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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脱胎于西汉中后期，自东汉以来逐步壮大，并垄断中央和地方政权，刘姓皇族对士族采取既合作又制约的策略。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中原混战，诸侯割据，一大批有实力的军阀成为政治舞台新的主角，经过几十年的兼并战争，形成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

但士族集团历经数百年发展，牢牢把持地方基层政治和社会资源，不管是曹操、刘备还是孙权都必须依靠这些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

所以说三国时代权力架构最明显的特点是军阀家族与士族合作共治。

然而有利益划分就会有矛盾，曹刘孙三家采取不同的策略予以应对。

曹操使曹氏、夏侯氏宗族成员掌握军队领导权，以此作为曹魏政权基石，同时推行唯才是举，提拔寒族人士为官，以此制约中原士族。

刘备依靠个人声望和魅力，打着复兴汉室的旗号，裹挟益州本土士族跟随其号角前行，刘备病死白帝城后，诸葛亮为了掌控权柄，不得不六出祁山，实践着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

而孙权则依靠侨姓江北大族，与江东本土士族玩起分权制衡的游戏。

然而最终的结果无一不宣告失败。

魏国方面，随着曹操等曹氏宗族创一代的老去，以及曹丕、曹叡等二代三代的早逝，曹氏政权逐渐被士族侵蚀，最终司马懿在士族集团支持下发动高平陵政变，一举夺取曹魏政权。

而蜀汉方面，随着刘备、诸葛亮等老一代创业骨干的凋零，益州本土士族逐渐掌控话语权，由讨伐中原的积极战略转为自守，最终被魏国吞并。

而孙权家族作为侨居江东的外姓家族，既不似曹操与中原士族在北方共生共长，也没有刘备的刘姓皇族身份的天生政治血统优势。

所以孙权家族与江东本土士族的斗争是最复杂血腥的，并成为东吴政权与生俱来的顽疾，最终酿成一系列宫廷政治惨案。

而随着孙氏政权被司马氏吞并，也宣告士族集团在与地方军阀家族的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关于孙权与江东士族的爱恨情仇还要追溯到其父亲孙坚这一代。

孙氏世代本在吴地富春做官。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孙坚响应东汉政府号召，北上淮泗招募士兵前往镇压，此后，孙坚征战中原，并追随袁术讨伐各地诸侯。

在多年的征战岁月中，孙坚带去的江东子弟业已凋零，与江东豪族的关系断绝，取而代之的是以程普、黄盖、韩当等淮泗军功集团。

而孙坚性情刚猛，经过常年的战争洗礼，他信奉武力和军队才是乱世立足的法宝。

不久孙坚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逼死荆州刺史王睿，二是杀掉南阳太守张咨，起因都是粮饷军资未能满足其要求。

王、张二人不仅是朝廷任命的封疆大吏，还是世家大族，孙坚这一粗暴且不讲规矩的行为让孙家上了士族集团的黑名单。

192年，孙坚被荆州牧刘表的部将黄祖设伏杀死，其子孙策成为孙氏家族二代领袖，孙策具备其父刚毅勇猛，杀伐果断的特点，但同时也继承了过刚易折，行事粗放的缺陷。

195年，孙策从袁术那里借了千余兵马攻取江东，同时跟随孙策的还有周瑜、张昭等江北外来士族以及程普、黄盖等元老军功集团。

孙策“鸠占鹊巢”的举动，遭到江东士族的强烈抵制。

毕竟利益和资源一共就这么多，你孙策一个外来势力不仅要凌驾于自己之上还要拿走权力，这是万万不可以的！

当时的江东本土士族主要以顾、陆、朱、张等吴郡四大家族为首，其次还有全、虞、魏、孔等中高层士族等。

面对这些南方士族的抵抗，孙策采取的策略是“平定吴会，诛其英豪。”

在平定江东的过程中，孙策大开杀戒，进行了残酷血腥的镇压，一大批世家遭到清洗，最典型的是斩杀吴郡四大家族之一的庐江太守陆康。

199年左右，孙策平定江东六郡，坐稳江东霸主的宝座，但同时，江东本土士族与孙氏家族的关系彻底闹僵，看似稳固的孙氏政权内部暗流涌动。

当时曹操首席军师郭嘉一针见血的指出：

“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雄豪杰，能得人死力者……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

最终孙策为自己的铁腕付出了沉重代价，200年，孙策被江东被杀士族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刺杀。

就这样，年仅十八岁，既无军功也无资历的孙权接过长兄的指挥棒，坐上了江东之主的宝座。

此时的孙权用坐在火山口上形容也不为过，孙策倒台后，江东很多州郡扯旗造反，朝堂之上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北方的曹操亦虎视眈眈。

