会来接你。在船上，一切听从水手的安排，他让你坐哪里就坐哪里，让躲在什么地方就躲在什么地方，不论海关检查，还是公安机关的检查，一切听他的话就是了，没有问题。"他交给我一张证件，并让我把他所说的话重复说一篇给他听。我把他的话详细地重说一遍后，他说："好，就这些。我不能送你了，再见！希望你好好地干。"
我怎样从海参崴回到国内
吃过晚饭后，又等了一会，直到天黑了，老同志才带我出发。我记得是空着两手，什么也没拿。一直到岸边快要上船时，老大爷同我握手告别。
轮船入口处有两个守卫，我先把船票递给他，又把证明文件照样递给他，他看后叫我把手举起来，并在我身前、后背、腰部、腿部摸了一遍，就让我进去了。水手已在舱口等着我，我随他进舱，一直走到船尾，那里已有四五个中国人，看样子像做生意的。水手指给我一个铺位（像个大箱子）说："你就睡在这里。这里都是咱们中国人，汉人兄弟，同舟共济，互相关照关照吧！"
这天晚上船上在上货，他不让我出去。有睡的地方，我就躺下，他给我一个厚厚的毯子说："天还不冷，船尾风也不大，有这个就足够了。"
"什么时候开船？"我问。
"明天上午9点开船，7点半左右我来接你，因开船前还要大检查一次。"
第二天不到7点他就来了，说："赶快穿好衣服，随我来！"我不知道他要把我带到轮船上的什么部位，只见他从舱面上揭开一个圆的铁盖子，并帮助我跳下去，然后他又把洞口盖好。这里面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从听到的水声来判断，这大约是在船的最下层。
突然，近处有个声音问我："你是谁呀？"
我觉得声音很熟，就说："你是 xx 吧？"
他笑了。
"上面是什么机关在检查？"他问我。
"不管他，反正检查不到这里来。"我说。
我猜想他是被另一个水手放下来的。我们奉命不能说话，只听到舱上面有说话声，杂乱的脚步声，吵闹了一个多钟头。好不容易感觉到开船了，这也表明检查已完了。又过了一阵，洞口的盖子打开了，水手把头伸下来说："没事了，可以出来了。慢慢摸着爬，不要急！"并伸手拉我上去，送我到原来的铺上，告诉我说：
"现在出海啦。"
"到天津要多少时间？"
"难说。如果顺风比较快，一般是一星期到10天之间。"
"吃饭怎么办？"
"你不用担心，到时候我给你送来。"
舱里人都在说话。我事先已受到警告，不同人谈自己的情况，最好是不同别人谈话。假使有人问你到哪里，就说回家；如问在海参崴做什么事，就说是杂工，打杂的。那些人都是山东人，讲的话我也不大懂，于是我索性躺下睡觉。睡够了就坐起来，没有书报可看，有也不便看，又不好谈话，只能傻乎乎地坐着。
轮船在朝鲜半岛的东部海面向南航行，经对马附近通过海峡，然后轮船向西向北，奔向天津了。看到海水发黄，我想，这大概是黄海吧！
轮船到达天津塘沽海域，那位水手又来对我说："快到了，领港的来了，随我来！"他又把我带到了那个躲藏地方，掀起铁盖子，让我跳下去藏起来。这一次在下面呆的时间比较长。后来那水手告诉我，共检查两遍，第一遍是海关查货，第二遍是公安机关查人，就是查共产党员和其他身份不明的人。离开海参崴时，他们没给你办身份证件，就是因为检查时要根据身份证件仔细盘问，反而会出麻烦，干脆不要，到时候躲起来，不给他们见面，更保险。我在下面呆了近三个小时，盖子揭开，水手把我拉上来后，我问：
"没事啦？"
"没事了，你看乘客都走光了，"他指着舱房让我看，并随手递过来几件水手衣服说，"你把这套水手便装穿上，同我一道下船。刚才抓了两个人，我们要小心一点。"
我换上水手便装，跟着他上了岸，在塘沽街上找个饭馆吃顿饭，我还特意敬了他两杯酒，表示一点谢意。饭后，他让我到旧货店去买套旧衣服棉布长袍穿上，好进天津，并说他愿意陪我去买。我买了件旧长袍，一件马褂，一双棉鞋，一顶瓜皮小帽，穿戴起来颇像个商人，他看一切妥当了，就同我道别说："你走吧，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清楚，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小心哟！"听他的口气，好像他也知道我是什么人。
同水手分手后，我立即坐车去天津。过去我没有到过天津，人生地疏，下火车后还向人打听去市中心的路线，按照人家的指引，我坐车到市中心。
当时的情况需要在天津住一夜才能乘船南下。据我所知，住小旅店常有查户口之类的麻烦，大旅馆里这类事反而少些，因此就到一个繁华的大马路上进了个大旅馆，名字好像叫交通旅馆。果然不出所料，住了一天没有碰见查户口的。
第二天，我就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船票，尽快地离开了天津。
我终于回到上海
离开天津后，船在海上走了四天才到达上海。由于船小，可以靠岸，很快就到了码头上。可是，该住到哪里去才好呢，心里没数。记得以前曾经在跑马厅附近住过大中华旅馆，就坐三轮往大中华旅馆去。离开四年，上海的情况没什么大的变化，没有出租汽车，只有三轮车，以前没觉得怎么样，但这一次却有点奇异的感觉。
