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27年秋离开梅县，经汕头到上海。中间经过出国、回国、坐牢，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时已经十年多了。1939年秋天，湘北的日本人没有动静，看样子短期间不会发动进攻。卧病在床的母亲我便想趁这个机会回去看看。生活是艰苦的，我只有从桂林到梅县的往返路费及在家呆一个星期的生活费。
由桂林乘火车到衡阳，一天多就到了。
在曲江有个留东同学会，我就跑到那里去寄宿。我在那里有不少同乡的老同学。当时余森文同志在广东省做省国民党书记长，还有一个广西女作家黄波拉（又名欧渣），她是在桂林由黄白薇大姐介绍认识的，据说她是诗人，我也没有读过她的大作，我猜想她是黄绍雄的侄女。那时像她这样的人，只要写一二篇短文章，就会有人出来捧她，主要因为她是一个女人。
在留东同学会见面的时候，我同她开玩笑说："跟我一道回梅县去看看吧！"
不料她听到这话以后，非常高兴："你真的要我同去吗？我去，我去！"她这样爽快地答应，使我很窘，我身上没有余钱，梅县亦无片瓦，老母亲在病床上呻吟，怎能把她带回梅县去呢？后来我就只好找余森文，请他出面阻止她。
从韶关坐公共汽车（大卡车）到和平，记得那里高山矗立，河水莹澈，我想这里大概是岭南和岭东区的界线吧。第二天坐了一天车子到达兴宁。在曲江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李伯球同志在兴宁县做县长，我也去拜访了他，但听说下乡去了。第三天七点开车，十一点钟左右就到达了梅县车站。
我下了车，就急急忙忙奔向西门外的寄庐，那时城墙已经拆掉了，路已经加宽了。我找到从前住的地方，那个小巷子还在。在小巷子里碰见寄庐的中医大夫，我还依稀认得他的面容，他老了、憔悴了，看他身上穿的衣服，也有点陈旧快要破烂的样子。但是他可不认得我了。我1921年就离开这个寄庐，以后则是暑假、寒假偶然回来一次，此外就很少回来了。
走到大门口，吃了一惊，大门锁着，我使劲把门推开，从门缝里看见从前所种的几十盆福建的素心兰还照样茂盛，叶子碧绿。看见它，就好像看见了几十年不见的亲人。
我回头走向小巷口，又碰见那个医生，我问他寄庐的人搬到哪里去了？
他回答说："为躲敌机轰炸，疏散到乡下去了吧？详情不清楚。"
我突然想起这个医生姓王，就问他："王医生，你还认得我吗？"
他注视了我一下，说："面孔看来好像很熟，但怎样也想不起来了。"
我就自我介绍说："我是这寄庐家主人的孩子，现在从外地回来的。你还好吧？"
他看着我"啊"了一声，口唇微微蠕动。
我没有心情再同他细谈了，就举手向他告别。急奔状元桥黄家去。
一路走，看到马路加宽了，店铺也比较整齐了，从前的梅溪大老爷的庙也已经拆掉了，这里换上了梅江大铁桥，其规模不小，我想，珠江还没有大铁桥呢，或者已经有了，我还没有看见过。从大铁桥底下，沿河的小路，一边是家庭住宅，一边是种菜蔬的园地，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状元桥边，还是那几间小饭馆和卖零碎东西的小店。桥对面的东山中学门口的木棉树，可长得高多了。已经是五月多了，美丽的木棉花早已凋谢，但枝叶青绿，还有春天的痕迹。
我从"余居"那个小门进去，一进门就碰见黄涵苏，他一怔，好像完全没有预想到我在这个时候会回来，过了一会儿才叫我一声"恍哥"。我问他："母亲在哪里？"他说："她睡在原来四哥住的那个房间里。你先进去吧，我就来。"我直奔母亲的房间。
我进去的时候，房间里光线很暗，她面朝里面侧身睡着。
我叫了一声："妈！"她没有动。我想，也许她睡着了，但当我想回身走出来的时候，她才翻转面看了我一看，然后又转过身来向我上下瞧了一下，大概这时她认出我来了。