孙权虽然年轻，但长期的战争和宫闱暗战让他变得老成持重，他很清楚父兄之死就是刚猛有余，未能协调各方利益，所以自己必须吸取教训。

当时的江东主要分为两派，一个是周瑜、张昭及程、韩、黄为首的江北外来势力，另一派就是江东本土豪族。

面对虎狼环伺的环境，孙权一面安抚周瑜等老臣，继续任命其为大都督掌管军队，另一面努力弥合与江东本土世家大族的关系，广泛任用世家子弟为官。

比如与孙氏有血海深仇的陆逊就是在孙权上任之后被招进幕府，此后还将孙策之女嫁给他。

此外，孙权还招纳鲁肃、诸葛瑾、步骘等外来士族，以平衡本土士族的势力。

孙权正是通过恩威并施，协调制衡的手段，才坐稳了江东霸主的位置。

孙权能够安稳执政的根基在于江北客居士族与江东本土士族互相制约，两条腿走路。两方势力必须保持绝对平衡，或者江北势力压过本土势力一头，否则孙氏政权很难维持。

208年，孙权迎来人生第一次执政危机。曹操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对外号称八十万，意图吞并东吴，统一全国。

作为一代枭雄，曹操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多年的情报信息，判断出孙氏家族在江东统治根基不牢。

于是在南征的檄文中，曹操明确提出凡投降者皆赐予高官厚禄的诱人条件，以此对南方士族加以笼络。

曹操这一招分化瓦解非常高明，当檄文一到瞬间在江东朝堂引起轩然大波，投降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因为江东士族想保住既得利益，所以他们害怕打仗，如果不流一滴血就能保住现有的一切，无必要死磕到底，至于主公姓曹还是姓孙其实无所谓。

不仅仅是江东本土士族这么想，就连张昭这样的文臣首脑也建议投降。

投降派的想法让孙权为难，大臣们投降照样身居高位，享受荣华富贵，但江东之主可就不一样了，能不能苟全性命都难说。

危机时刻，江北集团两大年轻骨干周瑜和鲁肃挺身而出，他们同军功元老坚定的站在孙权一边，主张战斗到底。

在以江北势力为主导的军队支持下，孙权联合刘备在赤壁与曹操展开决战，并取得大胜。

赤壁之战对于孙权来说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还意味挺过政治难关，孙氏家族与江北集团巩固了在江东的地位，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孙权和江北士族牢牢控制江东话语权。

然而，江北士族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即作为外来客居者，在江东纯粹是无根浮萍，经不起时间考验。

随着三足鼎立的形成和时间推移，江北老派势力逐渐老去凋零，而江东本土士族势力则稳步扩大。

220年曹丕篡汉后，江东士族已经在斗争中占据了上风，江北集团只能负隅顽抗。

比如军方领袖大都督一职，最开始由周瑜担任，之后是鲁肃，然后是吕蒙，到第四任则是吴郡四大家族代表陆逊。

221年东吴与蜀国爆发夷陵之战，228年与魏国发生石亭之战，两场事关东吴国运的战争都以其胜利告终，前者大破蜀汉，逼死刘备于白帝城，后者重创曹魏，促使孙权称帝。

不过这两场大战的指挥棒却掌握在江东士族手中，夷陵之战让年轻的陆逊一战成名，石亭之战中，主要指挥者除了陆逊，另外两位将领朱恒、全琮皆来自吴郡四大家族。

朝廷方面，张昭死后，顾雍成为文臣首脑，顾雍同样是吴郡四大家族，由此可见，以四大家族为首的江东士族已完成对东吴政权的掌控。

这些世家大族组成了极为庞大的关系网，势力盘根错节，对孙权构成严峻威胁。

最典型的就是军队部曲化。部曲制是东汉时期独特的军事制度，前文说过，东汉政权是刘姓皇族与地主豪强建立的联合政权。

这些豪强控制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为了保卫领地和财产，豪强们建田庄，蓄养流民建立私人军队。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盗贼遍地，部曲制进一步加强，逐渐形成以地方宗族为核心，杂糅宾客、乡党及流民的庞大武装集团，他们建坞自保，称霸一方。

三国时期，部曲制在魏蜀吴均存在，但情况有所不同。

在魏国，曹操及其宗族控制大部分兵力，再加上曹操大搞屯田，吸引流民，使得士族武装很难与曹魏政府相抗衡，蜀汉的部曲经过刘备刘璋益州之战和汉中之战亦被大幅削弱。

相较于魏蜀，东吴的部曲最特殊最难搞，孙氏家族是外来势力，底子薄根基弱，孙权对本地士族基本上以拉拢为主，再加上江东本土未遭受战火，本地豪强士族得以不断壮大。

随着江北势力的老去，江东军队私有化不断加剧，以至于士族的军队只能由同宗族的人世袭，外族被排斥，哪怕是孙权都不可以。

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孙权下属的下属，孙权命令不了，孙权想调兵必须将下面这几个大士族协调明白，士族们想打才能打。

各大豪族的出发点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而忽视了国家，所以就导致东吴防守有余，进攻不足。