在大中华旅馆住下后，马上就写信，一切都按规定写好，并加上一句：我一般不出门，都在住处等着。过了三天，没有人来。想来有两种可能：一、没收到信，或者收到了信先派人在暗中观察一下；二、联系的机关被破坏了，如果是这样，那就麻烦了。我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困难的一面了。
首先考虑的是需要换个小旅馆，因为大中华旅馆属于中上等，每天两块钱，太贵，所以经过了解，我搬到了闸北公寓，每天八角，附近又有小饭馆，吃饭也便宜些。决定后我立即又写了一封信，把新地址告诉了他们，并催促他们早日见面。第二封信发走后又过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消息。眼看旅费一天天少了，我不得不再次搬动，搬到四马路最热闹的地方，这个地方小旅馆最多，因而价钱更便宜些。搬来之后，又立即发出第三封信进行联系。
在这同时，我到过去居住和经常活动的地方看看，希望能碰到熟人。我到北四川路一带走了走，那里过去广东人很多，黄琪翔在那里住过，我哥哥也在那里住过，我也在那里住过。可是，经过一·二八事变，这里已变得非常萧条，原来的熟人都走了。我走到永安里，这是我过去常来的地方，我希望能碰到熟人，但熟人都走光了，据说都回广东去了。永安里外边过去有个咖啡店，以前我们经常在那楼上开会，可是如今咖啡店也关门了。我还到那些小书店去看看，希望能找到我认识的作家，可是只看到些新出来的人物，如张天翼、穆时英等等，都是我过去不知道的名字。想查查杜国庠他们，看看是否有他们出的新书，也没查到。后来在一本新书上发现了白薇的名字，这是我在广东认识的女作家，我从前由广东初到上海时也就是首先去找她的，她在上海的地址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按书店的地址写信转给她，告诉她我又来到上海，找不到亲人，希望同她见一次面。
经白薇介绍见到了周扬
果然不久就接到了她的回信，告诉我她的地址，叫我去同她见面。我非常高兴，立即就去找她。因为我以前在上海呆过几年，比较熟，很快就找到了她的地址。记得那是在静安寺路的兆丰公园附近的一个弄堂里，地方倒很幽静的。
我见了她，大家很高兴。她说，"你走了几年，现在算是回来了。"她问我，"找到了工作吗？"
我说："没有。"我问她："你现在一个人住呢？还是结了婚？"
她说："我现在同该死的杨骚同住。"
我说："既然同住了，怎么是该死的呢？"
说："他传了我一身病。"
我说："什么病呀？"
她就微笑着说："唉，是那该死的病，不要去说了。"
说到这里我就不便再问下去了。我就转口问："你找得到周扬他们吗？"
她说："你要干嘛？"
我说："我从莫斯科回来，找不到关系接不上头，所以想通过他找到组织关系。"
"你有什么证明文件没有？"她说。
"没有，有几个接头的暗号，但是这又不能够直接对周扬说。"我说。
"那就恐怕有些困难了。不过，我可以想办法通知他你回来了，想同他见面。这样试试看。假使他肯来，我就会预先写信通知你。信上也不好说什么，只能说请来我家小坐……"
此外说了一些别的零碎的事情，我就告辞了。
过了三四天，我那接头的关系始终也没有来，而白薇的来信却收到了。记得那是在晚上，我在她家里看见了周扬。他身上穿着黄色的大衣，个子很高，看他的外表像是当时上海的大学生。寒暄几句以后，我就同他谈一些莫斯科文艺界的情况，以及肖二说的希望鲁迅先生能到国外去走一走。
他说："你是在国际作家协会工作吗？"
我说："不，我是青年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不过我喜欢到国际作家协会去跑跑。"
这次的见面，在我的印象里，是觉得他表情冷淡。我想这也难怪，因为我没有什么证明文件可以证明我是从莫斯科来的，他可能有点怀疑。但是我最后还是表示我同他见面的目的，是希望他转告中央当局，我正在很焦急地等着接头，希望快一些。
"我只能写信给他们，但又绝对禁止我直接到通讯处去找人，困难就在这里……"这次会面就这样结束了。
【黄药眠（1903—1987），广东梅州人。诗人、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教育家。1925年毕业于广东大学，后加盟“创造社”，1929年在苏联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任翻译，1933年回国，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国际新闻社总编辑、“文协”桂林分会秘书长、“文协”香港分会主席、《光明报》主编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著有诗集《黄花岗上》《桂林底撤退》，小说《淡紫色之夜》，散文集《美丽的黑海》，文艺论集《论诗》《论约瑟夫的外套》《初学集》《迎新集》等，口述自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