"啊！……是你回来看我了！真想不……你……"两只眼睛流下了眼泪。
这时，我也有些着急，不知要找什么话来同她说，最后只好嗫嚅着说："是的，我是回来看你的！"
"啊！真是难为你……不是听说外头很乱吗？莫非因为外头很乱，你才想起了家？"
我说："不，我是特地回来看你的，不是听说你生病了吗？"
"那就更要感谢你了！"
"妈，你究竟是生的什么病？让我找温度表替你量量体温吧！"
她固执地说："我不要，我不要！那个温度表量来量去，也量不好我的病，我不要那个温度表。你先坐下来，让我看看你吧！"
我坐下来以后，她转过身来朝着我上下看了又看，然后叹息一声说："你知道你像个什么人吗？你在外头呆了十几年，回家的时候，连一条长裤都没有，就是穿这一条短裤，就好像在外面打流浪的人似的。"说完了她就眼泪扑簌扑簌地流。
"妈，你用不着难过，我在外头也混得蛮好嘛！"
"蛮好，你人在我面前，还能骗得过我的眼睛吗？上个月你那个同学钦文回来，来看过我，穿得衣冠齐整，满面红光。他有心连他的新娶的妻子也带来看我，长裙革履，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从外头回来的人，哪像你这样寒碜？你瞧，你两鬓斑白，可是老婆还没有找到一个。我看见你，心里又是高兴又是难过，谁像你……平常人说，穷书生回家，'两袖清风，一挑行李'，我看你连两袖清风也没有，穿的就是短袖衫；一挑行李也还不够一挑。"
她说着说着，后来，慢慢平静一些了，我才想法安慰她说："你儿子在外头也混得不错，虽然是短衫短裤，因为是夏天嘛，贪图凉快，难道真的一条裤子都买不起吗？"
这时黄涵苏进来了，问我"你吃过午饭吗？"我说"还早呢。"他说："不早了！就叫春妹做饭随便吃一点吧！"
从房子里出来，我就拉着涵苏问他："妈妈究竟什么病呀？"
他说："医生说是老年期的肺结核病。"
"用了什么药医治呢？"
"医生说，她年纪这样大了，这样的病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就让她多买点营养的东西吃吃吧。早上让她吃牛奶吃鸡蛋，她胃口不好又不能吃，有时买得到白鸽子，就炖汤给她吃，她也吃得很少。"
"那她每天吃饭怎么办？"
他说："平常只有妈妈同春妹一道吃，我是上农校去吃，中午一般不回家吃饭，晚上也不一定回来。"
我说："我在家里只能住一个星期至十天，也不会住长的。以后我的伙食就寄到一个堂兄家里去吃吧。还有枯桐住在什么地方，这样远回来也得去拜访他。"
于是约好了涵苏明天在农校请假，并约同希庸之子黄其常吃完早饭一道去。涵苏还告诉我那地方离城有十多里地，当天回来你不会累吧？
我说："不会！"同时就告诉了妈妈明天去看枯桐。
第二天，我们上午七点半就动身，沿途是乡下地方，到处是田野树木。到了那里才知道枯桐就住在古律师的家里。他特别挑一个离城远一点的地方，怕敌机轰炸。枯桐很客气，说："离家这么久了，回来看看妈妈也好。"此外就没有别的好谈了。我倒是同他的妻子﹣﹣我的嫂嫂谈了一些当时在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的情形。
他们杀鸡款待我们吃了一顿，就动身回城了。我还特别到我妈交待我要去看的几位老先生那里。吃完晚饭我又到母亲房里去看她。她就打转身来对我说："你坐下来，我同你谈谈正经事……,本来我生病每天都是昏昏沉沉地睡，什么事情都糊里糊涂的，也记不起来。可是自从你回来以后，我就老是不想睡，想起了许多事情。"
我说："妈妈，你不要操心，我不是没有办法……"