因为外族打过来了都得玩完，必须拼死抵抗，不为国家，只为自己，至于进攻别的国家想都别想，放着好日子不过，谁去外面流血牺牲！

这也就解释了魏将张辽为什么以八百死士击退孙权十万大军，主要是东吴部曲军队出工不出力，磨得孙权没招只能南撤，以至于被后世调侃为“孙十万”。

然而谁又能理解孙权的苦衷？面对江东士族的尾大不掉，孙权看在眼里，他必须出手打压这些本土士族，以此稳固政局。

孙权最初的策略是从吏治考核入手，由于朝堂上多是吴会豪门子弟，224年，孙权提拔暨艳为选曹尚书负责官吏考核。

有意思的是，暨艳出身吴郡，推荐他的张温出自吴郡四大家族，暨艳之所以背弃士族投靠孙权，可能是想在仕途上孤注一掷。

为了贯彻孙权的意志，暨艳一上来就推行声势浩大的官吏考察，暨艳的措施非常严厉，考察称职的不到十分之一，对此暨艳毫不手软，全部降级罢官。

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东吴官场就像一个庞大的蜘蛛网，稍有动作就会引发大变故，何况牵扯这么多人，这些宗族子弟背后的关系强臣集体向孙权施压。

最终孙权顶不住压力，选择妥协，将所有责任推给暨艳，暨艳被迫在狱中自杀，而豪族子弟纷纷被官复原职，孙权的吏治改革就这样草草收场。

不过孙权并不甘心，几年后又任命自己的亲信吕壹为中书令，负责整顿吏治。

吕壹执法严酷，善于玩弄权术，倚仗孙权的信任，开始借察纠贪腐之名，甚至不惜罗织罪名，无中生有，对朝廷大臣进行迫害，甚至丞相顾雍、左将军朱据都被诬陷下狱。

但孙权如此放任吕壹，不仅本地士族怨声载道，就连外来朝臣都看不过去了，步骘多次上疏，请求孙权醒悟。

最后孙权迫于压力，只能重新调查，最终发现朱据贪污军饷确实被冤枉。

于是众臣纷纷弹劾吕壹，孙权只能故技重施，把吕壹推出去当改革替罪羊，将其诛杀，至此孙权通过吏治改革打压士族的想法宣告失败。

但好在吕壹之死换来了东吴朝廷五年太平，江东集团与孙权的矛盾得到缓解。

然而这五年却成为东吴朝廷最后的安宁，241年，东吴发生了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年仅三十二岁的太子孙登病逝。

孙登是孙权的长子，此前当了二十年的吴世子和太子，如今竟英年早逝。当然，不仅是孙登，除了蜀汉刘禅，魏吴的二代们都陷入短命的怪圈。

魏文帝曹丕四十而死，其子明帝曹叡仅活了三十六岁，似乎冥冥之中天注定。

而孙登担任太子期间，孙权为其精心挑选四位辅政大臣，分别是诸葛恪、张休、顾谭和陈表。

其中诸葛恪是诸葛瑾的儿子，张休是张昭之子，顾谭是顾雍之子，陈表则是陈武的儿子，除了顾谭出自江东本土士族，其余均为江北集团，同时张昭家族与江东本土士族暗通款曲。

总体上，两大集团势力势均力敌，可以说，孙权将帝王心术和分权制衡发挥的淋漓尽致。

而孙登任太子多年，积累足够的威望，有能力居中制衡，这样一来孙氏政权依然安若泰山。

然而孙登死后，孙权的儿子中再没有人能把两派势力糅合在一起。很快各方势力为了夺权开始推出自己的人选。

江东士族凭借强势地位促使孙权立亲江东派的孙和当太子。

只是孙权哪肯轻易就范，不久把另一个儿子孙霸封为鲁王，并拥有跟太子一样的待遇，江北外族势力纷纷聚集在其身边，由此掀开了长达八年的南鲁党争。

而孙权为了维持统治和平衡，不惜把两个儿子推上权力祭坛，深刻解释了什么是最是无情帝王家。

然而就在两派斗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孙权于250年突然出手，以雷霆之势废掉孙和的太子之位，赐死鲁王孙霸，两宫党羽很多被杀头流放。

尤其是江东派系损失惨重，就连陆逊都忧郁离世，不久孙权立无党无派，年仅七岁的小儿子孙亮为太子，至此孙权用两个儿子作为代价，再次平衡了两派势力。

而孙权之所以大开杀戒主要是因为一年前魏国士族领袖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一举废掉大将军曹爽，掌控曹魏政权。

司马懿的暴起着实给孙权吓了一跳，因为南鲁之争本质上与魏国宗室和司马懿等士族的斗争是一样的，孙权不希望高平陵政变在江东重演，所以仓促出手。

终结南鲁之争对于孙权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方面是孙权与士族博弈几十年，取得了暂时性胜利。

坏的是孙亮年幼，主少国疑，再加上没有派系背景，孙亮继位后朝廷陷入更加动荡的局面，从此东吴政权不断走向衰落，最终被司马氏政权吞并。

当然，后世评议孙权晚年糊涂，昏招迭出，可实际上孙权从始至终保持政治清醒。

看似昏庸的操作，完全是维护统治的无奈反击，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换谁上去都不会比他更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