".…不，你先听我说，"连咳几声，才又继续说，"我想了半天，我劝你既然回来了，就不要再出去了，我看你也快40岁了，在家里挑一个合适的女子结婚算了。结婚的钱，我还可以提供你一些，可是结婚以后的生活，就要你们自己了，妈妈顾不了这许多了。"说着又咳了几声，"……你好好地把妈妈的意思想一想吧！"
"我的结婚问题，请妈妈不要去考虑了。在外头娶亲既不花钱又容易，在梅县这里，以我这样的情况是肯定不会有人找我做女婿的，既没有钱，又没有地位；还有，在家里娶亲要请客，何必花这么多钱自己来背一身债呢？我的朋友都在外头，这里是死水角，一般人眼光浅，看不到远处。总之，我不愿意留下来在家里娶亲，托累妈妈一身债，你如果还有些零钱，那就留下来吧，供应涵苏上学读书吧！"
"唉，还说送他去读书，送一个出去读书，就走一个不回来，还能构成一个家吗？"
"妈年纪大了又有病，不要去想这许多事情，我们自己会解决的。三年以后，我准备带一个顶漂亮的妻子回来给你看。"
"唉，三年以后，我早就死了，看不见了！"说到这里，她就不说了。
我看见她闭口不说了，就说："妈，你安睡吧，以后的事情就不去想了，想多了又睡不着。"
她流了几滴眼泪，闭着嘴，凝视了我一下，大概她知道她的话我不会听了，也就不说了。
一天下午，我正闲着没有事，突然听见门口路上有卖唱者经过，我心里一动，好久没有听梅县故乡人唱歌了，就出去引他进来，在大厅子里找张凳子给他坐下，要他唱一首歌。唱的什么，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唱的是一个短篇的叙事诗，讲两个青年男女恋爱的故事。当他拉起二胡唱起来的时候，家里的一些伯母、叔母都各人拿着一张凳子坐在歌唱者的周围听。
他唱的，我听起来很有味，记得其中两句："垂柳尚有春归日，人老何时到少年？"我当时就感觉到他用通俗易晓的人民的口语，表达了深长的意味。
歌唱者大概唱了半个多钟头就结束，我牵引着他把这个唱歌的盲人送出门外。这时，我又突然想起陆游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街都唱蔡中郎"。
可没有料到我这次请盲人唱歌的事，惹得我妈很生气。我晚上去看她的时候，她艰难地对我说："你怕有钱没有地方花吗？还请人进屋里来唱歌给大家听。"
"是我喜欢听这个盲翁唱的歌，出门久了，喜欢听听乡音，只花几毛钱，也算不得什么，难道你的儿子连几毛钱都出不起吗？这不是请来给人家听，是给我自己听，你不要为这些小事伤心吧！"
我回到我住的房间里，不久，春妹就送来一碗炖鹌鹑给我吃，说是妈妈交待她送来的。
我说："妈妈有病，应该她吃呀！"
"妈妈说她不要，要给你吃。"
我又把鹌鹑送到妈妈房子里去，劝她吃。但她固执地不要，她说："我就是天天吃这个东西，也医不好我的病了，你看你那个样子，瘦得这样，我看见你吃，我就心安。"
结果还是我把这碗炖鹌鹑吃掉了。但心里有很深的感触，母亲对于儿女的爱，是固执的，是无条件的，是永远抱着牺牲自己的精神的。
这样我在家里大概呆了一个星期。临走之前，我对妈妈说了许多安慰的话，但她只是流眼泪。
要走那天，我还到她房里去看她，又抚慰她几句，她还想要人扶她起来送我。我坚决按着她，不让她起来，说："你不要着凉了。"
可是当我爬上那个载货的卡车，车顶上的油布盖起来的时候，我闻到一股气味，就恶心想吐，而且头晕，我说"不好",这样的情况支持不住两天的汽车路程，所以我就跳下来了，向车主人道歉，说："我今天不去了！"又回到家。
当我再看见母亲的时候，她很高兴，对我说："我知道你不会走的，会回来的，我昨天一夜都做着梦，还梦见着你小时候的情景。"
我说："我不是不走，是因为有点小毛病，过两天再走。妈妈，你不要太高兴太激动了。"
这时我心里真是七上八下打鼓，万一病下来，走不了，路费又花光了，怎么办呢？急忙把袋子里的感冒药吞下去，立刻爬上床，和衣盖着毯子就睡了。真是多谢上天有灵，睡了一觉，出了一身汗，果然头晕就好了。我抬起脚来试试看，也好了。于是我又告诉母亲，再去接头车子。
幸好，这次接头正碰上孙城曾夫妇要由梅县到曲江，而且车头还可以腾出一个座位给我。我很高兴，这就是坐头等卧车了。
第三天早晨，我就坐上汽车离开了故乡。
到了曲江，因为天气渐渐热了，我就不到留东同学会去了。到和尚的浮桥旁边，租了一条小船睡觉。船上第一风凉，第二干净，第三没有蚊子。
黄波拉听说我要住到船上去，就要送我上船。到了船上，又东拉西扯聊了半天。最后我同她说，"坐了两天的车累了，还有许多话让我明天再来告诉你吧，现在让我先睡觉休息吧"。这样，她才告辞离船跨上浮桥，我目送着她的身影在浮桥上消逝。
我回到船上，心里想，妈妈在为我娶亲的事担心，这里不是随便可以找到一个吗？
坐了两天大卡车，使我感觉很困。躺下以后，又思绪纷呈，想这想那，好久都不能人睡。首先是想到我的母亲，她很辛苦的培养自己的儿子，当她把孩子培养大以后，根据老习惯，她以为现在可以享点老福，让儿子来养自己了。可是他却出外一去不还了。有个时期三年两载都没有一点消息，那个时候，白色恐怖厉害，虽然没有人告诉她我已经被捕了，但难道不会听到一些风声，因而惶恐不安吗？
据我所知，我在中学里头的同学，有个叫杨广存的，他不是被北洋军阀处死了吗？又如在"四·一二"事变的时候，我有些同事或朋友，不是被迫害者用麻袋一包，送到海滩上，由五六个人用刺刀刺死了吗？还有同学邓其通，"四·一二"事变以后，不知什么缘故，被广东军阀陈济棠抓去处死了。特别令人怀念的是中学时候的一个同学林觉，他在香港被捕，押送回广州，他知道死刑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把狱中出生的孩子托朋友带回给他在梅县的母亲，同时一连写好很多封给母亲的信，签上字，然后托朋友每年发一封给妈妈。这样当然可以骗取妈妈的信任，但一个老太太，怎样去把一个初生的婴儿抚养成人呢？这期间不是有多少的哀叹、啜泣和怀念吗？而且所有的信都发完了，以后又怎么办呢？
当我们祖国日益贫穷、日益衰落的时候，多少母亲为着她的儿子的命运而悲伤、掩泣？
所以在许多母亲中，我的母亲还算是遭遇比较好的，至少她的儿子还活着，还能够回来看看她。总比那些儿子已在刑场上牺牲，而母亲还在乡下望穿双眼地期待着儿子回来要好多了。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侵略者到处挥舞屠刀，烧杀抢掠，有的全家被杀光，有的全市被杀光的，东北的同胞，失去了自己的家乡，只好到处流。
总之，有国才有家，亲爱的祖国正在受难，我们能够不起来为维护自己的这个伟大的母亲而奋斗吗？
【黄药眠（1903—1987），广东梅州人。诗人、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教育家。1925年毕业于广东大学，后加盟“创造社”，1929年在苏联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任翻译，1933年回国，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国际新闻社总编辑、“文协”桂林分会秘书长、“文协”香港分会主席、《光明报》主编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著有诗集《黄花岗上》《桂林底撤退》，小说《淡紫色之夜》，散文集《美丽的黑海》，文艺论集《论诗》《论约瑟夫的外套》《初学集》《迎新集》等，口述自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
